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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水浒传》的悲剧历史底蕴

——从梁山泊与祝家庄、曾头市的同构关系说起

侯会


《水浒传》(注:本文提及《水浒传》,悉指万历三十八年(1610)杭州容与堂本。)留给人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贯穿全书、无比鲜明的爱憎立场。这种朴素的情感立场与某些现代社会学分析一拍即合,人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结论:这是一部反映农民阶级奋起反抗封建统治及异族侵略的宏篇巨制,是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诗篇。一般认为,在这部“提振侠风、崇尚武德”(注:定一《小说丛话》,载《新小说》一、二卷(1903)。)的说部大作中,各派武装力量阵线分明: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义军高举反抗大旗,代表了广大农民、市民的利益,可视为革命阵营;而对立阵营除了中央及地方官军,还包括祝家庄、曾头市等民间豪强武装。在前70回中,真正的恶战正是在梁山与祝家庄、曾头市等豪强武装间展开的。义军领袖晁天王也死于曾头市,双方可谓仇深恨重、不共戴天。然而换一个角度审视,人们发现梁山好汉与祝、曾武装之间又有着某些共性。如从社会地位来看,双方都是不受官府钤辖的民间武装,与作为国家机器的官府正规军迥然有别。而从领导人的社会身份、基层人员的成分构成以及对待朝廷的政治态度上看,双方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无论梁山武装还是祝、曾集团,其领军人物都非一般的贫苦农民。祝朝奉、曾长者固然是称霸一方的地主豪强,晁盖、宋江又何尝不是拥有庄园的财主富户?晁、宋而外,梁山领导层中的庄主、员外也还大有人在,草草算来,就有史进、李应、柴进、卢俊义、孔明、孔亮、穆春、穆弘……

其次,双方队伍的人员构成,也颇为一致。水泊中的喽罗们,多为破产无依的农夫舟子、市井游民。而祝、曾武装的基本成员,也以庄农佃户为主;其农民成分的比例,甚至比梁山武装还要高些。

复次,双方对待统治集团的态度,其实也很近似。表面上看,梁山武装高揭“替天行道”的大旗,公然与官府作对;祝、曾则是配合官军拱卫封建政权的民间别动队。然而细较起来,似乎又非如此:祝、曾固然与梁山叛逆不共戴天,但其与地方官府的联系却又难说紧密。祝家庄与梁山三番大战,近在咫尺的郓州官军竟未发一兵一卒施以援手;而祝家庄活捉了梁山好汉,也并不打算与郓州官府共享胜利果实,而是径直“解上东京去请功”(注:《水浒传》第五十回,孙立也说过“他日拿了宋江一并解上东京去”的话。)(第四十八回)。同样,曾头市对待官府的态度,也是若即若离、敬而远之。曾头市儿歌唱道:“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第六十回)曾家父子似乎也是超越地方州县,直接对东京“赵官家”负责的。

反观梁山武装,其挑战封建统治的立场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无论晁盖还是宋江,与官府的联系都较祝、曾更为紧密。晁盖劫取生辰纲走漏风声,先有县里押司为之报信,又有县中都头为之掩护放行,其官场“关系网”之数密,徒令祝、曾瞠乎其后。而晁盖等在蓼儿洼与缉捕官军周旋,阮氏兄弟操桨高唱“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第十九回),更是直接表露了对封建皇帝的耿耿忠心。至于宋江,他本人便是官府小吏,落草时几经周折、极不情愿;上山后又百计谋求招安,终于将一支“替天行道”的民间武装,“提升”为镇压反叛的官府正规军;宋江自己也成为朝廷命官,一了忠君保国的夙愿。总之,梁山武装首领“身在江湖、心悬魏阙”,始终未能割断与统治者息息相通的精神脐带;在拥戴皇权的道路上,走得比祝、曾集团更远。准此,我们尚不能遽下判断,认定梁山好汉代表农民大众,而祝、曾武装代表封建阶级。笔者以为,在历史层面上,双方大概都与宋代乡社民兵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

参照两宋历史来看,《水浒》中祝、曾武装的定位,应是乡社民兵。北宋年间,乡社民兵因保甲制的推行而遍及宇内;南渡之际,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忠义民兵,则又成为一股重要的民间抗金力量。《宋史·兵志》以三卷篇幅介绍了两宋乡兵之制。乡兵即乡社民兵,系从农户中选择丁壮,团结训练。其特色是“寓兵于农”、“不去乡里”、就地校阅。如此既能增强治安及国防力量,又省去国家“储廪”之费。推行保甲乡兵之制,也便成为北宋熙宁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按保甲法规定,乡村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负责组织、训练事宜。不过统治者对武器握于百姓之手终怀疑惧,故在校阅之后,所用军械“悉送上官,仍立禁约”。而乡兵的最终职责,仍不过是“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注:《宋史》卷一九二“兵”六“乡兵”三。)。

对照小说描写,祝氏武装正是典型的乡社民兵组织。其“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规模恰合一“都保”建制(注:按下文中又说“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并谓“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车马人等”(第四十七回),与前面的叙述矛盾,应系作者失于照应所致。又第六十回曾头市的兵马规模,也有夸大之嫌。);而祝朝奉父子便是名副其实的“都保正”了。此外,庄内“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客店里也“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器械上都编着字号”,以防流失(第四十六回)。戒备森严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范“他那里贼人(指梁山泊——笔者)来借粮”。从庄丁亦农亦兵的身份,到武器的严格管理,直至保境御贼的动机,祝家庄武装与保甲乡兵之制十分吻合。而曾头市的情况也大致相埒,只是规模还要大些,“共有三千余家”,“聚集着五七千人马”(第六十回)。

不过较之北宋乡兵,祝、曾武装的训练方式一改聚散有时、农闲校阅的旧章,一变而为据险筑寨、戒备森严的高度军事化保聚。这一点,则更像两宋之际的“忠义民兵”。熙宋保甲法在制订与贯彻过程中,不断受到朝中反对派的质疑与攻讦;其在民间的施行效果,也未能尽如人意。不过半个世纪后,随着金人入寇、宋室播迁,失去官府庇护的广大城乡民众(尤其是农民)不得不拿起武器、团聚自保;乡社保甲刚好为此提供了现成的组织模式。当此之时,各路民兵纷纷打出以抗金为号召的“忠义巡社”旗号,于山川险要处建立“忠义山水砦”(注:关于忠义民兵的情况,可参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而忠义民兵与“水浒”故事的关系,现代学者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张政烺(《宋江考》)、华山(《水浒传和宋史》)、王利器(《水浒中的真人真事》)、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和艺术》)等都有论述,可以参看。)。他们名义上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然而却因地方官府的瘫痪,很难与赵宋政权建立起实质性的统辖关系;因而这种联系也只能是名义上的、若即若离的、十分脆弱的。小说中祝、曾集团与地方官府的疏离状态,正可作如是解。

其实,与祝、曾武装形同水火的梁山武装,也带有乡社民兵的明显胎迹。如梁山开山领袖晁盖的原始身份,正是“保正”。他曾勇夺石塔,惠及乡里;在东溪村内也是个一呼百诺、“为众所服”的人物。尽管小说没有直接描述他组织乡社、校阅民兵的情况,但在宋代,那是“保正”责无旁贷的职责。梁山第二代领袖宋江身上,同样带有民兵领袖的印迹。在某种早期《水浒》版本“吴读本”(注:“吴读本”是明人吴从先读过的一个《水浒》古本,已佚,唯存信息于吴氏《小窗自纪·读水浒传》一文中。该本内容与今本多有不同,如宋江身份、起义时间及梁山泊所在位置等等。)中,宋江的身份不是押司,而是亭长。亭长属乡官,《通典》谓“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汉亭及官皆依秦制。后汉亭有亭长,主禁盗贼。……宋制同秦汉”(注:按引文中的“宋”系指刘宋。《宋书》卷四○:“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乡有乡佑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亭长之制至赵宋已亡,吴读本所谓“亭长”,当是借为保正的代称。二者一“主禁盗贼”,一“以捕盗贼相保任”(注:《宋史》卷一九二“兵”六。),名异实同,宋亭长实即宋保正。

宋江的民兵首领身份,还可从其“呼保义”绰号窥见。“保义”是保义郎的简称,原为宋代品级较低的武官职衔(注:据《说郛·趋朝事实·官品令》解释,小使臣共八阶,保义郎为第三阶。)。两宋之际,保义郎常被当做荣誉头衔授与忠义民兵头领。据《宋会要辑稿》载,靖康元年(1126),朝廷为鼓励乡民组织“忠义巡社”抗金自保,规定“若及千人以上,与借授保义郎;八百人以上,借授承节郎;五百人以上,借授承信郎”(注:《宋会要辑稿》第一七二册“兵”二。)。宋江的“呼保义”绰号,正是其民兵头领身份明白无误的标签。

此外,从小说“忠义水浒传”的全称以及梁山“忠义堂”的匾额,也可约略推断梁山好汉的民兵身份。早期《水浒传》的题署,无不在“水浒”前冠以“忠义”字样;某种版本还径以“忠义传”(而非“水浒传”)作为小说的简目(注:20世纪70年代,上海图书馆曾发现《水浒》残页两面,版心标目为“京本忠义传”。关于此本的情况,可参看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一文,载《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2期。刘世德、刘冬、欧阳健、李骞等学者对此作过深入的讨论。)。可知在某一时期的作者看来,“忠义”比“水浒”更切近小说主旨。而宋江坐上寨主交椅,第一件事便是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第六十回)。这里的“忠义”,显然不是关乎封建伦理的泛泛之词,而是与抗击金人侵略的“忠义”运动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吴读本”,便是一部以抗金为主题的早期《水浒》版本。而明初朱权的“水浒”戏《黑旋风仗义疏财》杂剧,也涉及抗金内容(注:明初宫廷戏剧家朱有燉的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第二折,李逵唱[红绣鞋]中有“莫不是大金家侵界境”等语。),反映了早期“水浒”故事面貌,衬托出梁山好汉的忠义民兵身份。

《水浒传》言及绿林豪杰,动称“强人”。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强人”即“强盗”;似乎宋江等人的“强盗”身份,在小说家笔下早已判定。殊不知“强人”的原始意义仍是乡社民兵。《宋史》记载的民兵名目,因地域、时期的不同而颇多歧异。如陕西民兵称“保毅”,河北称“忠顺”,河北、河东又称“强壮”;此外尚有“弓箭手”、“义勇”、“护塞”、“壮丁”、“弩手”、“枪手”、“蕃兵”、“保甲”、“砦兵”、“土豪”、“忠勇”、“忠义民兵”等种种异称。而在这一长串称呼中,“强人”、“强人弓手”之称赫然在焉:河北陕西强人、砦户、强人弓手,名号不一。咸平四年,募河北民谙契丹道路、勇锐可为间伺者充强人,置都头、指挥使。无事散处田野,寇至追集,给器甲、口粮、食钱,遣出塞偷斫贼垒。能斩首夺马者如赏格,虏获财畜皆畀之。(《宋史》卷一九○)

据此可知,“强人”原是河北、陕西地区为抗击契丹所设民兵组织专称,大约因强悍善战而得名(注:《宋史》中提及强人的卷帙,尚有卷一八七、一九一。后者详列治平二年陕西各路所募强人人数。)。据学者论证,两宋时期北方近边地区的乡兵“有相当的战斗力,甚至超过北宋的禁兵和南宋的屯驻大军”(注: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乡兵”条(王曾瑜撰)。)。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历史上“起河朔”、“官军莫敢撄其锋”(注:《宋史》卷三五三《张叔夜传》。)的宋江三十六人;不知这支精悍的小部队,是否有着“强人”的背景?至于“强人”名声渐坏,则很可能与官府的劝赏制度有关:其“能斩首夺马者如赏格,虏获财畜皆畀之”的特殊政策,很容易诱发无节制的抢劫与杀戮;果真如此,“强人”的名声也便与“强盗”相去不远了。然而无论如何,“强人”一称总比“强盗”来得顺耳;小说家选择这样一个中性字眼儿,其间蕴含的价值判断似乎是:民间更乐于将梁山武装定位于乡社民兵,而不愿以“强盗”厚诬英雄。——只是这样一来,小说中的“三打祝家庄”、“两攻曾头市”,也便成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因为从原初意义上理解,祝、曾民兵才是名副其实的“强人”武装。

啸聚水泊的“农民起义之师”,竟与祝、曾地主武装成了“一家人”,如此推论,岂非危言耸听?然而若从小说创作的素材层面看,双方的亲缘关系,竟又是不容怀疑的。笔者曾撰文考证,南宋初年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史料,对“水浒”故事的形成产生过深刻影响(注:参见拙文《水浒源流新探》,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其实,洞庭义军从武装团聚到揭竿起义,正经历了由“祝家庄”到“梁山泊”的曲折历程。

洞庭湖起义明显分为两个阶段。靖康二年(1127),钟相父子响应朝廷号召,组织了300人(一说500人)的忠义民兵(注:《宋会要辑稿》第一七六册称钟相“结集乡社”、组织“忠义民兵”。熊克《中兴小纪》卷七称钟相“乃结集为忠义民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称“(钟)相与其徒结为忠义民兵”;同书卷八五,洞庭义军领袖周伦也以“统管乡社水陆兵马”自居;岳珂《金陀续编》卷二五《鼎澧逸民叙述杨幺事迹》称钟相之子钟昂于靖康二年组织“勤王民兵三百人”,钟昂还“依格借补承信郎”。又正文概述钟、杨起义简况,亦主要依据这里所列文献记载。),参加邓州南道都总管司组织的勤王大军,前往南京(归德府)入卫王室。然而康王赵构对各路民兵心存疑惧,立脚才稳,便将各路民兵遣发回乡,命其放下刀枪、“各著生业”。钟氏民兵回到鼎州后,因见世事纷扰,百姓难以自存,仍旧团聚民兵,在天子冈建立寨栅武装自保,并得到官府的默许。此后,钟相民兵因不满地方官吏的逃跑主义行径,遂于建炎四年(1130)掩袭官军,树起义旗。不过钟相揭竿才40天便告失败。军贼流寇孔彦舟偷袭钟相天子冈大寨,钟相父子被俘身死,只有幼子钟子仪逃脱。是为起义第一阶段。不久,杨幺等人继承钟相余烈,在洞庭湖建造水寨,掀起更大规模的起义风暴,并坚持斗争达五年之久。是为起义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在武装保聚的第一阶段,钟相的身份基本上是忠义民兵,其天子冈根据地,应即建炎年间荆湖地区的“祝家庄”、“曾头市”。迤至杨幺领导的起义第二阶段,民间武装啸聚洞庭,公然打出反抗官府的大旗,于是昨天的“祝家庄”、“曾头市”,一变而为洞庭湖中的“梁山泊”。即是说,在素材层面上,“梁山泊”与“祝家庄”本是一脉传承、衣钵相继的。

《水浒》作者打造梁山武装的光辉历史,曾大量取用洞庭湖素材。这种借鉴,涉及水上斗争模式、部队规模及人员构成、领导层的更迭、水陆交锋战例、统治者剿抚并举的措施等众多方面,甚至连部队番号及特殊战具等细节描写,也都合若符契。对此,笔者在相关文章中已有详细论证。问题是,这些借鉴多与洞庭起义第二阶段史实相关,那么《水浒》作者是否也曾注意到洞庭起义第一阶段即钟相天子冈民兵保聚的史迹,并试图从中攫取故事材料?任何熟悉此段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出,与第二阶段相比,此阶段素材更具传奇色彩。目光敏锐且深谙小说剪裁之道的《水浒》作者,难道反而无视它的价值,竟会失之交臂吗?

读者早应看出,《水浒》中祝、曾两段情节框架十分相像,似应有着相同的素材来源(注:《水浒》中同时兼容祝家庄、曾头市两段雷同关目,可能与小说的成书过程有关。金圣叹称此类创作模式为“特犯不犯”;笔者则认为,这可能是《水浒》最后写定本对《水浒》诸派传说兼收并蓄、综合整一的结果。可参见拙文《再论吴读本水浒传》,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而拿祝、曾故事与钟相天子冈素材相对照,竟有着不容忽视的相似点。

其一,祝、曾武装的身份与钟相类似,都是乡社民兵。而其对立面,无论是梁山好汉,还是孔彦舟匪帮,也都非官府正规军。三场战斗的共同特点,乃是两支非政府武装间你死我活的拼杀。

其二,三处寨栅也颇为相像:祝、曾两处地势险要、垒坚濠深。小说屡称“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占着这座独龙冈,四下一遭阔港”(第四十七回);“绕冈一带长流水,周遭环匝皆垂杨”(第四十八回)。曾头市的地势也是“周回一遭野水,四围三面高岗。堑边河港似蛇盘,濠下柳林如雨密”(第六十回)。无独有偶,钟相天子冈大寨位于“武陵县管唐封乡水连村”(注:《杨幺事迹》。),顾名思义,其地正应是山环水绕之所(注:武陵今属湖南常德市,毗邻洞庭湖。而由此往西的张家界一带,有天子山及天子洲,或即钟相起义之“天子冈”所在。据当地民间传说,南宋时,天子洲出了一位伟人,姓向,名天胜,取妻商氏,生三子,取名向龙、向虎、向彪。三人自幼喜欢舞枪弄棒,武艺娴熟。其后三人上战场抗击金人,奸臣张邦昌诬陷三人私通外国。三人逃回天子洲,招兵买马、插旗挂帅,举行起义。大哥向龙(又名大坤)自称“向王天子”,其口号为“除邪恶、持正义”,“平富贵、救穷人”(参见周志德著《风景明珠张家界》,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此段民间故事,显然来自钟相传说。故事中所谓“向”姓,与钟相之“相”同音;“天胜”之名,又与钟相“天大圣”之号相近。钟相不止一子,向氏亦然(向氏三子之名,竟又与祝氏三杰之名相同)。钟氏曾为忠义民兵,参加了抗金运动,后来则被朝野舆论诬为通金;这又与故事中向氏遭奸臣诬陷类同。就地理面貌而言,天子洲又有“水绕四门”之称,与“连水村”似有联系。)。钟相于此“筑垒浚濠,以捍贼为名;且承帅檄,聚众阅习武艺”(注:《中兴小纪》卷八。)。这些描写,同《水浒》中重墨渲染的祝、曾坞堡颇为相近。至于武陵“天子冈”与祝家庄“独龙冈”两个地名,似乎也暗自关合,令人隐约感受到某种承袭关系。

其三,做为乡社民兵领袖,钟相个人及家族状况也与祝朝奉、曾长者颇为近似。如三者都是家赀富有的一方豪强(注:史籍每称钟相为“土豪”;他还是宗教领袖,曾在洞庭湖一带传教二十余载,信徒颇多,由此“家赀巨万”。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等文献记载。),且其领导方式,又同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父子家族式。钟相威望素著,但毕竟年事已高;其乡社民兵的组建与领导,主要由长子钟昂担当。此外,钟相至少还有三个儿子:钟全、钟绪和钟仪(又作子义),堪称“钟氏四雄”。而祝家庄为“祝氏三杰”,曾头市是“曾家五虎”——同为民兵,又同样取此父子共掌的家族领导模式,此种素材,或许并不多见。

其四,从三处民兵的覆亡过程,也能看出小说对历史的借鉴。建炎四年二月,孔彦舟匪军取道澧州,直犯鼎州。兵到药山坪,遭遇钟相民兵伏击,从此双方结怨。孔彦舟发誓报仇,遂以鼎州为据点,挥军反攻钟相民兵,经数次交锋,难分胜负。孔彦舟阴施诈术,一面作出撤军姿态,一面派人假“入法”之名打入钟相军中。钟相一时疏忽,被敌方里应外合打破大寨。除钟子义逃脱虎口外,钟相全家惨遭杀害。而在祝、曾故事中,攻坚一方所施用的,正是这种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特洛伊木马计”。祝家庄久攻不下之际,宋江用吴用计策,邀孙立、孙新兄弟打入祝家庄作内应,放出被囚好汉,里应外合打破庄子。曾头市之役,李逵等以下书为由进入敌方营垒,又有郁保四作内应,靠“番犬伏窝”之计最终取胜。而三场恶战的结局也一模一样:全都是民兵头领父子偕亡、家族覆灭。——若谓这一切全是巧合,则实难解释《水浒》作者何以在借鉴杨幺素材的同时,闭眼不看天子冈故实;却又能别出机杼、创作出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来。

其实,证明钟相史实与祝、曾相关,还有一位“证人”未曾提到——那是一匹白马。钟相父子由忠义民兵转变为反叛“盗贼”,正是以夺取白马为标志的。据鼎澧逸民《杨幺事迹》载,孔彦舟兵犯鼎州的消息传来,鼎州守土之臣“邢大卿”、“单宣赞”等弃城出逃。钟氏民兵对此极为不满,借机发难,乘乱夺下单宣赞的一匹白马:(鼎州)在城居民以知州邢大卿已亡,又无兵马防守,虽有武臣提刑单宣赞(世卿),却于出巡,将带宅眷及一司公吏老小,上船往鄂、岳州点检,令人牵所乘白马,出陆随行。是时钟昂闻彦舟至,却将手下民兵,于白□渡阑截单提刑辎重,夺其所乘白马,鼓众乘势作乱。招呼龙阳县妖党,竞起虏劫出城被离人民船只,其势猖獗。这一夺马事件,遂成为钟相民兵与官府公开决裂的分水岭。

有些事实绝非巧合。《水浒》中曾头市与梁山泊交恶,导火索正缘于一匹白马。书中第六十回写段景住在北地盗得一匹“雪练也似价白”的“照夜玉狮子马”,本欲作为进见礼献予梁山,不料被曾家五虎夺去,于是引发其后的一场恶战。而梁山与曾头市的第二次生死争斗,仍是因马起衅。小说第六十八回写段景住为山寨市马,所购200匹骏马又被人劫夺“解送曾头市去了”。宋江闻讯大怒:“前者夺我马匹,今又如此无礼!晁天王的冤仇未曾报得,旦夕不乐。若不去报此仇,惹人耻笑!”这才引起两攻曾头市。同一战争由头在小说中再三提起,这种颇不寻常的情节设计,是否说明历史上那匹带有传奇色彩的神骏,确实令文学家怦然心动?毕竟这种因马起衅的现成例子在历史素材中并不多见,作者以为奇货可居、一写再写,其创作心态不难理解。

“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虽也采自钟相素材,作者却不曾重复夺马由头(注:我们不能排除早期传说中劫马事件发生于祝家庄的可能性。至少在某些元杂剧中,晁盖是死于祝家庄的(见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及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第二折宋江道白)。)。不过在第四十七回中,读者透过石秀之眼,看到祝家庄鹰派人物祝彪“坐在一匹雪白马上,全副披挂了弓箭,手执一条银枪”。在这匹白马背后,不知是否也有着那匹神骏的影子?

钟相是洞庭史料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水浒》除了借他的模型翻铸晁盖形象外,还将这一形象投射到宋江、祝朝奉、曾长者等人物身上(注:笔者在《水浒源流新探》一文中,曾论证钟相是晁盖的原型;其实宋江身上也有钟相的影子(如前举“吴读本”中宋江的亭长身份等)。而钟相影响祝朝奉、曾长者,已见本文第三节论述。)。此刻的小说家已打破一意攀附历史的心理定势,明了小说创作不同于历史撰述,素材原型与文学形象之间,正不必一一对应、善恶一致。

《水浒》作者的民间立场,决定其对洞庭豪杰的同情与左袒;而以洞庭豪杰为原型的小说形象,哪怕是祝、曾群豪,也沾濡了某种英雄气概,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时候,小说家似乎忘记祝氏父子是梁山不共戴天的仇敌,调动散文描摹、诗歌赞咏、口碑传扬等手法,对祝家庄兵马的英勇豪迈反复渲染。而第四十八回一首长达12韵的诗赞,更是把这种颂扬推向极致:“……对敌尽皆雄壮士,当锋多是少年郎。祝龙出阵真难敌,祝虎交锋莫可当。更有祝彪多武艺,咤叱喑呜比霸王。朝奉祝公谋略广,金银罗绮有千箱。樽酒常时延好客,山林镇日会豪强。……”称颂规格之隆,遣词用语之正,都足令梁山好汉生妒。作品的局部立场也因之变得模糊暖昧;全书“爱憎分明”的整体评价,因此受到挑战和质疑。

这里显然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作者抽象否定祝家庄,将其最终覆灭归结为“恶贯满盈”、合当落败(第五十回);另一方面,却又拿不出像样的证据,证明祝家庄确实作恶多端。归结起来,祝家庄的全部“恶行”,不过是捉获一名偷鸡的“准”梁山好汉;其最严重的“挑衅”之举,也不过说了几句“填平水泊”、“踏破梁山”之类的大话而已。

然而当我们弄清梁山与祝、曾有着共同的民兵背景和素材来源,一切疑虑也便释然。《水浒》作者显然已经摆脱了“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注:《梦粱录》卷二○“小说讲经史”中介绍“御前供话”王六大夫,说他“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此处所谓“小说”,是指“说话四家”中的一家。本文稍后括以引号的“小说”,即指此种短篇话本小说而言。而“捏合”一词,据笔者领会,当为任意组合素材、虚构情节之意。)的讲史模式,在素材去取上大胆借鉴移甲就乙、任意“捏合”的“小说”理念,于书中导演了“钟相打钟相”的热闹戏文。只是在早期长篇体制的尝试中,作者的创作手法还显生疏,驾驭也稍嫌吃力,难免在书中留下立场摇摆、感情错位的瑕疵和遗憾。不过跨越情节编织的技术层面,去感受素材所自来的那段沉重历史,我们对小说主题似乎又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深入考察两宋之际的忠义民兵现象,会发现“抗金”仅仅是民兵集结的一个口实、一面旗帜。城乡民众麇集于忠义旗帜之下,很大程度是出于求生远害的原始生命诉求。绍兴元年(1131),南宋御史韩璜在巡行湘赣后上书朝廷说:臣误蒙使令,将命湖外,民间疾苦,法当奏闻: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此臣所欲告于陛下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一引)

这是一篇现场目击者的报告,真实可信,怵目惊心。对于湘赣百姓而言,生存的威胁不仅来自金人,同时来自南宋官军“所过纵暴”、溃散兵卒劫掠骚扰以及地方官吏的诛求刻剥。当众多强势集团走马灯似地对百姓盘剥劫掠、有恃无恐时,广大城乡民众的唯一生路,恐怕就是放下谋生之具、同样拿起刀枪。——不为鱼肉,当为刀俎!只有自己也变作“强梁”,才有望苟全性命于“强梁”之世。

不过兀兀黎元由“顺民”到“强梁”的角色转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大多经历了忠义民兵的过渡形态。就在韩璜惊呼“民心散畔,不绝如丝”时,洞庭湖民兵已经揭起义旗。此后的十数年间,人心思乱的局面非但没有改观,反而愈演愈烈。绍兴十五年,福建安抚莫将上书朝廷,在描述东南地区全民皆“盗”的骇人景象时,顺带揭示了顺民与“盗贼”间的角色转换“机制”:汀、漳、泉、剑四州,与广东、江西接壤。比年寇盗剽劫居民,土豪备私钱,集社户,防捍有劳,有司不为上闻推恩,破家无所依归,势必从贼。官军不习山险,且瘴疠侵加,不能穷迫;管属良民,悉转为盗。请委四州守臣,募此游手无归勇健之人,各收千名,以效用为名,足可备用,实永久利。(《宋史》卷一九二)

这位地方官吏的陈述,与《水浒传》的描写何其相似!试看《水浒》中先后登场的史大郎、晁天王、李庄主、扈三娘、孔氏兄弟、穆家昆仲……哪一家不是“备私钱,集社户”、组织民兵“防捍有劳”的“土豪”?然而地方官府非但不能“上闻推恩”、加以控制利用,反而怀疑敌视、压制打击。生存于官匪夹缝间的民兵“社户”无力支撑,只好屈身“从贼”;四乡良民也“悉转为盗”。不过日后这些落草啸聚的“游手无归勇健之人”,有的又随宋江之类民间豪杰接受招安,重新“效用”于官府,从而经历了从民兵到强盗、再由强盗回归民兵(甚至是官军)的角色转换过程。福建安抚所描述的,不正是汀漳泉剑、广东江西乃至南宋全境的一部“大水浒”吗?而《水浒传》中凝结不散的,显然也不止洞庭湖一域的历史烟云,而是弥漫南宋全境甚至跨越时空、绵延数朝的乱世历史氛围。

在福建安抚的陈词中,“社户”与“盗贼’的界线已十分模糊,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乱世百姓求生无路、命如秋叶、随风摆簸的悲惨命运,于此也得到真切的印证。对于乱世民众无所依归的两难境地,封建统治集团的有识之士早有体察。南宋官员胡寅就指出:臣窃见洞庭湖水贼,本缘官吏非人,政烦赋重所致。……又况鼎州昨缘程昌寓奏补乌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夺,为杨幺驱民。(《斐然集》卷一五《徼程千秋乞不以有无拘碍奏辟县令》)全面负责镇压洞庭湖起义的官军统帅张浚也曾上书高宗说:村民无知,劫于官吏之扰,偷安江湖,非剽掠无以为生。其拒王师,实惧大戮,势不得已缓死尔。臣谓宜廓信义以招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四)最终平定湖湘的官军统帅岳飞,在军胜之际,面对部下“少加剿杀”、以示军威的建议,竭力反对说:杨幺之徒,本是村民。先被钟相以妖怪诳惑,次又缘程吏部(即程昌寓——引者)怀鼎江劫虏之辱(注:所谓“鼎江劫虏之辱”,是指程昌寓初至鼎州上任时,于路纵兵骚扰百姓,惹恼水寨群雄,将程氏所载财货及其爱妾劫去。可参看《杨幺事迹》。),不复存恤,须要杀尽,以雪前耻,致养得贼势张大。其实只是苟全性命,聚众逃生。今既诸寨出降,又渠魁杨幺已被显诛,其余徒党,并是国家赤子,杀之岂不伤恩,有何利益?……不得杀!不得杀!(《杨幺事迹》)

胡、张、岳等人的言论,揭示了荆湖百姓不堪“政繁赋重”、“劫于官吏之扰”、“苟全性命,聚众逃生”的悲惨命运,应视为有识者对农民起义的切近观察与公允评价。这同时也为《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提供了明白无误的注脚。说部作品的文学旨趣,一向偏重于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构筑;《水浒》在表现“官逼民反”主题时,也每将“官”的罪恶归因于高俅、蔡京、童贯等个人品质的恶劣;历史确实为此提供了佐证。如镇压洞庭起义的官军统帅王燮,就以贪酷闻名。他于南宋初年四野未靖、国危民困之际,在岳州大兴土木、营建私宅,又广辟滥官、鱼肉百姓;还“虚张军数,干索钱粮;又纵其部曲捉刺农夫,剽掠杀伤,莫知其数。湖南之民,愿食其肉而不可得!”(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引张绚语。)连朝廷也降旨切责其“官由货授,政以贿成。军心坐离,敌势愈张。……罪既稔盈,人皆愤疾”(注:胡寅《斐然集》卷一二《王燮降三官》。)。——这个王燮,应即洞庭湖中的“高太尉”、“童枢密”。

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揭橥“官逼民反”现象时,还特别注意到具体人事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便注意到荆湖地区粮食奇缺、官军同样乏食的情况:(绍兴元年)……程昌寓依前知鼎州,主管湖西安抚司公事。时鼎之诸县,大半为贼所据,赋役绝少,米贵斗直二千,而养蔡兵颇重。……军粮屡竭,或五日才给糯米一斗,军人鬻妻子以自活。(卷四一) 与程昌寓配合作战的王燮部队,也面临乏粮问题;朝廷切责王燮的诏书中,就有“士食半菽,丰觞豆而自安”(注:胡寅《斐然集》卷一二《王燮降三官》。)等语。而程昌寓解决缺粮问题的举措,乃是“取辰、沅、邵、全四州诸司钱以赡军,又赋鼎民和预买折帛钱六万缗”(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一。该句原注:“昌寓科鼎州民户和预买紬绢钱五万五千九百缗,以赡蔡兵。他书皆不见,今以绍兴二十九年十二月壬申凌景夏所奏修入。”)。也就是说,在程、王道德败坏、鱼肉百姓的个人行为背后,还存在着给百姓带来更大灾难的筹饷“赡军”的政府行为。

金人的入侵不但打破了宋朝上下相安的政治均势,更破坏了封建王朝赖以支撑的农耕经济。为了维持并运转庞大军队以攘外安内,南宋政府不得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将危机进一步转嫁到血肉将枯的农民头上。而洞庭起义的波涛,也正是在此刻变得汹涌异常。只是李心传倒果为因,认为“赋役绝少”是由于“鼎之诸县大半为贼所据”造成的;其实不事生产的军人集团与民夺食,才是造成饥荒、驱民为“盗”的主要原因。战争破坏了农耕业,社会粮食储备有减无增、日渐枯竭。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武装争斗,渐渐演变为对粮食的攘夺。一切政治的考虑、伦理的依违、善恶的辨析,全都淹没在求生本能的盲动之中。死亡的恐怖笼罩着整个社会,人吃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七记录绍兴初年淮河流域卞宁(一作夏宁)武装“食啖万余人”的可怖事件,便是其中一例:(绍兴元年七月)刘光世招安卞宁及郭仲威余党渡江。宁者,楚州五湖中捕鱼人也。初,宁聚集捕鱼,后又聚强壮仅有千余人,在湖中岿北里为寨,无粮食,专掠人为粮。……至是受刘光世招安。又有仲威余党,欲渡淮投刘豫,豫不受,复出没于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次长芦以待发舟济渡。宁及仲威余党皆聚于长芦,无粮食,众皆饥,乃掠人为食。半月之间,食啖万余人。乙卯,光世方发舟船来济渡。先是兀术屯于六合,既退军,不虏百姓,尚未觉凋残。经宁等食啖,觉凋残矣。此段记述虽不免夸张之嫌,却绝非空穴来风。卞宁武装及“仲威余党”的性质,在这里已十分模糊,称之“民兵”亦可,称之“盗贼”亦可;其后期身份则是等待收编的“准官军”,部分人还差点儿投奔刘豫、当了“伪军”。然而究其实,这不过是一伙手持武器、“非剽掠无以为生”的乌合之众,是饥饿与死亡,逼他们暂时背弃了人伦立场。

两宋之际由金人入寇所引发的这场惨绝人寰的生民浩劫,震撼并煎熬着南宋学者的人文良知,他们用私乘记述了这段历史的几乎每一个细节,其间显然带有铸史为鉴、以期杜绝悲剧之意。南宋一朝的私乘创作,也因是格外丰富。乱世生民发出的惨痛呼喊,被深深刻录在《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纪》等史乘中;而岳珂《金陀粹编》一书,在为岳飞昭忠洗冤的主题下,也客观记述了两淮、荆湖地区乱世民众的生存困境,保存了有关洞庭起义的完整史料(注:《金陀粹编》于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初刻于嘉兴府,《续编》于绍定元年(1228)初刻于镇江。南宋端平元年(1234),亦即岳珂逝世的这一年,二书又合刊于江南西路。该书在元(至正三十三年,1363)明(嘉靖年间)两代都有重刻本。也就是说,历代“水浒”作者,都可能从该书中获得素材及创作灵感。)。这一切,都为“水浒”故事预备下丰富而翔实的历史素材。

在“水浒”故事漫长的成书过程中,宋末元初应是其框架初成、蔚为大国的重要阶段(注:梁山好汉张顺的原型人物,当即南宋末年牺牲于抗元战争中的民兵头领张顺(事迹见《宋史·张顺传》);因此任何一种有张顺出场的“水浒”故事(包括《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及《大宋宣和遗事》),都不应早于张顺牺牲的咸淳八年(1272),此时距宋亡只有7年。故将“水浒”故事框架之形成时间定于宋末元初,应是平允之论。)。南宋宝祐、咸淳年间,民族矛盾因蒙古人的入侵而再度白热化,抗敌御辱成为朝野上下压倒一切的严峻话题。此刻杭州瓦舍中大受欢迎的热门说话,乃是王六大夫的《中兴名将传》及《复华篇》;前者演说南宋初年张、韩、刘、岳“中兴名将”的抗金事迹,意在鼓舞军民的抗元斗志(注: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有“新话说张、韩、刘、岳”,当即中兴故事。);后者虽以矜夸贾似道“江上之功”为主旨(注:《复华篇》当为《福华编》之误。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下“书史”条:“……廖群玉诸书,则始于景开《福华编》,备载江上之功,虽夸张过实,然文字古雅,颇奇可喜,江子远、李祥文诸公皆有跋。”这里所谓“江上之功”,是指南宋宝祐四年(1156),蒙古人因上层发生内讧而自解鄂州之围;权相贾似道上表诡称诸路大捷,理宗下诏厚予褒奖。廖莹中(字群玉)等为贾似道门客,因撰《福华编》,以夸大援鄂之功。王六大夫所敷演的,应即此段故事。),但同时又是对眼下抗元斗争的直接描摹,客观上也起着激昂民族情绪的作用。在如此氛围中脱颖而出的“水浒”故事,染有浓郁的民族斗争色彩,也便不足为奇。此刻摆在“水浒”作者面前的,不仅有历史学家提供的大量“中兴”史乘素材,更有瓦舍中名噪一时的当红话本《中兴名将传》。而为岳飞所镇压的洞庭起义,恰便是“中兴”话题中的重要关目(注:王六大夫的《中兴名将传》系口传作品,已无迹可寻。然而明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这一题材的后继作品,该书卷五有“诏岳飞征讨湖寇”、“岳飞定计破杨幺”和“牛皋大战洞庭湖”三则,都是讲述洞庭杨幺故事的。拙文《水浒源流新探》(《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中曾讨论了洞庭起义通过“中兴”故事对“水浒”产生影响,并认为“底层听众对绿林题材经久不衰的兴趣,在《中兴传》一类讲史平话中受到冷淡,在《水浒》这类英雄传奇中却能得到极大满足。这无疑也推动了《水浒》故事的创作与发展”。)。“水浒”故事与“中兴”故事同在瓦舍中演说,若宋江传说不受钟、杨故事的影响,反倒是难以理解的。而宋江从“山贼”到“水寇”的转换契机,舍此也几乎别无机会(注:历史上的宋江采取“转略十郡”的流动作战方式,史籍中没有关于宋江据水结寨的任何记录。早期宋江故事资料《宋江三十六人画赞》(龚开)中,多次提到“太行山”,而无一语及于“梁山泊”,彼时的宋江,大概是“山贼”而非“水寇”。宋末元初的《宣和遗事》出现“太行山梁山泊”之说,似可视为宋江由“山贼”向“水寇”转型时留下的痕迹。而这种转变,笔者认为应是受“中兴”说话中杨幺故事影响的结果。)。

“水浒”故事在接纳洞庭素材时,也同时接纳了“中兴”历史中难以承载的民生苦难及悲剧氛围。例如在《水浒》中,读者透过林冲之眼初次见识的梁山泊,乃是凶险万分的“陷入去处”:“……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第十一回)这或许倒是当年历史氛围的真实摹写,使人联想到“五湖捕鱼人”卞宋等人的所作所为。只是作为文学作品,《水浒》被后世作者涂抹了过于炫目的传奇色彩,古典的辉光在产生间离效果的同时,也模糊了作品的历史底色。小说家所刻意突出的侠义精神、市民理想以及儒家伦理,很容易引导读者远离同情古人的立场、以简单机械的善恶二元法去解读书中的人物和故事。

尽管如此,小说家仍未忘记把捉历史的脉搏,在书中时时点出对人类存活至关重要的“吃饭”问题。例如,不少好汉奔赴梁山的唯一目的,便是能“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那无非反映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乱世民众的本能需求。而书中动辄提到“人肉馒头”之类,恐怕也非小说家作意猎奇、哗众取宠,那正是饥馑年代生人相食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曲折反映。

仍回到祝、曾话题。梁山武装与祝家庄、曾头市的冲突,与其说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毋宁说是乱世民众为争夺生存机会而进行的垂死一搏。任何不带成见的读者都能发现,祝家庄戒备森严的根本原因,是“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因此准备下”(第四十六回);“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第四十七回)。而宋江解释攻打祝家庄的动机,也道“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同上)。嗣后梁山打破祝家庄,果然“得粮五千万石”(注:这个数字过大,在此后的版本中有所改动。然而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粮食的重视,曲折反映了历史现状。)(第五十回)。而梁山在打破曾头市后,同样也缴获大量“米麦粮食”(第六十八回)。在饥馑岁月,粮食意味着生命的存活与延续;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梁山泊与祝、曾的战斗,才堪称“你死我活”。此外,“借粮”话头在小说中还曾多次出现,单是前70回中,就有14次之多。众好汉发起的军事行动,十有八九是为筹集粮草。“借粮”对象除了祝、曾等庄园村坊,更有华阴、济州、东平、东昌等州县大去处。当然,有些战斗也与其他物资的争夺有关,如梁、曾之战因马起衅;马匹作为骑射时代的战略物资,与粮食同样涉及人生存活的底线,难怪双方要大动干戈、攻伐不已(注:打破祝家庄后,义军同样“夺得好马五百余匹”(第五十回)。)。

战争的求存目的,决定其残酷性。打破祝家庄后,一向宅心仁厚的宋公明,竟一改往日面目,恶狠狠发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第五十回)——在原型素材中,孔彦舟匪帮在打破钟相大寨及鼎州城邑后,确实是这样做的。不过为了维护宋江的正面形象,小说家最终还是让他回心转意,祝家庄百姓也因此躲过一劫。宋江还格外施恩,向庄户们各“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却将绝大部分粮食装载而去。梁山得此“五千万石”充实仓廪,自可数载无忧矣。但大军去后,不知祝家庄百姓又当如何存活?除了“悉转为盗”、也到他处“借粮”外,恐怕是别无选择。也许正是从这些地方,小说才显露出真实的历史底蕴。

《水浒》“农民起义史诗”成说流传既久,确乎有它的根据,从小说情节层面上看,或许未尝不可作如是观。然而深入到素材层面,进而沉潜到更为深邃的人类文明史、人性发展史的底蕴中去探究,则会发现这一判断至少是不够深刻的。以祝家庄之役而言,梁山好汉的胜利又何足称道,祝、曾武装的覆灭又何足快意?那不过意味着在人类遭际难堪的历史时刻,人们不得不从人性的立场倒退、为个体(或群体)生存的目的而自相残杀罢了。这是民族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通过一部《水浒传》,人们还能模糊透视出乱世民众挣扎求活的悲惨生存状态。我们不能确知施、罗二公是否也意识到这一点,但读者却不难在潜心阅读时,隐约谛听到作品本身所传达出的悠长历史喟叹,感受到浸润于作品之中的深广悲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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