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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创作主旨新探

曲文军
内容提要 :《围城》是一部相当严肃的悲剧,它写出了“灰色知识分子”在人生、爱情、家庭等方面的悲剧性命运。《围城》同卡夫卡的《城堡》异曲同工。它的主旨是要表达人类最深刻的绝望感,作品未能为方鸿渐指出一条积极向上的道路。
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堪称一座神秘莫测、气象万千的“城堡”。无数读者颇想冲进这座艺术城堡。多因不得要领而难以如愿。作者在初版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段话比较含蓄,作者并没有把进入城堡的金钥匙现成地交给读者,当然这也是《围城》具有无限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读者被阻在城外,只好凭借自己的艺术直觉去揣度推断。作品的主旨究竟是希望,还是悲哀,是深谙于今世,还是深悲于未来,仍然是“神龙般的迷走”。于是学人便有了《围城》主旨“游戏说”、“玩世说”、“犬儒说”、“冷漠说”等,这些说法有的虽不无道理,但往往以偏概全。其实,我们只有体察那深沉冷峻的忧患情思,体察那一无保留的否定精神,透过那一无肯定的围城世界才会发现:它是一部相当严肃的悲剧作品,它的主旨是要表达人类那种最深刻的绝望感。
作者在初版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作者的创作心态直接影响了作品的格调,使得这部巨著具有了沉郁凝重的悲剧性质。“围城”出自法国成语“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eé),意指在婚姻问题上,“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作品把这种心理倾向扩大到“人生万事”。小说的中心线索就是主人公方鸿渐进进出出于事业、爱情、家庭三座城堡。这三座城堡一座比一座小,直到他象作茧的蚕一样被死死缠住。他的屡次挣扎终归失败。在强大的“围城”面前,他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和微不足道。这种悲剧的特质并不象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两种对立理想和势力的冲突。它是一种力量由于自身致命的弱点并在社会制约之下、在无意识的状态中不可遏止地向深渊坠落。因而这种悲剧就不仅会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亚里士多德语),而且更会引起人们深切的绝望感。
《围城》这种“绝望”的基本主旨,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1926年)颇有相似之处。《城堡》也写出了人类深刻的绝望感。作品主人公K 冒称是城堡的土地测量员,曾一次次地寻找进入城堡的道路,但他每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城堡方面明明知道根本没有招聘过测量员,但也不否认K 是这一职务的承担者,并且还给他派来两名助手。可悲的是每每胜利在即,K 以为进城堡的路就要通了,结果他还是被假象欺骗。城堡始终在前面,却永远可望而不可及。一次次的假象给人一种感觉:K是一个圆心, 通往城堡的无数条似通非通的道路组成半径画了一个圆,而城堡却是圆外的一个点。令人绝望的是无论K怎样努力, 他都永远跳不出这个圆。应当承认,卡夫卡的“城堡”和钱钟书的“围城”各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K的悲哀在于他永远无法进入城堡,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夙愿。 尽管客观结局也是绝望,但毕竟还有个“目标”存在于K的意念之中, 激励着他不断追求和探寻。方鸿渐们的悲哀则更甚于这个测量员,他们象洪水中的无根浮萍,只有生存意识而无生活目的,完全是被动地出此城,入彼城,永不停止地重复直至走向坟场。可以说这才是人类最深刻最痛苦的绝望。
《围城》体现的这种深刻的绝望感是贯串始终的,是纵横每个部分的。具体地说,它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围城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人生是灰色黯淡的、是令人绝望的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灰色知识分子的形象,因而在它问世之后便有了“新儒林外史”的美誉。其实,这二者是有很多不同的。方鸿渐的父亲方dùn@⑴翁和岳父周厚卿倒不愧是范进的衣钵子孙,他们十分看重功名出身。周厚卿在给方鸿渐的信中说:“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但方鸿渐却不看重学位,他痛骂博士头衔“毫无实际”。他4年换3个大学,“兴趣颇广而心得全无”,只是为了哄骗长辈才买了假文凭以瞒天过海。《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周近们尽管可鄙可憎,但毕竟还有科举功名吸引着他们矢志不渝地“奋斗”。而方鸿渐们既没有范进式的“理想”,也没有周近式的“激情”,他们只是蜗居在狭小的围城中浑浑噩噩、空虚无聊地打发日子。可以这样说,范进们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腐朽的一代知识分子,而方鸿渐们则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末期堕落的一代知识分子。
《儒林外史》毕竟还塑造了讲求“文行出处”的王冕、具有叛逆精神的杜少卿等正面知识分子形象,而《围城》中却找不到一个正面知识分子形象。就连作者精心塑造的主人公方鸿渐,尽管并不可恶可恨,但他“全无用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大乡绅的纨kù@⑵子弟。
围城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人际关系是冰冷阴暗的。他们象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没有理解、宽容和温情,有的只是嫉妒、欺骗和冷漠。人人都紧闭心扉,将各种规格型号的面具紧紧箍在脸上,去勇敢地骗人同时可怜地被人骗。三闾大学是灰色知识分子qún@⑶集的地方,那些智商颇高的知识分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具体手段和总体水平当然比常人高超得多。历史系主任韩学愈表面上“木讷朴实”、“诚恳安祥”,其实是个头号大骗子。他同方鸿渐一样,也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同是骗子,按说应该彼此心照不宣,韩学愈却能主动出击。他告诉方鸿渐:卖给你假文凭的是克莱登大学开除的一个职员,其实克莱登大学是一所“很认真严格的学校,虽然知道的人很少——普通学生不容易进”。自己就是那所大学毕业的。方鸿渐的爽直换来的是无地自容的尴尬,韩学愈的骗人既揭了别人的短处,又保住了自己的声誉,可谓是一箭双雕的良策。
围城社会圈套遍地。知识分子既已设置圈套去套别人,同时也就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活着,以防落入他人的圈套。这些圈套有的粗糙露骨一些,有的则很精致,它能诱惑猎物顺从地把脖子伸进去,还要由衷地夸奖这圈套质地细腻柔和。三闾大学校长、“老科学”家高松年便是制造这类圈套的专家。他本来是聘方鸿渐为教授的,后来却改聘为副教授。方鸿渐自然极为不满,高松年便扔给他一个圈套:“部里定的规矩呆板得很,照先生的学历,至多只能当专任讲师,教授待遇呈报上去一定要驳下来的。我相信辛楣的保荐不会错,所以破格聘先生为副教授。”方鸿渐这才意识到,能当上副教授,也已经是高松年的天恩高厚了。高松年的卑鄙伎俩和方鸿渐的软弱无奈,正如鲁迅所抨击的那样:统治者待百姓“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坟·灯下漫笔》)。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忧国忧民的传统美德。《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却将这些美德丧失殆尽。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也有“文人相轻”的陋习,《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却秉承了这一陋习,并将它发扬光大,使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够象《围城》这样,把知识分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陋习如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方鸿渐们活动的历史背景是30年代后期。当日寇铁蹄踏进国门,中华民族在进行伟大斗争的时代,他们却蜷缩在偏狭的小圈子里无休无止地争斗,或因个人的一些卑微、灰色的琐事而苦恼、不平、彷徨、不能自已。女博士苏文纨闺室条屏上录的黄庭坚的诗“花气薰人欲破禅”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些知识分子置国事于脑后,追求感官享受的特点。在他们身上,读者丝毫看不到一点光明、希望和生命的活力。社会机制的钳压和他们自身先天不足的弱点一直相互作用。历史注定了这些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末代的知识分子必将是令人悲观绝望的一代。
第二,围城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爱情也是灰色黯淡的、令人绝望的
爱情是属于文化范畴的,它的失败往往是文化冲突的结果。围城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西洋留学生,尽管他们骨子里深受中国封建礼教的熏陶,但他们同时又深受西方性解放思潮的影响。方鸿渐“到外国去了一趟,学得这样厚皮老脸”;鲍小姐早已没有“从一而终”的思想;哲学家褚慎明出国前眼睛近视而不肯戴眼镜,“怕看清楚了女人的脸”,留洋一番再看女人时,大眼珠却仿佛“手枪里的子弹,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西方性解放的思潮经过冲突之后畸形结合,便产生了围城社会中的这些半真半假、逢场做戏的红男绿女。
纵观围城社会中的几桩爱情悲剧,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视恋爱为游戏。 恋爱双方至少有一方是在逢场做戏, 有时则是二人共演双簧。 小说从1937年夏天方鸿渐乘坐法国邮轮归国写起。在船上,鲍小姐用肉体引诱方鸿渐,空虚庸俗的方鸿渐自然十分乐意被引诱。几度偷情之后,鲍小姐始乱终弃,甩掉了方鸿渐。这次萍水恋爱的双方都在逢场做戏、各取所需。方鸿渐一边感叹“女人是最可怕的”,一边又投到苏文纨身边。他并不爱苏小姐,却又与她耳鬓斯磨、卿卿我我,致使苏小姐误坠爱河。在这次恋爱中,是方鸿渐单方逢场做戏。方鸿渐得陇望蜀,爱上苏小姐的表妹唐晓芙,苏小姐从中作梗势在必然。唐晓芙并不爱方鸿渐,她认为真正的爱情不应该如此平淡。可她为了和表姐怄气,故意与方鸿渐周旋应酬,弄得他神魂颠倒。在这次恋爱中,则是唐晓芙在逢场做戏。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恶作剧,恰好在唐晓芙那里得到了报应。去三闾大学的途中,方鸿渐结识了孙柔嘉。孙柔嘉城府颇深,却又故作天真烂漫、幼稚可爱。她如鲸鱼大开口,等待方鸿渐送上门去。方鸿渐为了寻求精神慰藉而饥不择食。这场游戏“玩”成了真戏,双双陷入家庭城堡。
《围城》问世后,还曾有“现代红楼”的美誉。这种说法也欠准确,因为这二者也有很大的区别。《红楼梦》成功地塑造了一群生动可爱的女性形象,如“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林黛玉;豪爽大度的史湘云;真率倔强的晴雯;不露锋芒但也决不逆来顺受的鸳鸯;光明磊落、坚贞不渝的司棋……就连深受封建礼教熏陶的贵族女子薛宝钗也不无可爱之处。《围城》中却绝对找不到一个可爱的女性。西方文明的怪胎、惯于玩弄男人的鲍小姐;企图使方鸿渐成为掌中玩物,最后堕落为走私贩子的苏文纨;不爱方鸿渐而又与之周旋,害得方鸿渐大害相思病的唐晓芙;把巴黎大菜场“臭味交响曲”带回中国,满身“愠羝”味的女权主义者沈薇蕾;装腔作势、卖弄风骚而令人@⑷心的范懿;老谋深算又故作天真的孙柔嘉;与仆人私通的苏州寡妇;矫揉造作的妓女王美玉;搬弄是非、勾心斗角的方家二妯娌……这些女人已毫无一点女性纯真温柔的美,她们都是被社会割裂、扭曲了的畸形女人。试想一下,如果女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世界还会有一点希望吗?
方鸿渐对待女人的态度倒是有点象贾宝玉,他曾说过:“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这种话虽然是封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变种,却又带有一点贾宝玉式的叛逆思想。但方鸿渐毕竟不是贾宝玉,他比贾宝玉要油滑、玩世不恭得多。贾宝玉尽管处在大观园众女子之中,但他痴心爱着的只有林黛玉。方鸿渐爱谁呢?他没有真正爱上谁,谁也没有真正爱上他。他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类压根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恋爱,有的只是“生殖的冲动”。他和唐晓芙的爱情之所以会是悲剧,苏文纨的嫉妒和破坏固然起到了客观推动作用,但更是由于他荒唐的爱情观念和悲剧性格造成的。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逢场做戏的红男绿女是不会有真正爱情的。他们嘲弄亵渎爱情,同时也被爱情所嘲弄。他们的恋爱悲剧势在必然。
第三,围城社会中的各式家庭无一例外的都是令人绝望的悲剧式家庭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生活形式。不同的时代其家庭关系和生存形式也有所不同。围城社会中的家庭主要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古老的封建大家庭,一种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新式小家庭。
江南某县大乡绅方dùn@⑴翁一家是封建大家庭的典型代表。这个家庭的突出特点是:妇姑勃xī@⑸、妯娌斗法。具有封建旧家庭共通的弊端。方dùn@⑴翁是晚清举人,属于封建遗老式的人物。他的最大嗜好就是在日记中写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以图流芳百代。他的治家方针是运用古代圣贤的治家格言去训导家人。实际上,他已无力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大家庭。大儿子方鸿渐在三闾大学被辞退,无奈何欲回上海,途中与孙柔嘉结婚,并把结婚照片先寄回家。二弟媳和三弟媳便预先开始攻击照片。三弟媳说:照片上漂亮是“靠不住的”,“很难看的人往往照相很好”。二弟媳说:“孙柔嘉脸上一股妖气,一看就是邪道女人”。孙柔嘉尚未进方家门,俩弟媳这一对恶冤家已经握手言欢,结成统一战线准备共同对付外来敌人了。方dùn@⑴翁对此无可奈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不痴不聋,难做家翁”来安慰自己。。孙柔嘉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竟成了这妯娌俩的和平使者。她到方家后,俩弟媳见大嫂没有未婚先孕,腆起大肚子丢丑的迹象,便深感惋惜和失望。孙柔嘉没按老规矩向婆婆叩头,婆婆便咕咕哝哝大为不悦。俩妯娌以看望大嫂为名前往拜访,真实目的则是暗中打探公婆是否多给了她什么东西。方鸿渐“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孙柔嘉感叹道:你们方家人“心里多几个窍,肠子都是打结的。”婆媳不和,既是家庭冲突,又是文化冲突。方鸿渐既同情太太,又不敢得罪老娘;三妯娌说话“象参禅似的,都隐藏机锋,听着徒乱人意。”方鸿渐被挤在女性亲属战争的缝隙间,既十分尴尬,又万般无奈。最后,孙柔嘉忿忿地发誓说:“我死了,你们诗礼人家做羹饭祭我,我的鬼也不来的。”这话体现了她对这个封建大家庭的极端绝望。
在方dùn@⑴翁的家里,现代文明和封建传统不断撞击和磨擦,维系中国旧家庭的“三纲五常”已失去统治地位,而新型的家庭关系又绝无建立起来的土壤和条件,这样的家庭无疑是毫无希望和前途的,它的结局只能是彻底崩溃。
方鸿渐和孙柔嘉组成的家庭则是新式小家庭的典型代表。这个家庭的特点是:缺乏理解、争斗不休。他俩是经过“自由恋爱”而走进城堡的。尽管孙柔嘉是鲸鱼大开口,等方鸿渐送上门去的,但她还是喜欢方鸿渐的;方鸿渐虽然糊里糊涂地进了“城”,他对孙柔嘉也是有好感的。他们的悲剧在于婚前各自戴着面具,而婚后又各自摘下面具露出了“青面獠牙”。方鸿渐存有夫权主义思想,不愿受女性束缚,因此订婚才一个月,便产生“有了女主人”的奇怪念头。孙柔嘉对丈夫的期望值又过高,以至于恶狠狠地骂自己“瞎了眼睛”。贯串他们夫妻生活的主旋律是花样不断翻新的吵闹。双方家庭互相鄙视,“方家恨孙家简慢,孙家厌方家陈腐”,小夫妻俩左右为难:孙柔嘉受婆婆和妯娌的气,方鸿渐受妻子的姑妈和女佣的气。“受了气,只好在彼此身上出气。鸿渐为太太而受气,同时也发现受了气而有个太太的方便”。吵闹之中,夫妻俩撕破脸皮,象仇人一样互揭对方不光彩的老底,已全无半点夫妻情分。吵闹不足以解决问题,便升级为动手开打。“开打”标志着这个本来就缺乏根基的悲剧性家庭已全面崩溃瓦解。人性到了如此偏狭、卑下的地步,夫妻间如此隔膜、争斗,怎么能推动人类历史前进?人类若如此延续下去,必然是在城堡里转上几个圈子之后趋于覆灭!
“开打”之后的方鸿渐只能从家庭出走,象孤魂野鬼似地彷徨于街头。他确实是个“全无用处的人”,就象他家那只祖传的“每小时只慢七分钟”的老式自鸣钟一样,时时落伍,总是跟不上人生、爱情和家庭的生活节奏。这只钟不仅是方鸿渐的象征,更是围城社会中灰色知识分子的象征。这些灰色知识分子在人生、爱情和家庭方面的悲剧性,全部深深地蕴含在这只老式的“自鸣”得意的钟里。人们自私、虚假、狭隘、落伍、封闭性、不敢正视现实以及人类自身所有的弱点都变成了“恶”,挤进这古钟里,使得这钟变得锈迹斑驳、摆动艰难。这沉重的钟,压在每一个灰色知识分子身上,凝重而具有超越性。在这些悲剧化的灰色知识分子延着绝望之路坠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时,这只钟将是为他们“送终”的殉葬品。
既然《围城》是灰色知识分子人生、爱情和家庭的悲剧,而且这些悲剧给人总的感受是深刻的绝望,那么,造成他们悲剧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使人绝望呢?
从主观方面来看,这些灰色知识分子处在死寂的城堡之中,可悲的是他们却意识不到客观环境的险恶。他们只是凭借着生存的本能在那里苦苦挣扎以图苟延残喘。五四运动之后,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要求知识分子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以期建立新的价值标准与生活准则。围城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大碰撞面前却显得优柔寡断、无所适从。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方鸿渐这个中西文化的混血儿,偏偏成了中西文化精华的局外人。他既缺乏西方文化所弘扬的率真雄强的独立人格,又不谙习中国文化善于处世的人生哲学。他在人们心目中的整体形象,确实象孙柔嘉的姑妈评价的那样:“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
围城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按照生存方式来划分,大体上有三类:一是卑鄙无耻、蝇蝇苟苟的“变形人”,如李梅亭、韩学愈之类。这类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不值一谈。二是故做高雅、于社会毫无裨益的“多余人”,如赵辛楣、苏文纨等。三是苦苦挣扎于社会人生夹缝中的“寻梦人”,如方鸿渐等人。这类人最让人怜悯,同时也就最使人绝望。
方鸿渐这个“寻梦人”性格脆弱无力,几乎失去了真正的自我,这使得他需要不断地寻梦——苟延残喘的生存依托和慰藉空虚心灵的精神支柱。从国外归来、爱上唐晓芙、去三闾大学、与孙柔嘉结婚,无一不是为了寻梦。脆弱的性格导致他寻梦的屡次失败;屡次失败又加剧了他性格的脆弱无力。这种恶性循环,使得他由最初满怀憧憬和希望一直发展到最后“抱最大的决意来悲观”,说明他已日益颓废和绝望,终于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Gowerd”(懦夫)。小说结束时,他睡着了,已经“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方鸿渐已形同行尸走肉。退一步说,他即使再去寻找,等待他的仍将是一个死寂的令人绝望的城堡;即使他再勉强地冲出这座城堡,结果也还会处在一个更大的城堡之中。“进而出,出而进”这样一个哲理化的生存悖论形象地说明:方鸿渐这类灰色的知识分子尚没有力量去改变世界、改变社会,他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去生活。
但仅仅从人物主观方面去寻找悲剧性因素,是不可能揭示悲剧冲突的根源的。悲剧最深刻的根源是存在于社会矛盾之中,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客观情势之中的。
从客观方面来看,方鸿渐等人的悲剧命运是由社会造成的。抗日战争初期,中国革命早已由思想革命转变为政治革命,且已形成燎原之势。但是在大后方,那些长于思考而短于行动的知识分子的战略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相反倒是悲凉死寂、混乱不堪的社会氛围禁锢了他们的行动,窒息了他们的思想。一幕幕悲剧和闹剧在他们眼前闪过:上海撤退、南京陷落,政府迁都重庆。法国巡捕肥胖而凶恶。男性中学生对陌生女人的名字最感兴趣,女性中学生已学会修饰门面去招徕男人。男仆与女主人通奸。船员大敲乘客的竹杠。医生被人们称为职业杀手。从事教育等于自寻短见。学生拿论文骗先生,先生拿讲义哄学生。旅馆里蚤虱吃人撑得打嗝,饭店的食物除了醋之外“无一不酸”……正象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魔匣被打开了一样,制造灾难和罪恶的精灵飞向世界各个角落,只有希望精灵被牢牢地压在匣底。在这样一个荒诞不经、怪事林立、昏暗混浊的社会里,“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全部被毁灭了,而假丑恶的东西却充斥每个角落,完全是一幅大难临头、世界末日的混乱景象。这样的社会正是培育方鸿渐等人悲剧命运的温床。在这只巨大的温床里,方鸿渐们先是目瞪口呆、无可奈何地瞅着这一幕幕悲剧、闹剧闪来闪回。“历史的必然要求”是要求他们投身火热的斗争,战胜自身的空想、懦弱,勇敢地向工农大众靠拢,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他们被牢牢地kǔn@⑹缚在这只温床上,做了一个民族解放战争的局外人。即而他们便逐渐堕落下来,大后方远离战争的和平假象欺骗了他们,使他们觉得“国家并没亡,不必做未亡人”,因而仍旧“热闹”地在围城里兜开了圈子。及至最后,方鸿渐在现实社会的铁壁上撞得头破血流,终于心如死灰、万念俱焚,“爱她(唐晓芙)、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掉了”。
总起来说,《围城》通过方鸿渐这个人物揭示了一个阶层可悲的堕落,进而彻底否定了这个阶层所赖以生存的整个腐朽的、令人绝望的社会——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均在作者否定批判之列。那么,堕落的灰色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涅pán@⑺”呢?坦率地说,尽管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作者是深感绝望的。正因为绝望,加之作者思想的局限,所以作品未能也不可能为方鸿渐们指出一条积极向上的道路。正如作品中说的:“活诚然不痛快,死可也不容易;黑夜似乎够深了,光明依然看不见。”这正表明作者否定了一切假丑恶,却又看不见一点儿真善美,“荷戟独彷徨”而无所适从的绝望心态。
原载:《文史哲》199201
发言者:??发表时间:2011-11-17 12:40:00??IP地址:59.39.30.*
无论无何,学会珍惜身边的阳光,再灰暗的围城,也可以拥有斑斓色彩.
发言者:??发表时间:2011-11-4 22:37:00??IP地址:117.39.44.*
《围城》的高明不在所谓的人生存状态,而是可读性,
发言者:??发表时间:2010-11-20 18:41:00??IP地址:112.80.183.*
《围城》和《城堡》能相提并论吗?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我也绝不是崇洋媚外。假如诸位读认真地读一遍,一定会发现这个“事实”的。对人本身生存状况的认识和探索尤其差,在《围城》方面。我不知道今天的国人对他本身的生存状况会怎样考虑,那不正是一个“荒谬的存在”吗?
发言者:??发表时间:2008-7-24 15:15:00??IP地址:124.119.50.*
围城写的好 作者评论的也好  只是钱先生该给我们一些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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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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