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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腰胼手非无苦,一念新苗乐有余

忆吴世昌先生教我做学问

刘扬忠

我终生敬爱的专业导师吴世昌先生辞世已经16年了,可是在我的精神世界里,他老人家却一直活着,没有一天离开过我——我的工作间的书桌上方,一直悬挂着他的遗像;我们文学所那间宽敞的会议室的墙壁上,并排悬挂着包括他在内的十位大师级的前辈学者的照片,每当我出席所里的会议或学术讲座时,就看见他向我微笑,像是又要对我说什么……我跟从吴先生研治词学的时间达八年之久,就是这八年奠定了我的事业基础。我今日能在词学上有所成就,全是恩师当年悉心教育和引导的结果。他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关门弟子” (另三人是:董乃斌、施议对、陶文鹏)的呕心沥血的教育,恰如他讲学英伦时所写的《牛津新居与家人园中耘草》一诗中形容的,是“折腰胼手非无苦,一念新苗乐有余”。就让我写下吴先生教我做学问和做人的一些片断吧。
1978年秋,我考上了年已古稀的吴世昌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从此正式走上了专治古典诗词的道路。记得那一年,我是怀着一种既崇敬又有几分畏惧的复杂心情立雪“吴”门的。这是因为,我入学前就已知道,吴先生是一个学贯中西、精通文史并在红 学;词学、训诂学、金石甲骨文等好几个学术领域都有重大贡献 的学问家。而我却在大学本科二年级时就因“文革”的爆发而中断了学业,之后当了农村中学教师,在偏远闭塞的贵州山区蹉跎十年,学业早已荒落,入学前就担心自己不配当这么一位大学者的门生。再加上,那年7月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时,口试一开始,就碰了吴先生一个大钉子一一那一次的复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项,我在笔试中就韩愈“以文为诗”和苏轼“以诗为词”两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一些很幼稚粗浅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看法。我幽居农村多年,与外界基本隔绝,丝毫不了解学术界的信息,做完答卷后自我感觉居然十分良好。谁知第二天上午,我刚被“传唤”进口试的房间,坐到考生位置上,正襟危坐、一脸严肃的主考官吴先生就盯着我看,不发一言(那是我们师生第一次见面)。待到坐在他两旁的吴庚舜、乔象钟二位教师与我略事寒暄之后,他左手在空中轻轻一按,右手拿出几张事先准备好的卡片,就直奔正题,对我连珠炮似的发起问来。他所质问我的几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我说清我的答卷中全盘肯定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的理由(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段时间正在准备对韩、苏的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反驳学术界对这两位作家的一些积非成是的结论)。我因事出意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顿时语塞,结结巴巴地什么都答不上来。时当盛暑,我急得“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幸亏乔象钟、吴庚舜等几位老师及时转移了话题,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让我回答,才算为我解了围。就这样,师生初次见面,我就强烈地感受到吴世昌先生执著耿介的学术个性和只认真理不认人的治学风格。但同时我也因他一见面就毫不留情地“刁难”我而产生了对他的几分畏惧和自卑。我担心进人师门之后“没有好日子过”。入学之后,又听文学所的一些人谈起他在学问上常常与人“较真”,并曾与红学界的几位专家打“笔墨官司”的逸闻轶事,这就使我的畏惧和自卑加重了不少。因此,最初几次到他在干面胡同的宿舍听课,我都是缩手缩脚、低头屏气的,怀抱的是一种登门“受训”的态度。
谁知几次接触之后,我对先生的印象顿然大变。在他那间悬满字画的客厅里(有几次是在他那间插架万轴的书房里),我感受到的不再是严厉和冰冷,而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温馨融洽气氛。每次见面,名为“授课”,他却从来没有摆出老师的架式居高临下地“传道授业”,而是让我和他坐在一张长沙发的两端,与我近距离地、无拘无束地谈天。在似乎不经意的、无主题的闲聊中向我传授知识、答疑解惑和指点研究路子……渐渐地,我认请了我的这位业师是那种既严肃又温和、既坚持原则又富有灵活性、既严格要求学生又循循善诱的好导师。早年读《论语》时,我就很神往于子夏所描绘的那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好老师。如今我如愿以偿地投入了这样的老师门下,还有什么可畏惧、可自卑的?端正自己的态度,一心一意地跟着他学吧——学做学问,学做人!
吴世昌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陆续在国内几所名牌大学当教授,后又出国,执教于英国牛津大学达14年之久,是一个经验丰富、训徒有方的老教育家。我们师兄弟四人人学之后,他因材施教,在辅导小组的另外三位老师(吴庚舜、乔象钟、张白山)的配合协助下,陆续为我们每个人制定了培养计划,确定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在“吴门四弟子”中,我是小弟弟,根基最浅,而我的三位师兄则是“文革”前名牌大学毕业生,并都在“文革”前就从事过文学研究工作,因此刚一入学吴先生就为他们分别确定了唐诗、宋诗、词学三个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只有我,因为只上过大二,“混沌未凿”(这是辅导小组的张白山老师当时对我的评价),研究方向与选题范围一时定不下来。我很着急,吴先生也为我着急。幸好他从我考研的答卷和我入学后呈请他批改的一卷诗词习作中,发现我对唐宋词有偏好并已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于是就在个别授课、交谈和布置作业时有意把我往这方面引导。我对此亦心领神会,除了公共课和基础课的学习之外,把主要精力都投注到词学上来。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多学期的师生配合探路的历程之后,我终于确定了词学的专业方向。
在这以后的跟着吴世昌先生专治词学的七年中,我从他那里更是所得良多——不但学会了怎样在学术研究中开拓创新,而且学会了怎样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
吴先生辅导我做硕士论文的许多细节,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1980年初,也就是我读硕士的第二学年上学期末,我开始就学位论文选题请求吴先生给予指导。我读高中和大学本科时,受当时通行的几部文学史和胡云翼《宋词选》的影响,对群星灿烂的宋词只知道、也只欣赏苏轼、辛弃疾等几位大家和一个“豪放派”,因此选题时自然想到了要做苏词或辛词。吴先生听完我的陈述之后,连连摇头道:“不要做苏辛,不要做苏辛\像诗中李杜、词中苏辛这样的大家,一向都是研究的热门,积累的成果很多,别人做了100篇文章,你来做第101篇,是很冒险的。如果没有新材料与新观点,宁可不做为妙。我希望,你所做的文章能够提出新见解,开辟新领域,成为某一方面的第一篇。”(后来我与同门闲聊时得知,类似的话他对施议对等人也说过,而且不止一遍)说完这段话他停顿了一阵子,见我陷入了沉思,他就建议我:先去图书馆泡上一段时间,搜集信息,全面了解建国30年来词学研究的现状,从中发现问题,再来商量选题。
听了吴先生的点拨,我就利用寒假的时间一头扎进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历时十多天,读遍建国以来词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从中发现:有“集大成”之誉的北宋大词人周邦彦,建国以来被研究者打翻在地,进行了极不实事求是的贬损。如今有必要拨乱反正,对周邦彦及其《清真词》重新评价,还其本来面目。萌发了写文章的念头后,我急匆匆地从图书馆直接去了吴先生家。听了我的汇报,他十分兴奋,对我的观点和文章构想极表赞同,当场吩咐我:“权当完成本学期期末作业,先将你的初步想法写成一篇论文来给我看看!”
三个多月以后,我的一篇长达18000字的论文《对建国以来关于清真词的一些评论的初步商榷》交到了吴先生手里。他细阅全稿后,提笔在首页的天头批了四个大字:“优。吴世昌。”之后意犹未尽,又在下端写道:“此文有独到见解,说理谨严,分析正确,批评中肯,切中时弊,可以发表。世昌再识,1980.6.3。”他对此文惟一不满意的是标题,认为缺少论争勇气,太“中庸”,没有鲜明的针对性,于是给我改为《论建国以来对清真词的错误评价》。这个新标题,开门见山,“火气”十足,显示了典型的“吴世昌风格”。我知道,他是在通过改动标题教给我一种为学与为人所必需的胆量和勇气。待我按他的指点把文章修改一遍之后,他就打电话约来了我的副导师吴庚舜先生,请他将此文推荐到某著名期刊去发表。
谁知事有出人意料者!文章投出去之后,迟迟不见回音。好几个月之后,那家期刊的一位自己就是古代文论专家的资深编辑给我写了一封信,连同文章一起寄给我,要我按其要求修改文章,再予以发表。记得那封信的大意是:你为周邦彦“翻案”是有一定理由的,论述问题也较深刻,但总的看来,对清真词的评价“过头”了;对清真词应“一分为二”,对建国以来有关清真词的评论也应“一分为二”,不能用一种片面性去反对另一种片面性。拿着这封信,我思想上十分矛盾:我的那篇论文并非无懈可击,但基本观点我自认为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我决不愿放弃或改变;但如果不按编辑的要求进行修改,则会失去一次出成果和出名的宝贵机会(当时我还没有在全国性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态,我又一次到了吴世昌先生家。他看了那封编辑来信后,吃惊地对我说:“啊!他们是叫你做一篇四平八稳的‘清真八股’哇!”见我迟疑着没有答话,他似乎明白了我的矛盾心理,放低声音问我:“你自己打算怎么办?”我如实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他听了以后,语重心长地对说我道:.修不修改这篇文章,由你自己决定。不过你要注意两点:第一,对于自己经过潜心研究取得的基本观点和结论,要有充分的自信,要有坚持真理的精神。这样的反驳旧说、提出新见的文章,如果要修改,应该是看自己在哪些方面说理还不充分,论证还不周密,论据还不充分,从而动笔加以调整和弥补,而不应该是一碰到旧说的反击就动摇了自信心,放弃对真理的追求。第二,倣学问、搞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而不是追逐名利。你如果为了早日发表作品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去迎合编辑的观点,那么你可能就会失去一个学者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这是得不偿失的。”听了这一席话,我顿觉心明眼亮,同时又暗自感到惭愧,当即回应他道:“对这篇论文我是要认真修改的,但不是为了马上拿去发表(当时我的几位师兄都已发表过专业论文),而是为了让它变得充实厚重一些,成为我的治学道路上的一块坚固的铺路石。我想就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来做我的硕士论文。因此我不想做一般性的或枝枝节节的修改,而是要全面改写。我打算在保留基本观点和基本材料的前提下淡化驳论的色彩,改从正面来观照研究对象,全面而系统地描述评论周邦彦其人其词。至于发表,我想等到将来答辩通过了,专家们证明它是一项过硬成果了再说吧。老师您是否同意我的打算?”吴先生面露微笑说:“你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就这样,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定了下来。
以后的事实证明,吴世昌先生对我的这番高明的引导,对我在学术上的成长与成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1年夏天,我的硕士论文《论周邦彦及其清真词》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其中的两章一年后分别在两个重要刊物上发表,成了我的成名之作。之后,这篇硕士论文经过修改和增补而成为一部专著,取名为《周邦彦传论》出版了。时至今日,我虽然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但我最珍视的,仍是这本凝聚着导师心血的《周邦彦传论》。饮水思源,能不加倍怀念老师吗?
1981年秋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文学所古代室工作之后,吴世昌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扶持我。当我告诉他,我已经去文学所报到上班时,他高兴得连连点头说:“好哇,从此我们是同事了!”我说:“不,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以后我要继续跟着您干!”他哈哈大笑道:“你不要说‘跟着您干’,你应该独立地干,你已经可以独立地干了!”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但打那以后,我仍坚持像读研究生时那样,每个月去他家一次至二次,带着问题去向他请教。他除了照常答疑解惑,指导我做新的研究课题外,还给我安排了重要的工作任务——吸收我为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宋辽金文学分支编写组成员,令我撰写其中若干重要辞条并审改宋词、金词的辞条。这期间,我们师生之间教学相长,合作得颇为愉快。教学相长的又一个重要事例是我们在宋词风格流派研究中的互相呼应与互相支持。1979年他给我们师兄弟讲课时就明确地指出:宋词不能简单地划分为豪放、婉约二派,并特别强调北宋时根本没有形成一个豪放派。受他的启发,我系统考察了宋南渡时期词风演变的情况,发现宋词之“豪放派”乃是金兵南侵、宋室南渡后才形成的。我将研究所得写成《简论向子諲及其<酒边词演>——谈社会变化对词风转变的决定性作用》一文。吴先生阅后大喜,认为此文为词学研究贡献了新的东西,就将它推荐到我们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实际上为吴先生的词学观点提供了新的有分量的论据,因此两年后他在撰写那篇震动词学界的论文《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此文发表于《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时,就用了近600字的篇幅引述我的观点,并于当页作注道: “当然‘豪放’派这名称也不合适,为说明问题,姑用此名。参看刘扬忠《论酒边词》。”老师引用学生的成果,一方面固然是他作为大学者的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的展露,另一方面也是在扶持和鼓励学生。试想那是我的科研成果第一次被人引用,而引用者竟然就是我的老师,我当时受到鼓舞别提有多大了!
1998年11月初,吴世昌先生的家乡海宁举办了纪念他90冥寿的学术研究会,我在那个会上即席创作了两首怀念先师的七律。现将其中第一首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上庠游学仰高名,忝列门墙一小生。
绛帐传经垂典范,利斤琢璞育精英。
换皮换骨师恩重,为学为人境界闳。
鹤驾归山今一纪,音容宛在意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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