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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中公案之一

吴励生

1 我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

进一步说,我生活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种种世事人情之中,难以自拔。

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时候我是谁,要不现在我不太可能在这里给你写小说。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的南方的T省,我呆在一个非常严肃的机关办着一份颇为流行的文学杂志,这份杂志叫《推理小说》。从这份刊物的名称你就能想象,办这样的刊物我的前景不错,而且我是个作家--写些你可以想象得出的不痛不痒的推理小说。

但,只要在单位里,你就有着种种的难以自拔,我说了,也许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都会赞同,那就是:只要你呆在单位里,不出三年,你的那些同事在你的眼里大都青面獠牙、面目狰狞。

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除我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对我来说,均是一面镜子。

我在镜子中生活,我却又常常生活在镜子之外。

这就是说,生活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我,实际上是个操蛋鬼。

但我不招谁惹谁。我真的招惹不起。这是指我跟同事们相处的情形。领导我则更是招惹不起了,我特别害怕领导。俗话说的不怕贼上门就怕贼惦记,指的就是我跟领导的那种无法缩短的距离。这就是说,我非常害怕某领导成了我的照妖镜,假如说我愿意永远生活在镜子之外的话,我愿意的第一个之外便是领导这面镜子。我曾经想出种种办法,恨不得自己能隐身遁形,让领导看不到我,更是把我忘记个干净最好啦。尽管这很难,但我现在仍然在努力。

比如现在我在写小说,就是努力的一种,或许对我来说还是最为有效的一种。

这个时候有一条白色的胳膊缠绕了上来。我知道她刚好读上了这小说的开头了。她很少读我的小说。她是这个时代的宠儿。电视台的编导兼制片人。这下她倒是认真地看到了整齐地摆列在电脑上的这些有限的文字。出于职业的习惯,她的反应属于机敏。她几乎是马上就说,你这是写什么哪?简直瞎扯!人家有多少人想巴结领导,还巴结不上呢……

怎么样?立竿见影了吧!连最亲近我的人如我老婆兰,就是我的一面大镜子。当然,我们的出身不同,看法也会大不一样。她曾经是高干子女,其父文革之前就已是行政12级的高级干部,曾任中共拳城市委书记。说来奇怪,我对我的岳父大人却是十分亲近。追溯起来,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找到诸多非常古老的原因。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我岳父当年还在位上,春节或节假日我偕同我老婆回拳城省亲,一踏进拳城的土地,我就一副雄赳赳的很不自觉的样子,仿佛转瞬之间我就变成了我岳父,完全的大权在握,整个拳城的大地尽踩在了我脚下。尤其是春节前后,前来拜年的络绎不绝,提着大包小包就不说了,特别可乐的是他们的神情,绝对地点头哈腰,每每我岳父会给我介绍说,这是某局长某主任某秘书长某部长,或者某县长某书记,乃至某常委某副市长等等,这些一应人等就会跟我微笑着握手,然后笑得挺亲密甚至挺甜蜜……我想,噢,我岳父平常原来就领导着这么一帮没脾气的人啊?从此我就挺看不上那些个副处长处长乃至副厅长们了啦,你别看他们现在对你板着脸,要是他们遇上了我岳父那样的,他们脸上的线条立马就得松弛了下来!哪怕连我的马屁都拍上了,而且我还给拍得特难受--心想你拍什么拍,我又不认识你,你就是拍得我舒服我也不会给你说好话的。这就是我疏远所谓领导的最原初的原因吧。我老婆兰却不这么看,也许她从小就看惯了的,所以她觉得本来就是这样的,领导嘛总是喜欢别人去亲近他的,他要提拔干部总不喜欢去提那些不亲近的吧?再说,当领导有什么不好?就像你写文章的,也总是当领导的文章好嘛!

这话是说得多么好啊!难怪我老婆兰这么说,我们省委宣传部长不是?能抡那么三到两斧子的,里头有说政策的有学习心得的有“讲话”的等等,统统称散文,还结了集让出版社给出,出版社敢不出吗?出了集子了,省作家协会就当宝贝似的,又是组织评论又是努着力使劲往中国作家协会鼓捣,中国作家协会也不知谁给的关照,就批准了,于是头衔就显得文武双全的挺让人啧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如法炮制的还有我老家那块的蒲市市长,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都写些什么哪?啊,改革开放是多么好啊!等等。你能想象是宣传部长的等而下之,你说除了长城真他妈的长(!)之类的咏叹之外他能抒出什么情吗?然而,在我们蒲市那块,作家市长如众星拱月的出尽了风头不说,据说还在大张旗鼓地发展着蒲市文学呢!当然有这么个领导重视蒲市文学的发展,蒲市的文学想必就一定会有个比较大的发展,就如同哪个单位的主任爱下棋,周围左右的就必会出现几个善弈的高手,哪个厂长爱打篮球这个厂的篮球运动就自当蓬蓬勃勃,即便不是为了比赛能取个名次,也能讨得领导欢心哪--按我老婆兰的说法,他提拔干部当然首先是考虑会不会下棋或会打篮球吗--当然,蒲市的文学真发展了,对我的老家来说应该是幸运,但同时,更难说是一场灾难!不说这位市长“作家”有多少文学才能,就说他周围簇拥着的一大批奴颜媚骨的假斯文,在他们这些人中间可能会有真文学吗?别跟下棋或者打篮球似的,并非是为了比赛仅仅是出于开心,那对文学就不仅仅是亵渎,简直就是歪曲了!不料我的身后又发出了声音吓了我一跳,都11点多了,还不去睡觉,又转到我的身后来看,是对我不放心呢:

干吗写得那么实?人家王小波可是写虚……

怕文字狱哪?老实说吧,我也不是不怕,但我不反对政党更不反对制度,这是我的原则。我们中国人的问题跟政党无关,更跟制度无关!在这一点上我将无比固执。王小波也并不全写虚,我也肯定不能跟王小波那么写,我要再那么写,我岂不跟在王小波屁股后面转啦?

她默然,又有点悻悻然。

我说你干吗不去睡觉?捣什么乱哪?!去去去……

她更是悻悻然,转身回卧室去了。睡你的大觉去吧!这个世界让你能操上什么心哪?你们电视台整天都是俊男倩女的把戏,多开心哪,别跟我这操蛋鬼似的瞎吵吵了,谁都省点心好不好?我说你这是捣乱了不是?你说了那么一句我就能琢磨上一大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琢磨了些什么啦,都琢磨到哪儿去了啦?但是,如你所知,这就是我说的“我在镜子中生活,我又生活在镜子之外”的主要意思了。问题是她这么一捣乱,我的小说开头就全乱啦,甚至更严重:我一时竟想不起刚才小说那么开头接着要往下写的什么。

我当然没有忘记,我是个推理小说作家,我写的小说自然应是推理小说。但我写推理小说有个毛病,就是不爱推理,却是特别偏爱采访。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写出的推理小说是否还可以叫推理小说的那种小说了呢?其中有个重要环节,就是通过采访发生在本省的几桩杀人案件,采访也采访得挺淋漓尽致,却让我推理推不下去--当然我跟国内的所有的侦探推理小说作家没有两样,逻辑思维实在是比较地差,也当然,爹妈给我的叫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但是,写作任务在此,推不下去也得硬推,所以我们国内的推理小说就都夹生,似乎跟写作任务不任务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大。眼下我还得采访,写作也不敢耽搁,就这么一边采访着一边就写作上了,不料来了打岔的,我真是好愤怒吔!

2 3年以后吴励生重新整理此部长篇时,忍不住要加注评说,因为他觉得3年以前他为自己设置的小说人物还是能让他自己喜欢:因为小说中的叙事人跟他自己一样,都不那么崇高,也不那么喜欢崇高。之所以他要加注,大概缘起于吴励生自己的一次虚构的演讲吧。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系林焱教授和系主任谭华孚先生多次邀请吴励生前去演讲,吴励生始终不怎么想去,大致是出于对讲座范围为“先锋文化”的不太热心。今日先锋的可疑与昨日先锋的面目不清几乎没有多大区别。先锋只是流行色,文化呢?文化又是什么呢?按《辞海》上的狭义的说法是学习知识和语文(叫做学习文化),那么知识又是什么呢?就是学算术,学工业基础知识,学农业基础知识,等等。而今的文化更是流行色,要说具体了,那就是娱乐文化了。两位教授就对吴励生说,其实你还是挺精英的。吴励生说不,我是绝对反精英的。就把演讲的事情拖下来了。

但吴励生还是为演讲的事情打过腹稿,而且还不只打一次两次。他曾经设想,他一走上讲台,先环视两圈(就两圈)阶梯教室的黑压压的人群,不准备开场白(绝对没有),就清清嗓子,开始朗诵: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有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子里爬出?……可以想象,这个开头的效果一定不错,现场一片肃静。

各位同学,你们知道,我刚才朗诵的是一首革命诗抄,你们不要管我朗诵的怎么样,也不要去管什么是“人”什么是“狗”什么又是“自由”,你们只需想一想我刚才朗诵的姿态,是不是挺有豪情的挺豪迈的挺庄重挺庄严的?现在我来告诉你们,那是我现在跟你们在朗诵,这朗诵过后,待会儿我走出了这教室,就一点儿也不豪情也不豪迈也不庄重更不庄严。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本来就这样。那我们又为什么要假装出某种姿态?所谓先锋,也一样是一种姿态,也是假装出来的一种姿态。然后还有人说:先锋就是自由。那么“自由”又是什么呢?维克多·雨果说:无知结束之时就是自由开始之日。那么我们开始有知了吗?如果我们自身的知识状况很成问题,你又怎么可以有自由呢?

所以说,我们不能老是要进入到一种朗诵状态,进入到状态了,激情自然就调动起来了,自然也就感到自己很先锋也很精英了。精英们还有个特别可怕的毛病,动不动就现在老百姓怎样怎样了,听那口气好像他自己就不是老百姓似的,因此吴励生就对两个教授说,我就是老百姓,精英又是什么玩艺?!

于是吴励生为此部长篇加的第一个注是:叙事人挺日常的,没有假模假式,这就不那么讨厌。

3 现在我在单位里上班,一般难得坐上一个小时,大都是对部下以及同事进行接见,然后撒上一圈烟,今天天气不错哈哈哈等等,请多包涵多关照……等等。这就是说,我在单位里实际上形象挺好。这在外国人看来可能比较不好理解,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好懂了。这实在是好懂,尤其是在机关里呆过的,并且是越高级的机关或者越严肃的机关呆过,那就好懂得跟1+1=2似的--与世无争啦,形象就差不到哪里去!你说再严肃的机关能严肃得过公安机关吗?这种机关不用我多说你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非常好玩的是:整天跟坏人打交道的人中,反而让我已经分不清到底有多少是好人。举例来说吧,我们楼上驻扎着的就是刑警总队,刑警总队的楼上就是专门负责痕检化验的技术处,而在我们编辑部除了我之外几乎每人均收到了匿名信,匿名信的内容倒次要,重要的是在内容的末尾处画着一把刀,刀刃上往下滴着血……看上去感不到恐怖也感得到多少有点惨然的样子。这是不是有点精彩啊?事情过去一年多啦,匿名信至今仍在编辑部内满天飞,就是没法查或者不能查。没法查是瞎说,我说了,楼上就是刑警总队,再楼上就是专门负责痕检化验的技术处,他们整天都是干什么吃的?况且他们当中不乏刑侦能手、法医学专家等等,这就比较具有讽刺意味啦!要说不能查,学问就大了。不说也罢。说了,你要觉得我是瞎说倒也无妨,你若要是对我大喝一声:难道生活就是这样的吗?就会吓我一大跳!待我被吓过一大跳了之后,平静如初了之后,我仍然还得十分老实地如实回答你:是的,很惭愧!生活恰恰就是这样的。

再说我也肯定是身不由己,肯定不是我愿意这样--我是说,既然大家都收到匿名信了,就我没收到,这就让我跟大家不同或者干脆,让我给暴露在了众目睽睽之下了。况且起码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这事儿可能是我干的,另一种是这事儿可能不是我干的。前者很好解释,因为是我干的所以单单是我才没有收到匿名信;但是这种解释很愚蠢,假如是我干的,我还不至于愚蠢到不懂得给我自己也寄一封吧,不就是两毛(现在涨价了也才五毛八毛的)钱邮票吗?但是,我随之也发现我自己对自己的解释更愚蠢,问题是恰恰是我干的所以才不能也给自己寄一封,这样才可能让人相信不是我干的!但也不对,假如真地是我干的,我就真地也给自己寄了这么一封,这样我的目标不就一下子消失了吗?光是前一种解释都快把我给弄晕糊了,你也不想想周围都是些有多么聪明的人哪?再者,这种机关呆着的时间长了,不要说作案手段,就是侦查手段也是滚瓜烂熟了的,反侦查谋略还不都得有一点点的?这可真是让我犯了难啦。后者解释起来,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可能不是我干的,所以就非常清楚地,我是主编的惟一的走卒,我是保皇党,那我干吗要干呢?但这个问题也严重,那么多人都收到匿名信了(也包括主编本人),说明大家都是反对主编的,就在上层领导中造成这么一个印象:主编是有问题的。既然主编是有问题的,你保皇也是有问题的,要不大家干吗都反对主编呢?这便是常常流行在领导层上的一般看法。这个看法本身是否对头,我不曾在领导层上呆过,不能妄论。只是在这里需要做个补充:去年主编的年龄已过了55岁。还有5年呢,着什么急呀?!就有上层领导分头找我们了解情况,找我了解情况的是分管我们杂志社的厅办公室主任王正文。王主任40岁不到,意气风发,曾担任过S市郊区分局的分局长,锻炼得十分精干,跟他说着话我都跟着长精神。我把我的一些担心对王主任说了,他听了就嘿嘿嘿笑,说没问题……我还没闹懂这没问题是什么意思,王主任又说了:

我看这事儿什么人都有可能干,包括你们主编毛闰土毛主任……

我们主编毛闰土是办公室副主任兼的,所以也叫毛主任。我只是不知王主任怎么会怀疑到毛主编也可能……?后来想想,人家毕竟是分局长出身,比咱自是能够高瞻远瞩,闰土主编难道就不可能干吗?现在应该补充公布一下匿名信的内容,要不就让你云里雾里了。

匿名信的内容据说每一篇都是不一样的,基本是对症下药,针对每个人曾与主编的不同关系和感情进行措词和结构。比如给彭张的内容是:你在加班误时我老婆是如何做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你生病我夫妻都上医院去看望你,你是如此没良心现在却来反对我……然后底下是一把刀,滴着血……

给凌小逼的内容是:我是如何地悉心地培养了你,你心里有数;我是怎样地爱护过你,看来我是拔苗助长了我!你也不能太没心没肺,否则……看刀!滴血的一把刀(画)……

给楚歌的内容是:你真是太没良心了!我把你招了进来,还帮你老婆跑了农转非,还帮她找了事情做,可你也跟着来起哄……底下是一把刀,如你所知滴着血……

等等……

也许一开始觉得这是以主编的口吻写的,怎么可能会是主编呢,毛主编还不至于那么蠢吧?可一经胸藏丘壑的王主任点到,那么就有了二律背反,也难说毛闰土就不会以蠢攻蠢,恰是大聪明!然后拉着我个垫背的,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成那众矢之的?但也不对呀,别的人照样也是可以如法炮制,然后把目标转移到毛闰土身上,你看看毛闰土有多恶心,干下这样的下流事情还要嫁祸于别人,你说这毛闰土有多坏呀!那这人就更是大大地聪明了。真琢磨起来是哪儿都不对,这其中的学问实在是太大了,我还真是琢磨不动。只感觉到,整个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至于谁是螳螂谁是蝉谁又是黄雀,整个不懂。况且王主任也说了,谁都有可能--也即谁都有可能是黄雀是蝉是螳螂。这又整个是,一笔糊涂帐!

对于这笔帐,我至今仍在糊涂着。

也许我就这么糊涂着,结果就让我挺长形象的。

通过这桩事件,让我明白了个道理:在镜子中生活的我,不时地照照镜子,还是能从镜子中感觉到自己的容颜是否有了改变;未然改变固然很好,但时间老人,我总是要老的,那我的容颜就不可能一直不变……我想我一定得持之以恒,力保自己的容颜不老,尽管这也很难……

打那以后,我总是向主编要求采访任务。倒不是我真的要求进步来着,是我想呀:在这种地方呆着,而且办着的又是《推理小说》刊物,可我的推理功夫实在也太差了,是不是会对我手上的业务构成影响啊?于是我就挺努力的,或者说是边干边学吧。

我就开始学写推理小说。我就这样成了个推理小说作家。

尽管我的推理小说跟国内的所有的推理小说一样糟糕,但是,务必请你了解:确实也不是我们这些人就特别笨,因为,在我们的大现实当中,有时要勘破真相也实在很难……(吴励生加注:这里可能涉及话语真相。假如缺乏话语理论能力,确实难!)要不然你就不会对所谓纪实呀内幕啦等等感兴趣,你说对吧?

4 现在我回顾我所写的推理小说发出去的实在没有多少篇,尤其是在本刊《推理小说》杂志上,就更是可怜--说起来,那些小说的写作大都出于采访任务的完成,写完了之后主编那却是常常通不过,细究起来也是我不好,原因常常是我不愿接受改写。我知道我的这个毛病不太好,有时也想改改,无奈我觉得若按主编说得那么改,就跟我采访所得来的现实印象差距实在是太大,或者跟我所理解的完全是两码事儿,我就又不肯改了。比如我采访过的在省内影响比较大的两桩杀人案,就是如此。其中有一篇题目叫《昔日的英模·今日的杀人犯》,光是题目主编就有异议,说题目干吗这样起,给人的感觉好像英模跟杀人犯有一定的联系似的。我说是有联系也没有联系,有联系是说他为什么既是英模又是杀人犯,没有联系是说英模与杀人犯没有关系,是说他昔日是英模今日是杀人犯就必然有着联系着二者的东西……毛主编说,所以,这个这个不好……亏了毛主编说这个这个不好,不

然这篇东西若真发了出来那还真是这个这个不好;若这篇东西当初真的发了,且不说其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其原型“上校气功师”曹小石根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成为我的朋友

。这才是真正要糟糕了的。此为后话。

还有一篇叫《天方奇谭:教授杀人》,主编说改成《灵魂工程师的“陨落”》吧。我说不对,杀人就杀人干吗叫陨落,多难听啊?还文绉绉的,又不准确。当然这篇主要要修改的还是内容,不光是题目,光是题目说不定我还会同意。

现在我要写的这篇连题目我都不敢先起了,怕起不好又得砸锅。这起案子绝对地骇人听闻。我省著名的结构化学研究所的一个年轻的博士杀了他的室主任兼课题组组长--著名的结构化学家胡善庆。若按我们主编的逻辑,这个题目就得这么起,叫《灵魂工程师的工程师与陨落的陨落》。我想麻烦大了,我怎么老是要遇上这么难办的难题了呢?

并且我们毛主编还特抠门,采访时间还可根据采访需要适当伸缩,写作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礼拜。当然也是,采访给报销旅差费住宿费还补贴,小说发表了还发稿费,已是足够优惠了,再不抠点门哪行啊?要我是主编我也得抠!但我们毛主编也不是哪儿都抠,比如搞《推理小说》全国摄影大奖赛,又没有赞助单位,一丢出去就是大十几万的投资,就显得挺大方慷慨。于是厅监察室那就又有了一封举报信,怀疑毛闰土有回扣行为。这么当主编也当得实在太辛苦,要我我可真不敢干,但谁都像我这样谁还去当主编呢?可使不得。毛主编就不这样,别看他一米五的个头都不到,其韧性弹性战斗性让人叹为观止。再者说,干吗匿名信满天飞啊?无风不起浪啊,我想是再清楚不过的:有人想当主编呗!只是这地方也怪,就跟土山寨似的,谁能把寨主给推翻了仿佛他就能当上土寨主,然后抢个民女当压寨夫人,就什么都齐啦。于是大家都在战斗中成长,大家就都显得特别有韧性有弹性有战斗性……

当然中国的事情并非都如此。通过案件的采访,就让我深受教育。

年轻的博士扬言要把结构化学家杀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由来已久。只要到结构化学所去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这就会让人纳闷儿,领导上干吗就不管呢?实际上,也不是领导上就不管,而是领导上麻痹了:你不是说要杀人吗?要不要借给你一个胆?!领导嘛,总是以为自己顶聪明,是能料事如神的。领导也总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也确实,就是借给了我两个胆,也是不敢;但领导也不总是有道理,比如年轻的博士,他就敢,而且根本用不着借什么胆。准确地说,年轻的博士杀人,也并非是胆不胆,而是忍无可忍。这我能够理解,而当领导的就不那么好理解--我是领导嘛,你怎么可以不听领导的?这不是无组织无纪律嘛!

说起来我跟年轻的博士拐着弯还是朋友--他跟我的一个朋友是朋友,我的这个朋友是个批评家,我时常问他组稿;我的批评家朋友叫北扬,年轻的博士叫南柳。北扬时常对我说,南柳是个非常有思想的化学家。我不懂化学,当然南柳跟我聊的自也不是化学,而是从一个化学家眼里看出去的一切。也就是说,南柳实际上挺愤世嫉俗的。愤世嫉俗就意味着深刻,而且他的眼光确实有点独特,要不怎么就说挺有启发的呢?他说:

你们搞文学的实在应该学点科学知识,要不然遗害无穷--乍一听有点耸人听闻--记得小学课本上的一篇语文吧?还不就是你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弄的,描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那高高的烟囱冒出的黑色的浓烟,就像一朵朵的蘑菇云,美丽极了!这就从小让我们有了误导,以为那黑色的蘑菇云确实是美丽极了……还有描写我们美丽的祖国,总逃不脱地大物博,也许我们曾经地大物博,可现在我们有12亿多的人口,地早已不大物更是不博;课本里还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还有黄河之水天上来,还有桂林山水甲天下……天苍苍野茫茫可能还有点对,可已哪来的风吹草低,就是著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也已是难得见到了,更别说内蒙的其它草原了,映入眼帘的全是一片的铁灰色,地上长着寸把长的草连地都遮不密;黄河之水哪里来,肯定不是天上来,而今的黄河十年九旱,长时间没雨的话,人们常常挽着裤脚就能趟过黄河;桂林山水甲天下吗,NO!灰暗的漓江江面上漂浮着大量的垃圾,可乐罐头盒、破塑料袋、烂菜叶……等等;还有一篇小学生的范文写道:因为太阳的紫外线照射,他的爸爸的脸膛黑里透红,有风度极了!真的很有风度吗?我倒是要希望你们这些文人来提醒大家,应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日照射,现在的紫外线有点可怕!由于全球性的大气污染,大气中的臭氧层受到了破坏,出现了天洞,即便是女娲在世也是补不了的洞,过去臭氧层挡住了大部分的紫外线,现在是通过了天洞把紫外线一古脑地透了进来!如你所知,过多过长的紫外线照射会诱发皮肤癌--这皮肤癌先是表皮剥脱,接着剥脱处腐烂,再接着继续腐烂直至死亡……

听得我似懂非懂也听得我一惊一乍的。尽管我不是全懂,可仍觉得挺有启发的。

人不可貌相,南柳的相貌应该说是相当丑陋,个子比我们毛主编高不到哪里去,青面獠牙的,还精瘦,戴着一副酒瓶底似的眼镜,还能看清一对暴突着的眼睛。但他的言说实在是太有气势啦。好像我不信他的都不行。当然人家是博士,可不像现在众多的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而且还有点忧国忧民。很难想象,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人会去犯罪,而且犯的是极端的罪--杀人。是否跟他的性格有关呢?通过采访,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着实让我有点糊涂。(吴励生评注:忧的是谁之国又是谁之民?遥想当年,就有学者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说法:号称民国,不知有民;国民国民,不知有国。有学问又怎么样,那是用来被指定服务的,而且还要被指定,要是不指定,你就是想服务也不行啊,于是,那一堆学问就最好烂在肚子里,不然那才叫作孽了。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就是这个意思吧?还是糊涂点好,难得糊涂嘛!)

要在我们编辑部是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件的。他们都修炼得非常好。

要在平时,你会以为整个编辑部在团结、鼓劲、繁荣呢。毛主编比较热衷于讨论刊物的封面(比如多弄些美女头人家就喜欢掏钱买了,等等),只要毛主编有着要讨论刊物封面的意思,立马就会在毛主编的桌前左右围上了一大堆的热情洋溢,形同闹市,但讨论始终会在平等友好的气氛中举行。在这平等友好的气氛中,常常只剩下了我比较寂寞。我就想呀,会是谁指挥的匿名信行动的呢?从这热情、友好而又平等的气氛中实在是猜不出来,由此也可以想象,在这热情、友好、平等的气氛之中当然不可能有类似南柳事件的发生。

现在我已很难想象南柳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形。

我想光是以案说法是没有意思的。退一步说,我真的想以这个案说那个法,也是非常不好说的。你说案子典不典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把另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杀了,恐怕不能说不典型吧。主要是我研究不透。如同研究《厚黑学》的我们编辑部同仁,不能揣摩得了我的镜子哲学,我的镜子哲学对南柳显然也不适用--我的镜子哲学说,我们都在镜子中生活,目的是要让自己生存下去,肯定不是为了消灭自己,可南柳硬是把自己消灭了掉啊。这样我在琢磨着写关于南柳的小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实际上南柳也已成了我的一面镜子。南柳的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问题,并非出于他的职业化学家的需要,但又同他的化学家职业密切相关。他曾与省农科院的一位硕士研究生一道,研究成功可降解塑料袋。干吗呢?处理塑料袋。中国大地上的塑料垃圾知多少?不用南柳启发,这我们都能想象得到,现在我们中国哪一个家庭进出塑料袋一天不在5个以上?即便你不是每天都上菜市场买菜,你总得天天倒垃圾吧?或者买水果,或者买化妆品,用什么装呢?塑料袋。假如我们中国每一个家庭每天平均进出塑料袋5个,一个礼拜集中起来得有多少个?一年呢,就是个巨大的数字了。我们自己再想想,每天我们进进出出的,在马路边、河流中、公园里,总之你举目之处吧,不都是塑料袋翻飞、漂流、铺卷着?

况且南柳说,录音机和电视机,里头大部分是塑料,低档手表的外壳和部分机芯,不少是用塑料来完成;国外呢甚至用塑料制造汽车和飞机……塑料是种高分子化合物,因其原料广泛、制造简便、成型容易、再生性强加上成本低廉,而大受人类喜爱,它的用途简直是广泛极了!你知道,世界上制鞋速度最快的就是制塑料鞋了,几秒钟便能制造一双。于是,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被塑料所统治了……

南柳说,塑料污染的重要原因,是它在自然环境中极难分解;除了塑料袋,还有农用塑料薄膜,轻飘飘的,风那么一吹,想飘哪就飘那,这么危害就大啦!这些塑料袋、塑料薄膜被牛羊等动物吃了,便会因肠梗阻而死;尤其是一些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它们躲过了猎人的枪口却又死在了人类制造的塑料垃圾上,就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了!同时,这些塑料垃圾在江河中漂流,将造成大量的鱼虾的死亡……

有志于研究塑料的光降解和生物降解,实际上南柳在博士生毕业分配至结构化学研究所时就已相当明确。可是他的课题研究始终不能得以在自己的研究所展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说起来,在结构化学所的遭遇,南柳算得上悲惨。而时至今日,南柳仍是结构化学所的惟一的博士生,或者南柳在结构所就是博士的别名。然而,博士生南柳五年前来到结构化学所报到的时候,被正儿八经地安排了一张办公桌坐了之后,好像就被忘记了。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好像就是研究国家形势,研究天气等等;南柳所在的办公室如此,南柳曾端着茶杯悄没声儿地一个一个办公室地巡视了过去,发现几乎每个办公室都如此。尽管研究所里头讨论的国家形势仍然带有科学特点,比如臭氧层的出现跟大量的工业气体污染大气层有关,破坏臭氧层的凶手主要是“氟里昂”。据统计,目前每年有100万吨灌入所有冷冻机的氟里昂因蒸发而进入大气层。全世界有多少台冷冻机?世界居民又有多少台电冰箱呢?又据说,某国一艘装满含有有毒成分的工业垃圾船只周游了十几个国家,历时半年之久,未能找到卸下垃圾的地方,可我们有的厂家居然正儿八经地向政府打报告,申请批准专门引进处理外国垃圾,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有毒垃圾么?这些道理肯定都不算深奥,但南柳想总不能光说不练吧?既然知道啦总得想点办法吧?同办公室的人就都对南柳投来诧异的目光,仿佛南柳是来自外星球似的。南柳则更是感到莫名其妙。之后不是太久南柳就明白了,南柳被通知说,由于研究所缺少经费,而他所报的课题研究经费又偏大,因而研究不能进行。也许需要等待?南柳想。即便如此,南柳还是很少介入同事们的关心国家大事,仍然是每天早早地第一个来到办公室上班,打扫过卫生,打过了开水,就开始攻他的第三门外语。之后同事们才陆陆续续地到来,之后同事们继续讨论今年天气怎么会这么热,或者怎么会这么冷,是地球表面的温度上升了呢,还是下降了呢?而无论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对人类都将是个巨大的威胁,等等。同事们也慢慢地对南柳的不介入讨论开始习惯,或者见怪不怪了。在他们看来,南柳的不介入讨论本属于怪的行列,因为是习惯了,才不觉得怪才见怪不怪的。而南柳想,作为研究所惟一的博士生,也许他还需要等待?研究室主任胡善庆恰恰也是这么跟他说的。过了约有半年,有一日胡善庆把他找了去,让他重新做一份课题研究计划。

这让南柳的精神大振了一回。俗语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南柳可是铆足了劲的,废寝忘食地泡省科技图书馆、跑省图,甚至跑到北京的各大图书馆、科技馆,搜集了大量的科技资料以及数据等等,前后用了3个半月的时间,分别写成了《塑料的光降解途径可能性调查》和《关于塑料的生物降解的几点论证》二篇,完成了课题研究计划。据见过这两篇文章的人说,两篇文章计有50多页,抄写文章的笔迹可跟任何获奖的硬笔书法媲美,不仅工整,而且是只字未加涂改,就这么装订成一本,光看外表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另外还可从这课题作业的封面上看到南柳的别有用心,同时这用心看上去还相当明显,而这个用心的全部含义可以用四个字加以说明:踌躇满志;封面上列举了美国学者莱曼,通过他数十年的研究,经过对数十名科学家以及艺术家的年龄作了考察,发现他们创造各项成就的最佳年龄是:

数学家:30-34岁/化学家:26-36岁/物理学家:30-34岁/植物学家:30-34岁/诗人:25-29岁……

在化学家这一栏南柳有意地在年龄段底下加上了着重号,以示强调。此时南柳30出头。然而,他的踌躇满志终究属于个人行为,他还需要得到领导的支持,他的研究计划才能得以实施。只是南柳没能料到,他花了牛劲使出浑身解数造出的课题研究计划,得到的竟是同上回初报的课题一样的答复,说研究所目前尚缺应有的条件和经费让他进行他的研究计划。犹如一桶冷水从头给灌到了脚后跟,从里到外地透心凉。后来南柳才知道,他们哪里是想让他开展什么课题研究,充其量不过是考考他的科研能力而已。从此南柳就对研究所的上班彻底失去了兴趣。他开始日复一日地躲在自己的宿舍里读书、学外语,不再踏进办公室哪怕半步。后来是他分在农业科学院的当年的硕士生同学邀他一道搞研究,他就整天往农科院跑,或者干脆就都泡在了农科院了。

原来是曾在农村大量使用的塑料薄膜出现了严重问题。事情是这样的:过去塑料薄膜使用的是欧美等国的标准,厚度在30-80微米。由于中国农民的家底薄,大量地使用农用薄膜,对农民来说毕竟是一笔不算小的投入,于是地膜市场曾一度受到了限制。就有厂家使出奇招,然后竞相降低薄膜厚度,比部颁标准14微米更薄的10微米、6微米以至3微米的塑料薄膜被生产了出来,果然价钱大为便宜,大受农民欢迎,厂家也就有钱赚了。可是一两年后农民们就有了头疼的问题--这种拉力绝差的塑料薄膜很快地便会碎在地里,拣拣不干净捣又捣不烂。只是用了薄膜让农民尝到了甜头,碎在了地里之后薄膜照使用不误,再过了一两年麻烦就大啦!残留在土地中的薄膜碎片更多了,连庄稼的生长都开始困难了。省农科院就是鉴于农村这种严重情况,决定研制降解塑料农膜。

南柳的硕士生同学获知他对塑料降解颇有宏愿,又觉得本院的技术力量有限,便力邀他一道参与研制,结果过的不是太久,他们就研制成功了。之后,南柳进一步倡议研制可降解塑料袋,以供人们装垃圾用,以期对眼前充满垃圾的世界能有个实质性缓解……

在这期间,博士生南柳曾多次向所里递交了重新分配工作的报告。

在这期间,他的顶头上司胡善庆也多次放出了风:他要是想告就去告,哪怕他告到省委,告到省委书记那里!他不想在结构所干要重新分配工作,到头来耽误了的只能是他自己,倒要看看他能有多少时间可以耽误……

我不知道胡善庆是怎么成为著名的化学家的,但我十分清楚许多知识分子在没有当上官之前,愤世嫉俗者实在是很不少,而自从强调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来,很不少的知识分子当上了官,从此他们就不再愤世嫉俗了,并且,他们管起人来比过去那些工农兵干部可是专业得多啦!因为工农兵干部毕竟缺乏文化,他们常常揣摩不透知识分子们都在想些什么。现在可就不同了,你都琢磨些什么我还能不懂吗?比如你能有多少时间耽误等等,就能一下子戳中你的脊梁骨的。就如同李白的不想当官是因为当不上官,而今当上官了还当什么李白呢?由此可见,李白当年要一直当着官呢自然就不会再有李白,而当上了官的李白想必也不会是什么好官。诸如此类,依此类推,当然也包括胡善庆等等。

扯远了。俗语云:天有不测风云。实际上常常是人干的!紧跟着单位之后,是南柳的家庭风波。单位里那样,南柳老婆就不能理解,而她真正不能理解的还是南柳的事业,或者干脆是对南柳本人的不可理解。比如说大家都混得好好的,偏偏就你不行,那不是你的毛病还能是谁的毛病呢?于是就,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最后双方甚至只动手不动口。南柳实在是气愤无比,有一日便不辞而别,躲到自己的郊区老家了去舔自己身上的伤口。之后就陷入了恶性循环:两个多月后他回到研究所便被告知说,因不经领导批准,擅自回老家,扣发两个半月的工资和奖金。南柳大怒之下,遂于当月月底递交上了一份“辞职书”。辞职书中说:鉴于我来结构所一年多的经历,吾深感此地不适于我工作,以至给我的生存都带来了问题,故特此辞去本人在结构化学研究所的职务,希望研究所将我退交省人事厅处理……半个月后南柳再次递交了第二份内容相同的“辞职书”。可是南柳想得简单,哪里是你想着辞职就能辞职的?你的辞职不是还需要批准吗?有种你就不要批准嘛!当然是不能让你想辞就辞的啦。

后来批准还是下来了,当然这个批准肯定不是那个批准。批准内容是这样的:鉴于南柳同志身为国家干部,不遵守党纪国法,擅自动手打人致伤,侵犯人身自由,目无组织纪律,私自逃跑回家,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为了严肃组织纪律,决定给予南柳同志行政记大过一次处分。批准时间是1991年9月1日

1993年12月3日,结构化学研究所又以南柳近两年不上班为由做出进一步的决定:自1993年12月4日起,对南柳同志作自动离职处理。

你不是想辞职吗?干脆成全了你吧?!

要我是南柳干脆下海了算。因为这个时候邓翁都南巡讲话过了,下海潮早已风起云涌,再说南柳还有那样高超的玩艺。但南柳毕竟不是我,依南柳的性格岂能受了此等鸡奸了呢?况且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南柳无比坚决地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南柳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告状生涯。工资和奖金是早就没有了的,老婆跟他离婚了后则更是家徒四壁,他就靠跟农科院的硕士生同学发明成功的那些东西换来的一些钱果腹并御寒--尽管厂家们根据他们的发明生产可降解塑料农膜以及后来的可降解塑料袋,经过宣传推广乃至广而告之,慢慢地打开了销路,不久的将来就要财源滚滚……可是,发明了它们的科学家却是所得无几。科学技术看来绝对是生产力,但科学家的劳动报酬恐怕还抵不上一个小歌星随便展示那么几回歌喉吧?--然后,不惜忍饥受冻地四处发起申诉活动。此前他的硕士生同学倒也有心帮忙把他也调进农科院里来,但农科院领导说了,让你研制可降解农用塑料薄膜是院里派给你的任务,后来你们又去研制什么可降解塑料袋,就有点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了,你还想把他给调进来,你是想着跟他一道去不务正业吗?更别后来了,就是农科院的领导真的能同意调南柳,也将是白搭,只要来人在结构所一外调,还能让南柳调得成吗?

于是,曾是博士生的别名的南柳现在成了疯子的别名。好听点儿的,说是狂人;不好听的,就说他是变态、神经质,或者整个神经病!可后来出了事儿,辩护律师真要论证南柳的神经确实可能不正常了,却又异口同声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究竟怎么回事儿呢?说不好。

我就琢磨着小说就讲一个疯子的故事好了。

我想这个故事要讲的当然是一个如何使人发疯的故事。

我想对照南柳我的神经应该还算正常吧?

假如我的神经属于正常,我肯定晓得我的故事还是不能这么讲,因为我知道:我若再这么讲,我们主编那肯定又是通不过。真是难煞了我嗨!那么,我的神经究竟属于正常呢还是不正常?

要我看,你的神经就是不正常!我当然知道这是谁在对我说话。我就显得非常地不耐烦,说去去去,你少捣点乱行不行啊?!兰说吃饭啦,给你做好了饭吃噢你还有脾气发哪?

这时,安在门框上的门铃嘀呜嘀呜地叫唤了起来。

有客人来了。

5 两位教授对吴励生的演讲有把握,还因为吴励生正在改革开放的前哨泉州体验生活呢。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吴励生对泉州的“城市化进程”无比失望。他以为,在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政治、经济与知识必得三足鼎立,然而在我们的社会里,知识却从来是拐脚的。而今除了科技知识分子部分已发展成技术官僚外,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猥琐比起任何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科技知识分子如南柳者,也摆不脱地精神严重裂伤,尽管由于摆脱生存困境的极端化因手段的不正当而导致犯罪,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人文知识分子都责任重大。其关涉到人文精神的再造,关涉我们到具体的每个人的精神面貌。

同学们(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关于南柳案件的背景现在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在学习知识掌握知识究竟为何?按一般的说法是为了服务社会,大致也是不错的。(提高声调)但是,你们可曾知道,知识跟权力有关?知识跟制度有关?尤其是后者,你们不觉得混乱得可以吗?难道知识仅仅是为社会服务的吗?知识有着更为崇高的目标。知识分子天生就负有批判社会的使命,可我们这里不行。就有记者先生们说我们这些年好了多少,经济增长率多少,有些知识分子还批判,这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一般就习惯向后看或者向前看,而且究竟应该向前还是应该向后,就看需要了。我们反对向周围向更大范围看,我们从来喜欢关起门来打狗,即便是国门打开了,我们的心门却永远也打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年在西方是最为激进的批判理论,它便来自对西方内部机制的批判,我们把它拿过来了,但我们不能用它来批判自己,更不能从内部来批判社会机制,理由还特别充分:说我们给你吃给你穿你还来批判我们,你这不是太没良心了么?因此“牢骚太盛”要“防肠断”!殊不知,个人与国家,乃是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假如没有这种对立,就不可能统一为民族意识。因此我们满目所见的,要不是“维持会长”,要不就当“汉奸”去了,就是不能为知识而知识,光是当年多少人为了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掉了脑袋,就非常清楚为什么不能了。(提高声调)但是,假如整个民族的精神在萎缩,我们的国家又该将如何真正强大?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同学们)!在而今的城市化进程当中,我们究竟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盖了一片一片的楼,修了几条路,包括高速公路。在城市里面,不管是老户口的居民,还是新户口的农民,除了蠢蠢欲动,大包小包的往家里扛,要不就往人家家里扛(权力寻租活动),几乎从来不存在公共意识,他们也从来不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可以往自己家里或往别人家里扛东西就够了。这就叫做只许乱动不许乱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团体意识,即便如作家协会这样的群众团体,居然也可以既不要责任当然也可以不要义务,就说我本人吧,我是福建省作家协会的两届的理事了,可10多年了我从来就没理过他们的事儿。既然在团体里面没有责任的要求,作为作家个人当然也没有必要的义务,这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便也成了一项有名无实的名誉,而我们的名与实是完全可以分离着的。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干吗?像这样的团体又有多少存在的必要?但那是名誉啊,跟写作本身本来就没有多大关系的,你瞎认真什么呀?因此我跟你们说为知识而知识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为艺术而艺术就只能是痴人说梦,连句废话都算不上。扯远了。我想说的只是,既然全社会都可以不负责任,也没有责任可负,知识分子们的所谓批判自然就是一帮神经病,吃饱了撑的,自然是牢骚太盛了的……

(提高声调)但是……

6 来人是批评家北扬。

批评家北扬挺好玩的。

批评家北扬不到40岁,皮肤白皙,留着长发,蓄着一副大胡子,这就挺好玩的。看皮肤,看眼神--挺温柔的--就跟长发与大胡子挺不般配的,因为后者是猎人的做派,前者就比较斯文,显然猎人与斯文的距离是有点儿大。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比较本质的可能是来自一种时尚,比如前些年搞电影的,喜欢穿一身牛仔服,外加一个大秃瓢,这样是不是比较适合野外工作呢?后来搞电视的,甚至搞话剧的,也都喜欢上了这一身打扮:一身牛仔,还得加上一顶牛仔布做成的带舌帽--因为老戴着帽子,哪怕是大热天的也舍不得脱下,就不好想象是否也剃了个大秃瓢。也许装饰本身就带着一种标签,以对自身身份的张扬?我并不是十分清楚批评家北扬这样料理自己是为了张扬身份,还是纯粹出于一种感觉,比如批评家的感觉?

这可能还不够好玩,好玩的是,每每我找批评家北扬约稿,他都得跟我强调怎么怎么忙,有时干脆皱着眉头掐着手指头算什么时候才能空下来。这就又让我想起某个某个影视的“星”,也是强调她有多么多么忙,忙到什么程度呢?忙到了有时都抽不出空来给人家签名;这确实够让人羡慕的!然后她就会问你,你要不要签呢?若要是我就会挺犯犹豫的--若说是“星”吧,确实演过那么些部影视剧,勉强也许也能凑个数;硬说是什么“星”吧,我又确实没怎么听说过,而且我也确实想不起来她都演过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她强调给人家签名常常得抽空,我还是得犹豫是让她签呢不签?不让签挺扫人家兴的,要让签怎么着我也感不到哪怕些微的荣幸。当然北扬还不至于让我这样伤心,起码还经常在我们编的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的,也就是说,北扬还是有些实力的。因而我只是感到好玩而已。因而我一边感觉着好玩一边还是乐意组他的稿,在我们刊物上给张扬张扬。

遥想当年批评家是何等威风,还用说还留着这样的一套长发和大胡子,那更是了。在那“有名”的时代批评家们是何等意气风发!而在眼下这“无名”的时代批评家们如何不觉得逍遥?但是,在这逍遥的时代他们又是多么盼望能像旧有的时代那样风光,于是他们就纷纷地把自己打扮得很忙的。

于是一落座,我就问北扬说:最近都忙些什么哪?

北扬很潇洒地甩了下长发,说忙着两件事儿,一件是杨光楷(我省著名评论家,师大中文系教授)拉的一笔生意,给华风亿元镇出一本书,参加写作的有张天华(青年评论家)一个、刘地表(46岁的青年作家)一个、洪日(先锋派作家)一个,我一个……

我说这不是报告文学吗,你一个评论家也写报告文学啊?

北扬的大胡子咧咧了开,使我看到了白色的牙齿,听到了嘿嘿笑:赚钱呗!

我说第二件呢?

第二件是电视台文艺中心请我去给他们的“音乐潮”当编导。

我说,这么说你都快改行了哪!

这时就有人插话说:谁像你呀请都没人请!

我想想也是。怎么就没人请我呢?她总是能这么一针见血的。很可惜,我竟非常幽默地没感到有必要让自己伤心。尽管我也知道,实际上我是挺不争气的。但我也不是就没想过,我又去争来这样的气干吗?就像在团省委工作的刘地表,因为工作关系他可以比较方便地占有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些资料,去年联合国的一份资料说:世界范围内的年龄段做出了新的划分,年龄在45岁以下的仍然属青年;于是刘地表就给省《作家报》开办的“我省作家现在进行时”公布,青年作家刘地表目前正创作一部大部头报告文学云云……去年刘地表刚好满45岁。然后,又为这部所谓的大部头破报告文学中国绿色出版社赔进去了一个青年副总编辑,于是,呜呼!热闹啦。青年作家刘地表就假装哀悼,写了篇祭文,说为了出好我这本破报告文学,国家级(注意这个定语强调)出版社不远千里地派出个青年副总编亲自抓--而实际上是想着来南方的省份捞一把,如你所知,现在出报告文学不给钱谁给出?谁给写呢?中国绿色出版社的一个副总编来,前呼后拥自不用说,好吃好喝的伺候也是可想而知,还得大包小包的拿……--呜呼!老天爷跟我们开了个玩笑,让我们的座车出了车祸,808国道正在拓宽抢修,司机又性急,猛一打拐就把车撞到了道旁的一桩树头上,可怜坐在驾驶副座上的青年(四十四五岁)总编当即不省人事。坐在后座上的我居然安然无恙。为了不负中国绿色出版社的厚望,为了告慰青年副总的在天之灵,我一定得把这个大部头写好……这篇祭文发在省报的副刊上,可谓出尽了风头。舆论造足了之后,待到这本书出来,青年作家刘地表就继续通过有关传媒让自己一跃而成为了“著名”作家。之后的传媒统统称“著名作家”刘地表云云。我的老婆显然挺看中这“名气”的,所以就常常地要怪我挺不争气的。

我也只是感到挺好玩的。还不都是你们这些狗屁不通的记者炒的?一不留神就出了个大师,或者随便往大街上掷一块石头仔就能砸着了一个大师,更不用说像刘地表这样的“者(吴励生加注:这里念zhe,不念zhu。以下同,就不再注)名作家”啦,一夜之间吹泡泡能吹个满天飞。你们就跟着瞎吵吵吧您哪!再者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得意的当然是你们这些人了,当然还有文化经纪人,电视剧制作人,影、视、歌各种明星和书商、小报记者、剪报撰稿人……就如同复制作品一样地复制名人,这是一个多么好玩的世界啊!也如同流行肥皂剧似的流行着“名人”的婚变与艳情或者吸毒,比如英达跟宋丹丹离婚啦!离婚就离婚了,爆炸那么一回也是很为可以的。之后就跟着炒英达与宋丹丹又分别结婚了,而且仿佛他们实在应该早早地离婚,而且离婚是多么好啊!他们的分别再婚是各得其所,英达的新欢梁欢是个才女,宋丹丹的儿子跟他的新“老爸”建立了一种可理解的特殊友谊等等……我想怎么回事儿啊?这离婚又结婚的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不过,可能是确实有比较多的人爱看,报纸就会畅销,于是记者就会跟无头苍蝇似的拼命制造肥皂新闻。这是个狂欢的时代,怎么能让我感到不好玩呢?哪怕是“者名作家”刘地表也是没有理由让我感到不好玩的。(吴励生加注:这叫后现代文化冲击着咱们啦,真正大众意义上的。那么大众又是谁?是我们的市民吗?是我们的市民社会吗?还仅仅是我们的民间市井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市民的现代性”吗?投身于这样的娱乐潮流的“现代性”之中,我们还能找得着北吗?同志们你说是不是啊?)

我就不能想象,在这“无名”的时代,批评家北扬们是否感到了“命名”的痛苦?比如“者名作家”刘地表之流就不再是出自批评家的作品分析,而是来自传媒的炮制。让我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见到北扬的无法“命名”的痛苦。如你所知,北扬甚至还过得挺滋润挺津津有味,在省群(众)艺(术)馆担任着科长级职务的北扬非常热衷于参加各种各样的讨论会,比如全省戏剧调演啦,太安民间石雕文化研讨啦,客家土楼民居建筑啦等等;他也非常热衷于担任各种各样的大奖赛的评委,比如全省MTV大奖赛啦,服装模特儿大赛啦,“青春偶像”评选活动啦以及音乐排行榜啦等等……而且说起什么来都能头头是道,然后还顺带出一些或者维特根斯坦或者拉康或者福柯或者本雅明等洋人的名字,就跟五·四时期留过洋的那些真假学究的学生腔似的,一不小心就要冒出一串的英语单词……只是不知,这是否也挺时髦?(吴励生评注:叙事人在这里有点天真,为艺术而艺术在我们这里既然是废话,又如何认真于艺术之精神呢?实在是糊涂,或者不会糊涂,不好。)

其实,在时髦的背后我也能知道北扬的拖累,那就是他的老婆和孩子。他的近期目标是奔群艺馆的副馆长,副高职称在他们文化系统不管用,只有副处级才可望给调比较大的房子。这就把他给拖住了。本来北扬倒是应该往专业一些的地方挪一挪,比如社会科学院,比如文联理论研究室。我就曾把我的这个想法对北扬说了,因为批评家北扬毕竟是我的好朋友,我想我这是为朋友负责,完全应该的。

不料北扬本来挺超凡脱俗的大胡子里边竟笑出了整个旧体制的“码头”思维,说:不是没想过,郑思凡(著名评论家·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早就想要我去,社科院那边也

是可以,但两边都不能去,文联理论研究室就不用说了,社科院也有张天华在,去了之后的社会活动就都轮不到我,一个地方请一个就请不到我了。

我想噢原来还挺乐此不疲的呀?这一层我还真是没替他想到,本来只是觉得这样实在挺耽误工夫的。这样把自己搞得那么忙,单位里杂事又多,那他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做学问呢?你知道,北扬本来还是蛮有点实力的。

然而,他对郑思凡的亦步亦趋就实在有点愧对了他的一副长发和大胡子了。郑思凡的理论直接来自罗兰·巴特、德里达、拉康,也即主要来自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北扬不止一次地对我暗示说,实际上郑思凡是受的博尔赫斯的启发。这也让我觉得挺好玩的。避重就轻已是老把戏了,要不然怎么就能说出贡献了呢?就像最近郑思凡写的一篇叫“无可挽救的颓败”的评论,被评的文本明明是英国批评家洛奇写的小说《小世界》的蹩脚的副本,郑思凡就显出了特有的避重就轻的高明本事,说写“学者罗曼斯”的除了洛奇的《小世界》(郑思凡是读过的,大多数的中国读者却是不一定读过的,这便是避重)外,中国非常稀有,因而称这是一篇丰富的小说(这便是轻),至于怎样丰富,不得而知。但,既然郑思凡写了评论了,那一定是非常丰富的了。然后北扬就进一步启发我说,你也应该研究研究博尔赫斯的。

我想假如我不去研究博尔赫斯的话,北扬是绝对引不起评论的兴趣的。这也让我感到挺好玩的。而且,我也总不能为了引起北扬的评论兴趣而去专门研究博尔赫斯吧?那样我岂不也变得挺好玩的吗?当然,若按我老婆兰的主张,肯定是要让我去研究博尔赫斯的,要不然你怎么引起北扬评论的兴趣呢?当然一个评论家对一个作家来说有时显得挺重要的,我老婆兰的一番好意我自然也能够心照不宣。

这时,北扬问我道:你最近都在干些什么呢?

我说噢我正想问你些问题呢,我最近采访了南柳的案子,我觉得南柳……

北扬打断了我,说:南柳太不值得了。不料北扬紧跟着的说法让我大出了意外。

他说南柳实际上就是个疯子。

不说南柳是北扬的朋友,作为批评家的北扬也这么评论南柳让我感到了吃惊。一个是不值得,一个是疯子的说法,均不能让我接受。问题是,什么才叫值得?就像你整天四处张罗着又是评委又是研讨又是编导地当“人瑞”吗?又什么才叫疯子呢?要是在南柳的眼里疯子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恐怕我们自己才是。我们自己莫名其妙着还不算,还硬硬要说人家是疯子。这就不禁让我想起王小波的小说《红拂夜奔》来,“人瑞”的说法便源出于此。若按王小波的说法,批评家北扬属于“人瑞”之一种的话,化学博士南柳就是典型的“流氓”了。那么我呢?我说过我只是个操蛋鬼,也许,可能还不仅仅是个操蛋鬼,我可能还是个比较阴阳怪气的操蛋鬼。

本来倒是想着问问北扬一些关于南柳的事儿的,这样我就一下子没了想再问的兴趣。我老婆兰看着我有点要冷场,就及时地插了进来(要说我老婆兰就这点好,让我少得罪了人):北扬你饭吃了没有,我们一起再吃点吧?

你们还没吃饭呀?那你们赶紧吃去!我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得走了……

说罢,北扬就交给了我一篇他给我们刊物写的评论稿,然后就起身告辞。

兰说快快快,饭都凉了呢。我就高兴地大呼小叫着儿子,儿子快来晚上有好料吃,快来啊儿子!我儿子冬冬就这点讨厌,到了吃饭时间了他从来就不懂得饿,老得一叫再叫的,还不来!冬冬还没来呢,就听到兰喋喋不休地说,今天这条昌鱼特新鲜,然后加重语气说,一条15块钱呢。我就烦她这后面加重语气的强调。本来说有好料吃了,心里挺高兴的,经她这么一强调,我知道再好的料现在到了我的嘴巴里都会变得味同嚼蜡。

我想我老婆兰怎么就不遗传她爹哪怕一点点呢?我太是眷恋在拳城我岳父家里吃饭的气氛了啦,一到了吃饭的时间,听到的大多是我岳父兴高采烈的谈笑,尤其是他的朗声大笑,非常地有感染力,然后大叫好吃好吃。于是大家就都跟着被调动起来,就都跟着好吃,哪怕不那么好吃也是好吃。在这种气氛里吃饭,我的胃口常常大开,吃得非常地开心。我已记不得有多久没能这么开心地吃过饭啦,大概有很久了吧;我只记得我岳父在世的时候,我岳父家的饭桌上总是热气腾腾的。家里人又多,一个人附和一声,就已是热闹哄哄的--我岳父有三个女儿梅、竹、兰,三个儿子虎、豹、彪,加上儿媳妇女婿以及第三代,然后我岳母的在世父母也跟着一起住,四代同堂的一个大家族。一般情况下,阿泰公与泰祖母是不上桌吃饭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基本是以我的岳父为中心。我岳父自己就常常笑呵呵地对我说,在我们这个家里,从来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意见,七嘴八舌,最后都是我说了算。我岳父的长相特别英俊,看过电影《南征北战》吧?你就能想象我岳父的英俊程度了,他跟项堃扮演的国民党的张军长简直太像啦!60出头的人了,不仅仍然英气逼人,而且不怒自威。这样,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太相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了的。另外我也想我们中国人还真的是太有专制基础了。不然又怎么办呢?七嘴八舌吗?二十世纪末的最后一个伟人邓小平就说过,我们中国的很多事情是不能讨论的,一七嘴八舌的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简直说得太对了!

只是,我发现我老婆兰自从爱上了钱以来就不再爱我了。尽管不见得让我伤心,但确实让我扫兴。比如有时候她一高兴,会眉飞色舞地告诉我说,其实她一个月就可以挣个两三千的,当然,工资奖金不算。能挣这么多,确实挺让人高兴的。然而,用不了几分钟她又会表情严重地告诉我,现在这青菜简直太贵了,芥兰菜一斤得三块钱……这就会让我非常地扫兴。她知道我就爱吃带青色的(青)菜,不仅口感好,而且看上去挺富于营养价值的。当然主要是爱吃。她呢,就爱吃各种瓜类,如葫芦瓜、丝瓜、南瓜以及佛手瓜等等,主要却是出于便宜。有时我会要求她帮我买点新鲜的海鱼,如海鲫鱼、石斑鱼、昌鱼,当然最好是黄花鱼--黄花鱼是不可能的,要求好几年能给你买一次已是你的修行;她常常会说就你麻烦多,我可是什么都能吃!她在外面拍片子,走到哪里都能有好吃好喝的伺候,吃怕了,回家了来最好就吃稀饭配上各种各样的瓜。她又会说你也去吃呀,你干吗不去吃呢。到外面吃去,在我们编辑部也不是没有机会,三天两头的也都设有饭局,可你知道,整个编辑部青面獠牙的,加上我自己有个毛病:跟这些人坐在一起,我常常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我能有好胃口吗?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不会买菜,尤其是越高级的菜就越不会买,挨小贩们的宰倒是次要,明明看着鱼是新鲜的,买回来却是臭的。就不敢再去买。就央求着她帮我买,有时她也买了,买完了后又会大叫太贵了,一条昌鱼得15块钱哪!听着就让我扫兴,比如今晚。

我吃得挺没滋没味的,就一直给我儿子冬冬的碗里夹鱼,冬冬又讨厌,越是往他碗里夹他越是要夹回你碗里,他老这样。我又不能臭骂他,我若臭骂兰就会有意见:这昌鱼不是你要求买的吗?你强加给儿子什么意思嘛!

7 我发现,自从我接触了博士生南柳的杀人案之后,我就变得有点多愁善感了起来。

我说过,本来我充其量也只是个操蛋鬼!人五人六地当那“人瑞”吧,是否有资格当是一回事儿,想不想当又是一回事儿;当流氓愿意不愿意当是一回事儿,当成当不成又是一回事儿;至于我是流氓我怕谁,或者请别把我当人看等等,多少有点“垮掉的一代”的味道了,嬉皮士的怪味作风毕竟是假洋鬼子做派,然后又在商海中如鱼得水,比起全真的“垮掉的一代”又多少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对我的启发性有限;存在主义说人生很多时候是选择,对我们来说也很不现实--我哪有选择的权利啊?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改写,我们的每一次选择实际上就意味着一次改写。不接受改写嘛,这就有点像我了,既不想当人瑞,也不想做流氓,等等……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一是当疯子,像南柳那样;二是当那铺天盖地的阴阳人。这可就难煞我啦,我究竟要当个什么玩艺好呢?

自从我接触了博士生南柳的杀人案件,我就更发现自己是什么玩艺也不是了。我的多愁善感是否必要,是否善良,还有待细考。

我是说,生活在我们阴阳五行的中国,想着不做个阴阳人也难。不阳则阴,不阴则阳,太阳折寿,太阴是遭阉了(如太监),故:不阴不阳为最佳状态。比如现在的我,时不时地画兴大起,大作起中国画,画虾画螃蟹画梅竹兰画松鹤延年图,干吗呢?说穿了,无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古训在起作用。又比如国内有个作家当过高官,后来下台了,下台了后他说:一个作家还是要写出伟大的作品,人民才会记得你;不然你就是做过再大的官,人民也不能记得你啊!好像刚明白似的。可他要是还在台上那绝对就不能这么说,不说平等博爱,就是平等博憎也不行!假如他再写不出什么玩艺了,那他必得跟我一样,拿起圆圆的软软的毛笔画起中国画,以此求得修身养性,圆融贯通,或精鹜八极,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等等。面目显得非常可疑,也如现在的我。面目可疑的我工作在一个十分正经的单位,却让我始终正经不起来,这一度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之所以现在我画兴大起大做中国画,应该说便是这种痛苦的产物。

追溯起来,实在是跟我们毛主编有关。

源头的起因大概是出于毛主编的策略。毛主编是否研究过《资治通鉴》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毛主编似乎是挺有谋略的。而今我的画兴大起应该说就是毛主编谋略的直接结果。这个结果可真是让我够痛苦的。如前所述,除了正经的书画家,恐怕没有一个回家了去大画中国画的家伙是出于甘愿,还假装挺超脱的,这只能说明他根本就无法超脱。实际上我就是这样的。我常常想,当初我要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调入公安厅,或者一调入公安厅就穿上了警服,现在的情形可能就会大为不同。可毛主编出于战略的需要,一再动员我说,还是事业单位好,我们事业编制有10个,将来我们还是要搞成事业单位的。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的某种严肃与正经的关系,而是巴不得--此前我在一家新闻单位当记者,自由惯了,一提起公安机关的清规戒律头就会大。想想我这人也是挺难办的,让我当着无冕之王呢,心里又老不平衡,采访着一些所谓名人呢,我这心里老是不大受用:什么呀狗屁我哪点就不如你呀还让我采访你,你干吗就不来采访我呢?你瞅瞅,就这心理状态,能当好记者吗?因此我就决计是不能再当记者了。因此听毛主编这么说,我心里确实挺高兴,高兴的是:既可以不必当记者了,又可以像事业单位里的记者那样自由。这又是何等好啊!知道毛主编是出于战略需要,那是后来的事儿。说起来,原因还特简单,前面他调进来的三个公安编制的,现在没有一个他指挥得动(道理也简单,他们动不动就绕过了他,而且什么事儿都捅给了其他主任,而事业编制的同志若想这么做就没那么容易,以至后来也确实给我制造了比较大的障碍,此为后话),而眼看着过一天少一天地要逼近60岁,他得安排自己退到事业单位里去。至于其他的几个公安编制的,是进不进事业单位呢?不进他求之不得,若进就得脱掉警服,你进不进呢?据说脱掉警服对他们的损失挺大的。这就是毛主编策略的主要内容,也是他自以为得计处。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客观世界的变化,并不依着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紧跟而来的一件事儿,可以说对毛主编就是一个挑衅,对我则是当头棒喝。我刚来报到没几天,毛主编就对我说:在我们这种单位,你最好还是要争取入党,将来也好……这话是说得够明白的了。也不是我听不懂,我想入党当然不是坏事,至少也是要求进步吧,要求进步总不是坏事吧?至于将来不将来的,要说对我没有吸引力那也是瞎掰。我就按主编的要求,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了宣传口的党小组长、(也是)《推理小说》的编辑叶群。不曾想,这个又胖又黑个子又小的女党小组长的政治敏感性实在是强,她接过了我的申请书,待我一转身离开她的办公室,就“啪!”地把我的申请书拍进了抽屉,然后对别人说:刚来没两天呢,就想着入党当主编呢,别急,我这第一关你得过了再说。

别小看了叶群的这一句话,就是最初的叶群的这一句话差不多已喻示了我在《推理小说》的全部命运。现在你就能相当好理解我为何要大做中国画了。

还真别小看了叶群这一句话,就是因为她的这一句话,让我几乎是一开始进出公安厅大院就小心翼翼,尤其是不能让自己冒充哪怕是一点点进步。也就是说,我得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了。

夹着尾巴做人的滋味,说起来确实不好受。

但是你想想,在这个有着一新一旧两座办公大楼的机关大院里,出入于这两座大楼里的人表情大都显得比较庄重,不那么苟言笑;加上夹在新旧大楼之间的一条水泥小道三天两头的旌旗飘荡,也总是给人以一种严肃正经的气氛:授奖、英模报告、抗险救灾、传达各种各样的文件等等--新旧大楼里陆陆续续鱼贯而出一队队以科室为单位排着队的着装整齐的男女,我们几个后来调进《推理小说》编辑部的便衣,也往往被硬性要求排着队参加,我们的编队自是在厅办公室的末尾,这不禁让我们几个便衣在清一色的警服中格外惹眼,甚至显得滑稽,于是有时就有我们几个便衣的特有的滑稽发生:授奖、英模报告的时候,气氛尤其隆重,厅礼堂的大门口一左一右各笔直地立正着一位全副武装的武警,表情肃穆地行着长久的举手礼;彭张、楚歌和我跟着长龙经过大门口时,彭张、楚歌一左一右地分别向肃立着的武警行举手礼,不过这举手礼是反的--应该是右手举向右齐额,他们却是把左手举向了右齐额,楚歌甚至还把右脚抬起屈向左膝,整个是六小龄童的孙悟空扮相,闹得一左一右两个武警战士笑不能笑,不笑又忍不住,结果是皮笑肉不笑,颤动着腮肌无法了坚持肃穆科。这种表演的滑稽却没有多少的嬉皮士,而是掩盖不住的滑稽表演后面的某种辛酸--这种辛酸只有我们几个有着共同特殊经历的人才能体味,这种辛酸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辛酸,这种辛酸含有特殊的愤怒与嫉妒以及无可奈何。细论起来,在我之后调入《推理小说》杂志的彭张和楚歌,他们的穿不上警服实在又跟我的不愿穿警服有关:因为我的坚持不穿警服,之后再调进他们俩儿,《推理小说》杂志的事业单位便初具了规模。可是,老家在沿海的彭张与老家在山区的楚歌却是太爱穿警服了。这我也自是能够理解,因为在警服的后面毕竟象征着某种权力,因为毕竟警察在参与管理着国家,哪怕在他们穿上了警服紧跟着被管理,却是可以忽略去不计的。当然,不管怎么着都是要被管理,那么参与管理总比单纯被管理强。还不仅仅如此,更有参与管理背后的那种意识的威力实在大得惊人!

比如我们编辑部的凌小逼,据毛主编给我露的底(是否有故意贬损之意,不曾细考),说像凌小逼这样的人,总得找点事儿让他管一管的,要不然他就会心痒难熬;以前编辑部买点福利呀买点办公用品什么的,都是由凌小逼去办然后由他来分发,他不仅会干得尽心尽责,而且会干得热情满怀,甚至热火朝天……因为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啦,所以也就深信不疑。干吗热情满怀又热火朝天的呢?注意后面的精神内容,那也是一种满足啊!

我说了,自从我接触了南柳的杀人案之后,就变得有点多愁善感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我即便是感了也不知愁什么该愁,现在显然不一样啦。

南柳始终关心着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南柳事件之后,通过采访我就比较地关心起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了。我想身为中国人,似乎是我们一出生就带有点妈妈的事儿,就像鲁迅先生说得那样?比如我祖上比你阔多了,等等。那个时候厅办公室召集全体人员开会--公安厅的办公室就是司令部,上令下传下情上达的,事情是特别地多,所以在办公室部门工作,开会开得实在是辛苦,王小波把它称之为磨屁股活动--事情往往跟我们不沾边,可我们《推理小说》既然由办公室分管,因此办公室的每一场磨屁股活动没有一场能把我们拉下了,于是在漫长的活动中,渐渐地我就发现了一件有趣味的事情--人有时就这点可贵,他应该也可以在一些最没有趣味的事情中发现趣味:每每开会时,分管人事的蒋副主任(至于办公室为何设置分管人事的副主任,至今我不得而知,只知道蒋副主任具体负责办公室开会事宜)总是表情庄重而慈祥地缓缓巡回在整个会场的角角落落;一般蒋副主任均着旅游鞋,走路发不出什么声响,以至他在办公室专用的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长时间转悠,居然目标不大;于是他显得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右手提着冒着热气的一暖壶,左手的拇指与食指捏着一暖壶盖,就那样,蒋副主任煞有介事地给一个个与会者们续着茶水。会议的进行常常同蒋副主任的续茶水工作的进行一样的严肃而认真,或者毋宁说我的注意力常常被蒋副主任的行为吸引了去,以至经常会议结束了后我竟然想不起今天开的是什么会。这样开起会来似乎就显得不那么折磨人了。

不料,对蒋副主任续茶水工作进行关注的并不止于我一人。

出乎我意料的还不仅仅是有人也对蒋副主任续茶水工作的进行关注,而是刻意模仿。让我目瞪口呆的是,在之后的小范围的编辑部会议中,居然也潜移默化地开始了续茶水工作。而且模仿得维妙维肖。白白净净的凌小逼双眉微蹙,因为年轻就怎么也挤不出慈祥,倒是挤出了几分肃穆了来。编辑部总的就十来号人,他无法像蒋副主任那样长时间地转悠,但他似乎掌握着火候,一待同志们喝了几口茶水了,他就殷勤地站起身给续上。每回续到我这里,我竟都不知是该点头还是摇头,点头不行摇头显然不对,因而我的点头的情形看上去肯定更像是摇头了。

于是毛主编对我说:凌小逼有野心。

这话在我听来怎么跟当年毛主席说“林彪有野心”似的?

我便是在这种假装与模仿的氛围之中夹着尾巴做人。这你就能够想象其中痛苦的滋味了。或者我应该再提醒一句。我必须在眼看着一个一个翘着的尾巴中夹着尾巴做人。这滋味够受的吧。还有把我的入党申请书拍进了抽屉里去了的叶群,也不是盏省油的灯。说起来也好玩,编辑部里有人跟林彪的名字谐音,还有真叫叶群的,不过叶群跟“林彪”却不和,我经常看到:他俩儿既联合又斗争。斗争是自己斗,联合是跟毛主编斗;斗得过毛主编就自己斗,斗不过就联手跟毛主编斗。都不斗的时候就各自散发着小道消息。叶群时不常会放出风来,说谁谁谁不知天高地厚,她有多少年军龄多少年警龄多少年党龄,谁谁谁什么呀……凌小逼则会经常发布消息说,办公室已在考虑他了,准备报政治部考核等等。然后就种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我们编辑部就那么几间,三天两头的小道消息蹿来蹿去的,就弄得挺紧张的。主要紧张着的却是楚歌和彭张。楚歌和彭张干吗紧张呢?咱们待会儿再讲。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大做中国画实在是个必然结果。就如同我的不断要求采访想着做个推理小说作家的道理一样--尽管这不是出于一种有奈,你知道,我的逻辑推理能力实在是有点差。至于后来我既中国画着、推理小说着,还去追求一种所谓诗意的生存,那只能说明我确实是出息不大。因为女人对爱情的理解自是不同,小宾对我说爱情就是爱情,诗意那是诗意。我说不,没有诗意的爱情那必定味同嚼蜡。比如做爱吧,做的是爱就美妙无比,做的不是爱那就很不妙。可小宾不懂,又让我麻烦不小。此为后话。让我大惑不解的是,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太没有诗了,我后来才慢慢地开始学写诗--追求诗意,而我们编辑部的凌小逼和叶群,恰恰又都是诗人,我真不晓得他们的诗是怎么做出来的,或者,他们那样做出来的诗还能叫诗吗?难道他们就是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的诗吗?或者他们就是这样在我的身上发现的诗意的吗?哼,来还没两天呢,就想着入党当主编,我这他要过的是第一关!这是叶群的诗。凌小逼的诗则是,三天两头地去蒋副主任那打我的小报告。我说过,蒋副主任可是我们分管人事的副主任。蒋副主任守着几个厅长高高在上地高踞新楼的八楼--因为他还分管着信访,也许是出于工作方便吧--有时心血来潮,一个电话敲了下来要找我,刚好有时凌小逼接的电话,凌小逼说蒋主任你要找他啊,他可不那么好找,平时我要找他都常常找不着他。后来就有同事悄悄地告诉了我,说凌小逼怎么能那样对领导说你呢,怎么说话的那是?他干吗要那样说你呢?

我还真不知道他干吗要那样说我。总之,我这人看来挺操蛋的,或者是我操了人家的蛋也说不定;或者是我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等研究得很不够,细想想也不对头,进化论搁在我们办公室里整个风马牛不相及,现在又有《办公室兵法大全》一书问世,仿佛我们身处其中的还不够是个大酱缸似的,《办公室兵法大全》做广告说:办公族防范小人的保镖,办公族赚取高薪的秘密,办公族一路攀升的高招,办公族寻觅快乐的宝典,办公族包装自我的诀窍……该书还郑重提示:此书拒绝小人阅读。我敢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阅读此书的将百分之九十九的是小人。仿佛我们身边的小人还不够多似的。而且什么书现在都出,诸如智谋术、权谋术之类,更有甚者,光出了《厚黑学》还不够,有了《资治通鉴》还不够,还出了唐人赵蕤所著的《反经》,说是历来统治者都是把《反经》与《资治通鉴》的正谋对照着阅读,以至我们现在很多很正的事儿要歪着来、很多很歪的事儿要正着来才能办得成。中国人的文化实在是大了海了去嗨!不要说英国人罗素,就我这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就常常搞个不懂。比如凌小逼吧,有时他来我的办公室,出于礼貌我丢给了他根烟抽,并打上火给点上,他会用他的食指、中指、无名指轻轻地击打着我的胳膊,第一回我给他弄得莫名其妙,问他:有事儿?他目露困惑地说没有啊。我就跟着困惑怎么会没有呢。后来次数多了,我就想这是不是跟北方人谈牲口买卖把手指头伸进对方袖口里比划的意思差不多?于是我的不能明白凌小逼为何要在我背后那么说我自当也在情理之中的。

当然我这人也就跟南柳似的,毛病比较多,一抓一个准。问题在于,干吗偏偏咬着我呢?我无非就跟南柳的想法相近,别瞎耽误工夫,我陪不起我还躲不起吗。这样我就能够理解南柳的漫漫的告状之路的渺茫。南柳曾经花了比较大的力气搜集、整理了包括对手的所有细节、对话甚至表情的二十来万字的申诉材料,我真服了南柳的韧劲与顽强(我只会想到躲),他怎么可以夜以继日地日复一日地蛰居在他离婚之后仅剩9平米的因陋就简的住屋里,与那心中的假想之敌战斗呢?当然,他肯定是相信自己拥有战胜所有对手的事实和证据等等,甚至政策法律依据什么的。然而,前前后后,他的假想敌们始终没有真正给他过公开交手的机会,更没有人敢跟他公开叫板,更为让他扫兴的是:甚至没有人愿意拿出耐心哪怕是翻一翻他那又是心又是血又是泪抄写工整装订得有棱有角的二十多万字的申诉材料。这就让人痛苦了,还不仅仅是痛苦,而且是寂寞了--是一种缺失了具体对手(目标)的痛苦和寂寞。这我也能够理解,假如我也有南柳的耐心与固执,也去整一整我的假想之敌的有关材料,我该去找谁算帐呢?不说有谁会耐心去看去听,又有谁会承认呢?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道听途说哪行啊?你说听谁说的,那谁说的这个谁还不得说你是神经病,就跟说南柳一样?因此我说我的大做中国画是我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明我的出息只能不大。可怎么办呢?就说南柳吧,也是被“单位”(注意:是单位而并非某个个别人)除名了的。这就是单位的优越性了,任何个人都可以对你下手,最后的结果却是以单位的名义。你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去吧。所以我说陪不起躲得起。这就是说,我是本能地惧怕了办公室--在公安厅的旧搂底层的长长的走廊(朝西)的尽头,南北对门只有四间的编辑部办公室常常气流不畅,弥漫在空气中的有种颤栗的色彩,让人感到紧张。于是我就托故三天两头地迟到早退或者干脆就不露面,也许这还真不好怪人家是出于恶意,人家说得也是事实嘛。我只是感到我们这个大量出产诗人的省份造就的生活实在是太缺失了诗意啦。然后我就三天两头地跑到街上去数摩托,还觉得用金钱堆起来的风景反而有点诗意。可很不幸,这种诗意仅让我保持了十天不到,时不常我就能在大街上看到跑来跑去的老鼠。这些老鼠有大有小,一点儿也不怕人,就跟现在的大街上的小偷似的一点儿也不怕人,关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成语那是明日黄花的了。甚至我常常就看到或硕大或中等个儿的老鼠被汽车碾死在街道中央,由此就可以想象老鼠们的胆儿已经大到了什么程度。人们对被碾死在街道中央的老鼠熟视无睹,就如同看到它们满街跑熟视无睹一样,这才是老鼠们胆大的真正原因。老鼠们在街上在房前屋后在家里到处泛滥成灾,直接原因也是人们故,因为人们捉去了大量的老鼠的天敌--蛇,吃到了肚子里头了去,所以老鼠们就堂而皇之地长驱直入了人的世界。这就自然地让我想起了南柳的忧虑。

南柳的忧虑说,且不说生物界早已向人类频频亮起了红灯,或者生物是否为人类的朋友;也且不说那--现如今,人类与鸟类究竟哪个更需要保护?就说人类假如缺失了鸟类以及其它种种动物,我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寻找来诗意?像我们旷日持久地怀念恐龙那样地怀念诗意吗?

或者我想,假如我们缺失的恰恰是诗意,我真不知道诗何来,诗人又何来?真的都像凌小逼和叶群那样的诗人充斥吗?我的老天爷!满街数摩托的我缺失了诗意还不仅仅是因为老鼠,还因为我终于有一天在街上发现我喘不过气来,我知道这是满街跑着的小汽车以及摩托车排出的大量有毒气体污染了空气。我就想南柳真是不简单,也就只有他才能让我如此多愁善感。我又想,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我们的大气究竟被污染到了什么程度呢?离伦敦的那个著名的“雾都”还有几步之遥呢?南柳说不是几步之遥,而是我们的事实了,你不知道吗?就是前几年,我们东北的本溪曾被运行着的一颗卫星宣布说“失踪”!听得北扬和我一惊一乍的。你们不信是不是?南柳正了正架在鼻梁上的土黄色酒瓶底似的眼镜,说本溪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工业重镇,当然不可能失踪,当然还呆在原来的地方,只是笼罩在它上空的烟雾太浓了,以至现代科学的精密仪器竟没能发现它的具体位置。而实际上,在我国经常被烟雾淹没的地方又岂止是个本溪?假如你们有机会从石家庄起飞,在飞机上你向东方望去,你就会发现有一大块铅灰色的烟雾聚在那儿,而那儿就是我们的首都北京……

我想荒唐的只能是我了,我居然荒唐到要到大街上去寻找诗意!因而想来想去还是中国画有诗意,中国画中的意境是经过数千年过滤并程式化了的自然,比如空气肯定是清新的了?!也因而,后来的我的大画中国画就只能是我的必然结果了。只是南柳不会画中国画实在是个天大的损失,要不有那么个绝顶聪明而又科学精确的头脑的南柳,总能设法让自己呼吸到几口新鲜的空气吧?自然,那就不是南柳而倒是我了。可又有谁不需要新鲜的空气呢?想着自由呼吸新鲜的空气容易吗?啊,空气!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们是多么不珍惜空气,又是多么需要新鲜的空气,这才叫多么不容易啊!

8 南京的自由撰稿人汪继芳女士特别恼火吴励生的拒绝上网——吴励生曾经为她的《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一书写了一篇长达18000字的专论,对韩东、朱文等人发起的“断裂”行动给予了热情充分的肯定。她自己动员还不够,还动员了她先生(她先生是吴励生的老友,是南师大的传播系主任),甚至动员了林焱教授和谭华孚主任,说一个那么现代的人,居然不上网,实在是不可思议。吴励生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吴励生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背对着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他不一定非要谁理解,但假如你们一定要理解,他向他们推荐了《战略与管理》主编余世存的题为《我们的知识状况》的文章,就可以明白他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传播系的同学们!一个写作“断裂事故”的人,居然不明白“断裂”行为为何,这才真正让人莫名其妙。百年多以来,“中体西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新的传统,以技术代替观念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滑行于感性存在而随遇而安也成了我们的习惯。尽管麦克鲁汉上个世纪下半叶的关于“地球村”的预言已在当今全球变成了现实,技术是人的延伸技术能够改变世界也早已不是什么神话,可是,又有谁去认真地想一想,这技术又是怎么来的?没有观念的支撑又哪有今日技术的进步?!围墙也是人的延伸,是人的皮肤的延伸,可以御敌于围墙之外嘛!这便是北方的万里长城,南方的诸如泉州崇武(郑成功)的海上长城了……更有而今的“后现代”戏剧、行为主义艺术等等大行其道,随便一个什么人站在台上讲(就讲)自己的故事,然后换个人再讲,然后行为着呢,尽管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行什么为,就像王朔先生的语言对假模假式的所谓知识分子话语是个相当彻底的摧毁,把个人行为与言语置于人生的前台,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进步,就像而今无数的人昏头昏脑地赚钱,即便是变成赚钱机器了,也像而今电脑世界中的“链接”,甚至都不知道要把我们链在何处接在何方?而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难道一点真实性也没有了吗?那么,我们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这样那样各自的不归路的呢?

(提高声调)但是,我们却终于忘记了我们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面对无处不在僵化而又坚硬的结构性生存,作为我们具体的个人,又该如何真正名副其实地断裂了出来呢?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除了启蒙被启蒙,改造被改造,就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吗?这第三条道路便是断裂的路,这也是一条精神的不归路,就看你走不走了!

就好比进则孔孟退则老庄,假如你不走第三条道路的话。吴励生在《镜中公案》中说的事情不过只是个缩影,只不过是在各各的单位里表现得更集中更典型罢了。当我们强调个体差异,强调个体选择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个体虽然存在差异,可我们的选择却是没有一点自由,单位里的情形极度糟糕,单位以外的情形也不见得就能好多少。

就说眼下这个“大泉州”的城市化进程,你只要大致做个区分,也只存在有三种人:第一种是老百姓,第二种是“清官大老爷”,第三种就是一拨一拨面黄肌瘦的文人。第一种人千方百计地赚钱,第二种人靠第一种人赚钱来赚钱(其中道理已妇孺皆知),第三种人还要为第二种人歌功颂德,说钱赚得好啊,你看多么“优美啊”,多么“俊美”啊,多么“崇高”啊,等等。你们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呢?实际上亘古以来,我们只有这三种人(当然老百姓中还分属于富人和穷人两种),所谓阶级划分纯属莫须有。就如同没有市民意识只能是市井和民间,缺乏阶级意识算得算不上阶层也是拎不清。

实际上,他们如今的种种身体行为与言语行为跟我们的祖先一样,均处在一种“自然化”的过程之中……赚钱就是赚钱,就跟当年革命就是革命一样,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假如一定要有,那就是除非你想当反革命?现在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式微了,我们反而是任何的意识也就都可以不要,哪怕是个体的意识!

有时候,吴励生会独上清源山老君岩,独自爬上九日山:这里曾隐居着为数不少的世外高人(其中包括唐朝的一个宰相),独自遥望晋江安海:那里曾经活跃着郑成功和朱熹的身影;独自徘徊在开元寺和承天寺:一代高僧弘一曾在此处修持和圆寂……儒释道文化似乎真的是显得古远而苍凉了,人们只有在经济要唱戏需要文化来搭台时才会重新想起它们,殊不知我们的精神状况、知识状况乃至身体状况,均是在它们的塑造之下!便是它们,才是我们今天这种种种种的“自然化”过程的鼻祖。现在他们默默,他们默默地观望着山下的种种个体本能的冲动,他们知道,只有它们,只有它们这里才是我们大家的宿命,也只有它们这里才是我们大家的必然归宿。假如我们总是不能在这种文化构成的边缘与缝隙处断裂出来,并在更高的程度上延续了它(而不是放一把火烧了它),我们就永远也走不出由他们前仆后继着营造出的历史语境——即便是我们总想从一个全新的地方起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走着走着我们总是要走回到原地,这便是你我所熟悉的所谓的“周行而不殆”了。这样,我们的话语公案就不仅仅是个历史公案,而且更是天下公案,我们只不过是他们的文化构成与话语构成在现时代的肉身罢了。亲爱的读者你以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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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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