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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5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综述

荒 林
内容提要 本论文主要以2001年至2005年中国期刊网的研究论文及相关著述为依据,描述五年期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女性文学研究中呈现的女性话语权力之争和话语独立理想比之过去更加明确,女性主体性认知复杂性的辨析,身体写作的尖锐争论,性话语权的辩护,及由此带来的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都构成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不同于过去阶段的新的拓展。女性作家文本的丰富充裕为女性文学批评提供了细读研究的条件,五年来,文本细读和作品比较研究取得了相当的实绩,研究方法的成熟也带来了女性文学教学的多样和学科建设的思考,女性文学学科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论和译著介绍更多强调与中国语境对话,也更加强调系统与多元译介。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不仅与中国女性写作实践同步前行,而且与全球女性主义学术进行自觉接轨和对话。
关键词 研究概况;主要成果和新的拓展;女性作家作品研究;女性文学学科建设;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本土化
  
  一、五年期间研究概况
  
  本文主要以2001年至2005年中国期刊网的研究论文及相关著述为依据,试图较全面地描述五年期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论文数据呈现表明:以“女性文学研究”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搜索结果是:1996—2000年相关研究为115篇,2001—2005年为216篇,增加近一倍。五年中,文学与性别学科建设专题会议有三个:2001年6月大连的“性别与文学艺术”圆桌座谈会,2002年8月上海的“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及学科建设”研讨会,2004年7月西安的“女性文学与文化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女性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则分别在哈尔滨、郑州召开,延续了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1995年成立以来的学术努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丛刊《中国女性主义》,开辟有女性主义文本细读,文学文本分析方法与性别研究方法的成熟结合也体现了女性文学研究在五年中取得的学术进展。此外,《小说评论》自2002年始,先后推出了方方、迟子建、林白、池莉、王安忆、铁凝、徐坤、残雪等“小说家档案”,体现了对当代女作家个案研究的重视。《当代文坛》等地方性刊物设立了“女性文学论”专栏,反映出女性文学研究普及化的趋势。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通过荒林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研究项目”,2005年国家教委重大社科攻关项目通过评审乔以钢负责的“性别视角下的文学与文化课题”。国家级项目和课题的设立,反映出女性文学研究因为其实际成就而获得了学科领域的认定和话语权。
  
  二、女性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新的拓展
  
  2001—2005五年期间,女性文学研究中呈现的女性话语权力之争和话语独立理想比之过去更加明确,女性主体性认知复杂性的辨析,身体写作的尖锐争论,性话语权的辩护,及由此带来的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都构成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不同于过去阶段的新的拓展。
  
  之一,女性话语权力问题探讨。
  《当代女性话语权力的欲求与焦虑》描述了当代女性写作的紧张状态,在文章中赵树勤提出,中国女性写作呼唤女性话语应冲决男权话语的藩篱,经由借重西方女性话语,达到自身的话语自立。[1]禹建湘在《突围: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的一个尴尬命题》则认为,“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熟悉和洞察了女性主义真谛之后,一批前卫、先锋的女性作家高扬女性主义旗帜,试图创建一种属于她们自己的女性诗学,她们对以‘男性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文学进行了最为激烈的颠覆,她们以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想要在男性话语系统中突围出来,但就文学实践来看,这种突围要么因角色困惑而重陷传统男权观念,要么落入到‘被看’的境地,她们的突围可能又是另一种渴望得到男性文化认可的表演”[2]。郑虹霓、张文娟、顾晓玲等学人也对女性话语权的困境提出了相似见解。[3]但盛英却认为出路是存在的,女性写作对男性话语的批判需要对话式的、讨论式的展开而不是对抗分裂。[4]荒林、王光明在《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一书中,提出两性对话其实一直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写作的主题,所以女性话语权的争取与两性对话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每一阶段的努力都呈现了女性写作对于话语权争取的事实。[5]
  关于女性话语权力的探讨既涉及了女性写作的当下处境也回溯了女性写作的历史,从不同角度丰富并提示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广层面。
  
  之二,关于女性主体性的辨析。
  在《寻找母亲的声音——世纪末长篇小说“女性系谱”的拟建》中,西慧玲提出母亲——女儿的主体地位的形成,是女性找到自我的前提,指出为了建立还不存在的母性系谱,中国女作家们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她们为寻找女性失去的历史地位,不惜以淡化家族中的男性成员的身份来完成女性乌托邦的梦想拟建。[6]施津菊在《女性文学的主体性建构和社会认同》中也提出,女性主体性建构依托母亲认同和女性认同,必要去除男性建构女儿国的倾向,认为“女性主体性建构要反叛和摆脱的正是这些成规与定位,包括一些显在或潜在的媚俗,因此,反抗并清除既有的传统的男权社会的认同,谋求和建构性别平等中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已经成为女性文学当前的历史使命与文化追求”[7]。但赵稀方在分析中西妇女所处历史语境差异基础上,对所谓的女性主体提出了质疑[8],认为女性主体性是一个后现代pass了的词汇,中国女性写作仅具备主体的表演性却没有真正的主体实质性。
  如果说女性话语权力问题的探讨关涉的是女作家写作的姿态与立场,她们在过去和现在如何写作,那么女性主体性辨析探求的则是女性文学想象的方向与目标。关于女性主体性的辨析体现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本体进行性别研究的努力。
  
  之三,对身体写作的争议。
  五年里,女性“身体写作”成为中国文学评论界最富争议的话题之一。阎真在《身体写作的历史语境评析》中说到,中国女作家对西苏“躯体写作”的误读,从形而上降格到形而下的层次,将之变成“性写作”,这样,不仅不能实现批评家所鼓吹的“反抗男权文化”的目的,相反女性的身体成为男性窥淫的对象,不小心又落入男权文化的窠臼。[9]李有亮也在《给男人命名:20世纪女性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流变》中提出,身体写作中的女性主体处于一个很不可靠的位置,其主动性在实施过程中被悄然置换成“被消费者”,成为男权阅读的“看点”。[10]林树明《关于“身体书写”》一文则认为“身体”是一复杂的存在,不能将身/,0隔离开来,对于身体的书写要在文化/自然、文化/生理二元观内作解释。[11]朱国华在《关于身体写作的诘问》中就“身体写作”发表自己意见,怀疑身体写作具有多大程度的问题性。文中还模拟肯定和否定身体写作双方的驳辩,不置褒贬,发人深省。[12]随着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博客时代身体写作愈为复杂。2004年林丹娅主持《解读所指:从“身体”到“宝贝”》主题讨论会,以对话形式对网络文学现象中的身体写作状况进行了分析,在会议摘要里有这样的话:“要看美女宝贝们的写作是否具有‘身体写作’之意义,得看其文本是否具有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女性嵌入男权化的世界和历史参与文化改造的力量。如果这些文本迎合与满足的只是大众传媒时代阅读者的窥视癖,那么它与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精神完全南辕北辙。但是,无论是自觉履行‘身体写作’方式还是不自觉地取‘另类写作’之立场,应该看到的是,其中有她们基于自身深刻体验与反思来表现女性历史状况、现实处境与精神状态的可能。应该明确的是,毕竟是女性自身面临的问题与所处环境,决定了她们采取的与男性不同的写作立场、视点与方式,这也正是我们研究性别文化差异性的要点所在。”[13]
  关于女性身体写作的讨论,由文学层面到文化层面,反映了性别视角对于女性文学研究视野的开拓,多元的观点更反映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开放特点。而这也是2001—2005五年期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不同于过去时期的重要收获。此外,在开放的论争中,探入文学艺术技术层面的讨论,亦体现了本阶段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特点。
  当代女作家笔下的欲望叙事可说是身体写作的技术处理方式,论者们就此展开的争议,体现了对于女性写作手法探索的热情。金文野的《欲望叙事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审美原则》提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中的欲望叙事是包含丰富的人性内涵和人生内容的性美展示,如果站在人性、人道和艺术的高度,我们就可发现性爱中美的内容。否则,我们较易将欲望叙事与色情描写相混同,将欲望叙事与男性窥淫相联系。[14l邹颠《性爱:当代女性文学的基点及其缺失》既肯定性爱作为世纪末崛起的当代女性文学的基点,由此拓展女性其他空间,来彻底解构男权文化,构筑全新的女性话语与女性文学,又觉得女性作家缺乏对“大宇宙”中的“小宇宙”更广更深的发掘。[15]郭力整理的《综合与超越: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探讨》总结到,女性经验、性别、主体性三个概念对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其中女性经验的处理包括用欲望叙事。[16]
  
  之四,关注女性文学与商品市场关系。
  2001—2005五年期间,女性文学与中国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比之过去更加深入,一方面女性写作反映市场矛盾和表现商业文化更加自然也更加成熟,另一方面女作家作品也越来越受到市场发行环境的影响,一些作家如池莉、王安忆等的小说由于生动地反映了市场时代城市生活和男女关系演变而被改编为电视、电影,极大地扩大了女性文学的影响,也带来了研究视野的多元,同时更促进了女性写作与市场文化的互动。采薇《大众文化时代与女性“行为写作”——关于大众文化对当代女性文学的影响》,对于市场如何使得女性写作行为化、具有即时消费特点,做出了描述和分析,认为女性“行为写作”现象有两个特点:即将纪实作为策略,为大众制造自述式幻觉,从而获得大众层面的消费;此外就是迎合视觉消费需求,将明星建制移植到作品的“制作”过程中,为读者创造美丽消费形象。[17]王绯在《妇女研究论丛》撰文《论女性文学与商品市场》,认为20世纪90年代由《私人生活》引出的关于女性与私人化的所谓文学热点,实际上是商家与传媒合谋,制造出来的挑动消费者窥私欲望的卖点。[18]魏天真在《慎重对待身体》中同样认为进入本土语境后身体写作被利欲操控,不再具有自我解放的意义而是商业消费女性的表现,甚至认为女性写作注重身体是一种悲哀。[19]王艳芳《女性文学批评中“拒绝对话”现象分析》客观评述女性文学批评的得失,指出学界存在男性学者“拒绝对话”等尖锐问题。[20]市场经济繁荣了女性文学也制约着女性文学的演变,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无疑意义重大。
  
  三、女性作家作品研究及女性文学学科建设
  
  女性作家文本的丰富充裕为女性文学批评提供了细读研究的条件,五年来,文本细读和作品比较研究取得了相当的实绩,研究方法的成熟也带来了女性文学教学的多样和学科建设的思考,女性文学学科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按照代际划分的当代三代重要女作家如张洁、残雪、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等,其主要小说文本都有专论研究或专题讨论,更为年轻一代如卫慧、棉棉有争议的小说,也获得了应有的讨论。2004年第4期《江汉论坛》刊登饶翔《近十年张洁研究述评》,2004年第4期《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刊登荒林主持的《文本内外的阐释:关于张洁及(无字)的讨论》。这些文章讨论了从张洁早期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到近期新长篇小说《无字》的各种研究,并对不同研究进行比较系统的描述,认为批评家们对于张洁写作的精神旅程有不同程度的把握,从作家早期的爱情呼唤到后期的爱情思考,从作家关心改革的沉重到反思体制与人性的关系,研究者们通过对于张洁作品的跟踪研究,研究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演变和中国女性写作的性别关怀。《无字》获得茅盾文学奖与研究者们对它的高度评价息息相关。《穿透世纪风云声聆听中国女儿心——论张洁长篇小说(无字)》是徐其超2005年12月1日《聚焦茅盾文学奖》做的专题论文,反映了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就具体女作家研究进行的深入细致的工作。
  王安忆是第二代女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赵祖谟高度评价王安忆作品“富有深度和理想精神……获得了知识分子批评家的普遍认同”[21]。王安忆代表作《长恨歌》被女性主义导演关锦鹏改编为同名电影,针对《长恨歌》进行文本研究的论文众多,仅以2004年全国部分学报为例,围绕《长恨歌》人物、语言、情节主题和上海文化背景展开论述的论文就不少于10篇,可见女性文学研究的普及程度和学科实践的可行性①。荒林《王安忆小说:自我的成长与孤独的承担》用文本细读方式研究了王安忆跨越知青时代到商品时代的写作,指出“成长,承担,以个体不明或自明选择构造成长史,王安忆对于女人命运的理解是积极的,这种积极能动建立在对现代城市文明的信心基础上。站在‘城市的至高点’,王安忆的本土女性主义抒写了中国上海崛起与信心,也反映了经济繁荣所带来女性/中国发展机遇”[22]。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女性文学文化学科建设项目组,2002年和2004年分别在上海和西安召开了相关学科建设国际研讨会,打通了相关学科建设的国际交流空间,在向外来经验学习的同时,中国学科建设的实践深入到陌生和有争议空间。2002年以来,过去很少研究的“梦魇”女 作家残雪越来越获得了文本研读的关注,如郭亚明《记忆表象的艺术外化——论残雪的小说创作》、徐玲《生存的困境与追问——论残雪小说的焦虑情结》、黄宾莉《残雪文本的多义性》等,这些论文对残雪文本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却能从不同角度为读者打开残雪小说的迷宫,有助高校教学中进行文本解读参考。[23]赵树勤、黄海阔《开启梦魇的迷宫:残雪研究述评》总结了残雪研究特点[24],从中可以看出残雪研究由国外转入国内的轨迹,曾经是外国人研究对象的残雪,获得国内文本细读研究,证明了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的优势。由于学科化带来的研究客观与冷静,有争议的女作家卫慧、棉棉也在相关研讨中被冷静分析而不是简单否定。如刘建彬《当代“另类”文学透视:从刘索拉、徐星到卫慧、棉棉》,欧阳小勇《“意义”的消解及“性而上”的迷失:关于卫慧、棉棉等“七十年代后”作家及其写作的思考》,分析现代人的焦虑和无望,阐释“性迷失”在卫慧、棉棉文本中的表现原因,有助读者特别是高校学生对于最年轻一代女性写作进行理解。[25]
  建立于文本细读研究基础之上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同一作家前后期写作风貌和表达策略的变化研究,其二是不同女作家作品之间比较分析。如2002年刊载在《文学评论》上的王晓明的《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创作小说的转变谈起》,讨论王安忆离开自己谙熟的老上海故事,把目光投到底层,其写作转变的重要性及潜在的危险。2001年周晔刊于《文学评论》上的《爱到无字——张洁真爱理想的解构与建构》则是分析张洁前后期写作情感与理想的演变。第三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陈染和林白,通常被研究者相提并论,一些比较研究论文或分析研究她们个人化写作之异同,或比较她们表达女性意识之异同,通过对她们文本的对比来研究中国女性写作共性与差异性。如华夏论文网收录有《陈染、林白创作探微》(硕士)WAC311[26],2004年第4期《焦作工学院学报》刊有雷鸣《决断与突围:心灵停泊处的对视——论林白、陈染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等。
  五年来女性文学创作蔚为壮观,批评界对女性文学的关注与日俱增。众多批评家和研究者对女性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做了详尽而客观的分析。女性文学的学科化建设也就提上议事日程。乔以钢的《论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思考,论述了女性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和意义。[27]该文认为,女性文学的学科化意味着它能够进入国家社会科学管理体系,在此框架中获得一种“正规”色彩的身份,并具有明确的学术位置。它能推动女性文学研究自身的建设,特别是基础理论的发展,推动理论的系统化,更好地促进与其它学科的交流发展。但因为女性文学的学科化建设首先要让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性别观念更新,对研究者自身及学术积累的要求甚高,因此还是任重道远。女性文学学科化,“不仅有利于学科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在尽可能高的程度上实现女性文学研究的人文价值”[28]。
  
  四、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和本土化问题探讨
  
  2001年董之林在《东南学术》第六期上发表《女性主义批评:并不奢侈的今日主题》,对国内女性主义理论遭遇的各种非常学术处境进行了分析,指出:把女性主义批评狭隘地理解为两性之战的产物,把它从当今学术语境中分离出去,无视这一份富于生产性的理论资源,是将有关女性主义批评的讨论庸俗化的常见做法。[29]她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解放运动中重要的言说形式,也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事实上,女性主义批评不仅与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形影相伴,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潮流息息相关,而且它也包含了这一历史背景下学术语境的重要特征。尽管女性主义批评及其理论研究在包括女权要求的政治斗争中不是冲锋陷阵的角色,但这些言说却表现了时代普遍要求或宏大叙事难以涵盖的精神向度,拓宽了民主理念的范畴,并在理论上不断廓清妇女解放进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迷雾或陷阱,以避免民主的权利要求停靠在生活一隅止步不前。[29]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在依倚借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并试图把本土女性写作经验理论化的过程,一方面是要如董之林所说的战胜将女性主义批评庸俗化的男权文化语境,另方面要展开理论的译介和本土化建设工作。学科化建设的很大一部分努力就是进行理论建树。
  和过去相比,2001—2005年间女性主义批评论文和译著更多与中国语境对话,也更加强调系统与多元译介。美国学者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经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等翻译,于2002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共计八章,分别介绍了不同派别的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多元的全球女性主义,都做了详尽介绍。本书是“妇女与社会性别译丛”之一种,体现了高校女性学科理论建设的全球视野。200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李银河的《女性主义》专著,这本书的特点是用汉语叙述女性主义在全球的演变,而非译著,这样就把生动的中国语境和中国的女性主义思考融贯其中,对女性主义理论阅读普及有重要意义。2004年由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丛刊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女性主义》每年二卷,展示全球女性主义思潮前卫动态,介绍全球女性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并深入探讨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与国际女性主义对话情况。其中的“女性主义关键词”“女性主义文本细读”和“女性主义视窗”专栏,反映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理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自觉努力。“女性主义教育学”介绍各国各地区女性主义学科建设形势,为中国女性主义学科建设提供参考。
  诚如陈志红在《反抗与困境》中做的概括性的论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获得合法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被质疑,被拒绝,同时又被探讨、被借用、被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延续之中,但它的出场与存在已经是一个基本事实。”[30]陈志红还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有效性,体现在通过具有政治立场的女性主义阅读,展开了被传统阅读所遮蔽的盲点;有效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的历史进程;开始了中国女性写作传统的历史性追寻,直接参与了一种新的文化格局的建构。[30]罗婷等合著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运用了影响研究、跨文化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而在这几种方法中作者突出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体现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在比较视野上更加丰富成熟的努力:“本书的比较研究没有限于比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的相同或不同之处,而是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等方面作多层次、多角度
的比较。”[31]
  
  五、结语
  
  2001—2005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不仅与中国女性写作实践同步前行,探讨了“身体写作”和女性话语权力等热点话题,参与了中国女性主体建设和市场经济竞争对话,而且在理论建树上,走向了学科建设方向,并与全球女性主义学术进行自觉接轨和对话。
  乔以钢在其论文《世纪之交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进展》中列举了不少专著,指出各自价值,认为世纪之交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进展表现在,批评实践中著者或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或从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试图丰富现代诗学建构,或将思想史的考察和文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产生了厚重之作,或对古代妇女创作研究和对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文学创作研究成绩骄人。[28]刘思谦教授的《性别: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提出,“性别”是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支点。有了性别理论的内在支持,女性文学研究“将会发现文学作品中一些以往习焉不察而不见的被遮蔽的问题和意义”。刘思谦教授并提出了“主体间性”这一女性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的理论概念,认为两性由沟通对话理解而达到和谐双赢的理想图景,正是女性文学写作和研究的目标所在。[32]现代女性意识经由女性文学写作和研究正在日益成长丰富,任一鸣教授描述到:“现代女性意识,则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在对保守的、封闭的、愚昧的对第二性地位认同的传统女性意识及其社会传统女性观的揭示中,体现出对女性性别意识、女性自我意识、女性生命意识的自觉追求,对女性哲学意识、女性自审意识的追求,对时代的变革意识、开拓意识的自觉追求。其核心是建构与弘扬女性的主体精神、主体价值。”[33]于此,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的问题和实绩,抵达了人的问题研究和创造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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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处例举2004年12篇有关《长恨歌》论文:1.超越话语性别叙事的维度: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解读,邓小红//平顶山师专学报2004年1期;2.此恨绵绵无绝期:读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郑悦,/河北自学考试2004年第2期;3.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郭玉红//信阳师院学报2004年第3期;4.海上风华及其无尽悲歌:王安忆的《长恨歌》解读,李展,刘文娟//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重述的历史:《长恨歌》的现代重写/程丽蓉//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6.《长恨歌》: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复制品,刘永丽//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3期;7.论王安忆《长恨歌》的城市景观/徐珊//华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8.《长恨歌》的叙事学分析/王彩蓉//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9.一篇“长恨”有风情/王扬//光明日报2004年7月21日;10.王琦瑶身后的文化说明了什么:评《长恨歌》里的海派文化文本/郑文晖//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11.从王琦瑶看《长恨歌》的艺术创新,徐其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2期;12.心灵世界的声与色:王安忆《长恨歌》语言特点探微/李红梅//宜宾学院学报2004年增刊。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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