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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王]实为[素臣]

孙小著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据其自《序》所言成书于“文革”动乱之际(“1972年8月”),据其自《序》“又记”则付梓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夜(“1978年1月”),即使以其版权页为据(1979年8—10月),此书也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春风而面世。但是相对说来,这部分的思想价值却罕有知音者。

  不错,所谓钱学研究已经沸沸扬扬搞了多年,《管锥编》研究也出了好多部专著,可是人们对其称赏大多仍止于美学、文艺学等专业的层面。对于其中运用“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语出钱氏本人)而表述的政治见解与文化反思,尚未见有人为之发覆。事实上,《管锥编》中不仅极富启发性地对文化与历史作出了反思,也极富预见性地论及了20年我们经常关注的某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前者包括对君主专制及其种种表现与弊端的议论,后者则涉及到文化开放、经济发展及政体建设等众多方面。这里仅就前者略作归纳与索解。

  在钱先生看来,君主专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隐秘性。为此他从历史与文化两个层面作出反思。就史事而言,他针对秦人赵高所谓“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之说而引出这样两条史料: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皇为防其言论外泄而采取的残酷措施(“招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二是《史记·李斯列传》牘载李斯教唆秦二世实行专制统治的秘诀牗“明君独断,塞聪掩明,内独视听”牘。针对前条史料他问道:“非牗赵牘高说‘朕’之意乎牽”针对后条所言他又提出:“非亦牗赵牘高说‘朕’之意乎牽”不仅如此,他同时借助莎士比亚剧中人和十九世纪法国诗人维尼(vigny)的有关之论直接点明主题:“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太子,谓无使臣民轻易瞻仰,见稀,则偶出而众皆惊悚”;而“法国一诗家言拿破仑不预几务,而若天神然,于日华焕炫中隐形潜迹。”

  不难看出,《管锥编》中所引所述就是意在告诉人们,隐秘性与独断性就是君主专制的特征,然而钱氏的思考尚非仅止于此。针对晚清学者陈澧有关“赵高语本于申韩之术,秦亡由此”的议论,他认为“殊中肯綮,尚未周匝”,也正是针对“尚未周匝”的缺憾,他引出了儒、法、名、道诸家学说中有关君主专制的众多议论,从而告诉人们,君主专制中的这一权术其实也是诸子百家中共有的内容,由之他得出结论:

  盖“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运,使臣下莫能测度,乃九流之公言,非阉竖之私说。(以上引文散见《管锥编》第一册第264—267页)

  换言之,君主专制这一隐秘性、独断性特征不仅不是宦官赵高个人的发明,也非限于申韩两家之私说,而是“九流之公言”。应该承认,钱氏此论既是对历史也是对文化的反思,但又并非仅限于此,因为极左的实质其实也就是专制,而与专制的运作与生俱来的就是隐秘与独断。因此,说钱氏此论系有感于“文革”当年的“全面专政”而发出的愤懑之言自然有其理由,但若说其在为“全面专政”论追寻历史与文化的根源,当更符合钱先生当年的心境。

  《管锥编》中同时还揭露了君主专制的一个恶劣表现:帝王的淫威。在这方面,钱氏首先对专制帝王以言治罪的野蛮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例如在《管锥编》第三册中论及《桓子新论》时,为释汉人桓谭所言“夫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事诚可悼痛焉”数句,他引录了诸如《宋书》、《魏书》、岳珂《史》、谈迁《北游录》等众多古籍所载的以言治罪的事例,其中既有十六国时的苻生、金朝的金熙宗等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帝王,也包括如明太祖等汉家的天子,虽然文繁不能备引,但这里的共同特征就是帝王的淫威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钱氏所引所述其实也就寄寓了自己对这一淫威的抗议与鞭挞之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钱氏的鞭挞并非仅仅止于暴君或暴行,对帝王的才学或嗜学的帝王他也同样表露了极大的鄙薄,在此基础上他向人们揭示:所谓帝王的才学其实也就是帝王的淫威。

  在这方面,钱氏在《管锥编》中先后多次论及梁武帝、魏孝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清高宗等多位古代君主。其中对梁武帝、隋炀帝的嘲讽尤为尖锐辛辣。例如在论及司马迁有关“不违迁蜀,世传《吕览》”一语时,由议论司马迁举例不当而论及门客著书,又由之而论及梁元帝、唐德宗、宋真宗为辨明其著述非由“臣下代作”而为“朕自起草”的几则言论,进而论及隋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的狂言:“设令朕与士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就此他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论及了帝王的所谓“才学”、“术业”:

  夫贵人“言金”,贱士“文粪”,王充之所深慨,况益以天子之尊而稍有“才学”、“术业”乎?《荀子·尧问》记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窃谓(应)以群臣莫逮为己忧,群臣尚且莫或敢逮,何况喜而骄乎!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王僧虔“常用掘笔书”,即“群臣莫逮”之例矣。(第942页)

  在这里,钱氏虽是尚未完全说破用意,但对其文内史事稍作了解其用意即显豁于世。《荀子·尧问》所述本为吴起谏魏文侯言,意为诸侯相争须集思广益方可致胜,至于鲍照为文云云,则向人们尖锐揭示了帝王的才学其实就是帝王的淫威。据《南史·鲍照传》载:“(宋)文帝以(鲍照)为中书舍人,上(指宋文帝)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咸谓(鲍)照才尽,实不然也”;又据《南史·王昙首传》载,传主次子王僧虔善书(法),但在刘宋孝武帝在位时,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457—464年)常用掘笔(即秃笔)书,以此见容。”至此,我们既清楚了“群臣莫逮”的真相究竟为何,也明白了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和王僧虔“常用掘笔书”的苦衷所在,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帝王的淫威并非仅仅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

  专制统治当然并非凭藉专制统治者的博学多才,但帝王的才学确实也是专制统治赖以张扬的一面旗帜。因此,《管锥编》中不仅一再嘲讽专制帝王(如梁武帝等)的浅薄无聊,对帝王中的某些“嗜学好文”者也不予称道。例如在论及北魏韩显宗谏其高祖(即魏孝文帝)不可“目玩坟典”这一史事时,钱氏即以认可的口吻提及“后来唐太宗嗜学好文,朝臣牗如褚遂良牘亦进诤言”,而在随之谈到“古来帝皇著述最富而又斑斑可见者”之清高宗时,他又不无讥讽且又不无遗憾地写道:“才同倚马,载可汗牛,乾隆臣功倘有如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乎牽未之考也。”(第1491~1492页)

  在钱钟书先生的笔下,君主专制的特征与表现已如上述,但其实质为何呢牽《管锥编》中同样给出了答案:“愚民”或曰“治民如治军”。在有关愚民说的论述中,他认为《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周臣原伯鲁“不说牗悦牘学”的有关言论就是愚民说的源头(“愚民之说,已著于此”)。但他认为这也不是原伯鲁的一家独倡,同样是一种“九流之公言”。为此他引出了《老子》、《论语》、《庄子》、《商君书》、《孙子兵法》等古籍中诸多有关之论,从而告诉人们:“愚民”之举既是君主专制的一大要政,也是其实质所在:“然则愚民者,一言以蔽之,治民如治军,亦使由而不使知也。”(第233—234页)

  有趣的是,钱氏并不认为愚民措施仅仅施诸小民百姓,而是颇带伤感地言及:逝去的先哲其实也难逃俯首称臣的命运。例如在论及孔子的政治地位在汉代的变化时他即写道:在司马迁的笔下“然尊之而尚未亲之也。谶纬说盛,号孔子曰‘素王’,而实则牵挽为汉之‘素臣’”,而到了班固的笔下,“(司马)迁推为前代之圣师者,(班)固仍引为本朝之良弼焉。”(第293页)“素王”实为“素臣”既是专制统治的必然,也是专制帝王不可告人也不愿告人的一大隐衷,因为专制统治者主观愿望就是要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云云。然而实际结局究竟如何呢牽钱氏明确告诉人们:君主专制势必造成所谓“为‘皇’而不为‘帝’”,或如唐代大宦官“李辅国劝唐代宗‘大家但内里坐’”的那样一种状况。因此,归纳本文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管锥编》中有关君主专制的议论其深意就是对任何一种专制统治的否定。

原载:博览群书 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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