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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三)

王德威
  三 顾城
  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流亡纽西兰激流岛的中国诗人顾城,被发现吊死一棵树下。不远处是他的妻子谢烨的尸体(一九五九―一九九三)。据报导,顾城是以利斧砍杀了妻子后,才引颈自戕。顾城是文革后年青一代诗人的佼佼者,这一消息对大陆和海外的读者的震撼,可想而知。
  顾城是七○年代后期大陆最负盛名的地下刊物《今天》的奠基者之一。他与其它诗人如北岛、芒克、多多、杨炼等一道,开创了朦胧诗派。他们重估毛派诗歌语言,代之以暧昧大胆的主题和意象,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思议的。
  顾城在极度敏感与忧郁的环境中长大,六岁即初露锋芒。由于政治与性格因素,诗人仅完成小学学历。但即在文革全盛时期,他仍继续写作。一九六八年,他十二岁时,即有短诗一首〈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98]
  此诗形式单纯而寓意深邃,十年以后,成为年轻一代最常援引的诗句。
  顾城的诗才有赖父亲顾工(一九二八―)的培植。顾工本人是共和国早期著名诗人和电影编剧,属于「干部诗人」一代,在许多方面令我们想起他的同行闻捷。然而顾城却完全推翻了父辈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视野。诗人的作品透露一种诡异的、出世的美,看来简单清晰却又难以捉摸。他对语言单纯形式的追寻,以及对生命原初状态的遐想,为他赢得「童话诗人」的美名[99]。试读另一首名诗〈远和近〉(一九八○):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100]
  以后十年,顾城的诗风又增添了幽灵般的鬼气。一九九二年他推出了一组诗歌,题为〈鬼进城〉,开篇几行如下:
  ○点
  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他害怕摔跟头
  变成
  了人
  如果说顾工一代的语言流溢着充沛的生命力,顾城则恰恰相反。他向往「零度写作」,力求化减生命的意义与关联性。死亡成为诗人钟爱的主题,因此不足为奇。在〈失误〉(一九九一)中顾城写道:
  我本不该在世界上生活
  我第一次打开小方盒
  鸟就飞了,飞向阴暗的火焰
  我第一次打开[101]
  
  童话中的幽灵
  不论在创作或生活中,顾城一向耽溺于自杀的念头。悲剧发生前的三个礼拜,诗人接受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坦言十七岁时就严肃的「决定自绝」,并曾多次尝试。对诗人而言,「每当我在最绝望时,自杀反而帮助了我。大概这就是置诸死地而后生吧。」[102]
  使顾城弃死回生的原因之一,应是妻子谢烨。顾谢的情史堪称是八○年代中国文学界最为人所乐道的「童话」之一。据称顾城一九七九年在一班京沪列车上与谢烨邂逅。随后四年二人陷入热恋,历经多次分合,当然也少不了顾城一再的自杀威胁,终于结婚。婚后顾城禁止谢烨工作或深造。他们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一切以顾城为中心。顾城对谢烨的依赖,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更像母子,以致他一度排斥谢烨怀孕生子。他似乎只想成为妻子╱母亲的唯一所爱。与此同时,顾城躁郁的征兆以及暴戾倾向越发明显。
  尽管有如是种种问题,顾城的声名在八○年代中的中国及海外有增无减。夫妻二人周游列国,顾城的作品,以及他那顶连睡觉也从不摘下的烟囱状布帽,在在象征着新一代中国诗人的奇才与异行。一九八八年,顾城谢烨在纽西兰获得永久居留权。多年以来,顾城一直梦想远离尘世、离群索居;移居奥克兰外海的激流岛似乎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桃花源。
  然而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只是表象,诗人另有心事。谢烨意外怀孕生下一子[103];更麻烦的是移居纽西兰前,顾城已与一个诗迷李英坠入情网。八○年代末期,顾城与李英书信往还,竟因相思成病而歇斯底里。一九九一年,谢烨为使顾城脱离苦海,为李英买下前来纽西兰的机票。以后所发生的,以常情来看就更不可思议。三人同住一个屋檐下,两个女人打工,赡养一个男人。作为妻子,谢烨「贤德」到了离奇的地步,她甚至将儿子托养,好让顾城眼不见为净。一时顾城的生活好不得意,他理想的「女儿国」果然美梦成真。
  一九九二年秋,当顾城与谢烨赴德国参加一项写作活动时,独自留在纽西兰的李英与年纪比她整整大了一倍的邻居私奔。消息传来,顾城「陷入疯狂」,企图自杀未遂[104]。之后诗人以创作小说《英儿》自求舒解。与此同时,顾城与谢烨的关系也日益恶化;谢烨有了自己的爱慕者。就在两人回到纽西兰准备离婚不久,谋杀事件猝然发生。
  我之所以详述顾城的故事,因为就像闻捷和施明正的个案一样,顾城的诗歌与他的生命纠缠一处,使我们无法不参照解读。不过,闻捷与施明正都无法与顾城身后的轰动效应相比。这当然可归因于顾城在八○年代的中国和欧洲所享的盛名,以及杀妻再自杀的丑闻。即便如此,我仍认为顾城之死所以如此震撼九○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在于它以最令人意外的形式,演绎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困境。
  顾城谢烨出事的消息公开不久,关于此案的传媒狂热便一发不可收拾。争论的焦点是顾城究竟是一个疯了的天才,还是一个冷血的、男性沙文主义怪物。大量的文章、评论、访谈录、小道消息风起云涌。当批评家们忙着诠释顾城(从童年脑部受伤到恋母情结)的精神病史[105]、偏执妄想的临床纪录[106],以及「病态的自恋主义」时[107],顾城的父亲和姊姊、谢烨的母亲,甚至李英本人,都出马回忆诗人的过去,或写下他们对谋杀案的看法[108]。顾城作品全集亦经他父母的精心编辑隆重出版[109]。这是一场文化奇观。大陆文坛因天安门事件与市场经济的冲击,冷落久矣,一下子竟因顾城之死,又重新活络起来。
  奚密曾有专文讨论当代中国「诗歌崇拜」(cult of poetry)的现象。她提醒我们,顾城之死并非孤立的事件,之前至少有两桩个案值得瞩目:一九八九年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以及一九九一年戈麦在北京投水自尽。在一个诗歌日益被社会边缘化的时代,这些诗人仍以宗教般的狂热,坚守自己的志业,当然令人瞩目。但奚密在诗人的忠诚里,看出一种矛盾的倾向,集特立独行的先锋姿态与走火入魔的毛派霸气于一身。奚密问道:「无论怎样风马牛不相及,对诗歌的崇拜,是否与对毛的崇拜,对中国的文学传统的崇拜,以及对广义的共产主义传统的崇拜,有所关联?如果的确有所关联,则先锋诗人是否在批判毛的传统同时,又暗暗助长了毛的传统?」[110]批评家张颐武则从另一视角,视顾城之死为「一个时代的终结」,即,在毛主义的残骸与碎片中寻找新乌托邦的时代的终结。张颐武以为八○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热」,至此烟消云散,而顾城之死,甚至标志着最后一个「国族寓言」的死亡[111]。
  话说回来,顾城其人其文所给我们的印象,其实更趋近传统浪漫文学中受宠而又自恋的忧郁诗人形象。但诗人之死所引起的奇观式反应,却意外引导我们一睹中国的(后)现代状况。正如上文所言,顾城谢烨之死所招致的,不仅仅是震惊与悲悼,还有一种默而不宣的嘉年华气氛。当诗人的生活故事迅速流传,广为社会各阶层消费的时候,当学院批评家与八卦传播者声气相通,大言夸夸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应运而生。更为怪异的是,对身后引发的狂热,顾城并非没有先见之明。诗人虽然不在,他的幽灵仍旧徘徊不去。在我看来,这一幽灵以小说显现,是为《英儿》。
  《英儿》是顾城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忏情录,也是自我疗伤之作;其副标题为「一部刺入生命灵髓的情爱忏悔录」[112]。谢烨也以笔名雷米参与部分创作。小说以告白一切的姿态,详述顾城与情人(化名英儿)和妻子(化名雷)的情缘。小说以英儿一九九○年到达激流岛开始,以英儿一九九二年销声匿迹,顾城决定自杀告终。值得指出的是,这部小说并非是顾城死后的遗稿,那是罗曼史的老套,而是顾城生前交付深圳首创的「手稿拍卖」会的竞标对象[113]。由于小说号称全盘托出诗人的情史,而且预告他即将来临的死亡,一时成为焦点,而且果然以高价售出。因此,当顾城真的现身说法、自杀身亡时,他的死无非只确认了小说理想读者的「先见之明」。
  我们可以说顾城对自己的罗曼史心灰意冷,所以干脆借机炒作他的「预知死亡纪事」。我们也可说,顾城在自杀前先藉小说预演自我了断的过程,再次印证了「人生模仿艺术」的老话。当然,顾城的精神病史也应考虑在内。除开这些不提,我认为《英儿》还可视为一部死亡之书,作者与其说是那个行将自了的诗人,不如说是那个认为自己早已死过的诗人。顾城从来不避讳将自己比作是鬼,而鬼既已死过,就不会再死一次。就此而言,《英儿》真是一本为「后叙事」时代量身打造的小说。它预先消解了从生到死的(叙事)因果关系,不预告未来,而预告「已经成为过去」的未来。
  《英儿》:死亡之书
  《英儿》开篇题词如下:「你们是我的妻子,我爱你们,现在依旧如此……」,随即便是上文曾经援引的诗行,「○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他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114]。所以甚至从一开始,顾城即暗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诗人欲望对象的双重性,以及这一双重性发生并失败的「鬼话」语境。小说有一个框架:叙事者在诗人林城(顾城)自杀数月后,造访雷(谢烨),并得到一个盒子,其中装有诗人的手稿。这些手稿构成小说的四大部分。在前三部分,林城描述了他对英儿的挚爱,以及由于雷的帮助,二人重逢激流岛的过程;三人的田园式生活;以迄林城、雷访问德国之际英儿的突然消失。第四部分读起来像篇附录,显然取材于谢烨写给儿子的书信和散文。
  评者已注意到小说前段,林城叙述与英儿的相爱与重逢,是全书最为动人的部分[115]。支离破碎的语句,若断若续的臆想,痛苦与愤怒的迸发,抒情片段,以及情色回忆,此起彼落,生动的托出一个受伤的灵魂如何试着用各种修辞方式表达他的痛苦。随着故事的发展,林城的叙述越来越连贯,一种仇恨的声调也越来越清晰。他甚至怀疑自己从一开始就被英儿愚弄。当林城唠唠叨叨的算起英儿利用他来到海外,还拖欠他代付的房租与机票的旧帐时,读者只能掩卷叹息。
  顾城的反应一如任何被出卖的情人,但我们对他几近幼稚的自我耽溺却不能掉以轻心。小说的标题《英儿》恰与「婴儿」谐音。对一个频频书写自己不愿长大成人、宣称自己内心最深处「从来没过八岁」的作家而言[116],《英儿》对「婴儿」的召唤就不是一个巧合。它不仅指李英,也指顾城珍藏于心的那个婴儿自我。林城一再在小说里表明英儿是他的灵魂知己;他甚至强调他们身体的同一部位有着类似胎记。诗人将英儿和自己视为《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化身,也就可想而知。因此英儿的逃遁,意味着他整个的生命被劈成两半[117]。
  林城把妻子雷比作母亲,同样在意料之中。雷╱谢烨对待自己的诗人丈夫,的确一如一个婴儿;是她主动安排英儿到来,并把自己的儿子送走。二人之间露骨的恋母╱恋子情结,可以用来观察小说最后一个部分,即雷╱谢烨写给儿子木耳的文字。乍看之下,这一部分似乎是小说的多余部分。然而,倘若顾城不诉诸谢烨的母爱,就无法结束自己的叙述。只有透过谢烨摇篮曲一般的语言,顾城才能完成他生命叙事的轮回,获得再生:成为儿子,他妻子的儿子。
  小说第一部分,林城╱顾城视激流岛为梦乡,将之比作他自己的城堡,城市,桃花源,女儿国,以及至关重要的,(《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我喜欢好女孩和好女孩在一起……那是我唯一实现爱的可能」;「我不会爱倒会恨,世界把女孩子毁坏了」;「我不是爱,我是在梦想一个女儿世界,我的爱是微不足道的」[118]。当英儿与雷╱谢烨一道进入诗人的生活,代表着他的美梦成真。林城一度认为英儿与他的妻子越长越像,而他也以旁观这对姊妹花的一举一动为平生乐事。
  然而,即便是在这乌托邦生活的顶峰,林城╱顾城仍对死亡心有戚戚焉。「在爱的时候,死是平常的事。」他如是写道,而他赞美英儿是因为「英儿还真有点概念,爱到顶就死了」[119]。颇富吊诡意味的是,英儿最终以背叛诗人来帮他一圆他的死亡意愿。她「不仅毁坏了我的生命,而且毁坏了我生命最深处的根,我的梦想」[120]。自杀成为解脱的唯一途径。
  顾城痴人说梦般漫谈他的梦想、爱情、死亡与女儿国,这已然引来女性主义者的非议。陈炳良则从精神分析与神话批评的视角,解读顾城的自恋主义倾向。他认为,作为中国版的自恋水仙子人物,顾城只能执迷自身的映象。一如希腊神话的水仙子,顾城的自恋无法被任何他者客体化,他只能藉死亡与自我最后团圆[121]。死亡也是象征式回归母亲的子宫,那黑暗与安息的原初场所。
  诸如此类的论点也许都言之成理。有趣的是,顾城早已抢在批评家的前头,振振有词的自我分析,彷佛嘲弄着最终会加诸自己身上的种种说法。他的小说如是写到自己:
  他是一个伪装得很好的疯子。他的幻想和实现幻想的能量都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要排除外界的一切,所有男人、所有男性化的世界、社会,甚至生殖和自然,包括他自己。他用极羞怯的伪装和死来对付世界,来破坏一切常规。这种理解力和疯狂性的结合,使我感到恐惧。一个人能理解自己的疯狂荒谬,同时所有理性又为这疯狂服务,一步步把生命推向极限,这就已经不仅仅是疯狂了。他是魔鬼![122]
  小说后记部分,顾城再次解剖自己,提醒读者他「始终没有发育成熟」的心态;「他像一个孤癖的孩子那样,不喜欢正常的事情,恐惧正常的生活,情愿落入怪诞飘渺,或淫乱的幻象之中」;「在他的内心燃着一种不可理喻的独占的疯狂」;「他在修一堵墙,他默默无言或高声咒詈,都是在对自己说话」;「他固执地阻隔了自己、毁灭自己」[123]。
  以往识者告诉我们,行将自杀的叙事者无法讲到他自己的死,因为故事的结局只能以他的沉默——死亡——来表达。顾城的例子不同,既然他一直认为自己已经生活在死亡中,他的叙事是以一个未来的过来人角度,将现在当作过去来书写。换言之,顾城的自杀,可以视为对死亡的二度造访,因这它活着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传统浪漫论者往往视自杀为藉自我毁灭来达到自我肯定。顾城之死恰恰相反。它并不肯定浪漫的主体性,而只以幽灵般的幻影重现了这一主体性的空洞。他的忏悔叙事流露出一种诡秘的透明状态,彷佛他先一步为自己,也为他的读者,掏空了任何事物的意义。他的视野无他,虚无的虚无而已。他的另一首鬼诗如下:
  鬼
  没爹 没妈
  没子 没孙
  鬼
  不死 不活 不疯
  不傻刚刚下过的雨
  被他装进碗里一看
  就知道是眨过的眼睛
  鬼影(spectrality)与冥视(specularity):这是顾城对自身之死的「先见之明」。当诗人的确自我了断时,他的小说成为一种「后叙事」,显露了在生活中本该没有完成的部分。如果这样的诠释似曾相识,那是因为顾城已在无意间演绎了他不可能关注的某些后现代理论。顾城的叙事,呼应了李欧塔(Lyotard)所言的「未来从前」时态("future anterior" tense),将人与世界的关系看作虽生犹死[124]。《英儿》是顾城创作的反高潮,凭此他为自己的诗添加了一层后设叙事性(meta-narrativity),并使自己的死成为一种拟像(simulacrum)[125]。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意象╱鬼影的无尽分裂游戏。随着小说的进展(或倒退),顾城与英儿、顾城与谢烨、英儿与谢烨、顾城与儿子木耳、顾城与自己的多重自我,繁殖播散。每一个意象、声音、欲望都反射着其它的意象、声音和欲望。
  不过,在所有的理论花样之后,我们还是不能不顾顾城死亡叙事中的陷阱(aporia),即「真有」谢烨被顾城所谋杀这回事。这迫使我们重新面对顾城创作与评价的伦理命题。我所谓的伦理,并不仅止于区分谢烨为受害者或顾城为加害者而已,这是「道德舆论」所持的观点。我关注的毋宁是「后毛邓时代」里,我们重新协商诗学、个人命运,与社会行动(social agency)间种种关系的洞见与不见[126]。顾城与谢烨刚刚谢世,问题就破土而出,诸如:这些年来谢烨溺爱顾城,是否已撒下导致自己死亡的种子?顾城能否因为是个陷入绝境的天才,就可从宽发落?作为读者,我们纵容顾城生前的怪癖(甚至他的死亡表演),而诗人死后又分享他的血腥奇观,难道没有共谋的嫌疑[127]?最后,顾城的生命与诗歌中的暴力,揭示的究竟是诗人自身的心理与道德破产,还是如奚密所暗示的,是毛文学毛主义的阴魂不散?这些疑问本身又生出暧昧歧义。即便仅仅想标示这些疑问,都指向了以往文学论述方式的缺陷。当我们被问题的暧昧歧义所吸引,力图寻求解答(却未必可得)时,一种新的知识类型(episteme)已悄然兴起。这,我们或可称之为中国的后现代。  
原载: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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