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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居上的《水浒》人物——公孙胜

侯会
内容提要  在早期“水浒”故事中,公孙胜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且没有证据表明他是道教徒。公孙胜之面貌改变、地位提高,应是在《水浒传》最后写定阶段完成的。有据可查,百回本《水浒传》的问世应在朱有燉“水浒”戏之后,很可能是嘉靖年间。公孙胜道的“变脸”及“拔高”,应与世宗朝的崇道之风有关。
关键词 公孙胜 后来居上 道袍加身 朱有燉 嘉靖

   《水浒传》第十四回至第十六回的“智取生辰纲”故事,以其悬念迭起、摹写生动征服了古今读者。然而人们在赞誉之余,却很少注意到故事中存在的明显矛盾和纰漏。如作者一再提到的“七星聚义”说法,就颇令人生疑。

在小说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中,东溪村聚义的好汉,分明是晁盖、吴用、刘唐、三阮、公孙胜、白胜等八位,但回目、行文中却一再称说“七星聚义”。作者自己大约也察觉到这一矛盾,于是让晁盖出面解释道:“我昨夜梦见北斗星直坠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去了!”这里所说的“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显然是指白胜。白胜在此次行动中身担重任、功劳不小;若非他的出色表演,久闯江湖的杨志是断难上钩的。白胜与水浒众英雄原是“一会之人”,后来在忠义堂上也坐了一把交椅。作者有什么理由轻视他、贬低他,把他排斥于七星之外呢?

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参与“智取生辰纲”行动的原本确为七人,白胜也厕身其中。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故事中须增入一人, 于是作者只好委屈身居地煞的白胜,将他挤出七星之外;又不得不让晁盖“痴人说梦”、自圆其说。

如此推测,并非无中生有。在容与堂本《水浒传》中,尚能找到这种改动的痕迹。如第十八回写宋江得知官府捉拿晁盖的消息,“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前往东溪村报信。此处有一首诗赞:“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一旦阴谋皆外泄,六人星火夜逃生。”按此时白胜被捕入狱,承认晁盖等七人参与行动;“星火夜逃生”的无论如何应是“七人”;诗赞但称“六人”,用的显然还是原版故事的数字。此后,宋江对晁盖说:“白胜已自拿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你等六人。济州府差一个何缉捕,……来捉你等七人,……”先说“六人”,又说“七人”,自相矛盾。其后晁盖复述宋江的话道:“原来白胜已自捉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我等七人……”,这才是改过的数字。前面两处“六人”字样,想来是作者抹去原版故事旧痕时遗漏的①。

那么,是谁后来居上,将白胜挤出七星行列?——领袖群伦的晁盖、运筹帷幄的吴用,都是此次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刘唐则是头一个获悉生辰纲消息、前来报信的人;三阮一奶同胞,同生死、共进退,自然不会有哪一个姗姗后至;余下的,便只有一位公孙胜了。

公孙胜的行止确实可疑。他几乎是在智取行动万事具备时才粉墨登场的。他一出场便来势汹汹,只为庄客不肯通报,一连打倒十来个人,令晁盖等人吃了一惊。其实作者如此张扬,恐怕正是为了掩饰此人的形迹可疑、面目苍白。因为在整个智取行动中,公孙胜始终是个可有可无的“多余人”。

据公孙胜自称,他此来的目的是“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专送与保正作进见之礼”(第十五回);然而谁都知道,此前生辰纲的消息已由刘唐带来;此处再安排公孙胜送信,不啻叠床架屋。而公孙胜加盟后,对整个行动也毫无助益。生辰纲的最终获取,靠的仍是吴用的策划、晁盖的指挥。公孙胜的表现不过是随人俯仰、充当配角而已。其实以他的神通本领,对付杨志一伙本不费吹灰之力。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公孙胜从晁盖队伍中开除,丝毫不会影响故事的完整与生动。相反,故事将显得更加紧凑精练,“七星聚义”的比拟也更为恰当稳妥。——那么,作者究竟为什么要将公孙胜塞入智取生辰纲的行列之中?

让我们对公孙胜的现状和历史作一点考察。

公孙胜绰号入云龙,是《水浒传》中的重要角色。他在忠义堂上稳稳坐定第四把金交椅,身份仅次于宋江、卢俊义和吴用。他与吴用同为山寨中的“总参谋长”,共掌军机,属于梁山领导层核心成员。

公孙胜还有一重特殊身份,他是义军中的道教代表人物。他师从二仙山罗真人,学得五雷天罡正法,道号一清先生。林冲夸赞他“公孙先生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谁能及也”(第二十回)!攻打高唐州时,没有他出山相助,梁山义军就无法对付妖人高廉(第五十四回)。此后他又收伏了同样法术高明的樊瑞(第六十回)。征辽时,他还协助宋江大破兀颜统军的浑天象阵,奠定了破辽胜局(第八十九回)。此后他谨遵师命,功成不居,辞别众兄弟飘然而去,成为少数没有参加征方腊之役的梁山头领之一(第九十回)。

然而笔者认为,这位坐镇山寨、举足轻重的人物,很可能是在小说创作的最后阶段才平地飞升、被作者“提拔”到山寨领导核心的;甚至连道袍加身,也是后来的事。我们不妨翻检一下公孙胜的“发迹史”。

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是公认最早的一张梁山好汉名单,《赞》中罗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名字和绰号,其间不乏解珍、解宝、杨雄、穆弘(《赞》中作“穆横”)等二流角色,却单单没有公孙胜。公孙胜的大名始见于稍后的《大宋宣和遗事》;但他在山寨中也仅是备员而已,话本对他的面目、事迹,全无单独的阐述描摹。他既不属于杨志等十二指使之列,也未参加到智取生辰纲的行列之中。宋江带着朱仝、雷横等九人上山,其中也未见他的身影。据文中交待,宋江上山时,“寨内原有二十四人”;这二十四人除去杨志、晁盖两伙外,公孙胜大约就厕身于剩下的四人之内。其身份地位,至多与今本中的杜迁、宋万相仿佛。

早期元杂剧中,也不见公孙胜的身影。在《黑旋风双献功》、《燕青博鱼》、《黑旋风负荆》等“水浒”戏中,屡见宋江、吴用、李逵、燕青等人身影,公孙胜却始终不曾露面。他初登舞台是在无名氏《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中,不过一般认为此剧是晚起之作,是《水浒传》问世以后的产物。

综上所述,在今本《水浒》之前,公孙胜不过是山寨中备员充数的碌碌之辈,且没有一种资料提及公孙胜的道士身份。就连明嘉靖间李开先的传奇名剧《宝剑记》,也不曾说他是道士。公孙胜在该剧中是以林冲好友的面目出现的,他自报家门说:“下官公孙胜是也,官拜参军之职,因梁山草寇作乱,朝廷差我催督各路粮草,因过沧州,救了兄弟林冲性命。……”(《宝剑记》第三十五出)其后林冲杀了高俅爪牙,朝廷着落公孙胜身上要人,公孙胜不得已挂冠而去,隐居林下;他的身份,始终与宗教无缘。

《宝剑记》的问世,约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后②。而照一般理解,《水浒传》此时已问世近二百年。李开先在《词谑》中曾记录当时人对《水浒传》的称誉之辞③,他本人显然也是《水浒传》的崇拜者之一。如此看来,《宝剑记》当据《水浒传》改编而成的,似无疑义。尽管二者一为戏曲,一为小说,体裁有所不同,主题也不尽一致,然而从“误入节堂”、“发配沧州”、“火烧草料场”等关目中,仍可看出《宝剑记》对《水浒传》的承袭借鉴。唯一令人不解的是,李开先本可在不改变人物身份的前提下,从山寨中任选一位军官(如杨志、关胜、秦明等)来做林冲的朋友和救星;然而他偏偏看中身份独特的公孙胜,又不惮烦劳、不惜得罪《水浒传》读者,将公孙胜的道士身份妄改为参军。此种处理,着实令人费解。

然而有无这样的可能:在较早的《水浒》版本中,公孙胜的身份本非道士,确是一名世俗军官。《宝剑记》初稿所依据的,很可能便是这样一部早期《水浒》版本。据署名“雪簑渔者”的《宝剑记序》透露,此剧虽成于李开先之手,其始创者却另有其人。序中考索:“是记……但不知作者为谁。予游东国,只闻歌之者多,而章丘尤甚,无亦章人为之耶?或曰:‘坦窝始之,兰谷继之,山泉翁正之,中麓子成之也’”。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该剧“亦是改其乡先辈之作”。

雪簑渔者序中提到的“坦窝”、“兰谷”、“山泉翁”是何许人,已不可确考④。但有一点可以认定,即坦窝等所创《宝剑记》的原始依据,不应限于嘉靖时李开先所见的“二十册”本《水浒传》,有可能是此本之前的某种《水浒》版本。在那个版本中,公孙胜很可能尚未披上道袍。此后,李开先根据他所见到的本子对剧本作了修改润色,但对公孙胜这个过场人物的身份却未加改动。

准此,我们至少可以确定,迟至明代嘉靖年间,包括笔记、戏剧(甚至是完成于嘉靖年间的剧本)在内的一切“水浒”故事,都不曾提供公孙胜身为宗教人物的起码证据,唯有《水浒传》是个例外。这是否可以证明,公孙胜道袍加身、成为“一清先生”,是发生在《水浒传》定本中的事?而公孙胜身份的改变,恐怕又与其山寨地位的提升紧密相关。此点后面还要论及。

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不止一条证据,证明公孙胜是后来居上的梁山头领。

证据之一,公孙胜是梁山上极少数没有“出场诗”的头领之一。——《水浒》中绝大多数梁山好汉首次登场亮相,都有一篇诗词韵语与之相随,诗中对好汉的品貌本领、姓名绰号作一番歌咏赞叹,我们姑称之为“出场诗”。据笔者推测,这原是某一接近定本的《水浒》版本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然而在《水浒传》写定者手中,这一规律却遭到忽视与破坏。最后进入小说的某些人物,都没有遵循这一规律。笔者曾据此断定,《水浒》前十三回是最后插增删定的,因为前十三回中的好汉,都不曾带诗出场⑤。

首次于第十五回登场亮相的公孙先生,也没有出场诗。在三十六位天罡人物中,不曾带诗出场的只有两位,而公孙胜身份最高,因此格外引人注目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个较早的《水浒》本子中,公孙胜本应与其他好汉一样,也拥有一首出场诗。只是他的身份不一定是道士,其在忠义堂上的座次,也远不如今本高;其首次亮相的场合,恐怕也非晁盖庄上。到了今本《水浒》中,他的面目、排位及亮相场合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出场诗已不适合他的新身份,因而被写定者删掉,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

再看证据之二。对待一位后来增入的关键人物,作者尽可将其排位提升,也可为他增拟一些情节,却很难使他同原有故事水乳相亲、融为一体。今本中的公孙胜除了在“智取生辰纲”时表现出莫名其妙的热情之外,在后来的起义活动中,态度却颇为消极。他时刻不忘蓟州的老母及二仙山的师傅,上山不久就借口省亲,一去不返。此后宋江、吴用三番两次派人下山打探其下落,费尽周折,总算将他请回。然而高唐州降伏高廉后,他又处于默默无闻的低迷状态,并未作出山寨军师应有的贡献。

三打祝家庄时,公孙胜不在山寨,出征将士中没有他的影子,自是无可指摘。然而大破连环马、攻打曾头市,他见在山寨,却仍不能替晁、宋分忧。他的全部功绩,似乎也仅限于降高廉、收樊瑞,对付几个有法术的人。面对呼延灼、关胜、董平、张清等世俗将佐,他反而束手无策。此后,无论排“九宫八卦阵”,还是破辽军“混天象阵”,主角仍是宋江和吴用;公孙胜徒有呼风唤雨、役使鬼神的本领,而他的实际表现,却往往令读者失望。及至破辽成功,这个始终游离于梁山斗争主线之外的人物,又头一个辞别而去,早早结束了他的军师使命。公孙胜的表现,实在难辞“尸位素餐”之讥。

其实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因为在今本中,这位以道士面目出现的公孙胜,本来就是个游离于情节主线之外的晚起人物。尽管作者特意为他设计了“戴宗智取公孙胜、李逵斧劈罗真人”、“入云龙斗法破高廉”以及“公孙胜芒砀山降魔”等“专场表演”,以张大他的声威,然而仍无法使他融入已基本成形的《水浒》故事中。而他的早早离去,也透露出作者急于摆脱这一尴尬人物的不宁心态。假若仍留他在军中,不但在征方腊时要为他预留位置、编造情节;大结局时还要对这位第四号人物给予妥善的收束。那将是令写定者挠头的事。

证据之三,公孙胜的后来者身份,还可由他在小说结构方面的作用看出。《水浒传》是典型的“世代累积型”作品,书中还残存着由短篇故事连结为长篇构造的痕迹。作者在删改旧文、增益新素材的过程中,需要创造一些人物、故事,以为牵合情节、弥合缝隙之用。而公孙胜探母等情节,恐怕就是出于此种目的而设置的。

小说写公孙胜还乡探母,宋江曾先后两次派人下山寻觅。头一次是在第四十四回,宋江差戴宗赴蓟州寻踪觅迹。戴宗于路先收了杨林,又于饮马川劝说裴宣、邓飞、孟康等归并。后至蓟州,结识了杨雄、石秀。嗣后因寻公孙胜不着,戴宗径投饮马川,会合裴宣诸人回山。而小说又由蓟州话头勾出杨雄、石秀杀潘故事,并连带引出三打祝家庄的重要关目。——至于远在蓟州的公孙胜,此刻完成其勾连故事的使命,似乎已被宋江众兄弟遗忘了。

事隔十回,直至第五十三回柴进被陷高唐州,宋江才再度想起下山日久、道术高明的公孙胜,于是派戴宗、李逵重赴蓟州、再度寻觅,终于将他搬请回山。——小说前七十回的总目标,即是将一百零八位好汉陆续礼送上山。当作者叙罢鲁、林、晁、杨、宋、武等相对独立的精彩人物故事后,余下众多面目模糊的英雄豪杰,正需有人收拾引荐、数网打尽。精通神行术的戴宗,便成了飞针走线、连缀各路英雄的合适人选;而寻找爽约不归的公孙胜,又成为戴宗出行的最好口实。

很明显,这种对散乱情节的归结收束,应是小说创作的后期工作。当别的人物都有了固定位置和既定情节时,只有最后定型的人物和情节,才是招之即来、易于调度的。这也从反面证明,公孙胜是小说中的晚起人物,他对小说的贡献之一,是充当了情节板块的“粘合剂”作用。

小说家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让公孙胜改换门庭,并将其提拔为山寨的核心人物?只有弄清小说家的动机,才能在更深层次把握“公孙胜现象”的本质。笔者以为,可能的原因有两点。

   首先,神化公孙胜、将其提升到副军师的高位,大约与《水浒》对“三国”故事的借鉴有关。在宋元说话领域,“说三分”是讲史话本中的老前辈⑦,是“水浒”故事可资借鉴又为数不多的长篇平话之一。从不少“水浒”人物身上,都可见到“三国”故事的影响痕迹。如宋江形象中就有着长厚仁慈的刘玄德的身影,大刀关胜干脆就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水浒传》第六十三回)。李逵的性格、林冲的相貌,全都来自“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莽张飞。小温侯吕方则明显是“三国”故事中温侯吕布的翻版。至于足智多谋的军师吴用,分明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诸葛亮的化身。

   《水浒》作者并不讳言这种人物形象间的借鉴模仿,在吴用的出场赞辞中,便有“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的褒语。第六十一回还有一首“单道着吴用的好处”的《满庭芳》,道是“……韵度同诸葛,运筹帷幄,殚竭忠诚”。而吴用“加亮先生”的道号,又分明含有“超越诸葛亮”的意思在内。由智取生辰纲,到梁山泊的一次次水陆鏖兵,都离不开吴用的运筹调度,他在山寨中的地位和作用,实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相上下。他身上唯一缺少的,是诸葛亮通晓阴阳、迹近神明的风概。

   早期“三国”故事中的诸葛亮“妖气”颇重。元刊《三国志平话》介绍说:“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连司马懿也参他不透,问道:“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三国志平话》卷中)——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身上的神道气息虽大大削弱,但在“草船借箭”、“借东风”及“五丈原禳星祭北斗”等情节中,作者仍着意渲染了他的鬼神莫测之机。而在这方面,乡村教师出身的吴学究,却显得俗气稍重、飘逸不足。

大约是要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水浒》写定者需要安排一位道教人物,来承袭诸葛亮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本领。公孙胜擅长“呼风唤雨,驾雾腾云”(第十五回)。他在小说中多次“披发仗剑、踏罡布斗”,祭风助火,烧退敌军;与“借东风”中的诸葛亮一般无二。《水浒传》第五十九回、第六十回写梁山军马与樊瑞对阵,公孙胜临阵献八阵图,称“是汉末三分,诸葛孔明摆石为阵的法。……”及至战而胜之,又“有诗为证:八阵神机世最难,雄才诸葛许谁攀?多谋喜见公孙胜,樊瑞逡巡便入山”。这些描摹赞叹,也公然将公孙胜比作诸葛亮。

山寨中有了吴用、公孙胜同掌军机,一个用智,一个运法,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刚好“顶个诸葛亮”⑧。——这似乎是作者“提拔”公孙胜为山寨军师的原因之一。

此外,小说中道教人物地位骤升,恐怕还与小说创作过程中道教社会地位的攀升变化有关。这就要考索今本《水浒传》究竟写定于何时。笔者以为,小说第五十三回的一段情节,透露了颇为重要的信息。

本回写戴宗、李逵再赴蓟州搬请公孙胜,很快打听到他的下落。不料公孙胜有意回避,让老母出面挡驾,声称“孩儿出外云游,不曾还家”。戴宗见状,暗命李逵:“今番须用着你。……他若说不在时,你便打将起来,却不得伤犯他老母,我来喝住你便罢。”李逵于是取出板斧,杀上门去,砍翻一堵墙壁,叫道:“你不叫你儿子出来,我只杀了你!”把那婆婆惊倒在地。公孙胜无奈,只得走出来与两位兄弟见面。——这一段情节,与明前期宫廷戏剧家朱有燉《豹子和尚自还俗》杂剧(下称“《豹》剧”)内容极为相似。

《豹》剧叙花和尚鲁智深原为南阳广慧寺僧人,后还俗落草、上山为寇。又因擅自杀害平人,被宋江责打四十大棍,一气之下到清溪港清静寺再度出家。宋江派李逵劝他回山,他不肯。宋江又撺掇他的妻子、老母劝他还俗归山,他依然不听。宋江心生一计,自陈:“今差两个小偻儸,妆办(扮)做客人,去那村里胡索债,到他母亲住处寻些事,打他母亲。鲁智深闻知有人打他母亲,必来救也。我亲自后去,好歹赚他回来。”智深果然中计露面,又因自己打人动粗、破了戒行,只得再度还俗,跟随宋江回山。

这两段情节,同是写梁山头目中的僧道人物下山不归,宋江差人多次招徕,最终“文觅”不成,改为“武取”,以武力胁迫其母,终于引出孝子,重返山寨。所不同者,不过一为和尚,一为道士而已。《水浒传》与朱有燉杂剧孰为先后,历来多所争论;不过论辩双方都未提及《豹》剧与小说第五十三回的雷同之迹。我们有必要根据这段新发现,对《水浒传》的创作时间作一番新的审视。

一般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这是根据《水浒》作者之一罗贯中的生卒年代大致推断的。罗氏约生活于公元 1320—1400 年之间,而朱有燉的生卒年则为公元 1379—1439 年。一个人的文学创作活动若由二十岁起步,则朱有燉的戏剧创作,显然是在《水浒》成书之后。而朱氏《豹子和尚自还俗》一剧是根据小说改编,似乎也无疑义。

不过这样判断,矛盾之处也至为明显:有人在认定朱剧晚出的前提下,指出朱有燉之所以不肯照小说情节编织故事,乃是由其阶级立场决定的⑨。——现在看起来,这种解释似无必要。因为朱有燉并非不肯承袭《水浒传》内容,他的《豹》剧即是根据《水浒传》公孙胜探母一段改编的。只是朱氏的王爷脾气确实有点古怪:一方面,他不以“剿袭”小说为讳;另一方面,他又摒弃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等精彩关目,偏要从小说中另觅一位无精打彩的人物,截取一段情趣无多的情节,栽在鲁智深身上。这位艺术声誉颇高的王爷戏剧家⑩,究竟意欲何为?

说朱剧晚起,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今本《水浒传》确实写定于罗贯中之手。然而遗憾的是,迄今没人见过这样一部元末明初版的《水浒传》。今本《水浒传》有年代可考的存世版本,只有万历刊本,彼时距明初已有两个多世纪。非但如此,在嘉靖之前的文献中,竟连一条《水浒传》存世的信息也找不到。这样一部精彩绝伦、不容忽视的宏篇巨著,是在其问世近二百年的某一天早上,才突然被人发现、声誉鹊起的。这种怪现象,又当作何解释?

当一种推断无法自圆其说,另一种推断也便自然提出。是否有这样的可能:经罗贯中之手“编次”的《水浒传》,并非今天的百回本《水浒传》?我们不排除在今本之前,可能已有某个(甚至几个)《水浒》版本问世;也不排除那是个趋于成熟、内容亦颇充实的本子。11该本的存在,曾为今本的最后写定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与今本相比,该本在艺术上尚未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未能给上层读者留下震撼心灵的印象。因而朱有燉在编撰他的“水浒”戏时,完全不必顾及这样一部坊间小说的存在。而相对完美辉煌、并为李开先等所标榜的今本《水浒》,其写定时间则要推迟到朱剧之后。那位后来的写定者在重塑公孙胜形象时,是不难注意到一位本朝王爷所提供的“水浒”新素材的。他把这段发生在豹子和尚身上的新材料,移植到同是宗教人物的公孙胜身上,为这个先天不足的苍白人物增添一点血色,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做法。甚至《水浒传》中再三寻觅公孙胜的情节,也是受《豹》剧情节启迪而安排的,也未可知。

此外,朱有燉的另一种“水浒”戏《黑旋风仗义疏财》,演李逵假扮新娘、在洞房痛打害民贼赵都巡,似乎也为今本《水浒》所借取;小说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当即《仗义疏财》故事的变形。——也就是说,今本《水浒传》的写定刊行,应在朱有燉之后。确切一点说,不应早于十五世纪中叶。罗贯中显然活不到这个时候。

《水浒传》定稿于更晚一点的嘉靖朝(1522-1567)的说法,其实早已有之12。尽管此说与“元末明初”说同样缺乏坚实的证据,但只要看看元刊平话的简拙幼稚便会明白:在仅隔半个世纪的元末,小说艺术水平及体裁样式竟会发生如此巨大的飞跃,产生出《水浒传》这样恢宏灿烂、完美成熟的英雄史诗,毋宁说是天方夜谭。元末明初衰败的城市经济,未能给瓦舍勾栏注入新的刺激与活力;而在彼时的兵荒马乱之中,也很难容放一位天才作家安定的书桌。只有到了明中、后期,文坛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沉潜蓄势,加之城市的繁荣、市民读者群的形成以及造纸、印刷等小说传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文学商业运作机制的进一步成熟,长篇章回小说才有机会迎来它的鼎盛时期。

学术研究是允许假设的。假如今本《水浒传》真的如许多研究者所说,是写定于嘉靖年间,那么公孙胜的“变脸”及发迹,也便不难找到更为直接的原因。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不顾大臣反对,终日打醮设斋、炼汞化铅,四处寻访异人术士、符箓秘方,把好端端的宫廷搞成乌烟瘴气的大道场。道教徒在宫廷中大出风头、地位骤升。江西贵溪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深受世宗宠信,官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又于城西奉敕兴建真人府。这不能不令人想到《水浒传》开篇对江西龙虎山上清宫张天师的神化与膜拜。而另一位道士陶仲文在嘉靖朝所受礼遇更隆,不但受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又因他祈祷有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不久又加封少师、少傅,位总三孤,灼手可热;其官位之高、提升之速,前后朝臣无人能及13。——这几位骤得美官、平步青云的道教人物,不正是嘉靖朝中的“公孙胜”吗?

又假如今本《水浒传》真如某些研究者所说,其成书与嘉靖朝大官僚郭勋有些瓜葛,那么公孙胜的升发,则又可以找到进一步的根据。郭勋是明代勋戚、嘉靖朝权臣,世袭武定侯,后又爬上公爵的高位。他权势欲极重,最善于政治投机。他在“大礼议”中迎合上意,获得世宗的信任。对世宗迷恋道教的宗教偏执,他同样采取曲意阿奉的态度。《明史纪事本末·世宗崇道教》就记录了郭勋奉旨撰写青词、毁除宫中佛殿、佛像等一系列佞道灭佛的举动。《明史》还记载他向世宗推荐道士段朝用,并资助银两以建道场的种种丑行劣迹。

郭勋又有“好文”之名,喜刻小说14。《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英烈传》等小说,都出于郭勋府中,一时号称“武定板”。郭勋刻书,往往带有政治目的。如武定府中刊刻的《英烈传》,相传就是他出于褒扬祖上、抬高身价的目的,指使府中门客编撰的。——试思《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若真的出于郭勋的赞助,那么他是决不会放过这个捞取政治资本的难得机会的。在他的暗示下,那位《水浒传》的最后修订者在山寨最高层安插一位道教人物,给小说加上一笔浓艳的道教色彩,以迎合本朝风头正劲的崇道之风;这不正是投机家郭勋合乎逻辑的选择吗?也许,这便是公孙胜在《水浒传》定本中“改换门庭”、后来居上的深层原因吧?

回头再来理会“智取生辰纲”的公案。晁盖等人的“智取”行动,可视为梁山起义的发轫之举,是众好汉与官府对抗的首次有组织行动。此次行动的参予者,如晁盖、吴用、三阮等,又是相携上山、奠定梁山大业的首批中坚力量。写定者若想将某一人物拔高,最为简捷有效的办法,无过于让他参加首义之举,成为山寨中的“元老级”人物。

  果然,公孙胜一上山,便坐上了山寨第三把交椅,位在林冲之上。此后宋江上山、晁盖去位,山寨中又请来北京员外卢俊义,公孙胜仍稳稳坐定第四把金交椅。没人对公孙胜的位置提出异议,因为他是晁盖旧人、开山元勋。——想来这便是《水浒》写定者不顾“七星聚义”之数、不惮叠床架屋,拼命要将这位后来者塞入首义之举的原因所在了。

【注释】

①百二十回本此处诗赞为“义重轻他不义财,奉天法网有时开。剥民官府过于贼,应为知交放贼来”;改掉“六人星火夜逃生”句。宋江与晁盖的对话,也改为:“白胜已自拿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你等七人。济州府差一个何缉捕,……来捉你等七人,……”。七十回本相应情节与百二十回本同。这显然是后来的编纂者发现百回本的纰漏而径改的。

② 《宝剑记》有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首载“嘉靖丁未岁(1547)八月念五日雪簑渔者漫题”的序言。

③李开先《词谑》:“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一版)

④ “坦窝”不知为何人字号:宋人王履之字坦翁,元人刘履、桂完泽、明人元之伟均字坦之,明人刘三吾号坦之翁、坦甫、坦坦翁、坦斋,梁本之号坦庵,恐怕都非坦窝。“兰谷”乃元人白朴之号,又明人经承辅之字亦同。白朴虽曾流寓山东,但将《宝剑记》断为白作,似嫌太早;而经承辅又非山东人,不符合“乡先辈”身份。至于“山泉翁”,原为宋人赵必涟之号,《宝剑记》当然不可能是他的作品。而明人号山泉的有刘承甫、慎蒙两位,其中刘氏是正德进士,籍里为山东寿光,勉强可以充数;至于他是否作过《宝剑记》,又当别考。

⑤ 参见侯会《水浒源流管窥》,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四期页64—71。

⑥ 天罡人物中另一位没有出场诗的是刘唐。早期话本中的刘唐绰号为“尺八腿”,这或即刘唐出场诗未能保存的原因。

⑦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叙东京瓦肆说话伎艺,谓:“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

⑧民间俗谚,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之语。

⑨ 王根林在《水浒祖本探考质疑》(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四辑)中指出,朱有燉是皇族,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不可能在作品中沿袭《水浒》歌颂农民造反行为的内容。

⑩前人对朱有燉的艺术成就颇多赞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将朱氏“水浒”戏列为“雅品”,称赞说:“周藩亦戏撰《豹子和尚》一剧,虽极意摹元,而实自得三昧之妙。”又赞《黑旋风仗义疏财》:“粗豪之曲,而独于假新妇处冷然入趣。即如《货郎》数调,反令元人望后尘矣。”

11明人吴从先《小窗自纪·读水浒传》提到一种与今本不同的《水浒传》,应即此类刊本。又前文提到,今本之前有一带“出场诗”的刊本,应是十分接近今本的刊本,很可能便是施罗原本。

12 《水浒传》今本(指百回繁本)写定于嘉靖时郭勋之手的说法,早已有之。明人汪道昆(即“天都外臣”,撰《水浒传序》)、袁无涯(撰《忠义水浒全书发凡》)都曾说郭勋对《水浒传》作过增删改造,亦即承认郭本是《水浒传》的最后写定本。现代学者胡适也持此看法,他在《水浒传考证》(1920)和《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1929)中指出,所谓罗著《水浒》,应是明初一个较为幼稚的本子。而嘉靖间郭勋本则是根据包括罗本在内的几个早期本子“重新改造过的”,“其中创作的成分必然很多”。尽管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有一些错误的推断(后来都有所更正),他的观点仍富于启发性。鲁迅于《水浒传》持“简前繁后”说,认为施耐庵是繁本作者,并谓“然而这施耐庵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其实生在罗贯中之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实则间接否定今本产生于元末明初的说法。至1953年,郑振铎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全传》作序,谓“《水浒传》的施耐庵原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一百回本,是十六世纪(明嘉靖间)的郭勋本。‘征辽’故事的插入,大约就在这时候。”显然也把郭本看作《水浒》的写定本。聂绀弩在《水浒五论》(载聂氏《中国古典小说论集》,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然“五论”撰写时间颇早)中则指出:“《水浒》在那些书(指《三国演义》等一批长篇章回小说——注者)中间是完成得最早的一部,它在明嘉靖时就完成了。”明确指认今本为嘉靖产物。本世纪七十年代,戴不凡撰《疑施耐庵即郭勋》一文(载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小说见闻录》,该文是根据作者1975年的几次讨论发言整理而成的),则明确提出今本《水浒传》的作者当即郭勋。此后,张国光在《水浒祖本探考》(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一辑)中也力主施耐庵为郭勋门客托名说。此外,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初版,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译本)说:“如果要把《水浒》归于某个特定的作者的话,首先把它归于罗贯中,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到了嘉靖时,……大约在1550年,著名的艺术赞助人、武定侯郭勋委派人扩编了一部二十卷的《水浒》百回本。”显然也把郭本看作《水浒传》定本。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第一期,1976年12月)也认为,繁本之前确有一简本,当为施、罗所作。繁本在此基础上更为增润,“亦不知经过几许妙手”,“如相传之郭勋武定本《水浒》刻于其死前不久,则谓其本之写定可能约在嘉靖十八年左右,或尚不失为合理之推测。”尽管柳文所举郭勋卒年尚有商榷余地,但其所持“嘉靖说”立场甚明。又美国学者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1986,据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译本)一书中认为:“简本终究来自一个早期祖本的可能性,只会突出16世纪《水浒》繁本的重大贡献,就像《西游记》的情况那样,它作了一次大的飞跃,……今日大多数文学专家都赞同上述看法,他们甚至在基本上继续认为罗贯中或施耐庵是小说作者的同时,依然承认该书的嘉靖版已经根本改观了。”似乎是对“嘉靖”说作了总结。

13参见《明史·佞倖·陶仲文传》。又世宗皇帝迷信道教的情形,还可参看《皇明从信录》、《明史纪事本未》等书的相关记载。

1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武定侯进公”谓:“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

原载:《文学遗产》5/2000.
发言者:??发表时间:2010-12-21 22:42:00??IP地址:60.16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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