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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

王水照

  苏轼是一位比较复杂的著名作家,他在政治上和创作上存在着种种明显的矛盾。过去学术界对他的评论有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然而,“四人帮”出于其政治需要,竟然对这位九百多年前的作家发动了一场讨伐。在他们控制的1974年第2期《红旗》上,抛出了由罗思鼎炮制、姚文元改定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一文,一口气给苏轼扣上了“投机派”、“两面派”等大帽子;在同一期上,梁效们又给加上“顽固派苏轼”的恶谥。嗣后,江天之流又出来从“文艺”的角度把苏轼的政治诗一概斥为“诬蔑新法”的“黑诗”。一时间,南呼北应,在他们所鼓噪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大合唱中,也算得一支高调门的插曲。这是“四人帮”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对苏轼的评论和研究制造了混乱。现在必须加以批判和澄清。
  苏轼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王安石变法就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相应于王安石变法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依据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经历,可以把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划分为如下四个时期,以便于考察和评论他的政治态度。
  (一)从宋仁宗赵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考中讲士、走入仕途,到宋英宗赵曙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返蜀为父服丧,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酝酿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要求变法。代表作是公元1061年考“制举”(区别于进士、明经之类的“常举”)时所写的《进策》 (包括《策略》五篇、《策别》17篇、《策断》三篇)和公元1063年的《思治论》。在这些文章中,他针对当时“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积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主旨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是为了促使赵祯“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1]其中不乏一些对社会矛盾较为深入的分析和个别较为激进的议论。
  (二)从宋神宗赵顼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从蜀返京,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对变法。代表作是公元1071年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和《再论时政书》。在这些文章中,他公开提出反新法的政治纲领,即所谓“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把新法比为“毒药”,危言耸听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要求赵顼不要“求治太速,进入太锐,听言太广”,一反前一时期的主张,完全是守旧派的论调。在这长达16年的变法推行期中,又以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标志,新法逐渐失去打击豪强兼并的势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变法和守旧两派的斗争部分地变成了封建宗派的倾轧和报复。苏轼也遭到了他一生第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公元1079年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几乎丧生。
  (三)从元丰八年赵顼去世、苏轼被召回汴京,到宋哲宗赵煦元{;占八年(公元1093年),这是守旧派司马光等全面废除新法的所谓“元祜更化”时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维护某些新法,从而跟司马光等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废除免役法的论争上。这场论争规模不小,在一些维护免役法的人物中,苏轼是最为激进的一个。
  (四)从祐八年赵煦“亲政”,到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这是变法派章悖执政、守旧派下台的所谓“绍圣”时期。这时苏轼长期被贬官在外,远离斗争的漩涡。最后他远谪海南,近于流放,并不由于是坚持“旧党”立场,而是因为封建宗派的打击。
  上面勾勒的轮廓表明,从对王安石新法的关系来说,苏轼的政治态度有两次重要的转化:一是熙宁王安石当政时期,一是元j右司马光等执政时期。这两次转化,却成了“四人帮”喉舌们指控苏轼为“投机派”、“两面派”等的全部根据。在封建的政治斗争中,人们政治态度的改变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一发生改变就注定是“投机派”、“两面派”了呢?“四人帮”的喉舌们没有什么像样的论证。所谓“投机派”,一般总有随风转舵以博取个人功利的特征吧,而苏轼每每把当朝的实权人物作为自己的论敌;“两面派”则以真假两面兼备、以“假”掩真为手段,而苏轼的那些攻击王安石、责难司马光的言论,昭昭在人耳目,彰彰载诸简册。“四人帮”的这些帽子,除了说明他们另有政治目的外,又能说明什么呢?苏轼在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的《杭州召还乞郡状》[2]中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是时(指熙宁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上疏六千馀言,极论新法不便”;元祐时,也因为坚持“独立不倚、知无不言”的信条,论“衙前差顾(雇)利害”,而“与司马光异论”。苏轼的这个自述,今天看来正好是对“四人帮”强加给他的诬蔑之词的驳斥。苏轼的一生,对新法的态度有变化,但他不是“四人帮”所指责的翻云覆雨的“政治投机商”;他的政治思想中存在着保守落后的方面,但他不是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反动政客”。这在下面还将进一步论及。
  苏轼的政治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化?应该怎样评价?
  这个转化决定于苏轼政治思想的深刻矛盾。他的自然观就充满着变革和反变革的对立因素。他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3]主张万事万物都只有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中才能求得生存发展;直到晚年,他仍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14]这样的自然观当然只能引出变法改革的政治主张。但是,他有时又鼓吹“处静”、“人主常静而无心”。[5]他在那篇著名的《前赤壁赋》中所发挥的“变”与“不变”的议论,在既承认“变”又承认“不变”的二元论背后,核心的仍然是“不变”,是庄周的形而上学相对主义。这就是他要求变革又害怕变革过“度”的缘故。
  仁宗赵祯和神宗赵顼的施政方针有着显著的差别。赵祯晚年,在范仲淹等的“庆历新政”失败后,朝廷内外弥漫着习故蹈常、萎靡不振的政治空气;[6]赵顼即位,社会危机的紧迫感加重了,他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支持王安石在较为深广的范围内进行改革。苏轼在这两朝的不同政见正是他政治思想的矛盾性和这个具体政治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他后来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为试馆职而草拟的一道策题中说:“欲师仁祖(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神宗)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7]反映了苏轼对两朝不同政治风气的看法和态度。当他不满于赵祯因循苟且的“偷”时,他是比较清醒的。他说:“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指西夏和辽),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运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8]这里,他比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谓“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议论,更明确、更透辟地预先说出了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缓和民族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这是威胁赵宋王朝生存的真正危险,犹如那把悬挂在皇座上、只用一根马鬃系着的达摩克利斯剑。但当苏轼害怕于赵顼时“刻”的改革势头时,他又显得糊涂昏聩。他要求赵顼“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主”,无所作为,一仍旧章;他自食前言,空喊“崇道德”、“厚风俗”,反对所谓“急于功”、“贪富强”,自我否定此前提出的“丰财、强兵、择吏”的改革主张。[9]他原先说过要“变政易令”,[10]要“厉法禁自大臣始”,[11]现在却为豪强兼并户、品官形势户被损抑的某些利益辩护。他针对王安石的“三不足畏”精神,提出“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l2]的口号,俨然以封建秩序的护法神自居。这类言论表明,他政治思想中的保守方面已占主要地位,使他追随守旧派走得很远。到了“元祜更化”时期,一切回到熙宁前的原样,苏轼又不满:“矫枉过直,或至于偷。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惰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13]又以新法辩护人的姿态出现,甚至被他的同辈视为王安石第二。[14]所以,苏轼的政治态度是随着他所生活的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其政治思想的矛盾性却是一以贯之的。
  苏轼政治态度的“之”字形转化,也反映了一度曾是他的对立面——王安石变法的内在矛盾。体现在诸项新法中的基本办法是:力图不再加重北宋五等户中的中户和下户,即没有免税免役特权的中小地主、自耕农等的负担,相对稳定他们的经济地位;适当裁抑上户即豪强兼并户及官户的利益;增加以皇族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15]实质上就是皇族地主和豪强地主对于农民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乃至一部分必要劳动价值)的重新分配问题。王安石指责豪强兼并户“以与人主争黔首”,[16]其实,他的新法的出发点是代表皇族地主从豪强兼并户手中夺取一部分剥削果实,从而也减轻了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负担。所以,新法虽然有历史的进步作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去触动封建制度、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根毫毛。同时,它的法令虽然主要是裁抑豪强兼并户的一些利益,但也在某些方面损害了中户或下户。如从差役法改为免役法,使原先没有差役负担的女户、未成丁户等也要跟官户一样交纳“助役钱”、“免役宽剩钱”;青苗法规定,户等越高,可贷之钱越多,对于不需要借贷的上户实施强行“抑配”,使封建国家获取40%的年息,而对于急需借贷的下户和客户所助甚微;至于保甲法之类,其镇压人民反抗的性质更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应该指出,新法理论和新法实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新法只能依靠封建官僚机构来推行,而北宋官僚机构的腐败是骇人听闻的。如下级吏胥没有或很少有俸金,明目张胆地纵容他们贪赃枉法,鱼肉人民,新法到了这批害民之徒手里只能变成压榨人民的新的枷锁了。王安石曾用发给正式俸金的办法来纠正这种积习,也只是一种幻想。又如,免役法是按户等不同来征税的,而要使全国户等平均,这在封建官僚制度下也无法办到,连王安石也承认:“苟不得其人而行,则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即免役法)必不均矣。”[17]镇定州民发生“拆卖屋木以纳免役钱”事件,王安石也说,“臣不能保其无此,缘以今之官吏行今之法,必多轻重不均之处”。[18]副熙宁时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从山阴进京,对王说:“法(新政)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19]这些史料应该说是较为可靠的。所以,王安石新法的矛盾悲剧是双重的:它企图缓和社会危机,但丝毫没有解决引起危机的任何一个社会矛盾,没有触动造成危机的封建制度;他的新政又只能依赖腐朽的封建官僚机器来推行,因而他主观上的“良法美意”在实践中却部分地变成了“扰民”的工具。这就决定了新法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苏轼在熙宁时的反对新法,就反映了新法的这种矛盾。如对免役法,苏轼既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这类典型的守旧派论调,指斥新法“欲使坊廓等等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但在具体论述时,又主要着眼于“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20]这里对“女户单丁”的同情,不能视作是一种姿态而已。特别是新法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的流弊,更是苏轼攻击的重点。例如青苗法的硬性“抑配”问题。他曾指出,“初散青苗,本为利民”,但“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21]这连中央朝廷也不得不承认,曾下令禁止:“(熙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诏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骚)扰。”[22]苏轼又进一步指出:“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23]秘密在哪里呢?他说:“陛下以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当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钱放而不收,则州县官吏,不免责罚;若此钱果不抑配,则愿请之户,后必难收,前有抑配之禁,后有失陷之罪,为陛下官吏,不亦难乎”?[24]就是说,官吏们只有向并不需要借贷的上户强行“散俵”,才能收回本利;那些真正的“愿请之户”(下户)又因本利难付而很少得到借贷。苏轼提出的这个实际存在的矛盾,确是变法派无法解决的。又如农田水利法规定,凡言兴水利者,“随功利大小酬奖”。今天有的论者对此赞美为“群众路线”,其实,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敌对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种措施只能导致苏轼所说的“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的结果[25]。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时侯叔献、杨汲等人都因兴修水利而得到十顷以上的赐田,而所修水利却收效甚微;不少地区发生虚报成绩的事件[26]。这也是苏轼在熙宁时反对新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轼为什么在元祐时改变对新法的态度了呢?如上所说,对新法的根本目的,苏轼和王安石并没有什么分歧,本来就是苏轼完全可以接受的。在长达16年的新法推行过程中,苏轼在朝只有两年多,大都在地方任职。在地方官任上,苏轼对缓和社会危机、发展农业生产做过一些事情,对于新法还能“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27]。这逐渐使他看到新法的精神只不过用裁抑少数豪强兼并户某些利益的办法,来巩固整个地主阶级政权。他在不少书信中谈到这种思想认识的演变。如果说,他在黄州被贬时期给章悖写信,“追思所犯(指反对新法),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28],可能夹杂着个人求助的动机;或者在王安石退居金陵时,他《上荆公书》说:“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以致相约卜邻,发出“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的感叹,他们之间敌意的消除也可能含有对个人所谓“道德文章”的倾慕;那么,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他给朋友滕元发的信,是表达他的真实思想的:“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饶(言尧)不已,则忧患愈深。”[29]他认识了自己过去反对新法的“差谬”,“少有中理”,承认神宗朝推行新法在造成一定流弊的同时,也获得一定的成效,所谓“圣德日新,众化大成”。正是由于对新法的这一新认识,使他在“元祐更化”时期,要求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30]对司马光的一概废弃,斥之为“司马牛”的蛮横无理和“鳖厮踢”的倒行逆施[31]。这就是他元祐时对新法态度有所改变的一个原因。
  苏轼政治态度的转化,除了上述两个主要原因以外,还由于宋朝专制主义的某种统治政策和他特殊的仕宦经历。我们熟知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他并规定“以文驭武”,防止唐末藩镇混战的重演;同时,宋王朝又常在朝臣中有意地培植对立派系,使之互相攻讦,便于皇帝控制,其中尤其着重发挥谏官的牵制作用。宋真宗赵恒在起用寇准时就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32]就透露出其中的消息。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项防止“内重之弊”的统治权术:“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太祖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为什么给谏官这样大的权力呢?是为了“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即避免大权旁落到宰执大臣之手,重复杨国忠、李林甫专权误国的历史。苏轼把这一宋朝相沿已久的统治术强调到“朝廷纪纲,孰大于此”的程度,是他向神宗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三大纲领之一。苏轼自幼崇拜东汉时因反对宦官而死的名士范滂,以“忘躯犯颜之士”自居[33]。他考制举,又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敢谏取入第三等(宋时取第三等者仅四人)[34],更使他以“使某不言,谁当言者”自负[35],一心要博取“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名节”[36]。这就使他跟王安石、司马光、章悖等各朝宰相的议论常常处在既定的敌对地位。司马光曾自惭在反王安石时,他不及苏轼、孔文仲(也是“制举”入三等的四人之一)敢于进言,刘安世也称述“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事占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37]有两句关于苏轼的笑话:一句是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入时宜”;一句是他自述“到处被鳖相公厮坏”[38]。这两句笑话包含了严肃的内容:他实际上成了赵宋王朝统驭群臣的这种特殊统治术的工具和牺牲品。他自己后来也多少觉察到这一点。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说,他“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当然,苏轼政治态度的转化,主要决定于他政治思想的矛盾性,也是王安石变法内在矛盾影响的结果,并不是毫无是非、“妄论利害”的“制科人习气”所致。但这适应赵宋王朝专制主义统治的“习气”,对于苏轼政治上的所言所行发生过相当的作用,也是事实。
  苏轼一生变动不居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在他主观上确是为了坚守所谓“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自立自断的政治操守;但在客观的政治斗争中,却使他有时作了守旧派的附庸,有时又成为“旧党”中变法派的代言人。这固然使他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全部支持,但也使他得到过来自两派的某种同情。围绕着“乌台诗案”等事件,守旧派自然大力援救,仁宗妻曹太后、退职宰相张方平及范镇等元老重臣纷纷出面说情,而变法派中也有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以后又有章悖等人为他缓颊,最后王安石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场轰动一时的诗案就以王安石这样“一言而决”,从轻发落[39]。这是他依违两派的一个佐证。
  苏轼的政治态度中的深刻矛盾,归根结底,是当时社会矛盾、尤其是北宋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的诸种矛盾在苏轼这样一位具体人物身上的反映,不能把它仅仅归结为个人的某种主观动机。过分追究历史人物个人的主观动机,本来就不是历史科学正确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而“四人帮”的指控苏轼为“投机派”、“两面派”,更是超出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范围,而是别有政治企图的不实之词。
  现存苏轼诗约二千七百多首,社会政治诗所占比重并不大,但仍是苏诗的一个重要内容,表达了诗人对于政治和社会重大生活的态度和观点。这是评价苏诗思想意义时理应注意的问题。“四人帮”的喉舌们把它一概斥之为“诬蔑新法”的“黑诗”,既不符实际又别有用心。
  苏轼的许多政治诗,包括被列入“乌台诗案”的不少诗作,和新法并没有关系。这些诗篇表明,作者的政治视野比较广阔,敢于揭露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病,反映了下层人民的一些苦难生活。年轻的苏轼就从辞岁的富贵人家“真盘巨鲤横,发笼双兔卧”中,看到“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坐;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岁晚三首•馈岁》),两种不同的辞岁时的馈赠礼品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活地位。他经常作这种贫富悬殊的对比:“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和子由蚕市》)同是“蜀人”,苦乐不均。这些说明他对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基本矛盾有较深的感受。“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鱼蛮子》),“不辞脱挎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五禽言五首》其二),对横征暴敛的谴责;“谁怜屋破眠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对农村破产景象的描绘;“三年东方旱,逃户连鼓栋。老农释未叹,泪人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对旱灾中人民痛苦的反映,都概括了一定的现实生活。直到晚年,在经过“乌台诗案”以后,他仍然用诗干预政治,直斥时弊。著名的如《荔枝叹》。杜牧写荔枝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苏轼此诗开篇有意相反:“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阝亢)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一个说“无人知”,词义含蕴;一个直写“知”,渲染出一幅尘土飞扬、死者满途的惨相。苏轼接着又说:“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也比杜诗的“妃子笑”写得笔酣墨饱,对比鲜明。这种艺术上的不同来源于苏轼政治愤激的强烈。不仅如此,苏轼写历史上的进贡荔枝,是为了指斥当朝风行一时的贡茶和贡花,而且指名道姓地谴责当时“名臣”丁谓、蔡襄、钱惟演:“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把他们比作唐朝贡荔枝的权奸李林甫,献媚邀宠,残民以逞。这种批判精神是有进步性的。
  作为“乌台诗案”主要“罪证”材料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三卷今已不传,但从现存宋人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周紫芝《诗谳》和清人张鉴《眉山诗案广证》等所录被指控为攻击新法的几十首诗文来看,其中不少和新法根本无关,或没有直接关系。这原是可以理解的。围绕“乌台诗案”的斗争,不仅有变法派借以打击反变法派的意义,而且夹杂封建派系互相倾轧、报复的因素,因此,必然存在罗织周纳、锻炼逼供等封建官场司空见惯的现象。前几年,有的论者却提出要“重勘乌台诗案”,实际上完全认可当时御史们李定、舒直、何大正等人对苏轼的控告,这是不对的。例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之四:“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舒亶第一个指责此诗是攻击“陛下(指神宗)兴水利”,后来竟据以定案,直至现在的一些论著、注本仍相沿此说。其实,这首绝句的本意是明白畅晓的。苏轼自己解释说:“弄潮之人,贪官中利物,致其问有溺而死者。”又说:“是时新有旨禁弄潮。”后两句诗是说:东海龙王假如领会神宗禁止弄潮的旨意,应该把沧海变为桑田,让弄潮儿得以耕种自食,免得他们再去“冒利轻生”。四句诗的意思是连贯的,不能片面摘出后两句说是攻击农田水利法,而且攻击的矛头是“明主”,这是连神宗也不会相信的[40]。说苏轼敢于直刺神宗,在今天看来,岂不是对苏轼的美化吗?“乌台诗案”中还有像说《书韩干牧马图》是讥执政大臣无能,说《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是诬蔑执政、群臣为“社鬼”,说“荒林蜩蚻乱,废沼蛙蝈淫”(《张安道见示近诗》)是形容朝廷中蛙虫鼓噪等等,其周纳构陷,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像《祭常山回小猎》结句所云:“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用晋朝西凉主簿谢艾“乘轺车、冠白帽”而大败敌军的典故,来表达苏轼效力破辽的决心,也被指为罪责,更是黑白颠倒了。
  “诗案”中还有一组涉及攻击盐法的诗,实际上也与新法没有多大关系。宋朝自宋太祖建隆以来,历行盐的专利制度,民间私自煎盐三斤、或向“禁地”私贩官盐十斤者,都要处以死刑[41]。王安石变法派只是采取旧有的分区专卖的办法,加强控制而已。这一制度首先是针对普通百姓的用盐需要的。苏轼曾几次上书朝廷,说贩盐的贫民因盐税直线上升,“刑法日峻,告捕日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他指出:“五六年来,课利(指盐税)日增,盗贼日众。”[42]这种“官逼民反”的思想,一般说来,还是封建士大夫所能达到的较高思想认识。苏轼还指出,连滨海地区的登州“居民”,也“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43],这里,对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关心和对社会下层生活的关心交织在一起。苏诗也反映了这一内容。如《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对于“坐同保、徙其家”的被捕“盐贼”,喊出了“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箠环呻呼,追胥连保罪及孥”的悲叹之声。《戏子由》中也说:“生平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这里的“疲氓”也是“徙配犯盐之人”。又如《山村》之三:“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孔丘用“三月不知肉味”来形容韶乐的“美妙”,这是夸张;苏诗说山中老翁三月不知盐味,却是现实。这些当时被判为有罪的诗篇不也概括了一定的历史生活内容、反映了作者一些较为可取的思想观点吗?
  苏轼的确写过一些反对新法的诗。王安石新法在历史上有进步作用,因而反对新法的诗歌一般说来表现了保守的政治倾向,这点是应该肯定的。对新法的态度,可以作为评价这类诗歌的一项标准,然而不是惟一的标准。作为形象地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主要看作者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是否概括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以及在文学形象中所体现的作者思想和作品的客观意义怎样,文学作品不可能仅仅是作者某种政治观点的简单图解,这就造成像苏轼这类诗的复杂情形。我们试以《吴中田妇叹》为例: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茆苫一月垄上宿,天睛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赤页)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秕。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这诗作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秋。诗的前半篇借一位江南农妇的口吻,诉说淫雨连绵的灾害:“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比较真切地刻画出农民忧灾愁稻的心理,有一定的生活气息。当然,前半篇对于天灾严重和农事艰辛的描写,是为了突出后半篇对“钱荒”问题的指责。钱荒问题是新法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青苗法用钱收支,免役法要征收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农田水利法要发放贷款,连“西北招羌儿”也得用钱招抚。正如苏轼后来在元祜四年(公元1089年)讲到免役法流弊时所指出的那样:“行之数年,钱愈重,谷帛愈轻,田宅愈贱”,钱米之间的比价,因地因时因人而异,地方官吏因缘为奸,受害的还是“贫下之人”。苏轼公允地指出,“雇役法例出役钱,虽所取不多,而贫下之人,无故出三五百钱,未办之间,吏卒至门,非百钱不能解免,官钱未纳,此费已重。”[44]苏轼另一首诗中说:“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之二),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因此,“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确是当时部分的历史真实,而这又曲折地反映出新法为封建国家聚敛财富的实质,反映出它所依靠的封建官僚机器的腐朽本质。自然,为了招纳当时游离于西夏、北宋之间的西北蕃部,对羌族“首领”发放飧钱、对“蕃官”支给月俸,还不失为一项削弱西夏的措施[45],苏轼对此进行攻击,就是不适当的了。
  苏诗对新法的攻击,有时是全篇,有时是断句,涉及几乎全部新法。这种攻击在反映苏轼保守政治倾向的同时,又常常反映出新法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是苏轼这类诗的一个普遍特点。如青苗法等的推行,苏轼后来在元祐时回顾说:“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46]这类流弊,苏轼说得可能有些夸大,但为部分现状,是可信的。苏诗中也说:“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之三)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规定,丈量全国土地,以其多寡、好坏分成五等,来均平赋役负担,这对豪强兼并户隐瞒田产有抑制作用;但在封建官僚制度下,这又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幻想。此法后来也终于流产,未见实效。苏轼指责说:“方田讼牒纷如雨”(《寄刘孝叔》),真实地反映了丈量土地后发生大量诉讼案件、争辩不已的情况。新法的这些流弊,不能看作是个别的偶然的事件,是与官僚制度相联系的必然产物。又如苏轼反对王安石的“明法取士”,认为专求法律将导致空疏不实之学。在《戏子由》中他讥讽地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苏轼讲求《诗》《书》,固然不能达到他理想中的“尧舜”之治;王安石注重法律,也主要是加强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总之,苏轼从反对派立场所提出的这些变法派无法解决的难题,包含着新法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反映出新法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的某些原因。
苏轼攻击新法的有些诗篇,由于没有反映出历史生活的某些本质,只是他保守政治观点的直接演绎,或者是对新法敌意的单纯发泄,因而其思想内容就毫不足取了。他在《上神宗皇帝》中反对削减封建衙门的公使钱,竟然声称对于“捐亲戚、弃坟墓”的封建官吏,应该满足他们“取乐”等的要求,如果“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就是“危邦之陋风”,不是“太平之盛观”,为官僚厚禄作辩护。他在诗中也这样写道:“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无瓦)。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寄刘孝叔》)对官僚利益的些许损抑,他充满着牢骚和怨恨。又如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他曾奉命到湖州视察堤堰情况,却在《赠孙莘老》中说:“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其实,他和湖州知州孙觉(莘老)都还算是关心水利的地方官,仅仅出于对新法的偏见,就采取不合作的决绝态度。这类诗歌,虽然不占他诗中的主导地位,但内容浅薄,是他保守思想和消极情绪的反映,这也是不必讳言的。
  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苏轼写这类诗,是“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在苏轼主观上和作品客观上确也符合这一从《诗经》以来的传统“诗教”。必须说明,“托事以讽”只是借助具体事件寄托讽喻,而不是搞影射,更不是玩阴谋。他这类诗的政治背景一般说来都较为确定。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他的这类诗歌是表达政见的特殊手段,而不是让人猜测比附的诗谜或符谶。自从李定等人在“乌台诗案”中大搞穿凿附会的罗织构陷以后,对苏诗的解释造成过一些误会,给予辨析与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注 释
[1]《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一。
[2]见《东坡七集•奏议集》卷九。
[3] 《御试制科策一道》,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
[4]《苏氏易传》卷一。
[5] 《朝辞赴定州状》,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四。
[6] 马永卿《元城语录》记刘安世语:“嘉祐之末,天下之弊在于舒缓”。
[7]《策问•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二。
[8] 《策断上》,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九。
[9] 以上均见《上神宗皇帝》,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四。
[10] 《思治论》,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一。
[11] 《厉法禁》,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六。
[12] 《拟进士廷试策》,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一。
[13]《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
[14] 刘延世《孙公谈圃》记孙升语:“若欲以轼为辅佐(宰相),愿以安石为戒。”
[15]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七,《续资治通鉴》卷六六。
[16]《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见《临川先生文集》卷八二。
[17] 《上五事札子》,见《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庚戌条。
[19]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七,《续资治通鉴》卷六八。
[20][23][25]《上神宗皇帝》,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四。
[21]《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一。
[22]《宋会要辑稿•食货四•青苗》。
[24]《再论时政书》,见《经讲东坡文集事略》卷二九。
[26]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二,熙宁三年六月壬申条,记查办唐州签判张恂“伪加水田顷亩,并开修黄王池二陂不实事状”。
[27]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28]《与章子厚书》,见《东坡七集•续集》卷一一。
[29] 《与滕达道》,见《东坡七集•续集》卷四。
[30]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
[31]见《铁围山丛谈》卷三,又见《调谑编》。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条。
[33]《上神宗皇帝》。
[34] 《小学绀珠》卷六《名臣类下》。
[35]《曲洧旧闻》卷五。
[36] 《杭州召还乞郡状》,见《东坡七集•奏议集》卷九。
[37]《元城语录》卷上。
[38] 《梁溪漫志》卷四、《侯鲭录》卷八。(又见毛晋辑《东坡笔记》卷上“是中何物”和“卧游水晶宫”条)。
[39] 见宋代周紫芝所录《诗谳》一书的跋。
[40] 当时宰相王珪曾举出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说苏轼有“不臣”之心。神宗说:“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又说:“彼自咏桧,何予朕事!”见《石林诗话》等。
[41]《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盐法杂录》。
[42]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三。
[43]《乞罢登莱榷盐状》,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三。
[44]《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见《东坡七集•奏议集》卷六。
[45]参看《宋史•兵志五》“蕃兵”条。
[46] 《乞郡札子》,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五。

(原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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