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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

张颐武
内容提要 当前的“新世纪文学”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新文学”实现了超越,一是对文学直接投射“现实”的可能性的反思,并导致了对于文学复杂性的再认识;一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日常生活的特色开始呈现出来。这两种文学走向都是对当下历史境遇的投射和反映。但这种反映也凸现了一种持续的困扰和焦虑,即如何面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平庸性问题。这种对日常生活平庸性的感受,正是当前境遇下文学的典型表征。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及“新少年写作”等文学现象中,显示了这种日常生活的平庸性所带来的新困扰,而对这种平庸性的焦虑与不安仍然是新语境下文学写作的基本主题之一。
关键词 日常生活 平庸性 底层 打工 新少年写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异常深刻的变化,一个“新世纪文学”的文学史阶段已经开始[1].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许多超越“新文学”形态和表征的新特点,这些特点已经清晰地标志了一个不同于整个“新文学”的新的文学经验的生成。我们的丰富经历与体验是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实际上,这些变化的实质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阶段已趋于完成,而新的历史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些都在文学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在“新文学”的发展中,有两个命题一直处于文化的中心,并缠绕着我们的思考与探索:一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始终执著于文学对于“现实”的直接投射和反映,始终相信“现代性”能够洞见生活的真相和现实本身。于是,文学的作用自然是对历史发展趋向的反映,文学的价值与选择也是固定的和绝对的。二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始终执著于宏大历史进程的表现,执著于紧迫的民族和阶级冲突下的社会状况的探究及革命的激情,忽视日常生活本身不可缩减的具体与琐碎正是“现代性”的另一面。这两者都与中国现代性所面对的民族屈辱和社会危机紧密相连,是历史的必然和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特点之一,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对文学所提出的强烈时代要求,其后果是,任何与这种主流相背离或有所差异的文学潮流与走向都遭到了否定。
今天的“新世纪文学”则在这两个方面都对“新文学”实现了超越。一方面,是对文学直接投射“现实”的可能性的反思,并导致了对于文学的复杂性的再认识。这种再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实验文学”开始,直到21世纪初有关“纯文学”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文学与现实复杂的想象关系的建构;另一方面,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日常生活的特色开始呈现出来。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中等收入者的崛起,他们的想象中往往强调日常生活的意义。日常生活的欲望被合法化,成为生活的目标之一。在现代性的宏伟叙事中被忽略和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变成了文学想象的中心,赋予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日常生活再发现的进程,完全主导了新的文学想象。它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描写,表征自我的存在和价值,而这种日常生活又是以消费为中心的。只有在消费中,个人才能够发现自己,彰显个体生命的特殊性,消费行为成为个性存在的前提。而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和消费的价值被凸显出来,个体生命的历史和个体生命的运行就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意义。这并非是李泽厚式的宏大“主体”的展开,而是一种个人生存实在经验的描述。这种经验不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彻底反抗,而是同现实世界的一种辩证关系的获得。

这两种走向,其实都是对当下历史境遇的投射和反应。但这种反应也将凸现一种持续的困扰和焦虑,即如何面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平庸性的问题。这种日常生活的平庸性的感受,正是当下境遇的典型表征。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同时,“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2],这就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道路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中国“现代性”对深刻的历史悲情的超越,是通过一种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来完成的,这的确是对于整个中国“新文学”主流的深刻超越。一种来自于平常生活的丰裕的期待,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满足的愿望表达,往往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表征。但这种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又带来了新的困扰,我们发现,这种平庸性的焦虑和不安仍然是新的语境下写作所面对的挑战。在此,笔者主要从“底层”和“打工”文学以及“新少年写作”的现象入手,分析这一对于日常生活平庸性的焦虑所在。




“底层”问题一时间成了文学讨论的热点,尽管这一讨论尚未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它显然是一个与当下社会焦点密切相关的议题。文学界探讨底层被损害的困局,期望底层命运的改变,尤其是尝试用文学创作和理论关注底层生活、反映底层现状。这些探讨和思考都有相当的意义,也显示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有些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儿》等都已经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目前,有关“底层文学”的思考多停留在对这种文学意义的强调上。对于《那儿》这类作品的分析,也多强调该作品关切底层的重要性。最近,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对于“底层”的被“忽视”的严重愤怒,对“底层”在文学中因未得到充分表现而强烈不满。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表现“底层”的重要性,而在于将“底层文学”与“中等收入者”文学的“空洞”“无聊”做戏剧化和尖锐的对比,由此显示“底层文学”重大意义。
这些讨论,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象得那么重要。实际上,“底层”在文学中并没有被遗忘和忽视,而且一直是当代文学所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有不少关于农村和城市普通人生活的作品;90年代的小说中,以谈歌等人为代表的“社群文学”,以梁晓声、白连春等人为代表的作品,都对于“底层”,或者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中受到损害的阶层有着相当深入的表现。但这些作品都没有提出对当下现实及中国发展路向的新思考和深切的质疑,而仅仅是对于底层的现实的关切和对于贫困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的基础在于这些作品仍然相信这个社会有能力对贫困问题进行积极的回应,也相信处于底层人们的历史创造力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主动性。《那儿》的有趣之处是它选择了一个激情的表述,这似乎很好地接上了在20世纪中国一直是文学主流的左翼文学传统。但这部作品其实是将当下的中国景观加以戏剧化处理,用异常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处理当下异常复杂的问题,以强烈的冲突替代了中国内部存在的和谐与沟通的可能。在我看来,《那儿》里的弱势群体根本就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来也没有以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发展空间。他们是无能为力地停留在回忆和抱怨之中的人,是被动地、无力地被历史潮流席卷而去的人。其实,这部小说的局限和它的长处一样明显,是一部真正的失望之作,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我们将近三十年的努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困惑和失望。我不认为这种失望足以表征它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群文学”的鲜明差异,这部小说只有一个以自身的狭隘视野和片面的看法对当下现实实施的“想象”,而缺少对于当下现实的辩证和复杂的观照能力。当年,刘醒龙、谈歌等人的历史探究意愿和表现现实的异常复杂与微妙的地方,这部小说用煽情的描述替代了具体的思考,激愤的情绪替代了深入的探究。对于这位作者所标举的“现实主义”来说,这里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席勒”式的,是对于概念的衍生和图解的结果。它当然有“批判”现实的豪迈,却缺少观照和切入的能力与远见。它确实拥有对于底层的深厚的感情和诚挚的认同,却难免堕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误区。这给了马克思式的对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一个有力的注脚:仅仅有“观念”上的明确和思考并不能写出有力的作品,而巴尔扎克式的深入需要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入把握和对于当下现实的敏感。我们处身其中的“后现代”境遇显然并没有否定“现实主义”存在的必要,但这“现实主义”却不能简单地回到当年的席勒式的“传声筒”处境中,而必须深入地切入当下复杂而多样的社会脉络之中。我愿意肯定《那儿》的激情和执著,但也不能不指出它的盲点和局限。《那儿》所引发争论的根本问题是异常明晰的:首先,这里的多数作品似乎仍然将底层表现为我们在现代文学中常见的被动无奈的角色。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历史主动性,仅仅处于困境之中,而不可能改变个人命运。他们似乎除了被损害和被忽视之外就一无所有了。除了我们从外部对他们加以拯救之外就没有任何自己的选择了。其次,作者仅仅将底层的“苦”加以反复渲染,对于贫困问题进行了非常简单的表现,似乎贫困仅仅是社会变化的结果,中国近年的高速发展除了给底层带来苦难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这些想象似乎除了将底层构造成一个需要关怀和同情的对象之外,也就别无意义了。这种文学的关键之处其实在于它的某种消极性的存在。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再思考。首先,这里有一项难以解释的矛盾是在有关“底层”的讨论中从未被提及的,这就是中国急剧的经济成长使得中国的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无论是官方的统计还是国际性的统计资料都显示中国的反贫困在最近的二十年中的成果是异常坚实的。从这里看来,贫困问题似乎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重。文学的焦虑与当下所显示的现实之间的反差,确实是一个现实存在且不能忽视的问题。按照我们的文学所呈现的景观,底层的存在乃是一种绝对的、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表征。但是,这一问题的现实性似乎变得并没有当年那样重要。这一文学和现实之间的裂痕从未得到有效的弥合。其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已经有了同百年的屈辱和悲情告别的历史机遇。过去在我们的“新文学”传统中,贫穷和底层生活都不会是仅仅是一个阶层或一些个体的命运,而是整个中国悲剧命运的投射,每一个底层人民的命运都是中国命运的象征。但在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底层的生活好像已经和民族的困境脱钩,变成了一个特定阶层和特定个人的命运,是一个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不再是民族屈辱的象征性问题。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正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奋斗和努力的目标,底层的痛苦当然必须引起所有人的关切和真诚的帮助,引起社会对此的高度注意,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仅仅是让少数富人掠夺了更多的财产,也并不能说明近三十年来中国积累的财富仅仅是肥了富裕阶层。这场让几亿中国人告别了贫困命运的变革,这个让中国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的变革不能被这样漫画化和片面化。这样的描述,对于中国人民的奋斗和努力是不公正的,是对中国人民的梦想与追求的扭曲和片面化。这些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大家的真正关注。
问题在于,我们常常在想象底层的时候却并不真正关心底层的所思所想,并未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具有深切的了解和真切的把握。于是,我们看到了底层生活的苦和难,看到了无助和无奈,除了简单地呼唤关切他们之外,却没有他们自己灵魂的表现。底层往往是我们习惯思维中的那种固定而刻板的形象,一种我们从文学史中耳熟能详的形象。底层确实通过文学发出了声音,但这是他者想象中的声音,是一种从外部观察和探究的声音。
另一类有关底层的表达,同样值得关切,即打工文学。它是由打工者们写作的作品。这种书写打工者的心声,表达打工者感情的创作已经在南方的一些都市如深圳和广州等地有了十几年的传统,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种文学的好处是打工者直接抒写自己的生活,它所展现的世界似乎同我们看到的作家写作的底层文学大不相同。这些出于打工者之手的作品,其文学价值和表现深度往往参差不齐,但十多年来,打工文学的发展势头不衰,打工文学作家也出现了好几代。

这些打工文学作品也写到了打工生活的苦和累,写到了生存的不易和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抨击,同时也有最为强烈的渴望和最为实在的梦想。这些打工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无法忍受,相反,他们仍然对生活怀有信念,对世界有一份坚定和乐观的抱负。他们相信凭借自己的艰苦劳作和机敏的争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并不想绝望地走向社会的反面,也不激烈地抨击当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难中互相慰勉,在挑战中从容面对。在打工小说、诗歌和散文中出现频率最高一个词就是:梦想。


在我看来,打工文学凸现了我们在思考底层或弱势群体问题时的一个关键盲点。我们常常忽视,二十多年来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那个依靠自己来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新的“中国梦”是一个成功的梦,一个凭勇气、智慧、创造精神争取美好生活的梦,一个充满希望的梦。这是一个强者的梦想,一个每个人冲向未来的梦想。这正是中国社会尽管面临巨大挑战仍然能够凝结成一个社群,而没有分崩离析的基本前提。这个梦想的能量今天仍永动不竭,它赋予中国超常的认同和团结的力量。
我们的判断有时未必切合实际,有时又容易用一种民粹主义式的想法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简单地强调民粹式的对于社会问题的简单化解决而不是创造性解决;简单地强调中国内部的阶层矛盾和冲突而不能完全理解中国人民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渴望;简单地将社会福利与发展的可能对立起来,认为发展不可能带来社会进步而将平均主义式的想象再度强化,从而忽视了发展对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巨大作用。毫无疑问,对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必须有高度的认识和清醒的批判性思考,应该有新的发展观和新的思路,同时也决不能忽视发展的作用和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打工文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20世纪90年代的“社群”文学所表现的那种“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在不同的阶层与群体之间寻找沟通和对话,创造和谐而不是分裂,上进而不是悲情,面向未来而不是营造怨恨,似乎更加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文学和中国本身发展的人们深切关注。
由此看来,回应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在“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中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在“底层文学”中,它是对于“他人”的想象和同情;而在“打工文学”中则是中国梦的展开。但这两者都带来了对于日常生活意义的再发现。



新一代少年作家的写作最近已经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切。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合法性业已确立的现实,如何从中获得新的可能性是他们的写作不得不面对的状态。21世纪初的青少年文化已经进入了“尿不湿一代”主宰的时代。所谓“尿不湿一代”,其实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婴儿逐渐开始使用纸尿布之后生长的一代人。当时,“尿不湿”这种新产品的使用实际是一个消费社会降临的标志。它一方面将“用过即扔”的文化建立在婴儿阶段,意味着一种便捷的方式为父母摆脱尿布的烦琐提供了服务;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父母同孩子交流的时间,放任了孩子自由宣泄的可能。“尿不湿”的逐渐被采用其实自有其象征意义,它说明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丰裕的一代人的出现和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进程事实上是异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尿不湿一代”现在已经长大了,他们已经显示了一个物质丰裕社会中的青少年的趣味。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文化消费的主力。由于成长在中国最丰裕的时代,没有了过去的悲情和重负,他们的感情和情绪也没有了那么多的沉重。凭借中国二十多年高速经济成长带来的财富基础,这些青少年成了中国现代以来最敢于消费的一代。他们的趣味和爱好主导了文化消费的走向。他们买书,韩寒和郭敬明就变成图书市场的主导力量;他们玩游戏,陈天桥就成了IT首富;他们崇拜偶像,周杰伦、F4就成了超级明星。这种力量的展现使得他们可以在文化趣味上充分地炫耀自己高度的丰富性和高度的游戏性。他们一方面有着生涩的成长烦恼,一方面却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支配创意性文化产业发展的力量。他们的写作有两个重要方向,一是“架空性”的写作,二是表现一种“青春期”的现实焦虑和反叛情绪,可以说是一种“现世性”的写作。两者都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平庸性的回应。
“新少年写作”所引发的震动有两个有趣之处:第一,这种震动几乎是同主流文学界没有联系,同文学批评的话语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出现的。无论是主流的“纯文学”还是与大众文化相关联的通俗文学,其实都同这种“新少年写作”有着严重的断裂。文学界几乎没有对这些现象做出反应,而文学市场的格局却已经改变了。“新少年写作”是同正统的文学话语方式和运作完全不同的新的存在。在受到市场支配的文学出版业对他们的追捧越来越热烈的同时,好像文学界仍然保持沉默。他们是同主流文学的一种平行存在。第二,这类写作通过与主流文学市场完全不同的空间来运作,其读者就是这类作者的同代人。他们原来仅仅是作为成人主流文学边缘的“儿童文学”的对象,是文学市场最边缘的力量,常常被视而不见。而如今,这个巨大的青少年阅读市场已经是任何人都不能视而不见了。它没有动摇文学界的批评和阅读机制,却动摇了作为这一机制赖以生存基础的出版机制。而这些自然同出版的市场化以及青少年成为文化消费主导力量紧密相关。一方面,出版的市场化使得任何出版社都强烈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少年写作尽管得不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却受到市场的欢迎,出版业必然将它视为新的巨大利润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等收入者”家庭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为青少年的消费提供了来自于家庭的保障,有了相当多的余裕来满足子女的消费,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消费能力。青少年强烈的文化消费的意愿导致了电子游戏等新兴产业的高度发展,也创造了一种青少年独特的阅读市场。于是,“小鬼当家”的文学低龄化的运动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形成了巨大的新兴产业。

所谓“架空性”写作是指大量神怪、奇幻、灵异小说的出现。这种“架空性”乃是创造一个和当下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架空性”。它们均不来自于现存的历史,也不是对历史的反映,而是在一种超越性的时空中展开自己几乎随心所欲的想象力。这种“奇幻文学”,以类似电子游戏的方式展开自身,郭敬明的《幻城》、韩寒的《长安乱》、阳阳的《时光魔琴》,以及网络作家今何在等人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
这种“架空”小说的所谓“架空”是一种凭空而来的想象,是一种对世界的再度编织和建构。它们并不反映现实,而是创造一种现实。这种对于现实的超验创造其实是一个类似“星球大战”的世界。在中国“新文学”的整个传统中,幻想文学一直是一个不受到重视的边缘。在这里有两个潮流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会讽喻或教育类型的幻想文学,作家以幻想作为社会批判和“国民性”反思的途径,老舍的《猫城记》和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是这方面的代表。1949年之后,则将幻想文学作为教育青少年的工具,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是其代表。二是科学幻想类型的幻想文学,即对科学的发展进行预测的小说。1949年以后,随着苏联科幻文学的引进而有较大的发展。在“新时期”初期“科学的春天”里,这类文学曾有过一段兴盛期。这两类文学都是启蒙时代思潮的表征,“国民性”的反思是为了唤醒民众觉悟,而科学幻想则是为了开启民众的智慧。但它们实际上都处在文学主流的边缘,无法与及时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相比拟。幻想文学一直被视为一种较为次要的文类,作为一个现实的“寓言”来处理的。这当然和现代中国紧迫的民族和阶级斗争历史以及中国的“弱者”境遇相关。中国“现代性”已经有了一个关于国家富强和个人解放的异常具体而坚实的中国梦,也就不需要另外的幻想文学。伴随着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一个较为富有、较为优裕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的“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进程所创造的“新新中国”,使得中国的青少年开始成为消费的重要的力量。他们开始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物质性满足。当日常生活的基本满足不再成为问题,幻想文学也就有了自己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一个电子游戏所创造的逼真的“超现实”幻想世界,也为幻想文学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首先,这些“架空性”的作品是青少年自由联想的感性的自由书写,是无拘无束的幻想性的直接表征。这些作品,一方面在来自书本或故事的知识资源的基础上调动一切想象的元素,将原有的逻辑性和历史性打碎,变成一个新的奇幻空间来自由展现;另一方面,则通过电子游戏所具有的奇特灵感,跨越人与神、时间和空间、东方与西方的界限,通过幻想创造一个直接诉诸感性和想象的自由空间。因此,这些作品是极富想象力的产物,它们超出了现实世界的局限,仅仅来自于青少年的奇思妙想。于是,对于这样的幻想文学来说,“架空性”的写作才显示了其长处。它不需要对于社会的常规和理性化的秩序做深入的表述,而仅仅依靠自由而奔放的想象力就可以了。
其次,这些创造已经完全脱离了现代中国历史的限定性,变成了一种同普遍性的“人类”想象相关联的想象。这里已经没有中国“现代性”的幻想文学那种强烈的感时忧国意识,也没有作为“民族寓言”的沉痛宣告,而是非常轻灵自如的片刻想象的产物。于是,我们发现中国幻想文学原有的高度滞重性已经消失,幻想就是幻想,这个天地已经跨出了关于“中国”的一般性限定,青少年们已开始具有一种新的全球性视野。想象的世界已经不再仅仅依赖于单一民族文化的特殊经验,而是依赖更为广阔的自由想象。
而反叛的青春的“现世性”写作的风格则有所不同。这些作品的经验范围仅仅是个人的私生活的琐碎事物。如对于长辈的不满、青春期萌动的感情和不安的冲动。那些大量的对于成年人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趣味和意义的抒情片段,以及来自青少年文化自身的文化符号和素材的自由调用,写作业已完全私人化了。大量涉及性和私生活的想象片断凸现了青少年亚文化对于成年世界既反抗又渴望的矛盾心态,也凸现了新的都市文化对青少年群体的冲击。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游戏式的感情体验具有绝对的意义与价值,而社会主流价值似乎已无足轻重。小说对于成年人或者“新文学”传统来说非常琐碎和没有意思的表达,但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

这些小说的情节和故事往往都是片段性的,是由情绪的片断的连缀和流动来展现个人的私密世界。故事情节和线索都极不明晰,往往仅是一些生活断片或感情起伏的模糊书写。断断续续的故事,极短的段落和极短化的句子,将来自网络写作的片断性展现出来,感觉、印象、情绪、记忆的流动是表达自身的基础。 从这样的形式和内容透露的是某种叛逆性与顺应性的混合。它们在内容方面表明了一种对于当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某种反叛情绪,却也在形式和运作方式上顺应了这一逻辑。这使得他们受到诸如摇滚、“垮掉的一代”等西方青少年亚文化的影响,对于力争上游的逻辑和教育规范有许多嘲讽,强调“自我”和“自由选择”的意义,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浪漫情怀。这和20世纪80年代的刘索拉、徐星的反规范的文学不尽相同,那时的反规范乃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的追问,而今天的反规范则是在一个完全成熟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新新中国”出现的。但这种浪漫却是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运作的,是市场选择的直接结果,它根本不可能将浪漫和反叛抽离市场,所以,他们表现的只是一种“物化”的感情。黎将的小说《在美丽间我们交换爱情》的标题中有“交换”一词,交换不是一个超验的概念,而是商品运行的基本形态。在这里,感情变成了交换的某种形态,它尽管是一种非物质的感性的东西,却具有了某种具体的可量度的空间,如同电子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交换”为实质性的货币财产一样,感情在这里也是可交换的,也是市场的产品之一。最近,有关网络游戏的虚拟财产的立法问题所引发的争论,其实就喻示了新的市场逻辑的建构。这里的市场逻辑恰恰需要反规范的力量来获得成功,这说明了文化市场和生产在新世纪的高度复杂性。当然,这也和新的资本逻辑从实物经济具体的“物化”转向了虚拟经济的所谓“新经济”的抽象和虚拟的“物化”时代有关。这里的消费主义已经超越了它原来的含义,消费不仅仅消费具体的物品,而且消费具有高度虚拟性的感情和私生活世界。在实在的生活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刻,反抗市场逻辑和反映个人力争上游价值观的作品却成了市场的新宠。网络写作与电子游戏有高度的相关性。网络写作的革命性在于它的高度的自由和高度的民主性。作家和出版这种过去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端”行为,现在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拥有的发表的自由。而“博客文化”的价值,在于将日常性的生活记录变成了网上公开的“写作”形式而合法化了。写作的非神秘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遍的潮流。就像人人可以玩游戏一样,人人也可以写作。写作成为可选择的一种游戏,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有关写作的许多宏伟的想象。
当然,无论“架空性”的还是“现世性”的“新少年写作”都是一种亚文学现象,它是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的高度混合,也是对于主流价值的反叛和认同的混合。它一方面以反叛的姿态发出不同于成人世界的声音,展现激烈的姿态,吸引被消费趣味所支配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却由于阅读与写作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学习”和“读书”,而被家长或长辈视为一种相当积极的事情而受到了许多支持和认可。青少年购买这些作品往往不会被阻止,反而会受到某种肯定。同其他都市娱乐方式相比,家长和长辈对于阅读与写作的限制是相对宽松的。相对于一个对青少年具有高度“成才”期望的亚洲社会而言,成为作家和写作显然具有很强的合法性。这恰好平衡了当下社会对青少年所具有的矛盾性要求和想象。目前的社会往往一方面期望青少年努力学习,压抑欲望以适应未来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另一方面却又期望青少年能够在一种享受与消费的氛围中成为扩大需求和消费的主力。于是,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和奋斗的压力与希望他们享受人生、获得青春期的快乐和满足的要求几乎同样存在于社会的主流价值中。所以,对于青少年“追星”这样的现象,一方面不断受到媒体的抨击,一方面却又受到媒体的鼓励,以至于在同一份报纸上,教育版面上的抨击与娱乐版面上的鼓吹常常同时出现。这种矛盾性有其利益和价值上的内在的逻辑性,也不是仅凭感情的好恶和理性分析就可以化解的。“新少年写作”已经成为这种矛盾要求的最明显标志,而“新概念”作文就是这种矛盾性的最好的象征。“新概念”大量引进了时髦的反叛和自由自在写作的概念来适应后者,同时又用与应试密切相关的“作文”来适应前者。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参考文献」
[1]张颐武。“新新中国”的形象[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2]郑必坚。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的走向[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11—22.

原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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