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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四库全书总目》之《郑堂读书记》

陈晓华
内容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成书后,分贮七阁,供士人阅览。随着时间推移和学术文化发展,各类学术著作不断涌出,于是为《四库全书总目》续编,以著录《四库全书总目》成书后新出之著作,遂成为学者们新的需求和目标。在一系列《四库全书总目》的续作中,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是很值得重视的,但是长期以来却被学界所忽略。本文就《郑堂读书记》续接《四库全书总目》的特征及其优长之处进行探讨。
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郑堂读书记》;续接;特征


  《郑堂读书记》是清代学者周中孚(1768-1831年)的目录学名著。周氏就平生所见古今各书,将内容写成提要,详其得失,间附自己的见解。编成《正编》七十一卷,《补逸》三十卷,共著录书籍4762种。该书被视为《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体例亦略仿《四库全书总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中写道:“《四库总目》是乾隆年间编成的,后来有个周中孚,作了一部《郑堂读书记》,这是私家目录。这部目录对于其中的每一部书,也都有个说明,对各书进行考证和估价,可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参照。”来新夏在《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则说:“《郑堂读书记》,篇帙的繁复,内容的精深,涉览的广泛,以之继《四库全书总目》而称续篇,都无愧色。”1959年6月商务印书馆重版说明亦称其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比较完备的古籍书录”。周中孚曾评价《四库全书总目》:“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复,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四库全书总目》)他自己所撰写的《郑堂读书记》也大体实践了他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推崇,从而承续了《四库全书总目》。
  有学者称,《郑堂读书记》“对所录诸书,或体例得失,或史实出入,亦或文词优劣”必详加评述,实可谓“褒贬万卷书,自成一家言”,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应予充分重视。然而学界长期以来却对周中孚及其《郑堂读书记》有所忽视。因此本文拟就《郑堂读书记》承续《四库全书总目》的特征进行探讨,以期促使人们正确认识此书的价值。
  
  一
  
  《郑堂读书记》在内容上接续《四库全书总目》,体例上亦仿效该书。
  其一,在典籍著录及具体内容方面,《郑堂读书记》接续《四库全书总目》是很明显的。
  《郑堂读书记》共著录典籍4762种,与《四库全书总目》同者1324种,未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3438种,其中清人著作910种,乾隆及嘉庆、道光朝著作有673种;《四库全书总目》不见著录的清代钦定书75种,乾隆及嘉庆、道光朝有36种。
  对于两书皆有著录的著作,《郑堂读书记》所作提要有些大段引录《四库全书总目》。以经部孝经类为例,两书皆著录者10种,其中大段引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四篇,现摘录如下(参见表一):
  由表一可见,《郑堂读书记》的提要确有大段引录《四库全书总目》的,其本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特征非常鲜明。
  有所变通者六篇,试举数例:
  《孝经注解》:《郑堂读书记》指出,《四库全书》著录作“《古文孝经指解》”(《孝经注解》),其中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及玄宗《注》合为一书的经过,《郑堂读书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叙述上有详略之别;所涉及今古文本之异同亦然,《郑堂读书记》简而概括之,《四库全书总目》则详而申明旨意(《古文孝经指解》)。
  《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四库全书》著录作《孝经定本》”(《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郑堂读书记》与《四库全书总目》(《孝经定本》)同样重在讲《孝经》如何确为定本,但前者较后者简明扼要,并就其中今古文问题指出,“其书用今文、古文及朱子《刊误》本参校,今文、古文有不同者,定从所长,所不从者,附注其下。朱子《刊误》本所涂之字,一并删去。传文章次,因朱子所定,更为次其先后,盖《孝经》至是而古今文皆有改本”(《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这一总结归纳,显然比《四库全书总目》不惜笔墨排列今文、古文之异同更高明,且有定论之功。
  《孝经本义》:《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书随文诠释,别无考订,仅塾师课蒙之本”(《孝经本义》),《郑堂读书记》则认为,“是书取今文《孝经》删去‘开宗明义’诸章名,加入‘古文闺门’一章,别分为十六章,而随文诠释,取便童蒙讲诵,不足以资参考,然其所分章段,尚无害理。惟其诋今文分章为俗本,此则拘墟之见也”(《孝经本义》),既接受《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又参入己见。以上这些变通之处,说明《郑堂读书记》根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又能脱拘囿,可以说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郑堂读书记》所著录典籍,就《四库全书总目》而发掘、扩展;所评论内容,就《四库全书总目》而承接、延深。谓其为《四库全书总目》之续,当之无愧。
  其二,在分类体系和编写提要的方式上,《郑堂读书记》直承《四库全书总目》。
  “其体仿提要”(戴望:《外王父周先生述》),分经、史、子、集四部,计四十一类。各部小类,亦与《四库全书总目》出入不大。每篇《读书记》首先序列书名、卷数、版本、撰者年代与姓名,如“《乡党图考》十卷潜德堂刊本。国朝江永撰。”(《乡党图考》);同时提要内容也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例,考辨各书真伪,评论内容与价值,对该书撰者、书的流传分合也常有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在分类上,虽经、史、子、集四部之大模式不变,但具体类目小有变化。如不再有《四库全书总目》的“总序”、“小序”之属,不再有“著录”、“存目”之分。“著录”、“存目”二者界限被突破,使得各书地位平等,无疑提高了各书提要的分量。但是没有“总序”、“小序”之属,则有碍于作为目录学著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的发挥。又,《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中的“诏令奏议类”,在《郑堂读书记》中分为“诏令”、“奏议”二类,这一区分更有利于类目明晰。至于集部除“别集”外其余类目皆无,则为类目缺略。
  《郑堂读书记》对于具体类目的名称也有所改变,如经部“小学”类,《四库全书总目》有“训诂”、“字书”、“韵书”三目,《郑堂读书记》则未具体标明“训诂”目;子部“谱录”类,《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郑堂读书记》则分为“器物”、“饮馔”、“草木鸟兽虫鱼”;《四库全书总目》的“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之下均未标明起讫年代,而《郑堂读书记》“杂家类”之“杂家”、“杂考”、“杂说”,“类书”类,“小说家”类之“杂事”交代更为详细,目下注明起止时代,如“类书类一”、“类书类二”;史部增添“政事”、 “律书”二类,“政事”类下为“通制”、“仪制”二目,“律书”类下为“法书”、“考工”二目,可见作者已经意识到“政事”和“律书”的特征,显然有别于政书,而且足以单列一类。以往各种目录学著作均将政事、政书、律书三类合一为“政书”,虽然其下尚有各子目统领各自所属书籍,各子目书籍亦各归其目,但概而以“政书”之名赅之,则有其名笼统过泛之感。而《郑堂读书记》单列出“政事”和“律书”类,使各子目有更为明确的归属,显然分类更为合理明晰。此一做法为《郑堂读书记》之前的目录学著作所无,而之后民国时期所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沿袭《四库全书总目》,仍将三类皆归于“政书”类,其分类意识的科学性实不如《郑堂读书记》。如此等等,正如学者们所赞,《郑堂读书记》“所添类目皆昔人所未称”,堪称“一奇”。
  不过,虽有上述种种变通与增减,但是无改于《郑堂读书记》接续《四库全书总目》的特点;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变化更是《郑堂读书记》乃《四库全书总目》续编的有利佐证,因为“续编”并非一模一样的翻印。
  
  二
  
  在中国学术史上,清代是学术辨伪取得空前成就的重要时期。这一成就的取得,《四库全书总目》无疑起到了领军的作用,而稍后的《郑堂读书记》承袭《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方法,将这一极有意义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比较《四库全书总目》与《郑堂读书记》,二者在辨伪方面的一脉相承是显而易见的。如对古代小说的辨伪,有学者总结,“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之,其有自己特色而且有效的辨伪方法有三:(1)从前人征引确定成书时间以定真伪。例如辨证《西京杂记》有三条理由:一为根据唐人著作始征引,确定题为葛洪撰始于唐;一为《晋书·葛洪传》中未载其为《西京杂记》的著者,则题葛洪撰乃属舛误;一为‘特是向、歆父子作《汉书》,史无明文。而以此书所纪与班书参校,又往往错互不合’。由此断定作者是后人伪托刘歆、葛洪……(2)从思想观念的历程中考辨。例如关于《赵飞燕外传》,以‘祸水灭火’观念出现时间断为伪书……(3)从文体文风上考证。例如关于《神异经》:‘观其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与《洞冥》、《拾遗》诸记,先后并出’”。
  以上述《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辨伪与《郑堂读书记》相应篇目比较,后者与前者的承继关系十分明显。如对《西京杂记》的辨伪,《郑堂读书记》与《四库全书总目》一样立足于前人征引,如从《晋书·葛洪传》入手,推论所谓葛洪为撰者应属舛误,因为葛洪著书几五百卷,其目具载于《本传》,然而其中并无此书之目;又,刘向、刘歆父子著史一事从未听闻,况且班固《汉书·艺文志》亦未著录刘向、刘歆所作史书,故而断定称该书为刘向、刘歆父子所著有误。《郑堂读书记》的以上考论,其本均与《四库全书总目》同。在此基础上,《郑堂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导致舛误和分歧的原因:《西京杂记》本为无名氏所撰,颜师古所注《汉书》及《隋志》可证;然至唐末,有人因书中“稚川序”而误以为此书乃稚川所撰;这当然不是事实,于是引得“辨者纷纷”(《郑堂读书记补逸·西京杂记》),见解不一。周中孚这一看法,说明了《四库全书总目》未能说明的原因,比《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更进了一步。
  在对《神异经》的辨伪中,《郑堂读书记》有如下话语:“大抵仿《山海经》为之。《汉志》及《本传》皆不载朔有是书,即《晋书·张华传》亦不言其注是书,则其均为后人所依托矣。所记皆八荒以外之言,不可究诘。而文格雅近齐、梁间人所为,故辞采过于缛丽。”(《神异经》)从此篇的辨伪方法看,既从前人的征引情况确定成书时间以定真伪,又从文体、文风上进行比较,以确定作者大致年代。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此篇的辨伪比较,无疑是《四库全书总目》辨伪的继承与发展。
  又《飞燕外传》,其中亦有通过“祸水灭火”出现时间判断此书真伪的论述(《飞燕外传》,只是具体判断的途径有异。推而论之,可以断定,《郑堂读书记》确实承继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方法,并使这一工作有所进展。
  
  三
  
  《郑堂读书记》与《四库全书总目》一样,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以精审的考证为基础,作出公允的评论。在对某些书籍的考证上,前者甚至有超越后者之处。
  《郑堂读书记》考证之精审,从对四库本《东坡乌台诗案》的考证即可见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该书编者含糊其辞,称旧本题宋代朋九万编;但因此本无陈振孙所言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因此非朋九万原书;怀疑是后人摭拾胡仔《渔隐丛话》所录,稍附益之,追题朋九万名,以合于陈振孙所录。而《郑堂读书记》开篇就明确指出,四库所收一卷本《东坡乌台诗案》为朋九万所编。又根据此本著录凡遇宋代朝旨即完全抬头书写的情况,肯定其为宋人足本,即李雨村跋所称《百川书志》本;同时,又明确肯定陈振孙所见“谪官后文”乃后人所附益(《东坡乌台诗案》,p.499)。其实,《四库全书总目》之所以含糊其辞而不能有所定论,是为版本问题所困惑。陈振孙所言《东坡乌台诗案》“蜀人朋九万录东坡下御史台公案,附以初举发章奏疏,及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等”,乃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见的版本。而四库所收一卷本《东坡乌台诗案》,乃是《百川书志》所见的版本。版本不同,内容当然有异。《郑堂读书记》详审《东坡乌台诗案》版本,发现了问题根本之所在:一卷本《东坡乌台诗案》“为《百川书志》所见本,非《直斋书录》所见本”(《东坡乌台诗案》,p.499),因而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并且得出了公允的结论。而《四库全书总目》则因未曾详考版本,因此不能走出迷局,始终未能辨其究竟。当然,这也和《四库全书总目》一向忽略版刻、不重视版本考证不无关系。《郑堂读书记》则在《四库全书总目》考证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可谓精益求精。
  《郑堂读书记》议论之公允,从以下数例即可见出。周中孚不因全祖望素享盛名而有所顾忌,并不掩饰其著作《甬上族望表》的缺点,而是公允地评论此书“实非旁行斜上之体也,且其所叙,无裨于史学,无益于文章”。并指出此书之所以行世,乃是世人慑于盛名而追捧全祖望,将全祖望本人也视为无足轻重的作品率而付梓的结果。《郑堂读书记》考测日:“历考《鲒埯集·内、外编》,从不言及此书,盖在谢山亦视为无足轻重之作矣。世徒震于其名,率取而付诸梓,独不为魏公藏拙计。”(《东坡乌台诗案》,p.493)周中孚还赞扬《四朝闻见录》的作者,虽“其学一宗朱子”,但所记载有涉于朱氏者,皆“直书无讳”,是能尽“是非之公”之属(《四朝闻见录》,p.1279)。《郑堂读书记》又为吴缜《新唐书纠谬》正名,否定了王明清及陈振孙以为吴氏《新唐书纠谬》因与欧阳修有“宿怨”、有“父仇”而作之说,并对此进行了精密的三点考论:其一,文章乃天下公器,本难防诋疵;其二,吴缜对 《新唐书》反复参究,正属好学深思之士;其三,“宿怨”、“父仇”之说,本身已经两歧,“恐非实录”(《新唐书纠谬》,p.337)。合情合理地为吴缜之书正了名,并得出公允的结论。由此可见,《郑堂读书记》不为名人忌讳,不惮朱子强势,不宥前人成见,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进行议论批评,其为学实重公心。正如汪辟疆在《目录学研究》中所赞:“自昔著录之书,能考证者已少,能批评者尤稀,粗具二长者,惟庄述祖《历代载籍足征录》,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耳。”
  
  四
  
  无庸讳言,《郑堂读书记》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接续也存在一些消极方面。
  首先是在体例上,承袭了《四库全书总目》的一些缺点。例如,史部“金石”类仍如《四库全书总目》之例入“目录”类。宋以前刻石经仅有寥寥数种,故《隋志》、《唐志》附之于小学,降及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洪适、董迪等人各有书。到元、明、清时代,金石学浸盛,达至数百家,已具成一类之势,而《四库全书总目》强入“目录”类,已经不妥,学术有所新兴,部类应该有所增益才是。又如,著者为释家、道家,但其书为“目录”类者,《四库全书总目》仍入“释家”、“道家”类,致使表里不一,且“道家”类中道家、道教书籍混一,等等。这些缺点,《郑堂读书记》一一承袭之。例如在《郑堂读书记》中,《开元释教录》、《大藏圣教法宝标目》、《道藏目录详注》等目录书仍归入“释家”、“道家”,而道家、道教之书均列于“道家”类中,《阴符经解》、《阴符经讲义》等与《道德经评注》、《文子》等并列②。再就子部“谱录”类而言。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首立“谱录”为类,《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之,又不满于“农家”类收书芜杂,遂将凡书名涉及“经”、“谱”者全归入“谱录”类;于是《四库全书》的“谱录”类中就有了《相牛经》、《相马经》、《相贝经》,《竹谱》、《牡丹谱》、《香谱》、《钱谱》、《墨谱》等等,使得“谱录”类成为不依学科内容分类的典型例子。《郑堂读书记》承过而不悛,依然将《漫堂墨品》、《茶经》之类归入属之,实为胶柱鼓瑟。
  其次是在议论评价上,《郑堂读书记》也有不甚公允之处。仍以《四朝闻见录》为例。《郑堂读书记》在评论《四朝闻见录》时,尽管做到了不惮朱子强势,不为之忌讳,公允赞扬《四朝闻见录》的秉笔直书;但是同时又以封建士大夫的偏见审视其体裁,认为《四朝闻见录》体裁繁碎,是有染于“小说之习”(《四朝闻见录》)。这一品评显然出于封建士大夫历来对小说抱有的偏见,显然是对小说之类作品的不公正评价。虽是时代使然,但确为《郑堂读书记》之瑕疵。这类现象不一而列,于此可见一斑。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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