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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

[美]鲁晓鹏 季进 译

众所周知,贾平凹在80年代是作为“寻根文学”的重要人物登上文坛的,他以家乡陕西为背景的乡土小说广为人知。整个80年代,西安、陕西以至整个西北一直是文化生产与创新的基地。这片土地诞生了一批大家都熟悉的文学作品、新电影(第五代电影)和通俗音乐。中国很多踌蹰满志的电影制作人和作家都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事业。西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共产主义革命的摇篮和至今仍然落后的僻壤内陆,在各种文化和思想运动(诸如“历史反思”、“文化反思”和“寻根”)中获得了多重的象征意义。这样一个令人敬畏、无可匹敌的所在,意味着中国文化想象中的“深度”、“传统”和“历史”。甚至迟至90年代初期,对于另一位陕西作家陈忠实而言,它的魅力依然如此。陈忠实创作了关于西北的历史传奇《白鹿原》,成为中国最为知名作家之一,也再次证实了西北的不朽的神话。

多年以来,贾平凹作为一位陕西作家不断走向成熟,小说充满了鲜明的地方色彩。有人会说,他的作品背后的本土主义、人类学倾向,从总体来说,与以西安为基础的文化产品(无论是文学、通俗音乐还是电影)一样明显。这也就难怪他的一部小说《五魁》被第五代电影导演黄建新改编成了电影。《五魁》的风格跟张艺谋的电影,比如《红高梁》、《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非常相近,也在西方发行。当一部影片向西方观众标明“中国”,那它往往讲的是遥远乡村被禁锢的情感。虽然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废都》却是贾平凹的第一部城市小说。从乡村转向都市,从农村故土“根”的探索转向对城市表象与魅力的着迷,可以视为那个时代更为普遍的文化氛围的表征。

如果说人们对这部小说的阅读与流通表现出来的流行性无可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的评价却莫衷一是。很多人视之为色情文学、低级趣味、格调粗俗和商业主义而不屑一顾,而誉之者则视之为现代的《金瓶梅》和新的《红楼梦》,被视为明清通俗小说伟大传统的复苏,是文人小说和世情小说传统在当代的重新确立。它对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世纪末困境的生动描绘颇受赞赏。最为令人称道的是,《废都》成为“人文精神的危机”最精确的文学见证。“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是90年代初期最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论争。似乎没有哪部重要作品比《废都》更好地契合了这场全国性论争的主题: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价值的混乱和精神的困惑。

下面,我将重点关注小说总体的、形式的和修辞的特征,既注意文本间性和文类的问题,也注意现实主义与虚构性交织的问题。循乎此,我们才能获得更好的立场,以把握文本的意义及其与历史背景的文化关联。

文学分析:文类、文本间性、现实主义、虚构性

作为一部写于世纪转折之际的长篇小说,《废都》沿袭了《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杰作的修辞与叙事方式。它没有跟从时髦的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而是更多地采取了民族化的策略。它的写作手法绝对是本土的。已经有人指出,小说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古典小说传统之中。说得更明确些,它再现了世情小说的某些特点,这种文类开始于《金瓶梅》,而鼎盛于《红楼梦》。作为明清时期建立起来的悠久传统,这种文类的小说,用鲁迅的话来说,描绘“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2]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废都》与以前的叙事性杰作(如《金瓶梅》、《红楼梦》)之间的文本关系,看看20世纪末期的文本如何激活了此前早已存在的叙事方式。小说的很多方面都直接令人想到《金瓶梅》和《红楼梦》:男主人公的性爱奇遇及其与多个情人的关系;对激情、感情及世情的描摹;对场景、聚会、饭局和对话的描绘;意味深长的梦境;或可救赎或无可救赎的社会与精神的堕落感;以及文本体现出来的象征性、幻想性和非模仿性的维度。

作者强调了小说的虚构性,小说的扉页上郑重声明,“情节全然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提醒读者不要信以为真。在《后记》里,贾平凹谈到了写作的技法问题,对中国文学经典的艺术性大为叹服:“姑且不以国外的事作例子,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它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3]同时,贾平凹还以一种宽泛的符号理论,或者说符号学/语义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y)来解说关于写作的观念。他说:

现在都在说符号学,对符号学我有我的看法。譬如说《诗品》,特别是《易经》,就是真正的符号学。《易经》谈到每一卦都有一个象。整个有一个总象。对于文章,严格地说,人和物进入作品都是符号化的。通过象阐述一种非人物的东西。……只有经过符号化才能象征,才能变成象。

艺术就是虚构的东西。我就是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一个符号系统,一个意象世界。不要死扣那个细节真实不真实,能给你一种启示,一种审美愉悦就对啦。……尽量在创作时创造现实,在那另创造一个虚构的现实。[4]

贾平凹1996年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艺术观:“艺术没有形而上是绝不能成其艺术的,但太抽象,也不成了艺术。如何使形而下与形而上融合在一起,是我苦苦寻觅的。”[5]

虽然《废都》基本上是一部写实性的小说,可却包含了一些幻想、神话和隐喻的因素,特别是小说的开始部分。小说开头就写80年代在西京发现一种不同寻常的漂亮的花,其外形看起来象牡丹,又类似玫瑰。花开四枝,分别为红、黄、白、紫四种颜色。西京城无人能识这些花,请孕璜寺的智祥大师占卜花之命运,结果却说花是奇花,可其景不久,必为主人所残。有的批评家提出,四枝花象征着小说中四位女性形象,即唐宛儿、柳月、慧明和阿灿的命运。[6]这种以象征的形象预示女性主人公未来的手法,开辟了重返《红楼梦》结构的道路,《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一生早已在第五章贾宝玉漫游奇虚幻境中提前交待了。

也是在小说的开头,西京城发生了另一桩不同寻常的事情。古历六月初七的晌午,四个太阳同时出现于天空。四个太阳同时出现所带来的光亮,让城里的人陷于混乱。这个时候,什么重要官员经过街道,数辆警车护卫开道,尖锐的笛声让其他的车辆,卧车、出租车和公交车都靠边慢行。天上高悬四个太阳:

大小的车辆再不敢发动了,只鸣喇叭,人却胡扑乱踏,恍惚里甚或就感觉身已不在街上了,是在看电影吧?放映机突然发生故障,银幕上的图象消失了,而音响还在进行着。一个人这么感觉了,所有的人差不多也都这么感觉了,于是寂静下来,竟静得死气沉沉,唯有城墙上有人吹动的埙音还最后要再吹一声。[7]

小说很快暗示了理解四个太阳象征意义的线索,写到了西京城里的“闲人”。西京有两种“闲人”,社会闲人和文化闲人。社会闲人搞贩运,当说客,坑蒙拐骗,红道黑道通吃。其中的四个代表人物被称为“四大恶少”。而小说主要关注的是文化闲人中的“四大名人”:画家汪希眠、书法家龚靖元、音乐家阮知非和作家庄之蝶。前三位都与社会闲人有着秘密往来,内靠官僚,外靠洋人。庄之蝶据说是最清白也最有名的一个。西京出现的导致交通堵塞的四个太阳,可能正是指代四人名人。

西京城是十二朝的古都,文化资本丰厚,而经济发展却落后于沿海城市。地处内陆,干部和市民都很保守。新市长解决西京发展问题的办法,不是去建设经济生产的基础结构(既然它只能是无效的努力),而是挖掘它丰富的文化遗产以促进消费。它把自身形象定位为旅游、娱乐、本土文化和当地美食的中心。然而,这种由旅游产业和涌动人流所带来的繁荣,也使西京成为小偷、毒贩和卖淫的避风港。小说的细节描写因此突出了它的地方色彩:陕西西京(西安)的位置、景观、语言、俗语、风俗、食品和地理风貌。

小说的一个颇有意味的结构性因素是在叙述框架的开头、结尾及故事中间不断出现的老头形象。老头原来是教师,后来在西京大街上收购废品,这样一个显然被社会所抛弃的角色,却对城市社会有着很多充满智慧的评价。他的谣儿是对西京和中国世事的嘲讽,西京城广为流传的那首关于几等人的谣儿,荒唐而又充满预言,是对中国十类人的生动描绘,处于最底层的都是教员、知识分子、模范或无私奉献者。

小说最为人知的是大量的不断出现的对庄之蝶与其情人做爱场景的生动描绘。这样的情色段落无非是回应了象《金瓶梅》那样的小说。《废都》的新奇性在于,作者主动删去了一些作爱段落。每每在情色场景的描写中间,贾平凹用括号插入一行字:“作者删去XX字”。读者在读洁本的中国古典色情名著时常常会遇到类似的删节(“以下删去XX字”),贾平凹把自己的作品放置到了情色小说的悠久传统之中,当然,作者的自我删节是贾在20世纪末期的自我创新。

小说的古典气息从家庭朋友的聚会、聚餐和宴请的描写也很容易感觉得到。通过对话、闲聊、交谈和场景创造出来的氛围,把读者带入了熟悉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世界。小说松散、随意的结构、对人物场景的多重聚焦,与传统通俗小说中的叙事方式相一致。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对于中国作家来说,真正的挑战不是用西方的线性透视的方式来写作,而是试验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的方式来写作。[8]

《废都》看似写实的叙述中,却有着与古典作品微妙的文本交织。那些聚会、聚餐和宴请的生动描写常常让人想到古典小说中的类似场景,只不过它有着颇为合适的当代背景。例如《红楼梦》中写到很多宴席聚会时的赛诗,每个人都要站起来,顺着前面一个人的诗句作诗。与此相似,《废都》里的人物也是一边联成语,一边吃喝得昏天黑地。在闲聊和欢笑中,人物的不同性格得到了更为清晰地刻画。

一些看似琐碎、普通、没意思的细节的描写,常常正是效法的古典作品。例如,庄之蝶手上那份筹备汪希眠母亲生日宴会的购物清单初看起来没什么意思,可是,这样详尽无遗、无所不包的罗列物品的做法,其文学模型正是《红楼梦》。

猪肉二斤,排骨一斤,鲤鱼一条,王八一个,鱿鱼半斤,海参半斤,莲菜三斤,韭黄二斤,豆荚一斤,豇豆一斤,西红柿二斤,茄子二斤,鲜蘑菇二斤,桂花稠酒三斤,雪碧七桶,豆腐三斤,朝鲜小菜各半斤,羊肉二斤,腊牛肉一斤,变蛋五个,烧鸡一只,烤鸭一只,熟猪肝、毛肚、熏肠成品各半斤。另,从双仁府娘那边带过去五粮液一瓶,啤酒十瓶,花生米一包,香茹木耳各一包,糯米一碗,红枣一袋,粉丝一把。再买碗豆罐头一瓶,竹笋罐头一瓶,樱桃罐头一瓶,香肠一斤,黄瓜二斤,发菜一两,莲子三两。[9]

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精确描绘,正是试图最大限度地创造真实感、逼真性的叙事手法。可是,这里激发起来的现实的幻象,也可以放到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的语境(脉络)中加以理解。

一些批评家敏锐地指出了《废都》中的人物与《金瓶梅》、《红楼梦》中的人物的相似性。庄之蝶是贾宝玉和西门庆的混合体,虽然他比不上贾宝玉对爱情的真诚,也无法匹敌西门庆性的勇猛;唐宛儿是周敏的老婆和庄之蝶的情人,让人想到《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和李瓶儿;柳月,庄之蝶的保姆,很象《金瓶梅》中的春梅;牛月清,庄之蝶的老婆,让人想到《金瓶梅》中的吴月娘。[10]在某些方面,这部小说中生动具体的人物,仿佛是从传统经典文本的人物画廓中跳出来似的。贾平凹自己也承认,在女性人物塑造方面,《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对他影响最大。“我在塑造人物时,有一个矛盾心理。就是怎么个创造,怎么个毁灭的问题。我最近写的一个东西,主要阐述这个问题。譬如女性,写到女性,对每一个女性,大部分都是这样。每个女性一旦遇着一个人,产生一种崭新的形象,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新人,但正是这样,这女性也就在他手里毁灭了。……在一种生活环境中,突然来了一个人,她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欲望,一种心情。但最后这种东西又完全把这个女性毁灭了。”[11]

当我们审视小说的主题和结局时,与古典作品的相似性无论如何还是有其局限的。作为古典小说的特点,尽管有人类世界的全部悲剧和失落,可《金瓶梅》和《红楼梦》的结局都有通过宗教教化或孝行获得救赎的可能性。人类世界被一个更有意义、更为高尚的存在之域所超越。相反,《废都》的结局并没有任何形式的救赎的可能,无论是通过宗教,还是通过爱情。小说中的宗教形象(智祥大师、慧明)没有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的确,当历史走向一个世纪的和千年的终结,小说充满了末日启示的意味。西京的老百姓练起了“气功”,距西京二百里的著名的法门寺惊现佛骨。尽管有一些可能救赎的征兆,可西京城里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地颓废和无聊。西京就是一片荒原,一个废都。贾平凹说,“西安可说是一个典型的废都,中国又可以说是地球格局中的一个废都,而地球又是宇宙格局中的一个废都吧。”[12]贾平凹小说的文化渊源通常来自于传统中国:埙、青铜镜、占卜、数字命理/测字、佛道寺庙。然而,这些文化象征并没有合起来形成一种整体意义,小说并没有建立切实可行的观照事物的历史视角,也没有提供对历史的明确把握。它所留下的只能是一种虚空。有批评家援引张竹坡评论《金瓶梅》的话来分析小说的含意与结构:《废都》是一部泄愤的作品,貌似淫秽的描写其效果是作者的“毒笔、怨笔、愤笔”;作者无处宣泄心中的悲愤,只得转向“秽言”,全书上半部热,下半部冷;洋洋四十万言都是对转型时期城市文化的“白描”和隐喻。[13]

小说的结尾是很有启示性的:庄之蝶输掉了跟前女友景雪荫的官司,决定离开西京;他在火车站突然中风;收破烂的老头再次出现;周敏看到了汪希眠老婆的脸,她和庄之间的爱是永无回报的。唯一可以把握的是作者,他写完了这本大书,他赢了。在世情的琐事背后,没有玄奥、没有隐喻、没有升华,这正是小说与同一文类的古典作品的差异之所在。

庄之蝶的好朋友孟云房一直在研究一本古书《邵子神数》,这本书失传已久,孟云房得到了一本孤本的复本。他相信其中包含着传统智慧的力量,可以使人破解未知事物,预知未来。可以说,这本书是破解现代世界生活秘密的古代秘籍。不无反讽的是,孟云房训练自己的预言能力,自己的一只眼睛却瞎了。有一次庄之蝶请他算一算唐宛儿、柳月、汪希眠的老婆和他自己的命运,孟云房从书里找到诗歌,一一对应,显示出他们的命运之谜。这个情节让人再次想起到《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生活与命运。

主人公庄之蝶的名字,显然也直接让人想到了庄生梦蝶的传说。庄子分辨不清梦与醒、人与蝶的界限,这代表了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生命与存在的伟大转换。但是,《废都》中没有什么道家的自由或与自然的和谐。小说快结束时,庄之蝶做了一个梦,再次经历他与景雪荫的性爱关系,等梦醒了,“庄之蝶仍是分不清与景雪荫的结婚和离婚是一种幻觉还是真实的经历。”小说最终以“人生如梦”的主题作结,而这个永恒的文学主题表现得最为深刻的仍是《红楼梦》。

如果西京城是处于腐败堕落的状态中,那么城中的居民大概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远离生命与活力之源。因此,对这个城市仅有的外部视角不是来自人类而是来自奶牛,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庄之蝶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习惯,直接从刘嫂的奶牛身上吸取牛奶。这头奶牛“以哲学家的目光来看这个城市”:

但城市的空气使它窒息,这混合着烟味硫磺味脂粉味的气息,让它常常胸口发堵发呕,坚硬的水泥地面没有了潮润的新垦地的绵软,它的蹄脚已开始溃烂了。它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力气日渐消退,性格日渐改变,它甚至怀疑肠胃起了变化。没有好的胃口,没有好的情绪,哪儿还有多少奶呢?它是恨不得每日挤下成吨的奶来,甚至想象那水龙头拧开的不是水而是它的奶,让这个城市的人都喝了变成牛,或者至少有牛的力量。但这不可能,不但它不能改变这个城市的人,这个城市的人的气氛、环境反而使它慢慢就不是牛了。

只有非人类的奶牛,才会对城市生活的堕落和孤独加以批判。虽然庄之蝶企图从自然——奶牛那里汲取力量,可是他还是无法逃避文明堕落的严酷后果。

世纪末意识与通俗城市小说

《废都》改变了1993年的文学场景,它的流行表露了1990年代普通中国人思想中流行的观念、价值和立场。表面上,这部小说以绘画般的精细,描绘了主人公庄之蝶与其情人之间的艳遇。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小说对性行为精细、反复的描绘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很不相称。读者对性的兴趣恰恰是中国社会长期压抑的结果,阅读这本小说也就成为对政府禁忌的变相反抗。更为重要的是,普通百姓对性的兴趣,也与1989年之后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商品化与消费主义的大气候密不可分。这种窥淫癖的沉缅/性之升华正显示了一种政治的落败。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也得益于精心的销售与包装策略,它被市场定位为事关禁忌话题(比如性)的作品。大街的书摊上都标上了诱人的标贴“当代《金瓶梅》”。读者都被引诱去一睹为快。《废都》成为90年代初期印刷媒体的通俗文化大获成功的典型案例。

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作家,一个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然而,他跟五四以来所谓的启蒙者、人民的良心和“灵魂的工程师”的知识分子相距甚远。做一个作家,却意味着崇高的社会的地位、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还有多个情人。因此,这个人物恰恰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作用的根本变化。(比较一下从五四一代到80年代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作家与新型的被推崇的作家,比如王朔、贾平凹及其小说中的庄之蝶。)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用心理分析的术语来说,也许可以概括为自恋症与受虐狂的混合。他们的自恋表现在把自己想象成理想主义者和文化英雄。他们还是受虐狂,在黑暗的时代,备受正确崇高的使命的摧残折磨,却从中推演出骄傲和快乐。这样的自我理解对于庄之蝶及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可能。他们的思想框架是“精神分裂症式”的,某种意义上已不能恰当把握自己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贾平凹的小说与“人文精神”失落的论争,已经证明了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的空前流行,成为我们考察90年代大陆普通百姓思想感情的一个索引,揭示了一种复杂的思想态度与价值观念,可以称之为“世纪末意识”。这部小说可以看作世纪末众多现象的综合性表征,中国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政治改革依然遥遥无期:金钱崇拜、商品化、腐败、堕落、性享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变革无能为力。事实上,不象传统情色文学,《废都》的结尾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救赎的可能性,无论是宗教的,精神的还是世俗的救赎。“废都”代表了一种社会的、政治的荒原。用贾平凹自己的话来说,“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的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14]而且,问题在于这个充满虚假幻象的时代是否还有文学的位置。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是命定的,彻底被电子影像和广告牌所掌控,一切都只剩下了符号价值,那么“文字”何为?当下这个时代,谈到文学的抵抗作用,杰那罗·塔伦斯说:“正是在这里,写作与理论的政治作用继续成为抗拒一些人的重要因素,那些人认为图像的无所不在终将导致文字话语的消失。我们应该想到只有文字的话语至今仍让我们得以思考这个世界,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15]反讽的是,贾平凹把作者的定位为“灵魂的工程师”,怀有拯救人生,抗拒现代性罪恶的使命,可是《废都》却显示出作者/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不再拥有这种传统的力量。

与80年代形成对照的是,90年代出现了更多的城市小说。这些小说以西安、济南、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为背景,描绘裹挟于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大潮中的人物命运与社会生活。他们消泯了严肃的纯文学与通俗的大众文学之间的界限。《废都》就对任何简单划分当代文化生产与接受中通俗作品的作法,提出了多重的挑战。小说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城市西安,相比沿海城市相对闭塞,也缺少现代意识。小说精细的情色描写很容易吸引一部分读者,只有受过良好训练的读者才能发现它暗含的明清古典作品(如《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和戏剧《西厢记》)的影响及相似性。小说混合运用了多种风格的语言,包括了通俗的、文学的、口语的、欧化的和普通话的语言。因此,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它是最为畅销的小说,毫无疑问,这有实际的和推算的销售数字为证;可它又是现代“文人小说”的杰作,只有精英读者才能完全理解。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同时期其他的城市小说(比如《骚人:一个都市的情爱故事》、《十三不靠》等,这些城市小说可能更应该被称为“通俗”小说),《废都》复调式的文学品格可以得到更好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废都》也靠着新兴的大众文化产生的广告策略大赚了一把,但是它也是“严肃文学”的作品,试图揭示当今中国文化意识的根源与现状。

《废都》这样的小说把当今中国“通俗”的含义变得更为复杂,难以捉摸。在文化接受中,通俗与精英已难以截然区分。一个特定的文学文本多变的市场包装、销售、消费、接受和批评的过程中,在不同的人群中,其实是一系列的调和的过程。一般的读者、批评者、文学行家和学术研究者都应该慎言这个文本是通俗还是精英,是高雅还是低级。

如果换一个角度审视1990年代的城市生活,预言“寻根”倾向的未来尚为时过早,虽然寻根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在80年代中期盛极一时,现在已成昨日黄花。对溯源与寻根的一如既往的关切,在《废都》这样的小说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一部关于旧城西京/西安的作品,显然是对传统与过去的追寻。小说的本土的传统的方式态度深深掘进了中国文明之源。不妨思考一下另一位功成名就的以上海为基础的作家王安忆。1994年发表的《纪实与虚构》受到热烈的赞誉,被认为是“海派”传统的复苏,此一传统自张爱玲之后早已失落已久。[16]然而,小说对上海的喧嚣熙壤不置一辞,1990年代上海异军突起,成为政治、金融的强势城市,在通俗的手册上已被描写成“欲望的城市”。[17]小说极欲探寻叙述者之根——她家本不是上海人,而是1949年后定居于此。借助于母姓“茹”这个线索,融合了飞逝的想象和历史的研究,叙述者挖掘出了茹姓人的祖先,原来是古代游牧民族“蹂然”。小说的奇数章节回忆叙述者及其家庭在现代上海的岁月与生活,而偶数章节则追溯其认定的祖先——蹂然族的兴衰。最后一章将两个叙事线索归到一起。作者以这种方式,整合了上海的多元之根:北方与南方、中原与蛮夷、城市与乡村、古代与当代。根的寻求或心灵的寻求,因此就不仅仅是上海的故事,同样也是中国的故事/历史。

《废都》不是描写真实的现代都市的小说,很难把它置于20世纪城市小说的固定模式之中。文学史家常常谈到“京派”、“海派”,这是由老舍、茅盾这样的文学大家和“新感觉派”作家奠定的两种文学流派。在很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上海被理解、被呈现为超现代的城市。这个城市提供了被认为是独特的现代的整个感觉经验序列:自由、机遇、魅力、色欲、兴奋等等。而这些由现代大都市赐予的快乐同样也是它的罪恶:颓废、堕落、不道德、享乐主主义、孤独。与此相对照的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景观:沈从文笔下抒情式的“边城”小镇,或者作为中国革命基础的偏远乡村。[18]对于贾平凹及其《废都》,我们不能说象原来的“京派”作家那样,获得了“中国传统的象征性胜利”。[19]《废都》文学性地描写了后者已经开始描写的内容:一座毁弃中的古老城市。

这部小说也不适合任何形式的截然划分的二分法。就象孟云房对庄之蝶所说,“虽然你在这城里住得很久了,可你的思想却没有现代意识。”这些人物和这个城市都不可避免地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感和传统意识。这个城市有着修复如新的城墙,这是历史性的标志,它的居民对过往的事物有着共同的兴趣,它是层层积淀的古代传统的一个鲜活的物质化的象征。西京/西安历代积聚起来的古代文化资源其他城市罕有其匹。简言之,小说中的城市无庸置疑地由前现代传统所决定。小说人物的体验没有什么存在的孤独感和大都市城市漫游者的焦虑。他们往来于社会、人际和家庭的网络中。个人命运的沉浮取决于社会的、集体的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只是其中一个有机部分。西京没有被写成典型的现代城市,显然也没有被写成罪恶的城市——这是现代性来临的必然结果,就象在一些描绘上海的文学或电影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城市仿佛存在于时间间隔之间的冰冻状态,永远处于落伍状态。城市被巨大的城墙永远地包围(这是中国唯一幸存下来、精心重修的古城墙),时间感转化成为空间感。现代城市的体验,或者说整个的现代性,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已经作过很好的剖析,比如格奥尔格·齐美尔和瓦尔特·本雅明(他通过波特莱尔论述的都市漫游者)[20],也生动地体现于“海派”作家的创作中,这些都可以归在一起加以讨论。时间的间隔被城市居民转换成为文化与象征资本的来源,西安/西京代表着中国逝去的辉煌。因此,当积聚而成的、与生俱来的古代中国遗产走向毁灭,当小说结尾时主人公走向崩溃,那种世纪和千年灾难的沉重感也就迎面扑来。

(作者简介:鲁晓鹏,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教授)

[1] 本文译自鲁晓鹏(Lu, Sheldon Hsiao-peng)的专著 China, Transnational Visuality, Global Postmoderni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略有删节。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 贾平凹:《废都·后记》,《废都》,第51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4] 贾平凹、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第34、39页。

[5] 贾平凹:《答陈泽顺先生问》,《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第12页。

[6] 钟本康:《世纪末:生存的焦虑——〈废都〉的主题意识》,《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第48页。

[7] 贾平凹:《废都》,第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8] 贾平凹:《静虚村散叶》,第4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9] 贾平凹:《废都》,第8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10] 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第28页。

[11] 贾平凹、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第39页。

[12]《〈废都〉创作之秘——贾平凹答编辑问》,《羊城晚报》1993年8月13日。

[13] 党圣元:《说不尽的〈废都〉——贾平凹文化心态谈片》,《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第24—25页。

[14] 贾平凹:《答陈泽顺先生问》,《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第12页。

[15] 杰那罗·塔伦斯(Jenaro Talens):《抗拒拟像的写作:电子时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地位》,《疆界2》(Boundary 2)1995年春季号,第20页。

[16]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台北:麦田,1996。见王德威的《序言》,第7—25页。

[17] 王唯铭:《欲望的城市》,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18] 对此话题的综合性研究,参观张英进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

[19] 张英进:《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第90—116页。

[20] 格奥尔格·齐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社会学》(伊利诺斯:自由出版社,1950),库特·沃尔夫编译。瓦尔特·本雅明:《论波特莱尔的一些母题》,《启迪》(纽约:肖肯图书,1969),哈里·佐恩译,第155—200页。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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