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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钱钟书等人在“五七”干校

何西来

  1969年11月15日,学部“五·七干校”首批人马出发去河南罗山。

  文学所是“连锅端”,全部下去了,准备在那里安家落户。文学所知名的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等都下去了。俞平伯还带着他的夫人“大表姐”。俞平伯有一段日记是这样写的:“上午发言。到所里来,表示赴‘五·七干校’之决心。下午宣布全所移河南信阳罗山,办‘五·七干校’。学习班结束。下午回家。15日2时30分,携妻离老君堂寓。到所集合,乘大轿车同赴车站。”我想,俞平伯老先生写“离老君堂寓”这几个字时,肯定是很有感触的。老君堂是俞家祖寓。俞家最有学问的人物是俞樾,他是清代学术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俞平伯之母曾说,“到平儿,俞家五代书香。”就是从俞樾算起的。老君堂分正院、偏院。有几十间房子。俞平伯住正院,偏院是他家的书房。“文革”以前,逢休息日,他常请朋友到西院唱昆曲。“文革”中,他从正院被赶出,住进矮小的书房。那年五六月,老君堂院中的马樱花绽开粉红的花朵。这种花又叫合欢花。这时,俞老从偏院的墙头,看到马樱花开,便写了《七绝》一首:

    先人书室我移家,

    憔悴新来改鬓华。

    屋角斜晖应似旧,

    隔墙犹见马樱花。

  这首诗后来在牛棚难友中传阅时被发现,把他斗得够呛。说他记了“反革命变天帐”。

  写一首诗就是“变天帐”。诗书对于知识分子似乎都成了致祸之累。下干校前,很多人觉得没指望了,把书都卖了。离开自己的书,是很痛苦的。那时卖书,小本八分500克,大本一毛五分500克,报纸三毛500克,外文精装书还不要,得撕了皮才行。也有不乏远见的聪明人买书,几块钱就能买一套《资治通鉴》。

  下干校时,我们先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落脚。那地方原来是劳改农场。我们就住在劳改犯住过的房子里,打地铺。11月中旬,天已经很冷,又补种了一些麦子。

  何其芳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个大白茶缸。从刷牙喝水到吃饭,他都用这个大白缸子。信阳出水稻,有水塘养鱼,食堂有时也买鱼吃。一次,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连鱼带汤的烧鲢鱼。何其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装了一份。吃着吃着,越吃味道越不对。吃到最后,发现下面有一块香皂!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我也有个故事。因为罗山水塘多,大家经常到水塘边洗脸洗脚洗衣服。有一次我去一个原是粪坑的池子里洗过东西,于是文学所调皮的“校友”用何其芳的故事和我的故事编了一副对联,来取笑我们。

  何其芳牙缸吃肥皂越吃越香

  何老别粪坑洗屁股愈洗愈臭

  没有横批。我自己可以加一个:香臭不分。“老别”也有典故。“文革”中,造反派写我的大字报说,“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云云。所里有个蒙古族同志,叫仁钦·道尔基,他的汉语不太标准,说这句话时结结巴巴:“我们有,有个别、别、别有用心的人……”于是有人叫我“何别别”或“何老别”。

  刚下去时,钱钟书、吴晓铃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老著有《围城》、《谈艺录》等书,吴老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让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真是糟踏斯文,“斯文扫地”!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我们驻地在离罗山县城5公里多地的地方,只呆了几个月时间,又从罗山搬到息县东岳公社。在那里划了1万多亩地。学部各所都去了,集中在一起。

  到了东岳,一方面建校,盖房,种地,烧砖,打坯,劳动强度大。

  一方面清查“5·16”。学习、审查不断。那时钱钟书管收发。我们写了大字报,还拿去让先生抄。有一次,他看了我的大字报稿,说,你这个不通啊!你这里逻辑上有错误。他指出我的逻辑之错,我当下就接受了,改了。

  那里地特别多,我们在残存的水围子里搞猪圈。以为水围子可以挡住猪。何其芳和另一个同志在水围子里养猪。但殊不知猪会游泳,常常半夜猪就跑了。何其芳就打着手电找猪,追猪。有时下雨,他和那个同志穿着雨衣雨鞋满地找。他写了《养猪三字经》,说是“猪忧亦忧,猪喜亦喜”。这句话成了何其芳干校养猪的座右铭,很有名。可见,他的确是虔诚地下去改造自己的。

  俞平伯跟他的夫人住在老乡家。老乡的房子很破,屋子里也很简陋。俞平伯在这里干点轻活,搓麻绳,用来捆秫秸。因为我们盖的那种房子,没有椽子,只有檩条。就用麻绳捆住秫秸杆,捆成又粗又长一条一条的秫秸把子,搭在檩条上,再上瓦或不上瓦涂上泥搭别的东西,做为支撑。

  俞平伯搓麻绳,可说是一丝不苟。他跟何其芳一样,虔诚地劳动,虔诚地改造。他对自己的“搓麻”工作,有抒情诗为证:

    脱离劳动逾三世,

    回到农村学绩麻。

    鹅鸭池边新绿绕,

    依稀风景顶还家。

  另外,他还有一首《邻娃问字》:

    当年漫说屠龙计,

    讹谬流传逝水同。

    惭愧邻娃来问字,

    可留些子忆贫农。

  “屠龙”为典故。指学的本事没用。说是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本事,都如讹谬一样过去了。

  俞平伯的自我改造意识还是明显存在的。他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文革”前有一次我到老君堂去看他,他把写在花笺上的一首诗给我看了。是在“十竹斋”花笺上写的。我记得其中三句:

    炙背夕阳面壁居,

    毛公指点分明甚,

    悔不当初细读书。

  50年代批判了他。60年代他也并未想翻案。“毛公指点”句和“漫说屠龙”句,意思是相同的,是愿改造的。这首诗他的遗诗集《俞平伯旧体诗集》未收。

  俞平伯在东岳住在水塘边,那个水塘很脏,不是清水,水泛黄绿色,很深。洗衣、洗菜,臭哄哄的。池塘边,有几棵苦楝树,春天开一种淡蓝色的小花。淡蓝色在春天,在破草房子和臭水塘边,十分夺目,当是宜人的春色了。俞平伯又来了诗兴,写了《楝花二首》:

     一

    天气清和四月中,

    门前吹到楝花风。

    南来初识亭亭树,

    淡紫英繁小叶浓。

    二

    此树婆娑近浅塘,

    花开花落似丁香。

    绿荫庭院休回首,

    应许他乡胜故乡。

  故乡还是他在北京的家。到后来,干校实在没什么可做的,就让俞平伯夫妇先回了北京。他们已是60多岁近70岁的老人了。在干校一年多,不容易。

  这就是当年的俞平伯。

  大部分“五·七战士”和一些带家属的,都住大营房,用苇席隔开。单身汉集体住,地盘大一点。一家一户的,各自隔开。那里吵架说话解手什么的,都听得见,没有任何隐私。文学所的余冠英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经》、《三曹诗选》、《乐府诗选》的选注者,全家也住这样的房子。一天晚上,他似乎老听见摇扇子的声音,就骂他老伴,“天没这么热,干嘛老摇扇子?”他一骂,就没动静了。过一会,摇扇似的声音又响起来。原来是床板在噗嗒噗嗒响,是来探亲的。仅一席之隔,无法消声。先生便戏称:“海豹!海豹!”

  干校生活很单调,只准读《毛选》和马恩列斯著作以及报纸文件。

  《红楼梦》都不让看。军宣队说《红楼梦》是黄色小说。钱钟书带了几本比砖头还厚的外文辞典,一有工夫就看。辞典是工具书,看辞典,不会犯哪一条禁令。

   (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告白》)

原载:光明日报出版社《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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