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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

刘天振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传》主题研究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农民起义”说。这种“权威”观点不仅对《水浒传》研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还严重殃及《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使这部小说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歧视,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在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欲使《荡寇志》研究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跃升新的境界,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肃清《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影响。
关键词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荡寇志》;学术命运

 《荡寇志》七十回,附结子一回,又名《结水浒全传》,是《水浒传》的翻案之作。《荡寇志》自七十回本《水浒传》的结局写起,从卢俊义梦见嵇康将梁山好汉全部处决开始,叙述了陈希真、陈丽卿父子联合官军,征讨梁山,最终将宋江一伙擒拿正法的故事。作者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官宦之家,刚弱冠时曾随父宦游粤东,参与过镇压瑶民叛乱的战争,因有功,获议叙。作者创作此书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即破除《水浒传》宣扬的假忠义,“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1]

  尽管《荡寇志》的创作动机在于“结《水浒传》”[2],以消弭其在世间的广泛影响,但它毕竟是《水浒传》的续书,所以它的学术命运总与《水浒传》密切相关。在《荡寇志》问世之初的半个世纪中①,曾享受到作为一部中国小说所从未享受过的殊荣,②与《水浒传》的屡遭禁毁形成强烈反差。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学术开始从古典型向现代型转变,学界开始用西方学术观念观照传统文学,将以前倍受歧视的小说推崇为“文学之最上乘”[3](P387)。《水浒传》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也开始发生逆转。在20世纪前半期,《荡寇志》作为《水浒传》研究的一个旁支受到了学界一定的关注,学界对它的总体评价是思想上否定、艺术上肯定,本期两位古代小说研究大师鲁迅和郑振铎的学术立场可为代表①。应该说这种态度是比较理性、公正的。之所以比较理性、公正,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社会学研究方法尚未主导学术研究,在对《水浒传》思想主旨的评价方面尚未形成一元化的、政治功利目的鲜明的观点。

  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水浒》研究界“农民起义”说的提出和流行,作为专门反《水浒》的《荡寇志》,其学术命运开始一步步堕入深渊,长期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50年代初,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4]、王利器《水浒与农民革命》[5]等文相继提出“农民起义”说。后经冯雪峰长篇论文《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6]的强化论述,使其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权威化。其主要观点:《水浒传》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宋江是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宋江接受招安是历史真实的反映等等。由于迎合了当时特殊的政治需要,这种观点很快变成了一种主流的观点,甚至是主导的观点,不仅许多报刊竞相宣传这一观点,许多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也附和、重复这种观点。

  实践证明,“农民起义”说不仅导致《水浒传》主题研究的僵化,其负面影响还波及到《水浒传》的文献研究、艺术研究等许多方面。“农民起义”说有一种一元化的统摄力,凡是涉及与《水浒传》相关问题的评论,都把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作为最根本的评价尺度。譬如,评价书中人物的标准是看其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如何,要么是农民革命英雄、农民革命领袖,要么是反动派、封建统治阶级的走狗。这样,《荡寇志》的厄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50年代是《水浒传》“农民起义”说鸣放最响亮的时期,同时也是《荡寇志》研究最沉寂的时期,当时涉及《荡寇志》,除了将其作为《水浒传》的对立面加以批判之外,没有一篇专门的研究论文。

  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随着《水浒传》“农民起义”说的强势流行和《水浒传》研究的日益政治化,《荡寇志》成为了“反动文学的代表”,被冠以“反面教材”、“大毒草”等称谓,沦为大批判的对象。就连曾被鲁迅等人肯定过的《荡寇志》的艺术描写也成了表现“反动”主题的帮凶。郑公盾《关于<荡寇志>》[7]一文称此书“是一部彻头彻尾歪曲《水浒传》和污蔑我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起义的反动小说。”它的艺术描写则是“迷惑欺骗读者”的手段。并强调说“《荡寇志》是我国古典文学园地里出现的一株最具有毒性的毒草。它就是那种思想内容极其反动而又带‘艺术性’的‘能毒害人’的反动作品”。谈凤梁《论<荡寇志>的反动性》[8]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于清代小说部分对《荡寇志》不置一喙,意即没有任何价值。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称《荡寇志》“自始至终对宋江等农民起义英雄表现了一种刻骨的仇恨”,“由于它在艺术上还有一定成就,它的害处就更大”。[9](P 389)

  1975至1976年“评《水浒》,批宋江”政治运动中,《水浒传》从“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突然变成了“歪曲农民起义的反面教材”,但是这并没有给《荡寇志》学术命运带来转机,反而更加重了它的劫难。《荡寇志》成为当时的重点批判对象,一年之内竟有四篇论文发表,它们是:武渝《论<水浒>与<荡寇志>》(《开封师院学报》,1975年第3期)、吴调公《一根黑藤 两个毒瓜——<水浒>与<荡寇志>》(《南京师院学报》,1975年第4期)、吴调公《一个政治目的,两种艺术标本——谈<水浒>与<荡寇志>》(《光明日报》,1975年11月22日)、魏永征《<水浒>与<荡寇志>》(《朝霞》,1975年第10期)。这些文章将《荡寇志》视为《水浒传》的反革命同党,如吴调公《一根黑藤 两个毒瓜——<水浒>与<荡寇志>》一文中说:“同是歪曲农民革命的两部古代小说——《水浒传》和《荡寇志》,长期以来被人们作为对立面看待,《水浒》被说成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荡寇志》则被认为诬蔑农民起义的反动小说。”“《水浒》和《荡寇志》同是反面教材,是一根黑藤上的两个毒瓜”。这时的《荡寇志》已经深陷是非颠倒的政治斗争的旋涡,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学术研究彻底迷失了自我。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文学研究逐渐向本体回归,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也开始拨乱反正。学界对于“评《水浒》”运动、“农民起义”说开始进行反思检讨,当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王俊年等人《<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10]、陈辽《关于<水浒>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兼与王俊年等同志商榷》[11]、王开富《<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12]等,这些论文相继对“农民起义”说提出质疑。1980年又先后有伊永文《再论<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13]、欧阳健、萧相恺《<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14]等论文提出《水浒传》性质的“市民说”。尽管这些争论不足于根本动摇“农民起义”说的权威地位,但是《水浒传》主题研究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是清楚的。在此背景下,《荡寇志》的研究格局和面貌也开始发生变化,总体上呈现三种发展趋向:一是沿袭50至70年代的评价方式,思想、艺术上全面否定;二是回归20至40年代鲁迅等人批评方法,肯定其艺术,否定其思想;三是更新观念,回归文本,开展理性研究。

先看第一种趋向。70年代末以来对“农民起义”说和“评《水浒》”运动的反思并未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些人的思维定式,对《荡寇志》的研究批评也未能挣脱庸俗社会学的束缚。1978年出版的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小说史》设有《荡寇志》专节,显示对这部小说是重视的,但对其作出的评价并未超出“评《水浒》”运动时的水平,文中引用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因此对于《荡寇志》这株“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15](P 321)

  1984年谈凤梁发表长篇论文《<荡寇志>批判》[16],从“污蔑农民起义”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荡寇志》的“反动性”。1985年高明阁《<荡寇志>对<水浒传>的反扑》[17]认为,《荡寇志》丑化农民起义,既违反历史真实,也不符合艺术真实。一直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之初,仍有文章对《荡寇志》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③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研究著作和古代文学史教材仍在重复《水浒传》的“农民起义”说。④

  第二种趋向表现出向20至40年代鲁迅等人研究态度及评价方法的回归,即否定其思想,肯定其艺术。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排印的校点本《荡寇志》,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部小说在新时期的传播。该版本的前面有戴鸿森撰写的《校点说明》,文中一方面仍然称“《荡寇志》可算是反动文学的代表之一”,另一方面又指出其“文情交至,颇能动人”。1997年出版的张俊《清代小说史》,既称《荡寇志》“宣泄了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同时又赞其结构严谨,情节发展环环相扣等。[18](P 409—410)这些评论实际并未超出鲁迅、郑振铎等人的观点。

  第三种趋向主张转变观念,摆脱意识形态偏见,回归《荡寇志》文本,开展多元阐释。80年代初以来,《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不断遭受质疑和反对,同时,一些学者提出《荡寇志》研究也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以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1983年郭兴良发表《一座逆作者之愿而矗立的纪念碑——谈<荡寇志>的思想倾向和认识价值》[19]一文,第一次大胆肯定《荡寇志》思想内容有其认识价值,文中从“《荡寇志》反映了梁山领袖们的高贵品质”等四个方面对其认识价值进行了论述。其论证逻辑虽然并未真正摆脱《水浒》“农民起义”说的影响,但毕竟向着对《荡寇志》文本理性诠释的方向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但是,这篇试图为《荡寇志》价值及其研究重新定位的论文在当时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事隔两年之后,《曲靖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发表了两篇有关《荡寇志》的论文,一是周颐厚、黎敏茜反驳上述郭文观点的《<荡寇志>认识价值之浅见》,另一是郭兴良的辩驳文章《应该怎样看文学认识价值:再谈<荡寇志>兼答周颐厚、黎敏茜二同志》。周、黎的文章反驳郭文的逻辑起点仍然是《水浒传》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并由此得出对《荡寇志》全面否定的结论。郭兴良的辩驳文章则批判了传统的“定点观察,单向思维”的惯性,指出在《荡寇志》研究中“冲破传统观念”的必要性。但是这场小范围的论争仍未在学界激起波澜,突现了80年代前期学界对《荡寇志》这部曾被定性为“反动小说”的作品还心有余悸。1984年欧阳健发表的《<荡寇志>新说》[20]也是一篇试图为《荡寇志》研究寻求突破的重要论文。本文提出,因为《荡寇志》所赖以产生过不良社会效果的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生活在现代环境中的读者,应该从作品的直接阅读和欣赏中,去分析、探究其新价值。该文还认为,人们应该从文本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偏见出发去分析作品。这种观念与方法显然比郭兴良所倡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此背景下,《荡寇志》文本研究开始冲破偏见,艰难起步。赵启安《试论<荡寇志>意象意境层和思想意义层的不确定性及启示》一文借用西方接受美学派强调读者主体性的理论,解读了《荡寇志》文本意象意境层与思想意义层的不确定性。[21]新世纪之初,有的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阐释《荡寇志》文本的多重文化蕴涵,如梁斌《儒道互补——从陈希真的形象塑造刊<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22]、杨文胜《<荡寇志>作者的道教思想》[23]等,都进行了有益探讨,这些论文观点虽然各执一端,难免偏颇,但却有益于将《荡寇志》文本研究推向深入。

  上述三种趋向中的第三种代表了新时期《荡寇志》研究的主导方向,因为这种开放的思维态度符合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的发展趋势。但是新时期以来的《荡寇志》研究仍未能彻底冲破庸俗社会学的羁约,仍未能根本扭转学界对这部小说的意识形态偏见。若从全面研究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要求,即从作者评传、作品研究、研究资料搜集这样一种研究系统来衡量,《荡寇志》研究从规模、质量到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有感于此,我们以为,新时期欲使《荡寇志》研究跃升新境界,取得新突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首先,彻底抛弃庸俗社会学思维模式,回归文本,开展多元阐释。《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之所以不能令人信服,关键是这种定论并非建立于文本描写实际的基础之上,而是从特定政治需要出发,靠主观悬设、推理而得出的。长期以来,《荡寇志》研究之所以进展有限,甚至裹足不前,也主要是受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主导所造成的,因此有必要努力进行一番“矫枉”的工作,即从文本以外回归到文本以内,立足文本描写的实际,从多种理论角度挖掘文本所提供的丰富文化蕴涵。这种工作虽然如前所述,已经有所进展,但相对于文本所提供的巨大阐释空间,已有的成果还十分有限,如《荡寇志》文本所表现的女性观、科学观,闪烁着崭新的时代光彩,至今无人进行深入充分的探讨。

  其次,研究者勇于更新观念,切实承担起学术研究的神圣责任。众所周知,学术创新是科研工作的终极追求,而研究主体是否具备崇高的学术责任感是学术创新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水浒传》研究而言,许多至今仍在重复“农民起义”说的人并非真诚信服这种观点,而是出于对过去不自由的学术环境的惊恐回忆,因而采取稳妥便当的方式来沿袭旧说。同样,至今仍对《荡寇志》采取简单否定态度的人,实际也多是出于相同的心理动机。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的禁区已越来越少,尤其到了思想自由、学术昌明的21世纪,研究者若出于个人安危的自私考虑而仍然沿袭旧说,人云亦云,从而放弃学术创新的崇高追求,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理解和不可接受的。新时期《荡寇志》研究和《水浒传》研究欲取得实质突破,首要条件之一是研究者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彻底颠覆“农民起义”说的权威,肃清其在学术界的影响。

  第三,借《荡寇志》研究以深化续书现象研究。古代小说的续书有一条普遍规律,即续作的成就和影响总是难及原著,《荡寇志》的传播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早在上世纪30年代赵苕狂在《荡寇志考》中就提出过这个问题。⑤近年来的小说续书研究热,往往囿于续作与原著之间模仿与超越问题的探讨,但是《荡寇志》从许多方面来讲,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续书。明清小说的续书一般是为发展原著而续,《荡寇志》却是为了消弭原著影响而撰。一百多年的传播史证明,《荡寇志》的影响根本无法与《水浒传》相比,这其中就不单纯是模仿与超越的问题了,更涉及到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政治功利关系的大问题。从研究史角度考察,《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与《水浒传》研究之间,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荡寇志》完成后,古月老人、陈奂、徐佩珂、俞龙光、忽来道人、半月老人等封建士夫纷纷为其撰写序跋,对其“有功于世道人心”的功绩赞赏备至,南京、苏州的官员还多次慷慨出资锓版印行。

② 20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1924年北京大学新潮社排印本)一书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本篇为鲁迅于1924年7月在西安暑期讲学时的讲稿)一文中,将《荡寇志》思想价值与其艺术成就分而论之,肯定其艺术,否定其思想。他如此评价俞万春和《荡寇志》:“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又说:“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中,盖差为佼佼者矣。”(《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水浒传>的续书》一文一方面认为《荡寇志》的立意“太辜负了《水浒传》的一部绝好的英雄传奇了”,同时又指出《荡寇志》的人物描写还是比较成功的。(见《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1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如龚维英《简析<水浒>两种续书——<水浒后传>和<荡寇志>比较研究》(载《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魏文哲《论俞万春的<荡寇志>》(载《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4期)等均对《荡寇志》作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

④ 如2000年出版的、由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水浒传》思想内容的评价仍然沿袭“农民起义”说。

⑤ 赵苕狂在《荡寇志考》中指出:“续集或后传十有八九得不到好评的”,“续集定次于正集成为普遍的一种心理”,因而《荡寇志》艺术上远不及《水浒传》。(见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的《足本荡寇志》卷首)

参考文献:

[1] 俞万春.《荡寇志》引言[A].清咸丰三年刻本《荡寇志》卷首.

[2] 古月老人.荡寇志序[A].清咸丰三年刻本《荡寇志》卷首.

[3] 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A].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4] 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J].人民戏剧,1950(5)。

[5] 王利器.水浒与农民革命[N].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3.5.27、28.

[6] 冯雪峰.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J]. 文艺报,1954(3)、(5)、(6)、(9)、(11)。

[7] 郑公盾.关于《荡寇志》[J].学术月刊,1962(12).

[8] 谈凤梁.论《荡寇志》的反动性[J].南京师院学报,1963(1).

[9]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0] 王俊年等.《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J].文学评论,1978(4).

[11] 陈辽.关于《水浒》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兼与王俊年等同志商榷[J].文学评论,1978(6).

[12] 王开富.《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3).

[13] 伊永文.再论《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J].河北大学学报,1980(4).

[14] 欧阳健 萧相恺.《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J].群众论丛,1980(1).

[15]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6] 谈凤梁.《荡寇志》批判[J].文艺论丛(20),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17] 高明阁.《荡寇志》对《水浒传》的反扑[J].明清小说研究,1985(2).

[18] 张俊.清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19] 郭兴良.一座逆作者之愿而矗立的纪念碑——谈《荡寇志》的思想倾向和认识价值[J],曲靖师专学报,1983(1).

[20] 欧阳健.《荡寇志》新说[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4).

[21] 赵启安.试论《荡寇志》意象意境层和思想意义层的不确定性及启示[J].临沂师专学报,1996(5).

[22] 梁斌.儒道互补——从陈希真的形象塑造看《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23] 杨文胜.《荡寇志》作者的道教思想[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原载:《海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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