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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阑珊处

——再评阿城《棋王》兼与陈炎先生商榷

林晓华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阿城的无意识趋向左右着他对《棋王》中“文革”背景的处理,进而探讨了《棋王》呈现的“领异标新”的形式与语言在独树一帜后,如何又成为阿城创作上的限制,并使他最终淡出文坛。
关键词 无意识趋向;背景;形式;语言

在陈炎先生《弱者的哲学———由阿城小说引发的文化反思》(见《文学自由谈》1988年5月)一文中,认为以《棋王》为代表的“阿城小说的状态,就是一个忍字”,“阿城的作品只是哀其不幸,决不怒其不争”,陈先生笔触锋利,给当时的“阿城热”当头一盆凉水。时过境迁,今天,面对依然焕发异彩的《棋王》,倘若我们深入探究小说的无意识层面,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棋王》最初发表于1984年,在小说之后附有阿城自述其志的一篇短文《一些话》。在这篇短文中,阿城说:通过与贾平凹的对话,使他坚定了写人生而不是写知青的想法;而棋呆子王一生名字中的“一生”,也许正包含着作家的寓意。这样看来,在小说中阿城有意识地将“文革”淡化了,仅作为一种背景出现。也就是说,在阿城本意里,《棋王》的目的是写人生,而非针贬“文革”;但当我们仔细品味推敲作品中有关“文革”的字词句,体察作家流露出的无意识,可以看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让我们看看小说第一段,这一段展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里慌。”

第一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众所周知,车站的乱是令人头痛的,而阿城在乱之后又以一个补语“不能再乱”,将乱的程度提到了最高级,传达的是一种极度的反感。下面出现了两件东西:一是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另一件是大喇叭里放的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标语和语录歌,是两件具有鲜明“文革”特征的东西,对这两件东西,作家什么态度呢?大红布标语“谁也不去注意”,语录歌儿则“唱得大家心更慌”,在这儿,作家的感情趋向无意中已经流露出来了。及至第二段,“我”插队下乡,无人来送;父母“运动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统统收走”,使“我”只能像“野狼似的转悠”——在这些貌似平静的叙述中,奔突着情感的激流。而直接造成“我”的人生惨剧的,正是以标语和语录歌为代表的“文革”。在这儿,作为背景的“文革”实际上成了笼罩“我”心头的一场噩梦,想摆脱又无法办到,作家无意识中就流露出极端反感以至憎恶之情。

在小说第二部分,“文革”的滔天浊浪将“我”及众多知青抛到一大山林的农场里。阿城用几个简洁的词组描述了知青的工作:砍树,烧山,挖坑,再栽树。将本应在教室里学习知识的青年们下放到荒无人烟处,再让他们干些戕天而无聊的事,其中蕴含着强烈的讽刺,暴露了“文革”的极大荒谬性。作家还描绘了“文革”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劳动很繁重,吃的却是清水南瓜,清水茄子,甚至尺把长的老鼠也捉来吃,用小说中的话来说“毕竟强似讨吃”——也就是说,知青们吃的水平只是比乞丐稍好一点。非但人吃不饱,动物也跟着受罪,农场里几只猪“个个瘦得赛狗”。此外,没书,没电,没电影儿。对知识分子而言,最大的痛苦还不在于物质生活的清贫,而是剥夺他精神生活的权利;在这里,“文革”充当了对知识分子身心进行双重虐杀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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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十七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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