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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长篇小说创作述评

汪政 晓华
  2007年的创作表明,人文取向越来越成为作家们的共识,他们更看重作品的文化含量。作家们的此种努力为人们提供了正统知识谱系与流行话语之外的本土中国,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努力,它克服了单一化、模式化与肤浅化,只有这样,本土中国的真实性、复杂性与潜隐性才不至于被淹没。
  当代小说如何超越既定的话语模式参与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一直存在着遗憾,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严重,甚至自暴自弃地出现了无意义写作的潮流。现在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2007年,长篇小说艺术的探索呈现出积极的姿态与多样性的特点。

在对2006年的长篇进行评述时,我们就说2007年将是一个长篇的丰收年,岁末回首,看来当时美好的希望已经成为现实。首先是许多名家推出了自己的力作,如王安忆、贾平凹、张炜、赵本夫、范小青、池莉、格非、肖克凡、李佩甫、红柯等等;其次是一批青年作家开始用长篇证实自己的实力,如孙惠芬、张学东、盛可以、鲍十、鲁敏等;而一些更年轻的如“80后”作家的长篇,也显示出趋于成熟的性状;至于大众文学,特别是类型小说的创作也更加规模化,尤其是推理、悬疑小说再次呈现出了一枝独秀的优势。
  判断一个时段长篇的繁荣还必须看其质量,我们可以从题材、主题、表现手法等综合的角度,对去年长篇的一些变化与新质作一些分析。

  一
2007年的创作表明,人文取向越来越成为作家们的共识,他们更看重作品的文化含量。比如阿来的《空山》、关仁山的《白纸门》、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叶广芩的《青木川》、杨黎光的《园青坊老宅》、储福金的《黑白》、红柯的《大河》、冯积岐的《村子》、李师江的《福寿春》、安琪的《乡村物语》等等。这些长篇按传统的归类,有的是乡土小说,有的是历史小说,但是它们都试图超越这些题材的创作模式,从历史事件的纠缠与当下社会阶层的关系中挣脱出来,拉开与政治话语图式的距离而力求呈现出生活的本相,探究被习惯视角所忽视了的文化内涵。
  《白纸门》从现实切入,但笔触却伸向中国乡土内在的许多潜隐的文化传承,从而将现实的矛盾冲突放在现代与传统的复杂矛盾中去予以解释。作品对冀北海滨名叫雪莲湾的民俗民风进行了原生态式的呈现,并且生动地说明了这些被社会学家称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发挥着作用。与此相似的还有冯积岐与李师江,他们在本年度分别写出了《村子》与《福寿春》。李师江的这次转轨令文学界吃惊,这位以《逍遥游》名世的玩主式的作家以虔诚、认真而谦卑的态度写出了一部丰沛鲜活而扎实的乡土小说,作品跳出当今农村题材作品的许多俗套,力图超出观念写出乡村的原生态,一种乡村自在型的生存状态:“温暖、父子、命运、土地、香火、传承、挽歌、舐犊、爱溺、生老病死。”在许多作家眼里,观念仍在严重地伤害文学,日常生活中的小历史与小传统,在传播中被大历史过分地掩盖了,在这个问题上,观念可能并不比冷静的记载更有价值,比如对乡村文化的还原已经成为一个纸上的抢救遗产的工程。冯积岐就认为:我们的一些作品“往往把很复杂很鲜活的农村生活简单化、概念化、粗俗化,或者有意识地‘拔高’了。”他的《村子》虽然以改革开放20年为背景,但是,他是从文化、心理多层面剖析,“尽最大的努力,真诚地、真实地展示那一段农村生活,展示农村的真实面目”,去呈现“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与世界观”。《村子》这方面的努力特别值得重视,它将农村的隐型文化结构揭示出来了,确实写出了在大历史之下的占支配地位的小历史,却又没有沿着“五四”启蒙文学的路子简单地予以批判:“农民的生活是不会垮掉的,村子里的生命之火不会熄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农民回过头来反思,最终还是要建祠堂,生活中的许多难题还需要去解决,还是要跪倒在祖先的牌位前:这是农民文化结构的一个侧面。”这反映出又一茬乡土作家冷静、客观而睿智的新的文化自觉。
  《青木川》对一座深山古镇的六七十年的历史风貌、人文地理进行了知识考古,对近现代史的文学化描绘一直是叶广芩的强项,作品从语言、生活细节等方面入手,诗意地再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对魏富堂等人物形象的刻划,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将许多历史的、社会的、地缘的、宗教的、文化的因素熔铸在人物性格中,从而揭示出历史转型的复杂性。《赤脚医生万泉和》从“文革”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但是,许多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坐标意义的事件在作品中被疏远了,作品力图再现中国乡土本真的生活状况,他们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行事做人。作品的知识性十分扎实,称得上是中国乡土医学的百科全书。中国乡村的医疗状况,传统的医患关系,乡村医生的角色定位,不同文明程度下乡村人对健康、身体、医、药的期望与理解,在作品中都通过生活化的具体描绘得到了表现。作家们的上述努力为人们提供了正统知识谱系与流行话语之外的本土中国,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努力,它克服了单一化、模式化与肤浅化,只有这样,本土中国的真实性、复杂性与潜隐性才不至于被淹没。继去年《乌尔禾》之后,红柯今年创作了《大河》,进一步显示出他飞翔的姿态。这是一部关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小说,它的叙事是在河流、山川与大地上展开的,是在动物与人之间展开的。小说讲述熊与人的神奇故事,充满了神话、童话与民间传说的色彩,它以想像的、生动的形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历史性的思考。熊与人类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形象的展示。熊是朴实的、善良的,具有灵性的,对人类充满了友善。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文化人类学上看,熊本来是阿尔泰人的祖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生存环境却越来越恶劣,人与动物处于对立位置。可以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讨论这部小说,但红柯并不是走的建立在现代科学体系上的生态学的路子,而是神话的、史诗的,他实际上引入神性的眼光,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万物之源。
  文化作为文学明确的主题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从寻根小说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看来,那时的所谓文化也是太过混沌又太过狭隘,经过了文化研究的理性沉潜之后,文学对文化的认识已经更加成熟,这种成熟不仅表明他们将文化从一个修辞的风格化的层面转化为真正的核心价值,而且开始从许多具体的文化领域建立起众多的文学观测点,借助于主题学以及类型小说和行业小说的创作模式,许多作家尝试进行亚文化小说的创作。在2007年,我们应该提到储福金的《黑白》与毕淑敏的《女心理师》。这样的写作首先需要作家对某一行业或文化领域有相当的了解。储福金的作品以唯美见长,他特别擅长描写江南水乡以及在这片土地上裙裾飘飞的女性,其实,了解福金的人还知道,他还是位业余围棋高手,并且与专业棋界长期保持着交流,以围棋为题材创作一部小说可以说是福金的夙愿。《黑白》以人生命运为经,以围棋为纬,将许多棋理与人生变幻并置在一起,互为镜象,互为诠释。当然,这样的互释不是一一对应的硬性的强作解人,而是试图立足于更高的哲学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陶羊子的围棋生涯与人生经历揭示出一个贯穿万物的“道”,这个“道”不是预设的客观不变之物,而是需要人用一生的成败得失去体验去领悟的。陶羊子有几局令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棋局,有许多改变了他人生原有轨迹的重大变故,这些对局与变故如同一个个台阶,使他不断地眺望新的生命境界。毕淑敏这几年专注于心理分析与心理咨询的写作,专业训练的医学功底与不断开拓的勤奋学习和实践,使得她在这个题材领域的探索尤为突出。从这一点讲,《女心理师》可以说是《预约死亡》《拯救乳房》之后的又一部奠定其特殊题材写作地位的重要作品。小说以心理医生这一特殊行业为叙事领域,不但描写了心理疾病患者的心灵世界,而且以此折射我们这个世界的精神氛围,特别是精神困境,并进一步追本溯源地从社会的各个层面揭示其滋生蔓延的土壤。当然,心理小说特有的案例式的叙事模式可能使小说失之简单粗糙,但其方式仍具有独特的尖锐与冷峻。
  
  二
近年来,许多作家再次对深度模式产生了兴趣。对于文学来说,要慎提思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可以拒绝意义,拒绝思想。事实上,当代小说如何超越既定的话语模式参与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一直存在着遗憾,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严重,甚至自暴自弃地出现了无意义写作的潮流。现在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2007年度,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肖克凡的《机器》、盛可以的《道德颂》、李佩甫的《等等灵魂》等都在小说的深度模式上有所建树。《启蒙时代》是王安忆社会观与文化观的进一步深化,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文革”叙事的作品,其实,它的着眼点是“文革”政治生活的背面,它探讨的是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书中对人物的启蒙路径从历史、革命、语言、性爱与日常生活作了划分与演绎,对许多概念作了反思,重点对城市的根基,对日常生活的意义进行了深度阐发。小说中年轻人在不同的启蒙路径上的遭遇、感触与体悟并不一致,各种资源、线索、意念处在相互渗透、对话与搏击中,大潮来临,青年们柔嫩脆弱的心智似醒非醒,说清还浊,但它们连同那个时代将伴随着他们融入未来的岁月。作品一如既往地在进行着王安忆的哲学沉思,“革命”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什么才是生活的本质,那就是尘埃落定后的日子,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恒常的累积。林白的《致一九七五》讲述的是比《启蒙时代》稍后的时光。它同样是在探讨一代人的经历与成长,但林白给出的是与王安忆不同的另一种答案。在《致一九七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林白对生活的感激和知足,她已经从与世界的紧张和压迫中解脱出来,显示出一种对世界的宽宥和达观。王安忆写的是“他们”,林白写的是“我们”,她参与其中,将写作首先作为一种自我疗治、自我拯救和向世界说“爱”的方式,同时也成为她对那一代成长、特别是能够跨越道道坎坷的新的理解。
   一般来说,现实题材是难于从思想上予以深入的,但李佩甫与肖克凡却进行了可贵的尝试。《等等灵魂》通过   一座中国零售业航母的兴衰沉浮,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资源进行了思考。作品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仅是财富积累的过程,它更是一个社会、民族、国家以及个人发展与超越的过程,因此,制约现代化的到最后只能是人,是人的内心与民族文化的支撑,李佩甫实际上触及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作品的书名来自于印第安人的一句格言:“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它常常被经济学家用来提醒人们关注发展的速度,关注经济生活中的隐性制度,关注社会发展的道德与心理成本及人文环境,这大概也是李佩甫想要表达的主旨之一,只不过要复杂得多,因为灵魂本身就需要等待,让她发育、成长、健康。肖克凡的《机器》是多少年来少见的以工人阶级为正面描写对象的作品,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作家能直面流行的价值观,以命运作为纽带,描写了几代工人的欢欣与烦恼,自豪与失落,对这一阶级的变化、分化、转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以工业为喻体,对人与制度、与工具从文学层面作了哲学阐发。盛可以的《道德颂》取材于平常的婚外恋,但却没有落入时尚化写作的窠臼,她将笔锋伸向了人的内心,伸向了人的精神的幽微处。正是在这种精微的心理分析中,作家对情爱、性爱中的伦理,对个体的位置进行了人本主义的阐释。作者在书前引用了一条尼采的语录:“没有道德现象这个东西,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道德现象固然没有,如何对现象进行道德解释也不是小说家的任务,但这次叙述又是以道德为前提的,正因为有道德在,所以作品中的人物才有那么混乱的生活与混乱的内心世界,故事的方向才能如此定位。确实,书中是没有道德的,道德在小说之外,它以无形的力量迫使人物走过艰难宿命般的道路。
  2007年,许多文学人物值得进一步研究,比如范小青笔下的万泉和,比如孙惠芬《吉宽的马车》里的吉宽。这些人物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文学传统叙事里的愚人视角,体现出一种当下称之为钝感力的精神状态与性格特征。孙惠芬对乡村有十分周详的了解和优裕自如的叙述能力,《吉宽的马车》也是一部乡下人进城的作品,但是,作为乡下人的吉宽与乡下人进城的必要性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他总是被动的,慢半拍的,但正是这被动与慢半拍,使他多了一些超然,多了与当下生活的距离,也多了许多困惑,并且使自己的命运带有了一种苦涩与苍凉,从而对当下农村与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乡下人进城这种生存方式提出了疑问,从而显现出难能可贵的思想气质。

  三
  2007年,长篇小说艺术的探索呈现出积极的姿态与多样性的特点。中国当代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的实验阶段后,形式与技术的实验几乎停止,加上90年代后期市场化的影响,长篇小说从技术层面讲有下滑的趋势,向流行趣味低头,向低水平阅读臣服,这成为令人忧虑的长篇现状之一,长此以往将会导致中国长篇的根本性衰退。这样的局面引起不少作家的警惕,2006年就出现了不少艺术探索型的长篇,2007年这样的探索还在继续,并且显得更沉潜、更成熟,呈现出审美上的多样性。王安忆的《启蒙时代》、盛可以的《道德颂》、张者的《桃花》、格非的《山河入梦》、张炜的《刺猬歌》、叶广芩的《青木川》、叶兆言的《后羿》、冯唐的《北京北京》等都是艺术上有鲜明特色甚至让人重忆起80年代先锋实验的情景。
  《山河入梦》风格独特,前半部继续着作家近期写实的路数,后来则愈来愈空灵、飘忽,让人觉得《褐色鸟群》时期的格非又回来了。张者的《桃花》是黑色幽默的成功范例,显示出了作家的智慧与学养,以及对大俗大雅的语言的驾驭水平。张炜的《刺猬歌》在文体上有新的探索,他以自由奔放的笔墨和荒诞无碍的想像写活了万物,不仅刺猬、狐狸、土狼、海猪、尖鼠、淫鱼等动物活灵活现,而且山川草木、风雨日月等都与人相通,与人共舞,使作品呈现出众声喧哗、五彩缤纷的勃勃生机,它们与作家所要表达的哲思相呼应,构成了一个充满喻象的艺术世界。《后羿》作为神话重述的一部,也有自己鲜明的追求。对于一个人人熟知的神话传说,后来者的重述必须要在艺术上有相当的投入,叶兆言对故事的背景、人物的性格与叙述的动力都作了重新定位,增加了复杂的叙事元素,使得作品从神话传说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独立发展的能力,行云流水,八面生花。当人们还在讨论《妇女闲聊录》在林白写作中的意义时,《致一九七五》又接踵而至,并且再一次带给人们一时无法作出反应的冲击。小说既不是《一个人的战争》时期的林白,又有别于《妇女闲聊录》,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作为鬼子的第一部长篇,《一根水做的绳子》一改鬼子中短篇的路子,给了读者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小说从主人公阿香十几岁的学生时代开始。她与乡村青年教师李貌相爱了。这个在旁人看来的错误却成了阿香的宿命,她一根筋地爱上了李貌,并且有了一生的约定,但最终都未能完成与相爱者的婚姻。鬼子小心地回避了中国当代爱情书写的传统,既没有宏大话语的寄托,也没有性爱等欲望化的内容,它力图呈现的就是与生命等同的爱情本身,除此,没有第二个目的。用作者的话说,这“是那些芸芸众生的小人物的爱情,他们不太懂政治,他们的文化也不多,他们既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所谓的金钱财富,他们有的只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和一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心,他们的爱情或许是最接近于本质的一种爱情”。为了完成这一写作意图,鬼子采取了最为质朴的写作风格,那就是绵长的流水般的叙事,控制的客观化的视角,洗尽铅华的语言和以“物”营造出的氛围。
  而陈行之的《当青春已成往事》、艾米的《山楂树之恋》、池莉的《所以》、黄蓓佳的《所有的》、洪峰的《恍若情人》、张春雷的《外遇》、李师江的《福寿春》则从当代与传统多方面吸收长篇的美学元素,展示出长篇多样性的审美特性,并使这一古老的大体量的艺术样式融入当下的阅读空间,显示出了相当的亲和力。池莉、洪峰、张春雷以现代人情感生活为观照对象,将人物的命运作为情节的结穴点,同时融入当下都市人的生存困惑,有相当的可读性。特别是池莉,自新写实小说写作以来就以其稳定的风格培育了相对固定的阅读人群,其量体裁衣显示了当今作家自觉的读者意识。陈行之与艾米的作品显然有更多的流行元素,他们的作品,特别是艾米的《山楂树之恋》虽不乏情感戏的成分,但却能抓住现代人在时间与现实人生上的恐惧感、空间上的漂泊感,利用距离这一亘古有效的审美技术制造了怀旧的氛围,通过对过往岁月的追忆与过滤,使得作品呈现出唯美的感伤的色调,在破碎冰冷的时代营造了一个显然是人工化的情感飞地。李师江的《福寿春》可以说是向中国长篇传统致敬的作品,更准确地说,是尝试复活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白话人情小说传统的一次有趣的实验。作品重在日常生活的细节,而不追求宏大的叙事与大波澜的情节,通过对乡村日常生活特别是家庭生活的充满现场感的实录,像揉面一样反复抻出这琐屑里面的劲道,赋予日常生活以有意味的形式感,辅以乡村的节令风俗、人情世相,作品热热闹闹地写出了一幅当代乡村的风俗画,这种风俗画是以白话式的叙事语言来呈现的,无论是直白家常的语言,还是随处可见的说书人的腔调,都使作品透出一股通俗与市井的气息,这些努力使《福寿春》在2007年的长篇中如枝头红杏别具风情,它给汉语长篇的源流关系的梳理以及传统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许多进一步思考的可能。
  有一些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传奇性的。鲁敏的《博情书》题材新颖,搔到了都市人生活的痒处。作者将当下的网络生活作为书写对象,现实的生活与虚拟的生活、真实的身份与网络的身份一起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两者互为镜像,互相躲藏,互相搏杀,作品不但具有网络世界特有的扑朔迷离,而且对当下社会、特别是现代人隐秘的欲望与苍白而混乱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洞幽察微的分析。特别要提及这部小说的叙事语言,它明显地带有博客的风格,甚至不少地方直接将博客化的语言移到了作品中。纸质文学与电子文学实际上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学,它们的区别绝不仅仅体现在传播媒介上,而是涉及到文学构成的许多内在元素,比如语言。鲁敏的这次写作实际上是一次跨文体的对话,这对当前优游于网络的读者来说肯定是有趣的体验。麦家的《风声》再一次显示了作家结撰故事的能力。他已经从《解密》超越了出来,从而在更复杂与阔大的历史语境与戏剧平台上展开叙述,这是一个对玄疑美学传统作出了新的贡献的作家,也是在好看之中能坚守人文价值与趣味的作家,可惜这样的作家还不多,但相信会有更多的继武者,共同开小说之新风。

  四
每次做长篇小说年度评论时,总想提出一些问题,因为在有限的篇幅里想整体地描述出年度长篇的面貌实在是不可能。其实说句残酷的话,大量的长篇写作也只能是过渡性的,它的意义也许只有作家本人才能体认与看重。因此,超越个别的文本总结归纳出事关长篇现实与走向的话题可能更有价值,但这显然具有另一种难度,因为目前的整个文学界普遍缺乏话题能力与问题意识。其实,有许多事情还是值得去思考与探究的,比如底层写作。这个问题前几年就讨论过,但一直没有深入得下去,现在大有被废置不论的趋势。固然,作为概念,可以放弃,但是,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社会阶层的变化?有没有那么一些群体,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处在边缘的、弱势的地位?文学对其要不要有所承担,又如何承担?是将他们作为被书写者,还是由他们自己来表达诉求?代言,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与可能的,会不会造成新的遮蔽与伤害?2007年,我们读到了贾平凹的《高兴》、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等作品,可以说都是表现底层的,因为很明显,作品里的主人公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按理说,贾平凹与刘震云在小说技术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坦率地说,这两部作品都不能算很成功。贾平凹虽然在真实性上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但主人公的文化身份首先就是模糊的与暧昧的,贾平凹更多的是以一个文人或知识者去想像的。至于《我叫刘跃进》显然影视化的出发点就使整个叙事走向了过分的戏剧化,作品虽然试图走向城市外来者、打工者这一亚文化群体的内部,但是作家的立场,那种“看”着人物“表演”的叙事态度客观上给人物带来了伤害,相当程度上矮化了、轻薄了他们。所以,你可以说底层写作这一提法问题多多,但你不能不承认作家们面对新的社会群体缺乏表现的能力,甚至呈现出“五四”启蒙文学以来同类创作的衰颓之势。
  每年我们都努力将网络或通俗的、类型小说纳入到年度长篇评论中,这实际上表明了我们的一种立场,就是试图消弥纯文学与其它文学类型人为设置的鸿沟,事实上,古代文人和近现代知识分子建立的所谓纯文学写作传统一直对大众的、通俗的文学采取歧视的态度,他们通过文学标准、文学秩序、文学生产方式与文学教育建立了一整套的文学权力机制,这实际上有相当成份的文学霸权与文学专制。当后现代社会到来后,传统的精英写作与纯文学制度受到了挑战,市场化、网络化给大众文学提供了传播与技术上的支持,文学的民主化与审美趣味的多样化正在到来,我们的纯文学写作与研究对此缺乏足够的应对与宽容。我们的批评面对许多新的文学类型越来越缺乏介入的能力。2007年的大众化写作依然繁荣,但是这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它的机理是什么,我们如何使其审美性质晶化、塑型?事实上还有比此更复杂的、那就是由身份多样的作者群与类型多样的作品共同构成的文学生产景观,“作家”、“作品”都在变化,非专业的创作者,非经典的长篇小说形态,多媒介的作品存在方式,正在越来越多地在通行的文学机制之外体外循环一样地生产着、流通着大量的文本,如果不宏观地改变观念与态度,我们将不能再有资格谈论文学,而传统的单一的长篇创作也可能呈现衰竭,这绝非危言。
  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值得研究,这需要浮光掠影的匆匆年评之后的沉心静气与扎实工作。
原载:《文艺报》200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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