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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当代文坛(下)

陈骏涛

上一节课我把当代文坛的总体面貌、思潮和问题大体勾勒了一下,这一节我想主要谈谈小说,稍微具体地涉及到一些作家作品。

一、小说是濒临穷途末路还是生长着希望:

上一节课中我曾经引用了美国著名学者米勒和我国批评家孟繁华的观点,肯定了他们观点的合理的内核,同时也指出了他们观点中的自相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这里我想以当代小说为个例,表明我的这样一种观点:小说并未濒临绝境,而是正在生长着希望。

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就有人预言:在后现代文化语景下,随着人们消费性文化需求的增长,各种供休闲娱兴的艺术手段的出现和更新,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终将走向衰亡。这个预言并非毫无根据,只是预言者没有充分估计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有多方面的补偿,休闲娱兴是一种补偿,阅读欣赏也是一种补偿,而小说正是阅读欣赏的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小说对于小说创作主体的作家来说,它既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个体精神赖以释放与寄托的空间。既然读者和作者双方都需要小说,那么小说就不会衰亡,只是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需要经受程度不同的阵痛,甚至经历一场革命。当今的中国小说就正处于这样的背景中。

不久以前,广东的《南方都市报》曾就“伟大的中国小说”问题展开讨论。一位用英语写作的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写了一篇《中国需要“伟大的小说”》的短文,其中说到:“近年来,国内的作家和学者们似乎接受了文学的边缘地位,好像这也是与世界接轨的必然结果。其实在美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边缘化过。在美国文化结构中,伟大的美国小说一直是一颗众目所望的星。常常有年轻人辞掉工作,回家去写‘伟大的美国小说’。”我虽然并不认同哈金对“伟大的小说”的概念界定,以美国的文化背景来比照中国的文化背景,也不一定恰当,但哈金置身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却对文学和小说的边缘化地位表示质疑,并对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回过头来看看本世纪的中国小说,似乎也不能得出过于悲观的结论,比如说当今中国的小说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没有希望了等等。恰恰相反,据我所见,本世纪以来,中国小说似乎显得异乎寻常的热闹,从未有过的繁盛,新老作家都粉墨登场,尽显身手。单就长篇小说来说,据统计,每年差不多就有1000部左右问世,这是仅就中央和地方各级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而言,还不包括数量更大的网络长篇和地下长篇。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空前的。当然,据说在这1000部长篇中,大约只有50部左右能够被人记住,约占百分之五,大量的作品都将成为历史的过客。不过,如果每年有50部左右的长篇能够被人记住,也就是说是比较好的、优秀的话,那也很可观了。请注意: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之前的十六年间,长篇小说的总数是320部,年均不过20部。当然,单单从数量上看,是不足以服人的,我们主要还是应该从小说质量上看,看看它到底较之以前有了一些什么变化,增加了什么新的元素,出现了什么好的作品,涌现出哪些小说新人……。

另外,上面所说的当今小说的热闹和繁盛,也可能只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现象,揭开热闹和繁盛的外衣,我们会看到里面存在着许多问题,潜藏着种种危机。对这些问题和危机,人们(包括我本人)已经说得很多,种种尖锐的批评,或语重心长,或痛心疾首,如雷贯耳。也许正是因为听到的和读到的这类批评意见多了,我这里想反其道而行之,先不说这些问题和危机,而主要就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几部引人瞩目的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和引人瞩目的新老小说家,简略地记述一下我所感到的当代小说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希望。

二、值得注意的作家作品:

应该说,值得注意的作家作品还是很多的,我只能就我读过的,而且比较熟悉的作家作品,谈谈一点印象。

1、 老一代小说家的创作对当代小说的启示

主要谈谈王蒙1934)和宗璞1928)两位老作家。

在当今,仍具有创作力,并在文坛上依然起着某种举足轻重作用的老一代作家,当数一批“五七”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邓友梅、邵燕祥、冯宗璞等。而王蒙正是其领军人物,而且是为数不多的依然创作力健旺,且具有爆发力的作家。王蒙的文学年龄延续了50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他创作的近千万字的文学作品中,囊括了除戏剧文学以外的所有文学门类。十余年来,他倾心创作的“季节”系列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固然褒贬不一,也未必吻合当今读者、特别是年青读者的阅读口味,但它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30余年的心灵变迁史,应该说是有着丰富、深刻的时代内涵的,可以借以了解30余年来复杂多变的社会人生。王蒙还是一个小说艺术的不倦的探索者,他多才多艺,多产多变,在小说领域,他长、中、短俱全,还不时地换套路、出新招,创造出王蒙式的幽默和狂欢化的语言风格。王蒙是一个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有着深透了解的作家,并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人生哲学,也练就了一套进退裕如的生存技巧。在文学作品已很难在社会上形成轰动效应的今天,王蒙的《我的人生哲学》一书在2003年的图书排行榜上居然位居前十名,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2004年王蒙的长篇小说《青狐》问世后固然褒贬不一,但在图书市场上也依然受到青睐。王蒙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是文坛的“这一个”。王蒙小说的丰富、深刻的时代内涵以及他在小说艺术上的不倦探索,对当代小说创作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

在“五七”作家中,宗璞的“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也是很值得关注的。此书已出前两部:《南渡记》和《东藏记》。前者初版于1988年,后者出版于2002年,其间相隔十四年。该书叙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北平沦陷之后,一批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子流亡大后方的故事,以当年的西南联大生活为背景,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丰富而真切的生活感受,丰满的人物形象系列,优雅蕴藉细腻的文笔,严谨合度的结构……使这两部小说成为当今长篇小说林中的佳构。其中,《东藏记》获得了本届(2004年)茅盾文学奖。“野葫芦引”的第三、四部《西征记》、《北归记》正在创作之中。评论界把宗璞的艺术风格归入“优雅”一类,而在当今这个有些浮躁的文坛,具有这种优雅风格的作家是不多见的,而这种优雅,又是来源于综合的文化素养,这就弥足珍贵。因此,在《东藏记》获奖之后,新老作家都认为,宗璞是当代作家的一个榜样,她的为人和为文所独有的民族文化气韵,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

2、 一批中年小说家的创作使我们看到了小说界所蕴藏着的实力

主要谈谈莫言1955、余华1960)、格非(1964)和林白(1958)。

莫言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小说家。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第四十一炮》等虽然褒贬不一,但每一部差不多都能引起很大的反响。从《红高粱》开始,他以民间化的视点表现历史,使历史以一种迥异于往常的面貌出现于读者面前。莫言还是一个狂放恣肆,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作家。像《金发婴儿》、《丰乳肥臀》中的象征,像《檀香刑》中对那种骇人听闻的酷刑的想象性描绘,都不能不使人佩服其想象力之奇崛、之超常。这在许多文学作品都满足于直观地摹写生活,缺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注目的。莫言不是一个平庸的作家,而是一个具有天马行空精神的风格化的作家,是将奇倔想象与本土经验结合得非常出色的作家。在新时期崛起的中国作家中,像莫言这样2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劲头,表现出不衰的创作活力的作家,并不是很多,可以说他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奇才,一个异数,是最有条件与世界对话的作家之一。我们当然不必认同国外的一些带有偏见的舆论,但像莫言、韩少功、余华、苏童、李锐……这样的小说家为什么能够频频获得国外舆论的垂青,还是值得我们思索的。在我看来,这主要是由于在他们的创作中,接触到了人类普遍性的主题,并且揭示了人性的深度本世纪中国两项重要的民间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杰出成就奖”和“鼎均双年文学奖”――都不约而同地把奖杯对准了莫言,不是没有道理的。莫言的创作,使我们看到了当代小说家所蕴藏的实力,以及这样的实力之尚待于释放。

余华和莫言都曾被称为“先锋”小说家,但实际上余华很快就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以大胆地描写严酷和苦难的生命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创作数量虽然不是很大,但却属于稳健、扎实的一个。他的小长篇《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被认为是写底层人生活和生存状态,又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优秀作品,在国内外都有不俗的评价,在国外并有多种版本。法国的一家媒体在评价《许三观卖血记》时这样说:“余华以极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形式表达了在面对厄运时人的求生的欲望。”另一家媒体则说:“作者以其卓越博大的胸怀,以其简洁人道的笔触,讲述了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20043月,余华因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和李锐、莫言一起获得由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反映了域外对这些作家艺术成就的一种高度的评价。新近,余华又拿出了他十年来第一部新作《兄弟》(上),舆论的反映虽不一致,但已然引起了人们的触目。余华和下面所要谈到的格非,都是在浮躁的当今文坛不多见的比较稳健扎实的作家。

格非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崛起的“先锋”小说家,在经历了七八个年头的喷发期之后,到90年代中期就随着“先锋”派的沉寂而归于沉寂。2004年,格非拿出了他在沉寂了近十年之后的第一部长篇《人面桃花》。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厚积薄发的作品。这部披上了一段中国近代历史外衣的小说,实际上无意去复现历史事实,而只是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一种激情,对历史遗忘症的一种抵抗。作者试图对走在那个历史时段中的个体的“乌托邦”情结,作一个形象化的诠释。格非的这部长篇特别在两个方面为当代小说创作有所启示率。其一是关于“先锋”和“传统”。格非以这部小说,表明自己从“先锋”走进了“传统”,或者说是带着“先锋”走进了“传统”。作为一种潮流的“先锋”派,固然已经沉寂了,但作为对艺术的一种执着的追求精神的“先锋”派却是永远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格非依然是“先锋”的,不过它却与“传统”融为一体,二者既滋养了格非的创作,又构成了他创作的内在肌理。格非向传统叙事的回归,将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像“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其二是格非严谨、认真、虔诚的写作态度,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为当下有些浮躁的文坛树立了一种风范。一个作家用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来打造一部作品,这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先例的,但却是当今许多追求速度、追求数量、急功近利的写作者所不为的。《人面桃花》的精致优雅,在这些年的长篇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它有很深厚的传统的底蕴,特别是它的语言,有一种很清脆的质地,受中国传统古诗词的影响很深,读起来很有韵味。它将使大量“速朽”的、粗糙的长篇小说相形见绌,也预示着当代中国纯文学的深厚底蕴和发展前景。

在当代众多的女作家中,林白并不是最有实力的,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等,其才情和实力都要比林白胜过一筹。之所以谈林白,是因为她在2004年有一部引人瞩目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以及由这部《闲聊录》而引发的关于创作问题的讨论。

林白是90年代崛起的一位重要的女性小说家,她的《一个人的战争》等小说奠定了她在女性写作界的地位。但林白却不理会人们将其归属于“女性主义写作”和“私人化写作”的定位,不断地在自己的创作中寻求突围和变异。从《一个人的战争》(1994)到《玻璃虫》(2000)再到本世纪的三部长篇《枕黄记》(2001)、《万物花开》(2003)和《妇女闲聊录》,林白的创作空间和创作视野有了很大的拓展,甚至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她不自觉地将自己从封闭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林白创作中正在生长的一个新的元素:底层视点和底层情怀。在《妇女闲聊录》中,林白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乡村,以闲聊的形式,让小说中的人物现身说法,再现了辽阔的乡村大地上的种种生活情状。这种生活情状粗糙而质朴,与其相匹配的是粗糙质朴但又生动、鲜活、幽默的民间话语――一种被称为“闲聊录”的形式,构成了这部小说原生态的特征。对林白的这部“闲聊录”,文坛的意见褒贬不一。有论者认为,把一个农妇的唠叨搬上小说,没有任何美感可言。这话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文学史上不乏这种粗糙质朴、具有民间形态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它们能够流传下来呢?我想,粗糙并不等同于粗鄙,在文学殿堂里,是应该有它生长的空间的。我在这里看到的除了林白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努力外,同时也看到了当代小说叙述模式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一个新的生长点。

三、新一代小说家及他们创作中的亮点和问题:

主要是从90年代以来,小说界涌现出一茬又一茬的文学新军,大致说来,他(她)们都是60后,或70后,甚至80后的作家,有的称之为“后新生代作家”或“新活力作家”。他们代表着文坛的未来和希望。这批作家数量甚众,惟其甚众,才见出文坛后继有人,充满希望。这里只挑出几位我读过的、出镜率又比较高的作家作品,概略地记述一下他(她)们创作中的亮点,也提出一些问题。主要涉及下面几位:毕飞宇、红柯、须一瓜、艾伟、麦家……

毕飞宇90年代开始写作,但在本世纪才声名雀起。从2000年以来发表的几个中短篇小说――《青衣》、《玉米》、《玉秀》、《玉秧》、《地球上的王家庄》等,差不多篇篇都博得一片赞词。读毕飞宇的小说,带给我的最大的审美冲击是他对人物心性的描写,特别是对女性人物的心性,简直写到家了,直逼她们的灵魂深处,可以说到了鞭辟入里、纤毫毕现的地步。她的几篇小说的女性主人公都写得栩栩如生。虽然我们不反对小说可以有多种写法,但写好人物还是最根本的。毕飞宇始终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倾其全力去写人,写人物的命运和心性,以人物的命运和心性构筑成小说的故事情节链,并带动起整个小说。这是毕飞宇在众多的新明星中显得稳健成熟和棋高一着的地方。

从新疆回到陕西的红柯,也是在本世纪初出人头地的。他在文坛刮起了一阵刚健清新的西北风,以瑰丽、奇诡、粗旷、雄浑的风格令人为之一震!金戈铁马,碧血黄沙,血性男儿,大漠雄风,血写的历史,浪漫的情怀……都是多年来我们的小说中不多见的,而红柯却以他的《跃马天山》、《库兰》,特别是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想象性地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史诗。在过往的历史文本中,马仲英曾经是个杀人如麻的“匪首”,如今在红柯笔下,却被描写成具有多重性格的回族传奇英雄。马仲英形象的塑造,既是红柯试图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一种尝试,也是他的理想主义情怀的一种寄托。正因为如此,人们很自然地忽略了红柯小说中的一些缺陷,而注目于他在近年小说的总体格局中所显现出的独特价值和魅力。

须一瓜的情况差不多和毕飞宇、红柯相近,也是在新世纪才为人所知的,虽然她的写作生涯比毕、红二位还要早些。2003年她发表了《雨把烟打湿了》、《蛇宫》、《淡绿色的月亮》、《第三棵树是和平》等四五个中篇,2004年发表了《穿过欲望的洒水车》等中篇,都好评如潮。一下子就把这位据说是写“尾条新闻”的记者,推到了发表“头条小说”作者的位置。须一瓜的许多小说都与案件有关,她特别善于捕捉那些突发的、偶然的、荒诞的事件,这是她与毕飞宇不同的地方。但她与毕飞宇殊途而同归的是把目标对准了人,聚焦于人性的描写。从她的小说中,我们还可以感觉到一个女性作者的文学灵性,感觉到她的俏丽、泼辣、洒脱的独特的文风!

艾伟的小说令我震惊的是他在2004年发表的《中篇1或短篇2》。在这部包括两个短篇――《俘虏》和《忠诚》――的中篇中,最令人触目的是对人性揭示之深度。作者曾经自言:“我的小说一般有一个指向,就是考查意识形态下人性的状况和人的复杂处境。”《俘虏》和《忠诚》就是表现在一种特殊的境遇中(战争和俘虏营),一个普通人(志愿军战士),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尖锐冲突。作者用的是回到个人、回到内心的“个人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到达了在公共生活中个体都可能要面临的某种境遇。与上面几位年轻作家一样,艾伟的创作也起始于90年代,但真正成名却是在本世纪初。联系到他此前发表的长篇《越野赛跑》和《爱人同志》,这位年轻作者也是很有艺术潜质的,对他的未来,我们将充满期待。

被称为“新智力小说”作者的麦家现居四川。这位作家自言小说是一种“有技艺、有难度”的艺术,而不是像“拉家常”式的东西,于是他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去构筑“有难度”的小说,写出了像《解密》和《暗算》这样充满了神秘感和新鲜感的“智性”小说。但2004年他写的相当出色短篇小说《两个富阳姑娘》却不是什么“有难度”的小说,但它有伏笔,有悬念,跟“拉家常”式的小说确实有些不同。评论界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展示了作者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另一套本领,也就是写出不具有多少“难度”的,但依然是好小说的可能性和本领。因此,人们对麦家的未来也依然充满着期待。

…………

除了上列各位,我在这里还可以开列出一大片名单:李洱、东西、董立勃、李修文、荆歌、曾维浩、潘向黎、赵凝、唐韵、魏微、叶弥、朱文颖、金仁顺、戴来、盛可以、北北、陈希我、巴桥……,他们都有很具个性特点的小说问世。还有一些实际上读者面更宽、影响更大,但我还没有来得及阅读的新明星,如郭敬明、安妮宝贝、韩寒以及今年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新人奖的张悦然等。

这些作家的创作水平和层次当然是很不相同的,有一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元素和新问题,他(她)们的创作还正在行进和发展中,用几条、几句话来概括他(她)们的特点,肯定要冒削足适履的危险。大致说来,他(她)们的创作有如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告别了父兄辈的传统的叙事模式,延续并放大了自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的写作经验,完全依据个体对历史和生活的体验、对艺术的理解来确立自己的叙事规则。其二,从传统的宏大叙事中超拔出来,而热衷于平朴的、贴近地面的叙事,即使是写“英雄”,也与传统的“英雄”不同,用的是“非英雄化”的手法,大部分作品则是对于凡俗历史和人生的琐细的、低调的、客观的描摹。其三,注重于写个人成长史和成长片断,写爱恨情仇,写情爱性爱,对情和性的描写,既不是作为诱饵,也不附加什么理想主义的美丽光环,而是作为人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来写。其四,这些作品一般都写得比较“好看”,没有深奥的哲理,没有恢宏的结构,不着意于精雕细刻,不具有峰回路转的境界,有些作品很难跟流行文学区别开来,或者实际上就是流行文学之一种,在“好看”的背后,可能是值得警惕的平庸和轻浮。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不少作品还是写得很用心,很精致,很有意味,充溢着激情,充盈着智力,比较形上,很耐咀嚼的,比如我上面提到的几位作家的作品。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从这些新作家身上,还是看到了新世纪小说的一些亮点,新的元素,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希望。

本文是作者2005827于北京超星公司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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