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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是如何“炼”成的?

读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

周思明

经典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学话题。谈经典离不开传统,这是因为任何文学经典须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积淀,大浪淘沙,优胜劣汰,孰优孰劣,方可水落石出。从这个意义上看,曼君先生的新著《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黄曼君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部颇具文学审美理论价值的关于新文学经典研究的范本。

适如书名所标示,该书的贯穿线索即新文学传统及其经典的阐释。由于书中论及的传统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也不同于西方,乃是中国新文学传统,因此所谓经典阐释便是新文学经典的阐释,由此可知:此处的“新”和“不同”,涉及到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这一在当下十分热门且相当复杂的问题。作者以历史的、美学的及其它相关的认识论方法论,对新文学传统及其经典做了全面深入、辩证科学的考察,从而为人们重新认知和科学阐释新文学经典,奠定了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石。该书可谓体大精深,论述风格严谨、周密,语言干净利落,具有一种撼动人心的“抽象之美”和熟稔老到的逻辑思维力量,是曼君先生年届七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所攀登上的新的理论高度。这得力于曼君先生那种“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和“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执着人生、不服老的劲头。许多年来,曼君先生在眼睛特别不好的情况下,仍然撰文、著书、写诗,2004年他连续在《文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和《人民日报》等权威杂志报纸上发表论文。他在自创的诗歌《老境》中写道:“明知道西行的云即将变成落照,却要引吭高歌、赋诗长吟!”捧读曼君先生的《老境》,我似乎对于经典是怎样“炼”成的,从一个非关学术的角度有所顿悟。

言归正传。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是曼君先生的新著《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给以阐释的关键问题。在论述此问题时,作者注意到现代化或现代性虽然在思维模式上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精神,在社会运行模式上强调合法性、科层化,是具有确定价值的现代普适性概念,并确有解放的功能;但现代化、现代性决不是一种僵化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它提供一种新的总体性视角,是一个跨越数个世纪的流动工程。它具有反思性与多元性,以它为轴心,可以辐射出一幅幅多重话语的精神地形图。与新文学传统紧密关联的是关于新文学经典的诞生、延传与阐释、读解问题,因为新文学传统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传统,其新的“卡里斯玛”特质主要表现在新文学经典上。中国现代文化在知识、价值、意识形态、审美等方面的分殊发展,经过维新改良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洗礼,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态,促成了新文学经典的形成和诞生。论及新文学,殊难回避“革命化”、“政治意识形态性”等等概念,这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一个跳不过去的驿站。该书对于“主流话语的经典品格”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进行现代性观照,将其当作现在和未来都起作用的“活的灵魂”,毛泽东的一系列著名的文艺观点,如文艺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方向的观点;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道路的观点;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深入实际斗争改造世界观并获得创作源泉的观点;生活美与艺术美的辩证关系的观点;正确的政治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观点;对中外文学遗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观点;“以中国的东西为主”、创造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观点、“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等等,都曾经和正在对新文学和当代文学起到巨大影响。本书所突显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现代品格,它的新型传统和新型经典,与对它们的阐释和延传,解构与建构处于一个共同体内,既相异对立,又互补互渗。文学的现代品格,新型传统和经典的特征,以一种总体性视角渗透到本书中各种文学现象的阐发,尤其是文学经典的阐释中,本书多种文学现象的阐发和新文学经典性成果的研究,又使新文学现代品格,及其传统和经典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与延异创新的特征。书中每一种文学现象的新的阐发,每一种文学经典的新的读解,都是一种“散点透视”,都丰富了我们对新文学品格、新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的感受和认识。

通观曼君先生的新著,可知此书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是努力从世纪性的高度看问题。即不仅回顾20世纪文学,回响着20世纪文坛的风雷,可从中看到其风云的变幻;而且着眼于新的世纪,跟踪与把握跨世纪诗神的腾挪变幻。作者在1996年下半年所著的《“现代化”视野与现代文学“新”的特质》(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一文中说:“只要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仍在继续,中国现代文学“新”的特质仍会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还不如用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因为前者无法概括中国文学现代化未来发展的全过程,而后者的‘现代’概念则可与社会和文学现代化过程相适应。”其次,试图运用文本的历史品格与历史的文本功能相统一的综合分析框架。本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为核心,以新文学传统和新文学经典阐释为贯穿线索;但这个史论框架不是一个以必然性结构推演历史行程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毋宁说是一个历史品格与历史进程相统一,文本的历史化与历史的文本化相统一的丰富复杂的共同体。也即福柯之所谓“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福柯的观点告知我们,对于历史文本、历史品格,无论是“颠覆”、“消解”的解构,还是“融合”“重建”的建构,都指向现实矛盾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向历史发展的未来。再次,作者在展开全书的恢宏论述时,十分注重“诗性把握”所要论述的内容,不仅抱着科学客观的态度,同时也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感情;既摒弃非历史的苛求,也不做单纯的诠释与讴歌。西方自启蒙主义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理性转向以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发生了诗性转向。中国自古以来更从“诗的国度”中持续地迸发出蕴蓄丰厚的诗性。作者在研究中尽可能地将理性与感性、思与诗,文化与诗学,科学与诗性结合起来,即冷静地科学地剖析、审视研究对象的方式,与动情地诗意地体验、介入、沉醉于研究对象的方式结合起来,“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思),从而使得该书呈现出一种既科学严谨、逻辑统一,又充溢情感、柔韧可赏的理论态势。

拜读曼君先生的新著,不难把捉到这样一种观点:即阐释中的新文学经典世界表现在各种新文学史、经典研究史与阐释史中。本书将新文学经典及经典阐释连缀成各种体系,使之系统化、规范化,更具有权威性和普及性。由于治史者的主体性,特别是20世纪史学观对主体性的强调,任何文学史都是具有理论负荷与价值负荷的阐释的文学史,因此,根据思、诗、史关系的不同组合,这些文学史具备如下类型:一类是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这类新文学史,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化性质的论述为指导思想,构成史论框架,以突出其政治内涵的“思”将“诗”与“史”联结起来。由于与中国新文学密切联系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概括符合历史的真实,加以几本重要的新文学史撰写者、主编者的深厚文艺学养在几个相对宽松时期的创造性发挥,使得这些文学史能在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实现思和诗、思和史的对话,达到思之诗、思之史的融合。但这一类型的文学史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从极端“左”的政治化方面提出问题,即对上述经典的选择和评价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史论框架内,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似乎并不满意。另一方面是从今天开放的视野提出的问题,这与鲁迅阐释提出的问题相似,即无论从文学史观、思想与审美价值取向来看,还是从创作方法的提倡、编写体例来看,都因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观念的渗透和束缚,使经典的选择和评价显得保守、偏狭,与新文学史本身的丰富、复杂的生命系统不符。另一类是现代精神文化的新文学史。自从80年代王瑶提出新文学史的现代化课题,钱理群等人提出中国20世纪文学史观,又于90年代撰写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由此开了重写文学史的先河。此类新文学史的主要特点是超越政治意识形态,以现代精神文化为核心概念和贯穿线索,将人的解放和民族灵魂的改造的基本精神文化现象,融合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带来的各种现代化主题中去。它们还注重审美的自由,注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独立品格。因此这种突出“诗”的诗之思和诗之史的特征符合诗性转向的世界潮流,也形成了该书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的颇具现代性的文化审美特征。

尽管“经典”的话题愈来愈为研究界所关注,但将经典话题落实到新文学史和及其文本研究却仍处于一种方兴未艾状态。从新文学发展历程的纵向视野看,经典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得以产生。事实上,经典总是通过如下两种方式予以确立的:即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待经典,经典就会被视为因其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衍生出来的“第一流的”、“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的一种文本实体;而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经典,则经典常常被视为是一个随着时间变迁而逐渐被确认的过程,是一种需要不断在阐释中获得生命价值的存在。如是两种观点无疑都具有各自的道理。就今天的眼光看,经典的阐释往往应当是二者并重的“结合体”,因为经典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永恒事物,它可以招致类似相对主义的质疑;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经典正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如此说来,经典又是一个过程,绝非一成不变。诚然,将经典置于不同的文学视野之下,肯定会产生更为细致的确定标准。以本书所研讨的新文学为对象,经典的确立无疑同样是一个历史化过程。同时,从广义角度上讲,它也无疑应当具有如作者所说的“思、诗、史”的经典特征。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既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而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它是在作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渗透下不可重复的艺术原创,能够提供某种前人未曾提供过的审美经验。再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新的篇章,具有“史”的价值。

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究竟有无经典?这是多年来困惑当代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80年代初期,便有论者提出,1949年以后30年间的文学成就,远不及49年的30年;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又有人认为,从整体来看,49年30年的文学的成就其实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最重要的价值,恐怕就是充当思想史的资料。认为以世界文学的水准衡量,即使鲁迅也还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别的姑且不论,仅就长篇小说而言,在20世纪汗牛充栋的中国长篇小说中,要找出超过明清“四大名著”的作品,恐怕就很难。在曼君先生看来,有关经典问题的困惑,主要是根源于本体论缺失所造成的阐释性焦虑。并且他理性地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人的才情和智慧的结晶,已然创造出堪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它是这个时代的人民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它已尽可能地发挥到了最好水平。尽管文学史是一个遗忘率最高的领域,在若干年之后,能够被人们记住的作家作品将会越来越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二百年、五百年之后,鲁迅与阿Q的形象还是会被人们深深地刻在脑海中。事实上,并非一个鲁迅能被历史铭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长河中,还有沈从文、老舍、曹禺、沙汀、赵树理、钱钟书、柳青、王蒙、贾平凹、莫言……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那种中国现代文学无经典论,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无视经典存在的悲观论者。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经典,经典的判定,须要放置在一定的历史坐标系中,而不能形而上学、主观武断地认定经典只有一个历史时期才会出现,而别的时空领域却是无能为力的。这种依情而非依理来宣判经典的有无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无视经典存在的愚昧之举。事实上,经典是个与时空相对应的概念,只有经过时空涤荡与淘洗的文本,才有资格谈论经典。作家本人在进行创作时无法预知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如艾略特所说:“他们惟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在历史的视角才被看做是经典作品的。”但是伟大的作家应具备使命感,即使是冷静思考和文学经验也无法替代的使命感。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说:“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视作特殊的、独来独往的人,而是做一个和一切人一样的人。”只有具备了这种使命感才有可能创作出可以称之为伟大的经典作品,使其具有俘虏人心的力量。由于文学有着不同于科学学科的特质,因此不可以完全用科学主义的启蒙主义来进行阐释,并不是人类所有的情感都可以被阐释,也不是所有的现象都可以被解释,人类心灵的丰富与广阔,天地之间冥冥之中不可解的魅性,都可以也应该是文学经典所表现的内容。文学不受衰亡这种规律的制约。也许时间会使得一些情感消失怠尽,但是时间却能够使真正的文学成为经典。经典作品往往是写给未来的,比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因此它们可以战胜残暴的时间,能够经受住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领悟,带给一代又一代读者感动与震撼。现代文学经典的确立,因其属于近距离的“在场”,应归于现代文学评论范畴。只有在拉开了时间的距离之后,才有可能排除意识形态、文化权利等等的制约与干扰,从而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判断。所以,对近距离的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不一定要急于“盖棺论定”,向世界宣布孰为经典,这样做是不科学的,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当然人们也不应放弃这样的努力,即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寻找某种持久的、永恒的因素。经典正面临着大众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大众文化的两个典型特征即“去经典化”和“非精英化”,或者毋宁说是“去魅”和“世俗化”。即便如此,我想也不会妨害经典的产生。在文学研究的专业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批评者运用各种各样意识形态化的批评理论来进行研究,如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文学批评充斥着各种主义的和时髦的术语,使得文学批评演变成文化批评。而对于文学经典的内在诗性品格和文学自身语言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经典的地位在这种格局中变得岌岌可危。于是乎,包括曼君先生在内的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家开始致力于恢复文学经典的尊严。

无独有偶。国外也有位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近年出版了《西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试图祭起传统的文学批评的大旗来捍卫经典作家的尊严与荣誉。《西方正典》的核心思想是布鲁姆1973年所著的《影响的焦虑》的一个延续,即后来的作家是在与以往的已经确立权威地位的作家的搏斗之后确立自己的地位的。 他基于其阅读经验的审美洞见开具了26人的核心名单和数百人的大名单,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其阅读的文本范围与对文学的鉴赏能力无庸质疑,但是任何一个人也可以对这样的名单提出质疑,对其不可避免的“偏见”做出批评。这是从个体阅读经验出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文本,面对如此绵长而又辽阔的文学之河,阅读者往往手足无措,以个人的一己之力,不知如何方能做到客观公正,没有偏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此份名单也可以算是布鲁姆的“一个人的经典”。我不知曼君先生与哈罗德.布鲁姆先生有无学术上的联系,相互之间是否看到对方的“宏大叙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二人对于经典的探索和论述都是极具启迪价值的,这种探索毫无疑义有着其自身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像他们——当然不止于他们两位,而是更多——这样的有识之士们的种种努力和阐发,那么今天已经被公认的经典可能被文坛上某些嬉皮士或败家子解构或者颠覆。

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不可或缺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是非常可悲的。文学经典典律构建注定是一个复杂的变动不居的过程。文学经典也并非凝固不变的绝对化的终极化概念,它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多元性的体系。因此需要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多重的视角、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对此进行观照与阐释。曼君先生的理论新著《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正是遵循上述思想脉络展开其既汪洋恣肆、又逻辑严谨的研究与论述的。它的阐释个性、风格,很好地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且在新世纪又有发展、创新的学术精神,其理论价值是颇为丰富的。相信这部书的面世,可使人们对于新文学传统及其经典的产生会有不无惊喜的重新发现。


原载:中国艺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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