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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

李春青
内容提要 我们的文学理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学科行将消亡,而是预示着它的一次重要转型。只有通过转型以应对业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文学实际、文化历史语境以及社会需求,文学理论才会有出路。
关键词 文学理论 转型 文化研究 文化诗学

当前我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种自我质疑的倾向,许多文学理论专业的学者纷纷著文,以学科反思的形式对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提出种种疑问。论者普遍意识到,以往那种试图为文学活动制定普遍规则的文学理论话语无论如何是不合时宜了,于是有人主张要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有的则以“文学理论的批评化”作为这门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有人提出“文化诗学”的研究思路以扩大文学理论的研究视阈。无论这些主张存在着怎样的草率与片面之弊,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传统文学理论的言说方式出现了问题,文学理论这门学科正面临着一次重要的转型。

那么为什么文学理论非转型不可呢?

首先,今日的文学已非昔日的文学。以往的文学作为一种“高雅文化”,乃是少数人的专利,是精英知识分子特殊社会身份的确证方式。然而随着文化的普及,今日的文学已然成为社会大众日常文化生活的消费品。作为“高雅文化”,文学是一种在特定的“文学场域”中运作的纯精神性活动,因此确实具有康德所说的“无功利”性质,它只听命于特定的文化价值规则与审美趣味;而作为“大众日常文化消费品”的文学则进入了市场,因此开始听命于资本运作的价值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戴维·卡里尔所说:“审美判断就是经济判断。说服我们相信一个作品[艺术性]的是出色的,与使艺术市场(art-world)[例如艺术品商人和买主]相信它是有价值的,是对同一行为的两种不同的描述。”[i][1] 这样一来,以往的文学理论话语对于今日的文学来说就失去了那种原有的规范与引导的功能——文学不再乖乖地听命于文学理论的言说了,因为市场成为更加强有力的规训力量。而且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也出现了“泛化”趋势。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举凡广告、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流行音乐甚至新闻之中无不渗透了或者说融会了文学因素。昔日在文人雅士(或西方的有教养阶层)中传播的文学都进入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了,文学生活化了,而日常生活审美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往文学理论的话语资源与言说方式显然是远远不够用了。

其次、文学理论之言说者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如传统的文学是文人雅士或有教养阶层的精神生活方式和身份性标志一样,传统的文学理论也是这个特殊社会阶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体现,是他们规训文学活动的有效方式。这个阶层掌控着社会主流文化,是社会的“立法者”,因此也掌控着文学,是审美领域的“立法者”。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即随着科技手段与市场化的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知识分子失去了往日“立法者”的社会身份,开始处于一种认同迷失所造成的焦虑与困惑之中。在西方一个世纪以来的反现代性思潮与上个世纪后期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实际上都是在证明着一个道理:知识阶层赖以确证身份并赖以发号施令的“理性”根本上是靠不住的,因此这个阶层根本无权以“立法者”自居。在这种大的文化语境之中,以往那种旨在为人们的审美领域“立法”的文学理论当然也就失去了现实的合法性。

第三、文学理论赖以存在的“元理论”发生了变化。任何文学理论都具有派生性,即它必然地是被另外某种更具有根本性的理论话语所决定的。在传统文学理论产生的时代,人们普遍相信有一种一体化的、具有普适性的“元理论”存在着,因此也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建构起一个个试图解释一切文学现象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自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以来,那种黑格尔式的宏大体系已经不再成为具有合法性的理论模式;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宏大叙事”,并提倡差异性、无深度、无中心的思考方式以来,那种建立普适性的“元理论”的企图也罕有踪迹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文学理论显然就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这一切都雄辩地告诉我们,文学理论只有转型才有出路。但是如何转型呢?

首先,文学理论的言说者必须调整自己的言说立场——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这两种言说立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借助文学理论话语来指导文学活动,为之制定评价标准与话语规则,后者则是对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这里有必要指出作为阐释行为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批评化”的根本区别。“文学理论批评化”作为一种对传统僵化的文学理论模式的冲击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这一提法可以颠覆那种发号施令式的,或者试图以一个定义、一种命题涵盖一切文学现象的理论模式。但是这个提法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它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而使之等同于文学批评。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有着根本性区别,前者关注整个文学现象以及它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甚至是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后者则仅仅关注具体的文学作品,属于个案分析。二者当然会有所交叉,但从总体言说方式与指向上是迥然不同的。

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充当了一种社会自我意识的职能,即通过文学这一独特视角来审视社会文化与人的存在状况并给出某种解释与评价。文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蕴涵着人们独特的精神追求与意义空间,这种独特性就使得其他的阐释方式(社会学、哲学之类)根本无法进入到这个意义空间之中——这正是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之所在。

其次,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决不仅仅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而是参与到意义的建构之中。当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分析社会学的方法时曾经指出,社会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的方法应该是一种“双重阐释学”。“就是说,它们必须寻求确立参与者已经为之确立了意义的事件的意义。”[ii][2]这意味着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对阐释的阐释。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完全适用于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阐释对象包括文学作品、文学批评以及其他的文学理论话语。文学作品已经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而文学批评和其他文学理论话语直接就是一种阐释。因此真正的文学理论研究都必然地是对阐释的阐释。这种作为“双重阐释学”的文学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意义的鉴别、评价与建构之中了。换言之,建设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就一定要避免科学主义的倾向,因为意义的阐释与事实的揭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运思方式。一个是价值介入的,一个是价值中立的,判然有别。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实践早已证明,那种号称以冷静客观的“价值中立”态度建构起来的文学理论话语最多也只是在方法论上提供某种借鉴意义而已。例如结构主义理论就是如此。这种理论也许可以准确地揭示某个类型的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模式,但永远触及不到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因而也就无法揭示在人与文学之间存在的种种奥秘。文学理论可以在某个层面上借鉴科学主义的方法,但绝对不可以以之作为主导性原则。任何人文学科都是如此。因此将文学理论定位为“阐释”,并不等于 宣布文学理论必须持“价值中立”原则。

第三、文学理论必须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今世界精神文化现象包括文学自身日新月异的变化要求文学理论不能将自己封闭起来,而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文学理论不仅应该一如既往地关注传统的文学样式,而且还应该关注一切文学的泛化形式,诸如电影、电视剧、DV作品、广告、网络文学以及其他各种包含着文学因素的新的文化形式。文学既然已经泛化,文学理论当然也没有理由恪守一成不变的“家法”。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问题:如何摆布文学理论与其他相近学科或研究路向的关系呢?

在这里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是有代表性的。因为有的学者主张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有的则主张拒斥文化研究的侵犯以保持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文化研究是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路向,它吸收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营养,主要关注那些为以往的文学理论、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所忽视的以及各种后工业社会新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标准,文化研究算不上是一个学科,但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却是与日俱增的,甚至涵盖了这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在当今学界,如果说文学理论甚至还有美学都是过了气的陈旧学科,那么文化研究则可以称之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显学”。它事实上正在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研究策略 [iii][3]。文化研究成为当今文化现象研究的主流范式有着某种必然性——后现代主义思潮事实上已经成功地荡涤了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惯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重建能够解释一切的一元化理论的想法与做法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堂·吉诃德式的喜剧色彩。于是文化研究就以其对实际问题的关注、对问题的具体的分析以及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等特点而成为当今领导潮流的研究路向。

如此看来,与文化研究相比,文学理论的研究视阈要狭窄得多,二者根本构不成对等的关系。如果说文化研究就像是一片奔涌恣肆的汪洋,文学理论则是一股按照自己的既定方向前进的溪流,后者注定要被前者所涵盖与裹挟。因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如何拒斥文化研究以保持文学理论的“纯洁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在顺应文化研究的大潮的同时保持自己一席之地的问题。那种固守文学理论以往的言说惯习、对文化研究充耳不闻的做法显然是幼稚可笑的。以个人愚见,文学理论必须转型,而这种转型首先应该将自己定位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在此基础上,文学理论的建设就是要吸收文化研究的言说立场与话语策略,将自身打造成为一种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它之所以还是文学理论而不是一般的文化研究主要在于它拥有文学这种独特的研究对象以及文本分析的具体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将经过转型的文学理论[iv][4]称为“文化诗学”似乎更加准确一些。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诗学”与美国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含义相近,但又有重要区别,它是适应着中国文化的特点的研究路向,具体言之,这种中国式的“文化诗学”有三大要素:一是重建文化历史语境;二是从不同门类文本的互文性关系入手进行文本细读;三是在体验的层面上呈现阐释的主体间性,即将阐释活动理解为不同主体间的对话关系。这或许正是文学理论的出路所在。

[i][1] 转引自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ii][2]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iii][3] 这里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指的是作为一种研究路向或研究策略的文化研究,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研究机构或流派。在这个意义上诸如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甚至美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克·詹姆森的文化批评都可以归为文化研究范围。这就意味着文化研究实际上已经渐渐被综合为一种新的、引导学术潮流的研究路向。

原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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