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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谈“意象”

敏泽
内容提要 钱锺书先生指出,诗文不必一定有“象”,而至少须有“意”;文学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达“意”,造“象”是加工的结果;明以前人如刘勰等所用的“意象”即“意”,只是“象”的偶词,不比image,广义得多。因此,“意象”=“意”——“意象”=“意”+“象”的发展可以明为分界线。
关键词 意象 钱锺书

这里拟将钱先生对我的一篇论述意象问题的文章的修改和批示公之于世,从中既可以见出钱先生辨析问题之精辟,可以见出他对后学的鼓励和热情帮助,以及他对中国意象问题的十分重要而独至的见解。这一意见多年来却一直不曾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仍在沿袭和陈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其中有些说法也是我个人过去的看法,但经钱先生提出后我本人早已改正),因此将钱先生关于拙文的批示公之于众,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19832月间,我经过长期的学习与思考,写了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中国古典意象论》,文章,所论述的是对长期以来一个重要学术问题的历史误会的辩证。“五四”以后直至八十年代初期的当时,一些最重要的学者如:梅光迪、闻一多、梁实秋、朱光潜等等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意象”的语汇,“意象”一语产生于西方,是英文image的译名;国外的一些华人学者,如高友工、梅祖麟以至叶维廉等等师承这一说法,在六、七十年代所写的一些学术著作中,凡涉及“意象”问题的,也不加思索地视之为“意象主义”的副产品。八十年代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学人谈论“意象”问题一时成风,但在谈到这一间题时,都毫不例外地要在其前加上一个修饰词:“西方兴起的”,我那篇文章就是为了纠正这一历史误会而发。文章打印好之后,心中暗自思索:文中论述中国意象论的发生和发展、及以后国人的误解的部分,还是有把握的,但对文中提到的与此问题有关的几位西方学者,如庞德、韦利等等,尽管我自己亲自跑过几家图书馆查阅过有关资料,也征求过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学者的意见,但总是感到把握不是很大,于是想到了请教钱先生。

钱先生很忙,我从来就是极少打扰他的,而此时他又在忙于《谈艺录》修订本的收尾工作,这也是我期待已久并希望他尽早完成之事。但几经考虑,还是决定麻烦他帮助审订一次,于是破例将一篇打印稿给他寄去。

我在324将稿件寄出,三天以后就收到了他的批改并批示,全文批改和批示共约20来处,除个别字句的修改不计外,最重要的批示有以下几点:

1,关于西方的意象主义,我在谈到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兴起时是这样说的: 意象主义的“大师”们,如美国的艾滋拉·庞德(Ezra Pound)、格莱汉姆(A.C.Graham)、英国的韦利(A.waley)等等都曾参与这一工作……

钱先生在“‘大师’们”几个字下划了两条杠,勾去了格莱汉姆的名字,划去了“等等都曾参与这‘工作”。在旁边批了几个“不如不……”,显然不曾写完,在此处却写下一了段重要批语:“Pound可称‘大师’,waley已只能称翻译中国文学名家, Graharn何物哉!!”有了这段批语,上面提到的那句未批完的话语义就自然明白了。这个批示是很重要的。应该说明的是:上面我的那一提法,并非凌空杜撰,而是借助于人的说法,但钱先生却认为那一提法极不准确。

2.我将此文寄给钱先生时,原意只是想请他对西方意象论的有关论述是否恰切提出批评,没想到关于我国意象论的论述,钱先生也提出了许多精审卓识的意见。比较重要的有:

我论述中国意象论的源头时,谈到了两点,一是认为《周易》虽未“将意象作为一个组词、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但对“‘意’与‘象’关系的论述,却是很富启示意义的,并为后世的‘意象论’奠定了基础,发生了长远的影响”。钱先生在这段文字之旁批曰:“此言甚好!”对论述另一个源头的一段话:“在先秦的典籍中,虽然不曾提出‘意象”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同样接触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庄子·外物》中的几句名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钱先生在旁边批了一段话如下:

此节必须加些申说,因为庄子虽是文学家,但他这一节专为哲学而发,而且专为他的那种超越语言文字的神秘经验而发,正是我上文所说的“变其象”、“舍其象”(指前面我曾引到的他论述《诗》之象与《易》之象之相同与相异的那段著名的话——敏泽注),极不重视“象”,极不重视“言”,参观《管锥编》论神秘宗敌视语言文字,庄子复喻(变象)。

这意见自然是完全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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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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