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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内藤命题"

王水照
日本京都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了著名的宋代近世说,构想了以唐宋"转型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宋史观。根据他在大正九年(1920)于京都帝国大学的第二回讲义笔记修订而成的《中国近世史》,开宗明义就说:"中国的近世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自来都是按朝代来划分时代,这种方法虽然方便,但从史学角度来看未必正确。从史学角度来看,所谓近世,不是单纯地指年数上与当代相近而言,而必须要具有形成近世的内容。"他正确指出历史分期中的"近世"不能照搬王朝序列,也不能单纯按照距离当前的较"近"的年数计算,而应抓住"近世的内容"。而所谓"近世的内容",就是其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所列出的八个子目:"贵族政治的衰微与君主独裁政治的代兴;君主地位的变化;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任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的变化",这八种变化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是全社会结构性的整体变动 (译自《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亦可参见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译文有小异) 。
  嗣后,他又发表了著名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和《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这两篇论文,被宫崎市定(1901-1995)断为构成内藤史学中"宋代近世说"的"基础"性作品。前文发表于《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1922年5月),对他的宋代观做了一次集中而概括的表述,指出唐宋之交在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贵族势力入宋以后趋于没落,代之以君主独裁下的庶民实力的上升;经济上也是货币经济大为发展而取代实物交换;文化方面也从训诂之学而进入自由思考的时代。后文发表于《支那》(1928年10月),着重论述宋代以后的文化逐渐摆脱中世旧习的生活样式,形成了独创的、平民化的新风气,达到极高的程度,因而直至清代末期中国文化维持着与欧美相比毫不逊色的水准(参见宫崎市定《自跋集---东洋史七十年》"九、五代宋初",岩波书店1996年版)。
  内藤氏的这一重要观点,曾受到当时东京学派的质疑与驳难,但争论的结果,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唐宋之间存在一个"大转折",虽然依然否定宋代近世说。然而在日本史学界中,内藤氏的观点仍然保持着生命力,影响深巨。尤其是得到他的门生宫崎市定的有力支持。宫崎氏原先对这一观点也抱有怀疑,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转而不遗余力地宣传和证成师说,从多个学术专题上展开深入而具体的论证,成为乃师学说的"护法神"。他在1965年10月发表的《内藤湖南与支那学》一文(原载于《中央公论》第936期,收入宫崎市定著《亚洲史研究》第五卷,同朋舍)指出:"(内藤)湖南留给后代的最大的影响是关于中国史的时代区分论",以往日本学者也有把宋代以后视为"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是湖南则完全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全部的各种现象,尤其是社会构成和文化由唐到宋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这一事实",从而确认"宋代以后为近世"的这一判断。作为建树了杰出业绩的宋史研究专家,宫崎市定明确宣称:"我的宋代史研究是以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为基础的。"他的研究正是以内藤氏的这一学说为"基础"而展开的。他首先注意经济、财政、科技等问题,认为"宋代近世说的依据在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古代交换经济从迄于前代的中世性的停滞之中冒了出来,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复活"。并进而指出宋代已由"武力国家"转变为"财政国家",财力成为"国家的根干",甚至涌现出新型的"财政官僚"(均引自《自跋集---东洋史七十年》"九、五代宋初")。 宫崎氏的宋史研究范围广泛,内涵丰富,举凡政治史(《北宋史概说》、《南宋政治史概说》)、制度史 (《以胥吏的配备为中心---中国官吏生活的一个侧面》、《宋代州县制度的由来及其特色》、《宋代官制序说》)、教育史(《宋代的太学生活》)、思想史(《宋学的论理》)均有涉足,成绩斐然。至于他的《宋代的石炭与铁》、《支那的铁》两文,澄清了"认为中国人本来就缺乏科学才能,长期陷于落后的状态"这一"误解",肯定"宋代所达到的技术革新具有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突出了宋代在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宋代时期的"文化和科学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第一卷第一册第284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内藤、宫崎等人的宋代近世说,以唐宋之际"转型论"为核心,又自然推导出"宋代文化顶峰论"和"自宋至清千年一脉论"。
  内藤氏在逐一推阐唐宋之际的种种变革时,衷心肯定其历史首创性,其内在的思想基准是东亚文明本位论,即认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发展程度"非常高",比欧美文化高出一筹,而这个中国文化主要即是自宋至清的中国近世文化。宫崎市定的观点就更为鲜明,态度更为坚决了。他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一文(原载于《史林》第二十五卷第四号〔1940年10月〕、第二十六卷第一号〔1941年2月〕,收入《亚洲史研究》第二卷,《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九卷),首次提出了"宋代文艺复兴说";而《宋元的文化世界第一》一文(原载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宋元的美术》〔1980年7月〕,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二卷),文章的题目已犹如黄钟之音、警世之帜。他写道:"宋元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稀有的伟大的时代,是民族主义极度昂扬的时代。代之以军事上的萎靡不振,中国人民的意气全部倾注于经济、文化之上,并加以发扬,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他对宋代文化的推重,从中国第一到"世界第一",真是无以复加了。
  内藤氏的唐宋"转型论"确认宋代进入近世,君主独裁政治形成并趋于成熟,平民地位有所提高;还进一步确认,这一历史趋势的持续发展,必然走向清末以后"共和制"的道路。这就把宋代和当下(清末民初)连贯起来作历史考察。宫崎市定继续发挥这一"千年一脉论":"据湖南的观点,在宋代所形成的中国的新文化,一直存续到现代。换言之,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与清朝末年的文化生活几乎没有变化。由于宋代文化如此的发展,因而把宋代后的时期命名为近世。……认为宋代文化持续到现代中国,是他的时代区分论的一大特点。"这里既指明宋代社会与清末当下社会的内在延续性,也为"近世"说提供时间限定的根据(《内藤湖南与支那学》)。
  内藤氏的宋代近世说,以唐宋转型或曰变革为核心内容,从横向上突出宋代文化或文明的高度成就,从纵向上追寻当下社会的历史渊源,体现了对历史首创性的尊重,对历史承续性的观察,体现了东方文化本位的思想立场,构成了完整的宋史观。
  当我们把目光从东瀛转向本土的学术界,就会饶有兴趣地发现一种桴鼓相应、异口同声的景象。我国一大批硕儒耆宿相继发表众多论说,与内藤氏竟然惊人一致。他们中有的与内藤其人其书容有学术因缘,而绝大多数学者却尚无法指证受其影响,这种一致性更加使人惊异了。
  首先是"转型论"。陈寅恪于1954年发表《论韩愈》一文,认为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即"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他虽未涉及"上古"、"中世"、"近世"之类西方现代史学的分期名词,但这个确认此时为新旧转型的大判断,是不容他人置疑的。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有言:"吾尝言有唐中叶,为风气转变之会","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十六章即题为"唐宋间社会之变迁",认为"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宋代近世说"在这两位史家笔下,已经呼之欲出。钱穆在《宋明理学概述》中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九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 ,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变",第二个变化"应该以唐末五代至宋为又一大变,唐末五代结束了中世,宋开创了近代"。胡适作为现代学术开风气的人物,就直截了当用崭新语言宣称:从"公元一千年(北宋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是"现代阶段"或"中国文艺复兴阶段"或"中国的'革新世纪'"(《胡适口述自传》第295页,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这里的"现代阶段"实与内藤氏的"近代阶段"含义相通,"文艺复兴阶段"则与宫崎氏用语完全一致,至于"革新世纪"更是踵事增华,近乎标榜之语了。
  视宋代文化为中国历史之最,这一观点在中国史学界也成常识。表述突出、颇显恢宏气度的是陈寅恪为邓广铭著作所作的序和邓氏的一篇史学论文。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邓广铭在1986年写的《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宣告:"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陈氏还只说赵宋文化是"空前";邓氏更加上"绝后",推崇可谓备至。比较而言,王国维显得颇为谨慎,他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第70页,上海书店1983年版)他肯定两宋文明前超汉唐,后胜元明,清代略而不论,当有深意存焉。胡适于1920年与诸桥辙次的笔谈中,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提出"宋代承唐代之后,其时印度思想已过'输入'之时期,而入于'自己创造'之时期","当此之时,儒学吸收佛道二教之贡献,以成中兴之业,故开一灿烂之时代"(见《东瀛遗墨》第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至于研究宋代和当下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与内藤氏有过直接交往的严复,面对民国初年纷争频仍、国势不宁的局面,也从历史资源中探寻救治之道。他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致熊纯如函》,《学衡杂志》第13期〔1923年〕)钱穆在致一位历史学家的信函中也说:"治史不及宋,终是与下面少交涉也。"(《素书楼余渖·致严耕望书》〔1972年〕,见《钱实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三册)在他的《宋明理学概述》中,已有"我们若要明白近代的中国,先须明白宋"的提醒,都强调宋代研究对于当下现实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应注重近千年来在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上的种种联结点。
  简略梳理中日学术史上"内藤命题"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到这个命题获得范围深广的响应,吸引众多一流学者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形成一场集体的对话,丰富了命题的内涵,使之成为一个蕴藏无数学术生长点、富有学术生命力的课题。这首先由于内藤氏"是立足于中国史的内部,从中引出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向的认识",而不是单纯凭借"从外部引入的理论"来套中国史实;同时又能"把中国史全部过程,作整体性的观察",避免了"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史的缺陷" (谷川道雄《致中国读者》,见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 。谷川氏的这一概括,准确地抓住了"内藤命题"所包含的学术方法论上的两大精神实质。
  其次是命题的开放性。欧美史学界把内藤氏的宋代近世说称之为"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就是说其真理性尚待验证、补充,并非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更不是可以照搬照套的"指导原则"。事实上,内藤氏提出此说以及中国学者的相关述说,大都是基于他们深厚中国史学功底的大判断、大概括,还未及作出细致的论证和具体的展开(宫崎氏是个例外)。而"上古"、"中世"、"近世"的这套西方史学分期方法如何与"历史决定论"或"历史目的论"划清界线;宋代文化顶峰论能否成立,是否应有限定;宋代和清末民初社会之间千年一脉的历史纽带,也需作出有理有据的揭示,这些都有待后人的继续探讨。
  然而,我们重提"内藤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为了求证"宋代近世说"的正确与否,其个别结论和具体分析能否成立,而主要着眼于学科建设的推进与发展。一门成熟的学科,既要有个案的细部描述与辨析,更需要整体性的宏观叙事,其中蕴含有一种贯穿融汇的学理建构,即通常所说的对规律性的探索。由于对"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学风的厌恶,"规律性"、"宏观研究"的名声不佳,甚至引起根本性的怀疑。但不能设想,单靠一个个具体的实证研究,就能提升一门学科的整体水平。纲举才能目张,"内藤命题"关心宋代社会的历史定位,关心其时代特质,关心社会各个领域的新质变化等等,就为宋代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纲"。对于我们宋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是这样一个"纲"。
原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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