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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

──“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

童庆炳 陶东风
内容提要 本文评论的对象主要是出现于1996年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及其评论。文章认为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复制现实,它要求以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思想“光束”来烛照现实,对现实采取不妥协的和批判的态度。当作家不得不在两极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以任何理由认同现实的罪恶、污浊和丑行,而抛弃人文关怀的尺度。文章认为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一方面对转型期的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采取某种认同的态度,缺少向善向美之心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作者虽然熟悉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但他们对现实缺少清醒的认识,尚不足以支撑起真正的历史理性精神。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刻,人们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落以后又一次空前高涨。这一点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了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文坛经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形式实验与“历史沉迷”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关心当前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这些小说被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其代表作家有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何申的《年底》、《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等,受到文学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被誉为“现实主义的回归”、“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作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苏醒,等等。也许是由于中国小说界自80年代后期以来或沉溺于语言形式探索,或热衷于表现历史故事、翻找陈年老账,引起文坛内外的不满,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适时”问世,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失去了“轰动效应”的90年代文坛居然引起一场小小的“轰动效应”。在1998年1月22日的《羊城晚报》评选出的“1997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中,就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

上述小说大多发表于1996年。时间过去了两年。这两年国内外都发生了许多事情,例如“十五大”后中国经济改革政策与实践的新发展,东南亚所发生的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及其教训,理论界对“人文主义”新的思考等,都大大扩大了我们的视界,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被大肆宣扬了的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有失偏颇的评论,并作出一些关于文学如何反映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生活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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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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