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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文学对话录

陈骏涛 梁丽芳(加拿大)

时间:1999年6月24日15时-18时

地点:中国作家协会大楼302室

对话人:陈骏涛(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梁丽芳(梁):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主席

* 对一个作家来说,历史感是不可缺少的

* 年轻作家应该注意开拓自己的写作资源

* “世纪末华丽的空衣架”

* 等待的就是这样厚实的作家

* 读这一类评论文章实在是太拗口、太累人了

* 知青作家应该反思自己的历史角色

* 伟大的作品必须有一种深沉的思想来支撑

* 多翻译一些好作品介绍到海外去

对一个作家来说,历史感是不可缺少的

梁丽芳博士,你对中国文学研究好多年了,多次来中国,读的作品也不少。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在一起聊一聊,谈谈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世纪末文学。你看好吗?

:行。作为一个关心中国文学的读者、研究者,我对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很感兴趣的。我原来是搞中国古典文学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宋代词作家柳永。写完论文以后,没有马上接着读博士。那时正好中国的《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杂志出来了,登了许多新作品,我就一本一本地看。

:那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

:对!我几岁时就离开广东,先是在香港,那时还很小,很多事情还不知道。我到加拿大以后,1976年跟着一个团到中国寻根,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对我影响很大。我对当代中国很有兴趣,就从古代跳到了当代。1978年以后伤痕文学出来了,我就看了一些作品,直到现在没有停过。

:前年我去加拿大,看到你家里的书和杂志很多。

:都满了,我是从来不扔中国书的,那是在海外的一种习惯。因为我的中国书都要从内地、香港、台湾买来,所以我就当作宝贝一样,堆在家里,到处都是,泛滥成灾。(笑)刚才你说到对当代文学的看法,我们就从这里谈起好不好?

:好,从哪儿说起都可以。

:昨天,我看了去年《北京文学》6月号发表的“五十六份答卷”……

:《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

:对,我看了其中一部分,感到很震惊!我震惊的是什么呢?这些新的一代可能是“文革”前后甚至于70年代出生的,我以为已经过了“文革”,他们不应该像红卫兵那个时候一样打倒一切,我觉得他们应该比较宽容,比较开放,比较多元,可我发现他们并不是这样。对从50年代过来的几代作家他们都是否定的。我觉得这是反历史的。如果没有前辈做的工作,比如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没有那么多人写的那么多作品,替他们铺路,那也就没有他们。否定了那么多作家,而且又否定了评论家,我觉得非常不好。

:情绪化。

:是有些情绪化,而且用词太尖刻了,有些不负责任,随心所欲。这些也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

:这一代作家嘛,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他们缺乏历史感。当然,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有些作家还是有历史感的,比如徐坤等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历史感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这样认为。

:我想用“快餐文化”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心态不知对不对?他们的生活与以前不一样,比较开放,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比较讲究实际,完全跟着感觉走。但我有些忧虑,这样下去不知以后会怎么样。我希望这是过渡,可能以后他们会有所反思。

:我相信他们以后会反思的。关于这份问卷和答卷,虽然我对他们批评过,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作了一次长篇对话,题目叫《游戏的陷阱》,登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来考察问卷和答卷背后的心态,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反映了这一代人――不是所有人――对于文坛现状的不满,他们感到在这个文坛上是被挤压的,没有自己的位置,他们也想挤进权利话语的中心。所以在我们对话中,有位年轻朋友说,他们是以反精英姿态出现的对话语权利的争夺!(笑)

:是不是过激了呢?

:肯定是一种过激的表现了,这反映了他们的一种心理情绪。文坛确实也有一些令人不满的东西,包括体制上的。他们有些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特别是不应该以此来否定从50年代过来的几代作家,其中很多是老作家,比如王蒙、陆文夫、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邓友梅、邵燕祥等等,他们走过的是一条艰辛的、充满血和泪的道路。作为后辈人,对他们曾经作出的一切,应该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来评价,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更不应该回过头去打鲁迅,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感到他们攻击鲁迅,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鲁迅被捧得过高,有一种逆反心理。

:这可能是一个方面。把鲁迅神化的根源还在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在《讲话》中把鲁迅尊为“圣人”,几个“伟大”。在“文革”中,鲁迅也被抬得很高,被“四人帮”作为一种武器来打别人。在“答卷”中有人说鲁迅是“老石头”,不知是不是指的这个?但他们应该知道这是鲁迅被人利用了。鲁迅无论如何是伟大的,不可替代的。如果要给本世纪中国作家搞排行榜的话,鲁迅肯定应居于第一位。这次《亚洲周刊》发起搞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评选,鲁迅就稳拿冠军,而且是两部小说榜上有名,可见人心所向。

年轻作家应该注意开拓自己的写作资源

:我想我们今天对话的重点是不是不要放在“问卷”和“答卷”上?这毕竟是去年的故事了。我们是不是把话题引开来谈谈“新生代”?

梁:“新生代”的作品我读过的没有知青作家的作品那么多。我看了一些小说,总是记不住,混在一起很模糊,印象不深。我曾想过是不是自己的记性不好,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后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写得有些雷同,而且往往用作家化身的叙述者,没有创造出印象深刻的人物,还有一点“快餐文化”的味道。

:总体上看这一代人与前几代人是不一样的。我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和中国作家》文章中谈到:他们大都从一种重负荷的文学写作中解脱出来,走向比较自由的、不受某种意识形态规范的、个人化的写作状态。王蒙那一代“五七”作家,有一种责任感,一种历史使命感,他们背着各种重负。“知青”那一代人,也有一段经历,也有重负。而这一代人,也就是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90年代崛起于文坛的这一代人,他们没有“五七”作家或知青作家那样的经历,他们义无反顾地告别了过往的历史,更关心的是当前的生活走向。

:可是当前的生活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觉得他们写得太轻松了。当前的生活真是那么轻松吗?我看不一定,事实上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你属于一个单位,总是受制于那个单位,你要调动工作,你要去哪里,你想出国旅游,总是有许多关卡,这是不是构成一种压力,一种压抑感?好象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故意去写那些很轻松的东西。这是一种逃避。我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单位?

:有的有单位,有的没有,没有单位的叫“自由撰稿者”或“自由作家”。

:那也有压力的,要维持自己的生活,不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有些作品与现实对不上号。我的意思是说,好象他们也有压抑感,却故意不去碰它。

:不过公平地说,我觉得他们的作品还是反映了一种压抑感的。他们是写个体的境遇,不是写群体的境遇。比如邱华栋,他小说的主要意象是写一个外省青年来到大都市,面对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景象,心里有一种对抗,一种仇恨,感到了一种压抑,就爆发出来。邱华栋的城市小说写得还是很不错的。

:但写得还不够深刻。

陈:还没有从欲望化的围城里超拔出来。

梁:当然,他们也有优点,没有框框,比较自由地去发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打破道德的约束,不作价值判断,随着人的感受而写,这也是一种进步。

:有锐气!这一代作家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还是很有才气,很有实力,也有思想的。文学的希望毕竟还在他们身上。所以国内的很多刊物都在发他们的作品,有些人还在专门研究他们,我的一个研究生毕业论文选的题目就是《论“新生代”》。

:当然,是值得研究的。比如,我就觉得徐坤很独特,有思想,从女性角度来写。

:他是从反串男性角色开始写作的。女扮男妆。

:花木兰从军。很多女作家总是女扮男妆,妆了太久,就要恢复。

:对,现在徐坤又恢复了女儿妆。

:另外还有一些女性个人化写作,比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很有开拓性。以前中国女性是写“大我”,现在是写“小我”,集中写生命的体验、对身体的感受,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我觉得有突破。不过在这之后,我曾在地摊上看到一些人写的女性之类的书,是一种操作得比较能卖钱的那种,商业性太强,重复太多,是靠女性的隐私来作卖点的。

:在现在整个商业化的大环境之下,一些书商或出版商借这个东西来招徕读者,好像是很难避免的。

:这倒和西方社会接轨了。这跟克林顿的丑闻也都出了书一样。有些人总是利用这些来作商业性的买卖。

:你讲的这些女性写作确实具有开拓性,过去中国的女性写作大多没有性别特征。90年代的女性写作强化了性别特征,写女性的生存体验、情感境遇,包括躯体语言,都有一定的突破。不过,她们的作品也有一些重复,人物、细节都有雷同的现象。她们自己也已经感悟到了,开始有了一些自我突破,如陈染作品近年特别强化哲理性思索,林白最近发表的《米缸》也突破了写自我的框框。对于这些女性写作者或年轻作家来说,她们确实有一个开拓自己的写作资源的问题。老是重复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感情经历或者生命体验,写完了怎么办?

:到那时候就会失去读者。

:目前还是有一些读者的。

:一些男性有一种偷窥女性的心理。(笑)

“世纪末华丽的空衣架”

:刚才我们谈到有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缺少一种历史感、责任感。正好几天前我看到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3月号上,《中华文摘》6月号转载了,作者刘剑梅,文章题目叫《预言的溃败:世纪末华丽的空衣架》。文章的整个评论范围、整个视野,不仅是大陆文学,还涉及台湾、香港文学。她的基本观点认为,这个世纪末的作家与上个世纪末的作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同样面临着解不开的世纪末的焦虑,上个世纪末的文人有一种对家国、对民族的深深的眷恋,他们沉溺于民族的焦虑之中,而本世纪末的文人却没有民族的焦虑,有的只是生存的焦虑和文化的焦虑;或者连所谓的“焦虑”都谈不上,顶多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属于文字游戏的“姿态”。她举了一些作家作品,说明这个世纪末的文学不过是“千变万化、金光璀璨却空无一物的衣架子”。他们已经失去了预言的热情,精神更加的无所依托。评价虽然苛刻了些,但还是有些道理的,观点十分锐利。

:可是上个世纪末的情况与现在不一样。那时是打仗,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等,都是外面的强权对付中国,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家国的焦虑,面对外敌,他们就有预言,中国要富国强兵、搞改良等等。这个世纪末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独立自主,外面没有敌人进来,中国面对的是落后与文明的问题,很多农民还是文盲,所以还是要搞改革。现在的焦虑与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存还是亡,现在是改革还是不改革。这是我的看法。

:时代不同了,这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作家,在这个世纪末或下个世纪初,你没有亡国的焦虑,是不是应该有强国的热情?改革还不就是为了强国?

:可能我看问题不一样,中国50年代、60年代那些作家,都是以国家话语为中心,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国家话语已经统治太久了。

:你这么说当然也是有道理的。谢冕教授在他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总序里谈到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三个特征,我理解这主要是指前八十年,第一是尊群体、斥个性,第二是重功利、轻审美,第三是扬理念、抑性情。

:他是指1919年到现在?

:应该是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末。

:我觉得第一个特征用到1949年以后比较合适,因为“五四”时还是很注重个性的,第二个特征说得对,第三个特征也应该是指1949年以后,是后五十年。

:实际上还可以往上推,从1942年毛泽东《讲话》算起,到“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的总的特征确实是“尊群体,斥个性”。“文革”之后的这二十多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是倒了个个儿,变成“尊个性,斥群体”了。

:对,是从1942年以后。我在海外教中国文学,当代文学就是从1942年后讲起的。

等待的就是这样厚实的作家

:你觉得中国文学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

:我觉得缺少批判性,当然不是直露的;缺少对“文革”深刻的反思;缺少荒诞;作家写作缺乏耐性,写起来很急躁,不是用心写,表达不够细致。

:不是精雕细刻。

:有些浮躁,赶快写完。用心慢慢写,可以让我每一段每一句地读下来的作品很少。最近,我看了迟子建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她是极少数让我能用心去读的作家,她的确花了很多精力很用心地去营造她的意象,有些是很有创造性的。比如她写一个小男孩“黄昏在他的眼睛里流动”,她用新的视角来看自然,看黄昏,看月亮。很独特。

:她的作品是很精致。

:还有一个作家,发现了她,我就跳起来,很高兴,你知道是谁?叶广苓!

:奥,叶广苓。写过《黄连·厚朴》的。

:陕西的。我看的是一篇小说《到家了》。她写了一种矛盾心态,既是中国人,又是日本人,家在中国,也在日本,那种矛盾心态刻划得细腻深刻,不只是故事情节很吸引人,而且文笔错落有致,有韵律感。

:我也看过这一篇,是写得不错。几天前我还看到她的另一篇《醒也无聊》。都写得很厚实。

:她是有潜力,有气度,既有历史感,也很精致,不浮躁的作家。我觉得她已超越了许多作家。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一种偏爱。

:跟王安忆比呢?

:不一样,王安忆没有她的明显的历史史诗感。

:王安亿还是相当出色的,一般人都认为王安忆是目前中年女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位。当然,历史感和史诗感恐怕是陕西作家创作的一个特点,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

:可叶广岑不是陕西人。

:这我知道。她是北京人,满清叶赫拿拉氏的后裔。她当知青就在陕西,后来就一直呆在陕西。不过你说的她已超过许多作家,还可以讨论,因为优秀的作家还是不少的。

:我并没说其他作家不好,我的意思是说我要等的就是像她这样厚实的作家。我们是不是再说点别的,再谈谈文学评论好吗?

:行,你谈谈吧。

读这一类评论文章实在太拗口太累人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被翻成中文,每次回国我都买一些。有的我是对照原文来看的,看翻得怎么样,读的时候我觉得比读原文更难。有的新名词中文里没有,翻译时要找两个或三个、四个中文字来对应它的原文的意思,因为每一个中国字有不同的联想,放在一起就有更多的联想,所以就把原来的概念搞得模糊了,假如不懂外文,不懂原文,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构成很多混乱。有些评论家的文章,我读起来很难“吞”下去,读着读着,我就快睡着了。中间有些话是不通的,有的是用英文句子的结构,不象中文,我觉得好的文学评论文章不应那么艰涩,应该让人看得懂。

:你能不能举些例子?

:比如,最简单的那个词“文本”、“本文”,同一个杂志,两篇文章,有的用“文本”,有的用“本文”,如果不清楚,就会产生歧义。还有“能指”、“所指”,“符码”、“意码”等等,用法很不统一,造成混乱。有些评论是找一些中国作品来印证西方的理论,这种做法,这种操作,我觉得有一点儿自愿被“殖民”的味道。中国小说的批评传统可能没有西方那样完备,以前是眉批式的,比较分散,但也不必完全移植西方的。有些中国小说写男人的“哥们义气”什么的,《三国演义》就有“桃园三结义”,其实也可以用“桃园意识”、“桃园情结”什么的来分析。这是中国人常有的心态,有时你不一定非要用别人那一套来分析。

:用中国自己的,不要硬搬外面的。

:对,中国文人有的喜欢隐居生活,你用“桃花源情结”也行,不必用“伊甸园”什么什么的,况且伊甸园是短暂的,不能随便借用。中国人没有那种宗教意识,用起来很别扭。家里本来就有的,没必要找外面的。“放逐”,也就是“流放”,可以用“屈原意识”来解说,龙舟赛已经成为国际性的活动,屈原已成了国际性的人物,你一用,别人就知道,为什么不用?有的文章太拗口,读起来特别累。比如,最近,我在国内的一个刊物上读到一篇关于“主体性”的文章,我实在是读不下去,都读困了。“场域”,就是范围、场地,本来中国已经有的,偏偏不用,却用“场域”!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些概念,生造得太拗口。如果中文已有的,就不必生造,你用两个字拼成一个词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读者,不能盲目拿来。

陈:你讲的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去年《北京文学》上发表过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的一篇“访谈录”,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贫困化。他是这么说的:从本世纪初开始,我们用来进行文学批评的言语的理论资源基本上来自国外,到了本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已成了西方理论的二次重现,我们从前门请走了别、车、杜,又从后门请进了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杰姆逊、海德格尔、罗布-格里耶、马尔库塞,中国人依然没有自己的语言!问题提得重了些,但事实大致如此。你说的是具体的语言、用语问题,他说的要大一些,是整个批评理论的资源问题。这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对!除此以外,评论文章的规范化问题也要注意,现在比起80年代已改进很多,但仍有一些学术论文的引文没有出处。有些文学杂志的小说评论文章,连小说的作者与作品的出处都没有,你叫别人到哪儿去找呢?我常常花很多时间去找原著出处。我真希望编辑们审稿严谨一点,也要求投稿者做足工夫,功德无量!

知青作家应该反思自己的历史角色

:你对知青文学比较熟悉。我们花点时间谈谈知青文学怎么样?现在好象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青文学了,比较多的是一些关于知青的回忆录。

:对了,我可以算是第一个给知青写回忆录的人。19871988年我写的《从红卫兵到作家》,香港田园书屋出的,可惜国内没有出,很多人不知道。那时他们还没想起来写回忆录,我是第一个讲他们历史的人。最近,我看了一些关于知青回忆录的作品,很多人的故事比80年代的知青小说更动人。80年代的知青小说有的很单薄,有些经历、感受没写出来,后来的回忆录更真实、更感人,不过雷同太多。知青文学大多写个人苦难,太少反思自己、反思历史和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的角色。当时虽然是上面号召的,但也是知青自愿去的,有的人还写了血书。

我还发现,写知青经历的多,写红卫兵经历的少。这一代人可能不愿面对自己以前做过的丑事,形成对历史的割断,把同样的人分割开,变成两种不同的人,造成一种空白。知青小说一开始,就是在农村受苦,不知他来以前做了什么?找不到从红卫兵转化到知青的过程,不想回忆,也许是不想写红卫兵的心理在作怪,影响到知青文学的深度。

:去年作家出版社出了陈咏康的《青春殇》,是专门写红卫兵的小说,不知你看过没有?他当年是师大附中的红卫兵头头,也是北京市红卫兵的头头之一。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黑白对比太鲜明,一类好人,一类坏人,两极对位。不过,从他的这部长篇中可以看出,一代人正在反思,虽然还是浅层次的。

:我等待很久,就没有人出来说:那时我们做错了。

:写红卫兵的长篇还有老鬼的《血与铁》,对这部作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老鬼这么写不可取,有点像“作态”,把疮疤暴露出来,是为了取悦于读者,对这一代人不是一分为二;另一种很赞赏,觉得能正视自己,正视历史。

:我刚买来,还没来得及看。他的《血色黄昏》我读过,而且在多伦多一个国际会议上谈论过。张承志的《甘草地》写红卫兵,设置了距离,不在北京斗争现场,而是在山野“长征”,这就有了神圣的意味。我希望知青文学有自我忏悔,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自己有什么责任,不只是把受苦受难的生活一写再写,更不要神圣化理想化。有人说什么“青春无悔”,这场运动害了那么多人,怎么无悔呢?

:去年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出书搞征文活动,有的知青还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比如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看望原来的父老乡亲。对这场活动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值得回顾,二是认为不值得。在知青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抗抗,她算是成功者了吧?但她提出了“告别知青情结”,“告别老三届”的口号,受到别人的指责,说她背叛了知青。

:昨天,我遇到她,她说:有人反对我,我说:我站在你一边。

:要告别知青情结,告别老三届。郭小东也有这样的意见,他指出,要从一种对自伤、自恋、自命、自怜的情结中蝉脱出来,这是一种痛苦的蝉脱。《中国知青史》的作者之一刘小萌也说,绝不能从个人角度来评价这场运动,而要从一千七百万知青的命运、国家历史进程的高度来评价。

:损失可大了。那时是电脑科技发展的好时候,而这里还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简直是大倒退,令人痛心!

:而且造成一代人的文化断层,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张曼菱写的《让心再跳一次》,一千多知青回云南,当年的父老乡亲来看他们,一起抱头痛哭,他们很受感动,大家捐了十几万给希望小学。后来,她无意中写了一小段,就把她整篇文章给颠覆了,消解了。她说他们一千多人来到德州,当地领导很高兴,就让他们住当地最好的旅馆,一千多人,每天三餐,大摆宴席地吃了十多天,连旅馆费在内,全不用付。可以想像,那个钱可以捐多少给希望工程?

:去年,大陆媒体有一种说法,说搞了许多知青纪念活动,其中差不多全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出来讲话,他们把这叫做“成功者的喧嚣”。

:我觉得这是一种应该被否定的事,不要再拿来炫耀了。现在知青文学已经被回忆录所取代了,但站在更高层次上的、更深刻的作品还有没有?

:郭小东计划写知青三部曲,第一部《中国知青部落》,第二部《青年流放者》,这两部小说都贯注着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反思的精神,站得较高。第三部《立地成佛》开写的时候,郭小东忙别的去了,写了好几年还没有写出来。陈咏康的《青春殇》也准备写三部曲,我在讨论会上对作者说,不能按现在的路子写下去,黑白对比太鲜明了,在美学上是失败的,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要摆脱两极对位这种思路。我觉得知青文学中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现在还没有出现。不过反思的东西还是有一些的。

伟大的作品必须有一种深沉的思想来支撑

:为什么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预言?因为现在他们还忙着反思呢!近来出版了那么多的回忆录,其实可以看作是他们对未来的一种启示。

:刘剑梅的文章虽然有点毛病,缺乏具体分析,但确实指出了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问题,说作家只是“生活在书写当中,而这种琳琅满目、纤美矫情的书写就像抽空了内容的绫罗绸缎,空有无数令人目不暇接的形式,而内在的精神和思想早已被层出不穷的服饰品牌和衣料质地所淹没,虽然光怪陆离,却是那么地飘忽和迷离” 。这就是我曾说的当代文学患的一种贫血症,在丰富背后的贫乏。正是世纪末,为什么伟大的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没有出现呢?或者说还很少出现呢?我觉得这与作家思想的贫乏恐怕是有关系的。一部伟大的作品一定要有一种比较深沉的思想来支撑。你看鲁迅的作品,为什么能流传下来?除了艺术技巧以外,最重要的我以为是有一种深沉的思想,所以它能超过很多人。我可能还是比较传统,总觉得以游戏姿态出现的也可以,但是还得有一种深沉的思想来支撑。没有精神依托的作品是很难持久的。

:一次性的,看过就完了,记不得了。

:在这次中国小说学会南昌年会上,山西作家韩石山在会上发言说,你不要对作家要求太高,作家就是要以平常人的平常心来写作。这话当然也是对的,不要拔高自己嘛!但从整体上说,我们对文学还应抱着一种希望,希望不是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应该有人站得比较高一些。

:否则大家都是平庸的。

:现在我们有些作家写得很多,但却是为写作而写作。

:我记得王蒙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如果你是母鸡,你就必须生蛋”。

:当然,这也对,你是作家就得出作品,不可能篇篇都是好的。但是,你既然可以写很多作品,为什么就不能写出一两篇出类拔萃的、能够留下的东西?现在有的作家确实很浮躁,当然包括搞理论批评的也是这样。这是精神无所依归、无所寄托在书写中的一种表现。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

:这是一个悖论。有一个对立面,让你去抵抗,你就觉得精神上有所寄托,可是现在你就觉得没有一个对立面来对抗,或者对立面软化了,你就放松了。不知道俄罗斯和东欧现在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前不久,我接待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一个年轻研究者,她说俄国的文坛就是这个情况,非常疲沓,流行的也是那种消遣的东西,而真正崇高深刻的东西很少有人过问。作家也不去精心地写那类东西。可能这是现在那些国家的一个普遍情况。

:那种紧张的状态忽然软化了,也就松了一口气。我觉得这是一个过渡。很多时候作家写作要有一个对立面,把你的激情放在上面。可到了你要战胜自己时,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现在需要作家关注的东西是很多的,包括那种人类性、世界性的问题,不光是个人的情感、个人的境遇。我的意思是说作家的眼光要放得开阔一些,不要局限于一己的情绪、境遇。当然不是说不能写个人的情绪、境遇,但你总得写得有点深度,历史的深度或人性的深度,最好是二者结合起来,在个人的情绪、境遇上面负载一点什么。

:应该写得有想象力一些、深刻一些,像忽然间给了你一拳的那种感觉。(笑)

:或者突然使你眼睛一亮的那种感觉。过去我们对文学加了很多的使命和责任,是一种过于负重的文学,当然不可取,但文学也不应都是空荡荡轻飘飘的,还是应该有一点负载才好。现在有些作品里面泛滥的是对性的没有节制的描写,欲望的膨胀,显得有些失重了。文学从负重到失重,这里面还有许多文章可做的。

:原来没有,现在太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说到这个,想到我看到的一些不是很优秀的小说,写女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作家写这一类人物时缺少一种批判的眼光,更多用的是欣赏的眼光。

:创作主体与描写对象之间没有保持必要的距离,没有超越,而是融为一体的。

多翻译一些好作品介绍到海外去

:还有所谓走向世界的问题。这种提法仍有争议。但我们生活在海外,总是希望中国文学不只是懂汉语的人看,还有更多的人能看,我希望国内搞翻译的能多翻译一些好作品介绍到海外去。我现在教的课是中国当代文学,选的内容只能是那些已经翻成英文的作品。好些好的作品,没有翻译成英文就不能用,很可惜。如果国内能有这么一种机构,多做这一类的事有多好!我知道有一个“熊猫丛书”,还有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可是远远不够。日本有一个基金会,每年拿出一些钱来,奖给那些优秀的日本作品翻译,这是一种荣誉,一些研究日本的学者就去翻,译文的质量就比较高。国内也有一些大款,为什么不能拿出一些钱来?挑选优秀的作品,制定一个计划,让那些翻译家不用工作,就用一两年时间来把这些作品译好。这种奖励,不出三几年就有成果,怎么没人做?

:这个恐怕不太容易,还得有一点时间。我想问一下,现在翻成英文的,在加拿大市场上流行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没有?

:没有流行的。我在书店里只看到张贤亮的《习惯死亡》,老鬼的《血色黄昏》,莫言的《红高粱》,最近还有李锐的《旧址》等。比较卖的好的是个人回忆录,多以“文革”为背景。这些作者来自大陆,用英文写自己的经历。大多数西方读者想通过这些回忆录来了解中国。

:王蒙的作品在加拿大有没有?

:我在唐人街的中文书店买了王蒙的两本英译本小说选集,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可是,他的书在英文书店却没有看见,不知为什么?19954月,林达光博士主持的《中国论坛》邀请了王蒙和邵牧君两位来加拿大。我也顺便把他们请到我任教的大学讲演。大学里有份报纸,每周出一次,我把材料寄去登广告,但匆忙中忘了在王蒙的“王”字下划一条线以示姓氏。结果,广告出来的时候变成“先生来了!”真是啼笑皆非。王蒙在国内家喻户晓,但在国外大学生中却如此陌生,真令人伤感!这可能跟王蒙的作品太正派有关。一般来说,西方读者不太喜欢太正派的作品。不管你多真实,他马上就有一种反感。

:你说像陈忠实的《白鹿原》有没有人翻过去?

:还没有。贾平凹的《浮躁》倒是译成了英文。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很少。我在几年前的《中国比较文学通讯》上有一篇小文,介绍了十多本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选本。虽然近年增加了两三本,相对国内出版的数量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现在还有许多基础工作没有做。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我正在为此而努力。

(录音记录整理:朱育颖

原载:《北京文学》1999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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