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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一)

李欧梵,季进 杭粉华 译
关键词 夏济安,夏志清

在夏济安先生过去的学生中,我有幸跟随他有关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踪迹,亦步亦趋,受益匪浅。1963年秋,我初进哈佛,就参加了本雅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讨班。当时,我要找一个合适的研讨班的论文选题,可是毫无头绪。史华慈教授有一次不经意地提到了延安那场反对萧军的文学运动。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写了一封信给我原来的老师夏济安教授征求意见,希望能得到一些指点。他立即就回了信,说那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时,我只是隐约听说他自己正准备做关于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最终形成了《黑暗的闸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8)一书。相隔近四十年,我刚刚重读他的《关于左翼文学运动一书的序稿》(夏志清先生在序言中作了全文引录),再次被深深地感动,因为文中所建议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正是先生回信中告诉我的那些。

当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我论文中的萧军正是在集体运动中遭受悲惨命运的个案。夏济安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再现人类的悲剧。“哪怕是共产党员,也应该得到礼遇(更近似于同情),他们作为个人,除了党派观念也还有思想。”我想,正是《黑暗的闸门》所刻画的几位个体——瞿秋白、鲁迅、蒋光慈、冯雪峰、丁玲、“左联五烈士”的思想与感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学者的研究生。几年来,我一直在自己就读的历史专业和真正感兴趣的文学之间徘徊。夏济安先生是我以前在台湾大学时的老师,教英国文学,一到美国就迫于环境的压力,转而开辟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始自己的研究,他成为我后来学术生涯的心灵相契的指路明灯。

幸运的是,普实克(Jaruslav Průšek)教授也曾经是我的老师。他到哈佛做访问教授的时候,他和夏志清的那场有名的论争刚刚在《通报》发表。正如我最近回忆普实克的另一篇文章所说,一开始我还担心他的“共产主义”的背景,却大着胆子写了两篇 “标新立异”的研讨班论文:一篇论萧红的小说艺术,我认为萧红比萧军优秀得多,普实克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更喜欢萧军;另一篇是关于自由派的新月社。两篇文章其实都是对他意识形态立场的间接挑战。令我惊喜的是,普实克教授不仅喜欢我的论文,而且告诉我,他对夏济安的研究印象十分深刻,他还大度地发表了夏志清反驳他的文章。我能够恰巧成为两大“对头”(他们后来也成了朋友)的学生,实在是够幸运的。从那以后,我在学术研究中努力追随两位大师:普实克的历史意识和夏志清的文学判断。但是,我认为夏济安先生综合了这两种方法,已经融合了传记、历史和批评,形成了夏志清先生所说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文化批评”这个术语最早由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在其《达尔文,马克思,瓦格纳》[1]一书中首次运用。实际上,我在做博士论文《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时,曾试图效仿夏济安先生。《黑暗的闸门》出版后仅一年,即1969年我即着手这篇论文,并于次年完成。因此,说夏济安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的灵感源泉,既是客观陈述,也是无上荣耀。

夏济安的《鲁迅小说中的黑暗力量》、《鲁迅与左联的解体》两章对鲁迅形象作了极为精彩的刻画。这种鲁迅形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整个的鲁迅研究,这就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那个词——“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只不过它不得不被用到了一个天分不高的年轻学者的身上而已。我怎么才能写得象夏济安先生那么好?怎样才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刻画鲁迅形象呢?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焦虑,我最终放弃了任何想超过先生的念头,而乖乖地一心一意效法了先生。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对鲁迅散文诗所作的敏锐分析。他认为《墓碣文》是《狂人日记》的噩梦式的翻版。每次我教这一篇作品时,总要引用他的洞见:“《墓碣文》用典雅的文言穿插以娴熟的白话”,这是一种卓越高超的修辞手段,“将过去和现在置于同一层面”。[2]事实上,正是先生对整部《野草》的洞见指引我在拙著中讨论了“黑暗”主题。我花了一个夏天来关于《野草》的核心的一章,但后来还是放弃了草稿,部分是因为上文所说的“焦虑”:既然我的老师已经做得这么好,我为什么还要再写呢?写最后一章《革命的前夜》的最后一节时,我不得不克制自己逐字抄录先生的两句话的念头,他用这两句来为长长的《鲁迅与左联的解体》一章作结:“10月17日他患了感冒,19日他便去世了。”[3]我找不到其他同样简洁而感人的结尾了,因为对鲁迅这位置身于左翼内部斗争的资深作家所作的复杂而深刻的刻画,这是最后的点睛之笔。当时,没有任何语言、任何著作能用如此精微而饱含同情之笔,探掘到如此曲折复杂的深度了。

通观夏济安先生的著作,没有炫耀什么理论术语以至破坏了他优雅的散文文风,或者损害了他原创性的洞见,出版四十年之后,这本著作的许多闪光点丝毫没有减退。夏济安先生对1930年代关于左翼运动集团个人和官方的复杂冲突,作出了开拓性的研究,至今我们仍然由此受益。他通过细读所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描绘了个四面受敌和愤怒的鲁迅,他名义上是左联的领袖人物,却成为左联新生小辈的牺牲品,如今已有更多的材料和个人回忆,印证了夏先生的观点依然正确。他塑造的一个有着“温和之心”的共产党人瞿秋白,是其人文学者风范的一个有力证明。在他的左联研究的《序稿》结尾,他写道:

我没有机会采访那些当事人,虽然他们中有些人还活着。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像斯蒂芬·斯朋德(Stephen Spender)、阿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这样的人,能够回过头讲述走向左倾的历程的故事。胡风、丁玲或者冯雪峰本来有望成为这样的人,但是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4]

当然,现在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夏先生没有机会采访他们倒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他也许会为他们缺乏诚实和自我反思而深感失望。以前科斯特勒所描写的左翼作家“正午的黑暗”综合症,如今在中国已不复再现。是的,他们回过头来讲他们的故事了,但是这些故事不再像科斯特勒和奥威尔的那样包含真相和富于人性了。从后来的事实和我自己访问其中一些人(包括丁玲和萧军)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知识的渊博或是精神的深度方面,他们都无法和他们的研究者相比美。

夏济安先生惊人的才华被那时美国的学术环境埋没了吗?如果他那时能有一个博士学位而获得必要的“教学许可”的话,他也许可以象他弟弟夏志清先生那样教授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他的小说已在《党派评论》发表,他也在印第安纳大学文学研究所呆过一阵,他本来是可以在比较文学领域继续开辟新路的。事实之所以不是这样,部分是因为美国学术界的困难,部分是因为夏先生自己选择了做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流亡者。不过,他所取得的成就,甚至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也是非同小可的。

如今中国的学者可能并没注意到,或者更多忘记了夏济安先生关于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实际上已延伸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夏先生在此领域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对“百花齐放”和“大跃进”运动的术语所进行的语汇学研究,得以揭露中国文化和人文的另一面。这些术语曾由柏克莱的中国研究中心印成小册子,夏济安先生曾是该中心的研究员,直到他突然英年早逝。对这份研究工作即使不是完全厌恶,至少也是与先生的性情很不符合的。但是,对这些政治运动中出现的意识形态术语的研究,夏济安先生依然秉持一样的“礼遇”原则和分析技巧,为的是揭示一个崭新而令人惊叹的事实:这些术语都植根于传统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这样,他也就把它们放到了一个更为广宽、更为人性的语境之中。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批评”,是一种代价高昂或掩盖于政治阴影之下的特殊的“文字学”(philology)。

那些被人们大大忽视了的手册中夏济安先生所写的内容,跟埃瑞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研究西方现实主义传统的巨著《摹仿论》(Mimesis)比起来,似乎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两者所使用的文字学方法却是类似的。而且,两者都是在异域环境中流亡时所作的学术研究。如果萨义德(Edward Said)可以把奥尔巴赫重新定位为以文字学为基础的大传统中的人文主义者(见萨义德的《摹仿论》新版序),那么我同样可以说,我的老师如果不是去做什么“中国专家”,他也会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这项未竞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由他弟弟完成了)。因此,可以说,夏济安先生去世前几年,他是在双重疏离下进行学术研究的:不仅疏离于自己的祖国,而且疏离于他真正感兴趣的文学和创作。简直难以想象奥尔巴赫被逼放弃自己关于欧洲文学经典的研究而去为伊斯坦布尔的盟军写分析纳粹口号的小册子!但是,夏先生做到了,以同样的人文学者的“礼遇”原则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我想,他一定相信在极权统治下文化既可以被禁锢,也可以被解放,只要能将文化提升到政治之上。文字学是一种学术实践,一种对文化框架内的词汇术语所作的批评性探索,它不仅仅是为了找出这些词语含义的来源,而且要使它们超越当代政治化用法的狭隘限制。

这并非易事,也别指望由此成为一个当代中国的“研究专家”。即使象我这样一名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对老师的研究给予关注。直到多年以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教师,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现代汉语的课程,再后来在哈佛开设关于现代革命小说的研讨班,我才开始参考它们作为教学材料。这些谨慎的“术语研究”打开了一个智慧的金矿,我在图书馆阅读这些册子,读得兴味盎然。同时,另一种“意识流”式的回忆也涌入我的脑海:我想起了老师早年写的如何学英语的文章,夏先生在一份台湾学生的英语学习杂志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挑出一些单词和词组并列出了它们所有的意思,不厌其烦地解释所有的用法及其文学寓意。像我这样的学生因此得益匪浅,我可以骄傲地说我确实是这样学英语的,一遍一遍地朗读先生文章中提供的富于文字学洞察力的例句。不管是教英语单词还是研究中国政治术语,夏济安先生都同样的勤奋,显示出他渊博的学术修养。这的确是我们难以企及的,更别提超越了。

我对夏志清教授的感激可以归结为两个词(我将基尔凯郭尔的用词和精神作了小小的改动):“爱戴和震颤”——因为他对我学术生涯的关切指导和支持而生的爱戴;因为他的学术成就和博学而生的震撼与敬佩。众所周知,夏志清教授不仅是精通中国历代各种文类的研究权威,而且也是研究西方小说和好莱坞经典电影的权威。和他所有的学生和朋友一样,我见到先生时总是心怀敬畏,但又总是被他大度的精神和迸发的智慧所吸引。我现在写一些赞扬先生的话其实是徒劳的,很有可能让向来自信的他用几句玩笑话就消解得一干二净。但是,我仍然要写,只为表达对他的深深感激,正如对他哥哥一样。

我荣幸地被夏志清先生收为非正式的弟子之一,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就像刘绍铭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是先生哥哥生前在国立台湾大学的学生之一,我们的学术领域最终都从西方转到了中国文学研究。同样,和大部分夏济安先生的学生一样,我在美国的学术生涯开始于济安先生英年早逝之后,夏志清先生把我们都收入门下,不管我们是否师从于他。夏济安先生所有学生当中,我是在现代中国左翼文学研究方面(包括鲁迅研究)最为紧跟的一个,夏志清先生对我有特殊的感情。我能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先生居功甚伟,他的推荐信把我与爱德蒙·威尔逊和乔治•斯坦纳相提并论,反讽的是,后来我也因此而离开了那个威严的学术机构。不过,事后看来那次“不幸”却拯救了我的学术生命,我得以幸运地回到另一个研究领域——文学。我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正式研究和讲授中国文学。我之所以对这所大学满怀敬意和感情,主要是因为夏济安先生曾在那里呆过一阵,所以,再一次的,我得以追随他的足迹。我研究领域的变化——从历史到文学,恰逢一个最为幸运的时刻,当时印大的前辈罗郁正(Irving Lo)(另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正准备出一套“中国文学译丛”系列,把我也列入编者名单,不久,刘绍铭和欧阳桢也加入进来。从那以后,我作为文学学者的生涯全面展开。不用说,夏志清先生始终乐意给我这个文学领域的“异类”以巨大的支持。

作为夏志清先生门下中国文学研究者中的“异类”或“回头浪子”,我并不总是恭恭敬敬,事事顺从。好几次我曾试图反对先生的观点,尤其是谈到鲁迅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他哥哥对这位左翼作家深深的敬意给了我反对的勇气。那些反叛行为现在回想起来使我倍感惭愧,不仅仅因为夏志清生来友善,包容我这些反叛观点,而且因为不管我怎样在学术研究上翻筋斗,“理论转向”,多年以后,我的观点却开始接近先生了。先生最近的力作《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的文章,即使有些文章我已经是读第二遍,第三遍,他的学术眼光还是让我佩服,深为受益。我还要为他始终摒弃学术圈内的流行立场的诚实与勇气而喝彩。我认为,这超越了我们这个相当专业化的领域,展示了一个更大的视野,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再仅仅称他为“汉学家”或中国文学研究者,而应该是一位真正的比较文学家和大师。

1961年,夏志清开创性的、里程碑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不啻晴天惊雷:无论是广度上,还是原创性上,没有任何一部书(无论是哪种语言),包括普实克的书,可以与此书相比。此书不仅展示了夏志清先生惊人的学识,而且带有成书时代(即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社会文化氛围的印记。书中很多比较的视野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研究在美国学术界一直是相当边缘化的。所有非西方文学——即使不是公然地,总是要被置于“欧洲中心”的背景下加以衡量。所以,为了让美国公众得以理解,需要用“比较”的方法把中国文学置于一种“可理解的”背景之中,除非有人刻意将之视为“外来物”而进一步使其远离知识主流。但是,同时,夏先生的比较视角也令他展示了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独到观点,这些观点如今已成为我们的标准。这些极具原创性的观点,此书的译者刘绍铭1978年已首次加以阐释,最近王德威为本书2001年新版所写的一篇很长的序言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再加上夏先生自己关于此书写作缘起的回忆,使得我的大部分评论显得实在多余。不过,即使仅仅为了表达我的赞赏,我也要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们必须记住,此书开始在美国学术界产生影响,恰逢六十年代早期,美国差不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冷战趋于结束,随即逐渐卷入了越南战争以至不可自拔。中国也牵涉其中,特别是接近六十年代末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激起了西方人(尤其是那些同情革命目标的激进学生)的革命理想主义。面对这种动荡潮流,夏先生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所以,毫不奇怪,美国年轻一代的学者(即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涌现的“中国专家”)据此认为《小说史》显示一种露骨的政治偏见,可能破坏了他的文学鉴赏。现在看来,这种判断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夏先生的政治思想从未影响他的文学鉴赏,他对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作家们一视同仁,采取同样的批评标准。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学立场是有区别的。他的鲁迅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他高度赞赏鲁迅的短篇小说,却不喜欢其政治态度。同样,夏先生也没有对左派作家视而不见,他敏锐地发现了张天翼短篇小说中尖锐的讽刺效果以及吴组缃小说中富于道德色彩的人物塑造,这是众多例子中较为突出的两个。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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