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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到何心的“水浒研究”

刁云展 周来祥

在文化界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影响已经胜利地开展起来了,目前正向着更深刻更广泛的方向进行着。

这一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是由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但,这仅仅是开始。因为胡适的反动的实验主义在文化界的遗毒是根深蒂固的,范围也是极广的。为了进一步的彻底摧毁反动的实验主义美学体系,我们在这篇文章里仅就胡适学派在“水浒传”研究中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

何心先生的“水浒研究”是刚出版的新书(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出版的时间是开始批判胡适的反动学术影响的时候。我们读后,才发觉这本“水浒研究”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写的。它是胡适“水浒传考证”中观点、方法的继续和发展。

因此有必要对这本“水浒研究”加以解剖和讨论。同时也希望其他战友们能够多发表一些意见。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八百年来水浒的故事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爱。它所以受广大人民热爱,是因为它响亮地喊出了农民要求斗争解放的呼声,表达了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共同愿望;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有力的鼓舞作用。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评价水浒的主要标准。亦即是以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效果作为主要的出发点。

正因为如此,“特种学者胡适之流”(鲁迅语),却采取了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古典作品的观点方法相敌对的态度,用实验主义的“考证”来与之对抗,占领这块古典文学研究的阵地,这就是胡适学派“研究”的主要目的。

胡适的实验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对立形式而出现,三十年来的确收到不少“效果”,胡适受到反动政权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正是因为它为反动政权服务得很好。胡适在不让青年“被马克思牵着鼻子走”这样散播谬论之后,却用实验主义的铁链暗暗的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被牵的人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跟着实验主义走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这样的走着。除去俞平伯先生之外何心先生即是如此。

何心先生秉承了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的精神写成了这本“水浒研究”。他是怎样秉承了胡适的“考证”的精神写出了这本“水浒研究”呢?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他二人自己的先后对白。胡适在他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中说道:

我最恨中国史家说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最恨人家咬文嚼字的评文,但我却有点“考据癖”!因为我不幸有点历史癖,故我研究什么东西,总希望研究他的历史。因为我又不幸有点考据癖,故我常常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现在我有了这个机会替水浒传作一篇新序。我的两种老毛病——历史癖与考据癖——不知不觉的又发作了。

我想水浒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重大得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它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底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业印书馆版八——九页)

不管胡适的“考据癖”“历史癖”的目的是什么,何心先生是规规矩矩地遵循着胡适“开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的指导进行“水浒研究”了。正像何心在自己的“后记”中公开所说的:

在个人所研究工作的前后,胡适写过三篇水浒传考证,但是他的读者似乎很粗疏忽略……

……(兹)对于胡适疏漏纰缪之处,一一加以纠正。(重点系引者加)

很显然,何先生对于胡适曾经写过三篇水浒传考证并不完全满意,主要因为“他的读书似乎很粗疏忽略”,“考证”的并不太细致,不足以更有力的散播实验主义,于是自己就发愤“二十年”,“献出了积年累月的劬劳”,完成了胡适未完成的“考证”事业。

“水浒研究”共二十章,三百八十三页,二十余万言。这样巨大的篇幅和繁多的章节所研究的到底是什么?打开一看:完全是一片琐碎的官制、地名、社会风俗、衣食住行、人物混号……等考证。(应当替何先生说明的一点:何先生把“考证”叫作“比勘”和“研究”了,不过,应当指出:叫作“比勘”仍旧是换汤不换药,改一改皮毛,骨子里再贩卖实验主义“考证”的老货色。)对水浒所应当研究的主要部分——水浒的社会性、人民性、典型人物的分析等,却只字未提。这就是“水浒研究”一书的概况。

何心先生的“水浒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品的观点和方法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我们仅就考证的范围来看,何心先生所考证的也是没有价值的低级庸俗的考证,虽然也有若干小的地方有所探索,不无可供参考之处。但在主要的、绝大部分是浪费篇幅,引人到扑朔迷离的方向去了。不仅是方法的错误,更重要的是观点的荒谬。在这里首先指出“水浒研究”剽窃抄袭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的地方是什么?如“水浒研究”第一章“水浒故事的来源”就是这样。不仅引文的秩序相同,简直是照抄无误:在元以前的材料,如宋史二十二徽宗本纪、三百五十一侯蒙传、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中对于宋江这个人物的叙述,在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中写出了,在何先生的“水浒研究”中只是原封不动再加复写。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谈到水浒传的形成上与宣和遗事在情节上有关的共有六点,并将宣和遗事中的六点加以摘要。而何先生则按胡适指出的六点摘要,把宣和遗事中的六段原文摘出来了,证明这就是“水浒传”某某情节的“蓝本”。这大概就是何先生嫌胡适“读书似乎很粗疏忽略”的地方,而将“摘要”改作了“原文”。以上就是在何心的“水浒研究”的第一章“抄袭”胡适的地方,其他各章,依然很多,无暇多举。

我们为了进一步看看“水浒研究”的“成就”在哪里,不妨先看看这二十万言的巨著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再提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在这二十章中,第一章水浒传故事的来源已如上述。第二章是“水浒传的作者”。何心先生用五六千字的篇幅,旁征博引地考证结果,仍然不能确定作者究竟“是施是罗”。浪费了笔墨还是次要的事,结论倒下错了,如“总而言之,水浒并不是一人一手创作。最先一个人把各种梁山泊英雄的故事联缀起来,成功一部长篇小说。后来又经过几次增损修改……”(重点系引者所加。何心:“水浒研究”三十页),这种结论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们以为研究“水浒”的创作,首先应归功于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然后才由某人增损修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查:梁山泊英雄事迹,深刻的影响和感动了当时的人民,人民为了纪念和歌颂这些英雄,而把他们的事迹编成了故事首先在口头上流传开来的。第二个步骤才是由文人用笔记下来,经多人的屡次修改才成为今天的“水浒传”。而何先生在“水浒传”的作者的结论中轻轻的把劳动人民的创作权割掉了。这种观点,与胡适否定施耐庵的存在说他是“乌有先生、亡是公”是一致的。

第三章水浒传的版本、第四章各种版本的不同、第五章水浒传的演变,这几章何先生并没有新的意见(可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对比,不必再引)。划划表格,以作简本繁本的区别,以及作了长达十三页回目不同的比较;也考证了梁山泊一百零八人的“名号”不同,如轰天雷凌震的混号叫“地辅星”呢,还是叫“地轴星”呢?……等。还有,特别是何先生高兴的:发现了一百十五回本子叙述任何讲话时都用“曰”如“宋江曰”;而一百二十回本子却用“道”,如“李逵道”,何先生以为“这是很有参考的价值”。何心先生这样对于“曰”和“道”的一个字的重大发现认为“很有价值”的话,正是以实际行动响应了胡适的号召“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同样是一大功绩”(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九五页,重点系原文所有的)在何心先生“劬劳”之下获得的重大“成果”。以一个字的区别就可以作为论断一本书的重要根据!这与胡适以“考证”为手段经常作出唯心论的武断是同出一辙的。

第六、七、八、九章写了金圣叹的修改、“致语”与“灯花婆婆”、三十六人传说的参差,浑号的研究。这几章依然琐琐碎碎,无多大意义。如“浑号的研究”中,“病关索”系杨雄的绰号,“关索”的出处如何呢?于是上溯到“关索”是三国时代关羽的第三个小儿子,可见之于“三国演义”,并且考证了现在南方云贵土人“对关索却非常崇拜”,该地尚有“关索桥”“关索岭”,大概是关索随诸葛亮南征孟获事有关云云……。何心还研究了“浪里白条张顺”,其“白条”原来叫作“白鲦”呢,还是叫作“白跳”呢……?不肯撒手。

我们可以看出:何心先生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历史上的人物混同起来研究了;把艺术范围内为了加强人物性格和突现人物的英雄形象而用的浑号,却用考证的刀子割裂零碎了。这不是在研究与分析作品中的人物,而是在抹煞人物在艺术中活生生的形象。抹煞人物在艺术中活生生的形象是为了阉割人物斗争的社会内容。这正是胡适的“自然主义”流毒的泛滥。

从十一章到二十章是梁山泊的考证、水浒传编年、水浒传中的地名、水浒传中的官名、水浒传中的人物阶层、水浒传中的衣食住行、水浒传中的风俗习惯、水浒传中的土话谚语、水浒传中的错误、关于水浒传的其他种种。其中除去“水浒传中土话谚语”的解释对初学水浒的人有所帮助以外,余则没大可值一顾的了。

如“水浒传的编年”占了二十余页的巨幅,考证出七十回水浒共“历时八年又四个月”。从水浒开头“王进母子从东京出走”是在“正月初”开始,逐月逐日的考下来了,并且孜孜不倦地考证出:“公历一一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张氏”“一一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潘金莲调戏武松”和“潘巧云私通斐如海应当在一一一七年十月初了”……(这种“性”的考证,并不是何心先生的独创,而是受俞平伯先生考证“贾宝玉与秦可卿私通”的启示,二者同出一辙。)

这就是实验主义庸俗的、低级的“考证”的本色。这正是胡适学派借此“兴趣的考证”作为达到其政治阴谋目的的一种手段:麻痹人们的斗争意志,转移人们面向现实的视线,削弱人们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认为水浒是一部光辉的中国农民革命的史诗。因为它历史的、具体的、生动的反映了北宋末年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的实质和面貌,歌颂了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以高度的现实主义艺术概括力量表现在“水浒传”中的。何心先生的“水浒编年”孤立的互不联系的逐日逐月像流水账一样记人记事,不仅不能把水浒当作历史来读,相反的是歪曲了伟大的艺术作品,抽掉了作品积极反封建的社会内容。其他各章:地名、官名、衣食住行等的考证,亦是这样。

综观二十余万言的“水浒研究”,其“考证”范围内所收到的效果不过如此。

如果说何心先生的“水浒研究”是纯“考证”的话,亦不全面。唯有在他的第十章“梁山英雄的结局”与第十五章“水浒传中的人物阶层”中是代表了作者的基本观点的。也可以看出与胡适观点达到“水乳交融”到什么程度。

作品的主题是组织题材的中心力量,是表现事物根本特质的主要倾向。不仅是创作上的关键,而且是评论作品的标准。这二者都是能够因为世界观的不同作出不同的结论。单以批评来看,也最容易因此而曲解了作品的主题。对于水浒“主题”的讨论就极其必要了。

在“水浒研究”中作者是怎样认识水浒传的主题的呢?在第十五章“水浒传中人物阶层”中说得很清楚:

“水浒传的主题是描写官僚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何心:“水浒研究”二四一页)

我们认为何先生的这个主题作的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因为“水浒传”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官僚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更重要的是它描写了农民的革命斗争、革命力量和革命思想。我们所以强调这一点,正因为“水浒”的主题是:描写北宋末年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而不是其他。“水浒”有力的描写了农民革命的光辉形象和他们勇敢地向地主阶级斗争的英雄气魄。水浒传不仅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作品中甚至在世界文学宝库中,都可以算作农民革命运动的典范文学作品。水浒传所以受到中外人民的崇高评价,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分析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指出了“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文化的基本的阶级”。特别对于农民起义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重点系引者加,见毛泽东选集五九五页)

这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估价。封建统治者也曾编纂过数百万言的“历史”,只是对农民加以诬蔑的称号“盗贼”,并没丝毫记载农民的真实活动,旧的“历史”只是一片空白,唯一能够填充这一空白的就是这部伟大的农民英雄史诗“水浒传”了。但是,何心先生把“水浒传”的主题确定为“描写官僚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含义:农民在这样的压迫与剥削下,只能是软弱无力甚至无声无息甘作农奴而无任何斗争和反抗。这是错误的。这种无视农民轰轰烈烈的斗争事实是完全不符合水浒的“主题”的。何心先生以“阶级”“剥削”“压迫”等空洞概念,来代替农民运动的事实,只能证明这是有意的来歪曲水浒的主题思想。由于此,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何心先生研究“水浒”已经“二十余年”了,直到现在还根本不懂得水浒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这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已经三十年“在这儿好像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有着同样的结果。)这也证明胡适的形式主义的“考证”在这里原形毕露了。

与此相同的观点,在十五章中还表现了何先生对待典型人物的错误见解。他说“水浒传所写的各阶层人物,除了江湖豪侠、文武官吏、地主、土豪之外,其他很少述及,更未曾出力描写。”试睁开眼睛看一看:水浒是孤立的、静止的、照像式的描写吗?在其他方面“更未曾出力描写吗?”——不是的。水浒传描写了典型的集体英雄及这些英雄的斗争故事,同时也加工的刻划了他们不同的性格与形象,如林冲之上梁山,武松打虎……都有过生动的“出力描写的”!我们不妨再一次指出何心先生的荒谬论调也不是自己的“独创”,它来源于胡适的“东凑一段,西补一块,勉强把一百零八人‘挤’上梁山去!”(胡:“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五六页)的自然主义老调子的。作者生硬的划分了“水浒传中的人物阶层”有的划作农民、地主、官吏、……对水浒上的正面人物划分的结果,只能凌迟了人物的形象,不仅破坏了作品的完整的艺术形象,而且贬低了作品的反封建深广的社会内容。作品以唯成分论的庸俗社会学的见解不可能正确的分析艺术人物的。作者对柴进之“后来上梁山”的原因却根本没有谈到,仅仅给他出身划为“世俗地主”后,接着就“加入梁山泊”了,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这里主要因为作者并未指出柴进所以加入梁山泊的动力是农民革命运动高涨的结果。同时,何先生认为“一般中小地主有时也会因为受到压迫而同情农民革命的。”(重点系引者加,二四二页)这说法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一般中小地主”同情农民革命的事实在历史上还没见到过,事实上一般中小地主仍然是“地主阶级”,作为农民的对立阶级而存在的,按其阶级的实质,对待农民革命的态度基本上是抱反对的态度的。至多是抱“中立”的态度,而决不会“同情农民革命”的。能够同情农民革命的中小地主只能在某种情况下是个别的,而不是一般的!

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是作品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特别重视这一问题。

对于水浒中典型人物的荒谬评价上,在“水浒研究”中数见不鲜的。在“文人学士”小标题下对于吴用的看法即是如此。首先把吴用看作一般的“文人学士”就极不妥当。使人注意的是把吴用划在“士大夫阶层中的受压迫分子”(何心:“水浒研究”三四九页)。是谁把吴用“提高”到“士大夫阶层中”去了?答覆只有一个:不是原水浒作者,而是何心先生自己的大胆武断。还因吴用只写过一首诗而马上说吴用没有“文学修养”。这种诬蔑吴用为士大夫和说他没有文学修养的目的只有一个:歪曲和降低英雄的社会性。这与胡适诬蔑吴用为“阴谋家”的反动论调是一脉相承的。

水浒传上的典型人物之一吴用是人民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农民革命运动中足智多谋的天才的军事家、政治家、组织家,是最出色的农民领袖之一。在对反动的地主阶级斗争中,他始终如一的站在农民革命运动的立场上。他虽然不是自己持枪作战,但在每一次大小战役中都在“鞠躬尽瘁”地筹谋策划,指挥作战,获得胜利。在扩大农民的队伍,培养组织革命力量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不是一般士大夫阶层中的人物,就不能用“士大夫”“文人学士”的标准和眼光来衡量他的丰功伟迹。另外,即使不是有意把他贬低,而简单化的评价也是会损伤吴用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的。如冯雪峰同志强调李逵时以吴用作陪衬,说吴用“却不能有李逵那样的灵魂”,是不妥当的。因为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与作用,抑此扬彼的结果,招致彼此都有损伤。还有,以吴用“很想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希望能够把天下打成功的”话,来减掉吴用与众英雄一道已经在社会实践中“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打下了宋家半个天下的辉煌功迹,仅以“希望”“想像”来代替“事实”,客观上仍是片面的贬低典型人物性格的。(见雪峰:“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续完)一九五四年第十一号“文艺报”)

何心先生形式主义的艺术观是很显著的。如卢俊义上梁山一事,何先生认为写的“不近情理”,认为宋江等“硬要把卢俊义逼上梁山,兴师动众,费尽力气,害得卢俊义倾家荡产。九死一生,这样的拖人下水,究竟为了何事?”(何:“水浒研究”三五○页)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反对卢俊义上梁山的,这种说法也不新鲜,是来源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的(见五六——五七页,于此不引原文了)胡适也主张水浒只写“七、八个人”。胡何观点相同,措词上也没大区别,只是何先生说得“九死一生、倾家荡产”显得更“深切”些罢了。

我们以为卢俊义之上梁山写得合情合理,并不是“拖人下水”。这种所谓“下水”,我们看来是一种参加农民革命的好现象。如果何心先生设身处地处于卢俊义的地位,我们可以由此而作出判断:何心先生是宁死也不会“下水”的!“硬把卢俊义逼上梁山”的不是宋江,而是把卢俊义押在监狱中的封建统治官府。当封建的统治机构看到自己阶级内的个别分子与农民革命领袖略有一点点接触的时候,就毫不姑息的把他监禁起来;现实使得卢俊义对他本阶级不得不完全绝望了,对农民运动(包括因拯救他的性命而产生的感激)于是寄予极大的同情,才“死心塌地”的上梁山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观点与何心先生完全相反的。何先生问卢俊义之被“拖”“下水”“为了何事?”这很简单:为了扩大农民革命运动,物色优秀人才参加斗争!至于吴用在卢俊义家中写的“藏头诗”,其寓意为“卢俊义反”四个大字,这正是上述从农民革命需要物色人才的前提出发而采取的一种方式,这是完全合乎逻辑与艺术的真实的。只有胡适及其追随者何心先生才咬文嚼字,横加挑剔,说什么“浅陋可笑”(胡适)和“幼稚之至,愚笨之至”(何心)的谬论。

胡适诬蔑农民英雄为“盗贼”之后,却认为“宋江之死一节最好”(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八十三页),并引了水浒传的一大段原文,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水浒上最出色的“哀艳文章”。胡适的话,正是剥削阶级仇视农民运动,对农民运动领袖恨之欲死的真实自供。宋江之被统治阶级用药酒毒死,正是农民英雄的悲剧,正是农民革命运动失败的结果。当我们读“水浒传”读到“宋江自饮御酒之后,觉得心腹疼痛,想被下药在酒里……”的时候,不由得我们也会心腹疼痛起来,气愤填膺,不忍卒读,同情的热泪会滚滚的流下来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胡适单纯欣赏“宋江之死一节最好”的“文学意味”的。胡适以农民英雄死而大快与何心对地主扈家之死怀抱同情的观点是一致的:站在共同的剥削阶级立场上,憎恨农民英雄和热爱地主阶级!可以参看何心的话“扈氏全家被害,扈三娘闻讯之后,也应当稍有哀恸之表示,否则她简直成了个毫无心肝的女子了。”(何心:“水浒研究”三四八页)在这里何心先生完全不懂得扈三娘参加革命时所起的阶级感情的变化和她的新的性格的成长,对自己家庭人的死亡没有“哀恸之表示”,这正是作品现实主义描写最出色最细致的地方,只有自然主义的文学观的何心先生,才主张扈三娘应当对地主的死亡表示“哀恸”,并且指斥这是“水浒传的错误”。由此可见,作者根本不懂“水浒传”的现实主义特色是什么!同时,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在我们今天过渡时期旧的地主阶级虽被消灭,但是残余势力和影响仍然存在的时候,公然出现在“水浒研究”里有着同情地主死亡的论调,不由得我们要问一问:作者是何居心?

何心先生所继承和发展了胡适的反动的美学观点,在这里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说明。这是胡适学派披着“考证”的学术伪装进行实验主义的恶毒的宣传。实际上达到了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复辟的煽动及它的上层建筑服务的目的和要求。这正是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和何心的“水浒研究”实质所在。

四、结语

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到何心的“水浒研究”,对于“水浒传”的研究未有任何真正成绩。相反的胡适的实验主义更疯狂的发展了,最近何心的“水浒研究”仍然出版就是具体的说明。

何心的“水浒研究”全部以实验主义的“考证”进行“研究”的。考证在研究作品上不占主要成分。它活动的范围只能在版本、情节的真伪材料辨别上起些作用。而绝不能把考证运用到研究作品的内容上去。也不能用它来分析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典型人物形象。因为像何心先生用“考证”方法来研究作品,势必歪曲了作品的真实面貌,割裂了作品的完整的艺术形象,贬掉了作品丰富的社会内容。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典范的史诗。这份宝贵的文学遗产不能用“考证”来分析和研究。而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来对待它,才是真正的研究作品。何心的“水浒研究”失败,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到何心的“水浒研究”的彻底失败,是证明了胡适学派实验主义美学体系总破产和总崩溃!但是胡适的残余影响还严重的存在于文化界,特别存在于和胡适学术思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中间,尚待积极的作进一步的清理。

何心先生与胡适在政治上不同,这应当有所区别。但是在学术思想上与胡适没有两样,被实验主义牵着鼻子走了,写出的东西,害己害人,遗害无穷。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主要的也是因为何先生缺乏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的态度和方法的指导。只有正视自己的错误和勇于批判自己错误的人,才能获得进一步的提高。我们欢迎何心先生的进步。

                   一九五五年一月廿八日初稿

                      二月四日修改 沈阳。

原载:《文史哲》19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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