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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的 “拥刘反曹”倾向(外一篇)

——谈刘备的仁义与智慧

肖旭

我们知道在小说里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特别是主要的典型人物形象来表现作品的主题和作品思想倾向的。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就是通过刘备、诸葛亮、曹操这些主要人物形象来表现小说的“明君贤相”思想和他“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三国志通俗演义》写了三个国家,但他是以写刘备集团为主,并以刘备集团的盛衰作为作品的主要线索,作者歌颂的理想人物也主要是刘备集团中的君臣。在小说中的刘备,是一个明君的形象。作者对刘备从政治到道德上全力加以美化,把他作为一个宽厚爱民的明君、好皇帝来塑造。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刘备终于取得一席之地,有人说因为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后代,姓刘,汉代即使不行,皇帝也该姓刘的做。《三国演义》多次写刘备、孔明诸人打着刘皇叔的旗号,当然这或有些号召力。但书中也写刘虞、刘焉、刘表、刘璋、刘晔、刘泌,不仅都姓刘,而且都是皇帝宗族,刘晔是光武嫡派子孙,刘焉、刘璋是汉鲁恭王之后,与汉室关系有的较刘备还密切,何以不能成大事?

也有人以为刘备起自寒微,家贫,贩履织席,历经艰难,寄人篱下,终于成鼎立一方之主,缘由有了关、张、赵、马、黄五虎将,有了好军师孔明,当然这也有些道理。但哪一路英雄,尤其是曹操、孙权不拥有众多的猛将谋士?

和良臣勇将相关的是主上的求贤,“桃园三结义”和“三顾茅庐”都表现刘备求贤若渴。但曹操重才举士也是有名的,他一再下诏求贤举士寻逸才,对郭嘉、典韦的感情也是真诚炽热的。

《三国演义》写刘备的玄妙在于仁义。魏、吴都土地广阔、士马精练,所缺的,就是书中多次写刘备所重的仁义。尤其是对广大百姓,刘备是仁义之主。《三国演义》41回“刘玄德携民渡江”,刘备和民众数十万人,在曹操大军追击下,过襄江缓缓而行,每天只走十多里,别人一再劝主上应速弃百姓,若恋而不弃,祸不远矣。但刘备坚持不背弃,差一点儿跑不了,失去夫人,孩儿阿斗几乎也折了。书中写刘备仁义还很多,——成了主题之一。人说的卢马妨主,劝他送人,他留下了自己骑。三十六回因有人设计留徐庶,刘备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他对孔明言出计从,却不从孔明夺荆州之谋,因夺本家刘表是不仁不义。

《三国演义》还把刘备的仁义和曹操的诡诈对比来写,从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对陈宫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写起,写曹操割发代首,借粮官王垕的头来镇压军心等等,活脱脱画出一个白脸奸相,正好来突出刘备仁义的可贵。60回更直率明了地以刘备取西川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曹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这几句成了全书“拥刘反曹”的实际内容。事实上,究竟仁义能起多大作用?是否真像孟子说的,行仁义,人民就像水之就下那样跟随他?就以取西川为例,刘备最终还不是听取庞统的话:“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兼弱攻昧”,去攻打同宗的刘璋?有时或需王霸杂用,恩威并施?有人以为刘备襄江携民缓行招致大败死伤过多是“妇人之仁”,不无道理。口称仁义是否像宋襄公那样等敌人渡河列阵后再战而大败呢?然而仁义终究是人民的愿望。人民希望主持正义、仁厚,而不愿意看到狡诈、阴险等等。仁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孔子说:“仁者爱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刘备在艰危困厄中履行,不是值得赞赏吗?孟子期望的仁者无敌,刘备努力去实践。《三国演义》实际描绘了一个儒家的政治乌托邦。东汉末年,很像战国,四海纷争,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也。所以行仁政,人民悦之犹解倒悬,刘备希望正是使儒家理想成为现实。如此成功地用形象表现优秀的传统思想,《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是少见的。

“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衍,非无中生有者比也”(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即“演义”是根据史实,敷陈大义的意思。可以说“历史演义”是小说创作中的特殊品种,它既不同于历史,不是单纯叙述史实的历史书,而是经过艺术构思和加工的文学杰作,但也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它主要取材于两方面:一是正史的史料,二是民间的传说。《三国演义》全部故事的基本轮廓、基本线索、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大半是依据历史事实的。陈寿《三国志》即写刘备好行仁义。如为平原相,有人使刺客刺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上面写襄江之败,刘备和民众日行十余里,有人说,“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我何思弃去。’”而刘备临终,遗诏“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得到过许多人的称赞。这都说明刘备存心贤良为善。至少把仁义作为一种信念努力去实行,而曹操举贤才但问进取,不管贤良操守。他要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他问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这样,“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自黄初(魏文帝曹丕)至于晋末,百余年间,儒教尽矣!”(《宋书·臧焘传》)儒学的破坏,诚如晋傅玄所云: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导致风气的败坏。

从全书看,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突出刘备“明君”形象的:

1、刘备的政治理想是解救国家危难、报效国家、安平百姓。小说第一回“桃园三结义”中,写刘关张的共同誓言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刘备力图安帮定国。作者不仅赞美了刘备,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有平敌报国的志向,并且肯定了只有刘备是并起豪杰中的汉室的合法代表,从这里可看出罗贯中的正统思想。他也应具有明君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刘备说:“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这就突出了他是个仁义之人。有人建议他经常骑的那匹的卢马送给他人骑,等别人骑这马出了事以后,再把这匹马牵回来刘备就不会出事了,这当然是很会为刘备着想的,但也表现了很自私。因此刘备表示坚决拒绝这样做。小说中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来突出刘备那“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的品德。

2、突出了刘备的爱民之心,描写了刘备与人民的紧密关系。小说中写出了刘备爱人民,而人民也拥护他。刘备打败了,离开樊城时,十几万老百姓宁可跟着他一起逃命,刘备跟难民在一起,一天走不了多少路,结果被追兵打得七零八落,连他自己的家眷都失散了,但刘备还坚持和难民在一起,书中并多次写刘备看见人民受难而流泪伤心。

3、小说突出了刘备爱惜贤才,礼贤下士。“三顾茅庐”集中刻画了刘备礼贤下士的品德,表现了刘备对贤才的爱慕和敬重。刘备与诸葛亮、与张飞、关羽间的甚相敬爱,反映了作者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总之,小说中的刘备是以民为本,宽厚待人。他有雄才大略和英雄胆识,又有知人善任取信于民的优秀品质、才能,他是个明君、好皇帝。

但刘备这一形象缺乏真实的社会基础,事实上刘备也有政治野心,他同样企图吞并其它割据势力,攫取最高的统治权,因此这种理想中的好皇帝,在现实生活中是并不存在的,刘备只是作者寄托的一个理想人物。他是封建社会中人民群众在要求变革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所幻想出来的,因缺乏现实基础而显得苍白虚假。这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典型。

还应注意到,刘备的仁义也是时代的产物,和东汉推行儒术、讲求气节有关。刘备15岁向大儒卢植学习,卢植以向马融学习不看一眼马融家的歌舞女伎著名。芦植和蔡邕校核五经,反对宦官和董卓,是一位敢做敢为有政治操守的学者,刘备受卢植的影响是不小的。《三国演义》多次写刘备去救卢植。卢植还和大儒郑玄同学,演义写刘备师事郑玄、卢植两人,是可能的。《诸葛亮集》有“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郑玄)间,……治乱之道,悉矣。”可见刘备的仁义是东汉经术信念的结果。而且,西汉经学大师韩婴也是刘备的同乡,传诗经,“燕赵间好诗”,刘备的涿郡正是诗经风靡之地。历史、地理的儒家经学风尚造就了刘备的仁义。可见小说的发展是有源头的,小说的创造恰恰把民族的深厚传统形象地发挥到新高度,从而使《三国演义》成为人们喜爱经久不衰的文学读物。



谈诸葛亮的智慧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就是通过刘备、诸葛亮、曹操这些主要人物形象来表现小说的“君贤相”思想和他“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诸葛亮是书中着力刻画的一个形象,全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描绘他。在历史土诸葛亮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民间说唱中,他就成了个半神半人的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刻画这个人物形象方面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把诸葛亮恢复到人的位置,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在这一形象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追求。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是作为一个贤相来 描绘的。他对刘备竭尽了忠诚,他和刘备互相了解,为了共图王霸事业而奋斗一生。刘备在军阀角逐中,打了十几年的仗,但是并没有自己的势力、独立的根据地。 刘备在失败的痛苦经验中,就产生了求贤用贤的迫切要求。这时诸葛亮隐居在隆中,他并不是不愿意出山,而是在等待时机,等待君。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君臣鱼水和谐。我们应看到诸葛亮的拥刘,并不是简单的感恩,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的。从他出山时起,他就以兴汉灭 曹、建立刘蜀基业作为他的抱负,作为他一个实践活动的中心。而刘备只有在用了诸葛亮之后,他才得以贯彻正确的目标,逐步地打开局面,终成叮嘱之事。因此可 以说蜀汉的兴衰,三国之间的每一次重大的军事斗争,都是和诸葛亮有着密切关系的。刘备对诸葛亮是言听计从,在刘备死以前,他向诸葛亮托孤;在刘备死了以 后,诸葛亮竭尽全力来辅助刘禅。他不仅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表现了极其动人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坚持精神。

《三国志通俗演义》全力以赴歌颂诸葛亮对刘备的一种生死不逾的忠诚,作者把“忠诚”作为贤相的一种重要品质来突出。在小说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忠诚以外;诸葛亮还有着公而忘私、赏罚分明、任人唯贤、虚怀若谷等贤相所必具备的特点。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正是作者所推崇的君贤相的仁政思想。诸葛亮作为贤相,除具备品格上的优点以外,他还具有经天纬地的才干。

诸 葛亮身上的极突出特点,是他的足智多谋。在小说中,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隆中对策,他在分析了天下形势以后,为刘备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正确战略思 想,于是诸葛亮就出山了。他博望坡军师初用兵,出奇制胜,奠定了在刘备集团的威信。在这以前关羽、张飞对他是不信服的,等到博望坡军师初用兵打了大胜仗以 后,关、张对诸葛亮是心服口服。在“赤壁之战”,诸葛亮孤身到吴国,舌战群儒,智激周瑜,他争取了强有力的同盟,并且贯彻了联吴抗曹的战略。在战略部署的 各个环节上,他都胜过了曹操和周瑜。总之诸葛亮是个政治、军事、外交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人物。

为了表现诸葛亮的智慧,《三国志通俗演义》从不同角度写出了陪衬人物。在刘备集团的内部主要写了庞统,在进攻西蜀时,庞统没有听从诸葛亮的劝告,轻举妄动,结果在落凤坡中箭身亡。在庞统的对照下,就更显示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在诸葛亮的敌对方面,在前期写了东吴的周瑜,在后期写了曹魏的司马懿。 赤壁之战的时候,诸葛亮沉着机智地躲过了周瑜的几次陷害。“赤壁之战”正面指挥的是周瑜而从旁操纵主动权的却是诸葛亮。等到曹操战败,退回北方,局面初步 稳定了,诸葛亮就主动向周瑜进攻,他“三气”周瑜,针锋相对。司马懿老奸巨滑,他的见识手段远远超过了周瑜,但在和诸葛亮较量之后他只好承认“吾不如孔明 也”。全书通过多种角度的陪衬,把诸葛亮在各种斗争,特别是在重大的军事斗争的聪明才智都充分表现出来了。

如何来看待诸葛亮的智慧?

我们知道所谓智慧,它是判断能力、应变能力、预测能力的集中和概括, 而诸葛亮的这三种能力是非常的。如《空城计》诸葛亮在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很快就逼近西城,而他身边只有一般文官和二千五百多军士的紧急情况下,诸葛亮不慌 不忙,表现了高度的应变能力。当时作战的双方都掌握了对手的特点,司马懿了解、掌握诸葛亮是平生谨慎,从不弄险,因而他判断诸葛亮在城中设下了埋伏,而诸 葛亮正好利用了司马懿对他的顾忌,采取了紧急行动,显示城中埋伏的千军万马,给敌人造成判断上的错误。这就是应变能力,这就是胆识和魄力。诸葛亮这一形象 概括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量,反过来人民从这个形象身上汲取了智慧和创造力量。诸葛亮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知识分子。

《三国志通俗演义》除把诸葛亮作为一个贤相来塑造以外,也把他作为封建社会一个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来 塑造。但这一知识分子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同,他重视实践,关心天下大事,他走的是和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道路。在舌战群儒中,他抨击了群儒。“坐议立 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说他们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诸葛亮很看不起他们。诸葛亮不是死读书,他重视能力,注重实践,这就使他的智慧 大大超出了一般人。他能了解情况,掌握斗争规律,他预见事态发展的前景,做到深谋远虑,料事如神,智慧和忠诚是作为诸葛亮贤相的核心成分。诸葛亮只有遇见 刘备这样的君,他的才智聪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忠诚品格才能得到充分发扬。这形象的塑造使全书的君贤相思想扩大、鲜明起来,使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也大大鲜明起来。可以说在诸葛亮出山以前和诸葛亮病死以后,《三国志通俗演义》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描写。

不全不萃不足以称之为美

——谈《三国演义·当阳之战》的艺术特色

远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对人们就很有吸引力。据《东坡志林》记载,小孩子们如果挑皮淘气,大人常常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去听艺人讲故事,听到三国故事时“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由此可见三国的故事,早在《三国演义》尚未成书之前就具备了这样两点:一是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二是故事在流传中已有很强的艺术效果,连小孩子都激动的有说有笑。《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十分突出的继承和发展了这两方面的特色。 刘备兵败当阳的一段艺术描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既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又有高度的艺术效果。如何评价尊刘贬曹的思想内容是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这里姑且不谈。而作者为表现这一主题所采取的一些艺术手段显而易见是有可借鉴之处的。“当阳之战”,本来是刘备吃了败仗,而且败的很惨,丢妻撂子,怆惶逃生。从樊城撤退时尚有三千余军马,经过当阳境内的景山一役,再看手下随行人只有百余骑,其损失可谓惨重。有意思的是作者并沒有迴避这些失败的事实,可它给读者的印象却是最后失败的似乎不是刘备,倒有点是曹操。这就是一个很叫人玩味的艺术秘密。人们阅读这一段作品时真有点像《东坡志林》说的那样,总是对刘备不利的形势和不幸命运提心吊胆,而张飞、赵云的忠勇善战,英勇威猛,又不时让读者振奋喝彩。作者在这里深俱匠心的艺术安排,很值得我们探讨。

首先,作者向读者交待了主人公刘备宁肯自己逃亡而不愿乘乱夺同宗刘表的基业,这样一个个人品德。当刘表病危的时候,诸葛亮劝刘备说:“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刘备回答说:“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不采纳诸葛亮的建议谢绝了。这就使读者先从道义上肯定了刘备此次的逃亡。同时作者把刘备逃亡路上为曹兵所追以及造成惨重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刘备的爱民行为,不忍弃众速行,甘愿同百姓共患难。这就为刘备的失败争得了读者更大的同情。在这里作者十分突出的描写了刘备的宽厚爱民。在形势极为危机的情况下,他依然依恋百姓不肯先行。不管部下怎样着急,三番五次的劝告,他总是以“奈何弃之”的话来谢绝。第一次诸葛亮劝他“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他说:“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结果是“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泣。”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这就为刘备的逃亡挂上了沉重的包袱。

第二次是他带着十万民众拖家带口上路,每天只走十余里便歇,“忽哨马报说,曹操大军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赶来也。”众将劝说:“江陵要地,足可据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仅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哭着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结果还是“拥着百姓,缓缓而行。”这就为追兵造成了大好机会。

第三次,曹操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命令精选铁骑五千,星夜追击,就在追兵已经赶上的当天晚上,谋士简雍吃惊地告诉他:“主公可速弃百姓而走。‘若恋而不弃,祸不远矣。’”他还坚持:“百姓从新野相随至此,吾安忍弃之?”结果当阳景山一役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丢妻弃子,险些遭性命之忧。到了这时他还是不忘百姓放声大哭说:“十数万坐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作者就是这样一再强调刘备的爱民行为的。其中当然也有渲染蜀汉正统的成份,但不管怎样,今天也好,古人也罢,对一个对人民有较好态度的长后、君王,总是同情被肯定的。作者正是抓住刘备宽厚爱民这一特点,进行渲染,表现了自己的倾向,争得了读者的同情。当阳之战以前,作者以饱含爱憎的笔触,指出双方力量的过度悬殊,曹操占着绝对优势,刘备处于绝对劣势;曹操处于主动地位、追击,刘备处于被动地位、逃跑。从这里悄悄暗示给读者:曹操以强凌弱,刘备兵寡不敌;刘备不被曹操一口吞没就算胜利,曹操不能完全歼灭刘备就是失败。这样,作者就既为他心爱的主人公遭受战败之辱,先造了开拓之门,又为他的主人公危险的命运争得读者更大的关注。更重要的还是为他的主人公在读者心中奠定了败不足馁,胜则更喜的心理基础,这真是一石数鸟的艺术手法。

我们不仿再看看当时的具体形势,曹操的力量已空前壮大,兵多将广,清吕布于夏丕,灭袁绍于官渡,破宫环于白登,北方的群雄略已剪平,正准备消灭刘备、孙权扫平江南。曹操大军南下荆襄,刘综又不战而降。曹操为了攻打刘备,先曾发兵十万进逼博望,既而又起大军五十万直逼新野。不料诸葛亮博望烧屯,白河弄水,竟使夏侯惇、曹仁这些人大败而归。这更激怒了意气骄横的曹操,于是亲自带领三军“填塞白河,分作八路。”满山遍野,排山倒海而来,及至当阳时,他的兵力已到赤壁鏖战时的兵力八十三万,诈称百万。而刘备东奔西跑无立锥之地,加上刘表兵不满千,武将只有关羽、张飞、赵云而己。况且新野山僻小县,人烟稀少,粮食显薄,兵甲不足,城郭不固,军不精练,粮不及日,强敌压境,不能不造成弃新野、走樊城的局面,败当阳,走夏口成为势所必然。刘备撤离当阳时最多兵力不过三千余人马。以三千不精炼之兵如何能抵挡住百万雄师!何况还有十余万负役之民众,扶老携幼相随,而刘备又不忍弃之,日行十余里,步行江陵,甘于同败。这就在不利条件上加上了不利。双方力量对比竟如此悬殊,可战斗的结果,刘备安然脱险,除糜夫人一人自尽于疆场之外,刘备集团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安全无羌,以致造成后来孙、刘联合抗曹的局面,揭开了著名赤壁之战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看,当阳之战刘备并没有彻底的失败,曹操也没有完全取胜。尤其是在大战中还出现了长板坡赵云救主、长板坡张飞退敌的局面,这就更使读者产生刘备虽败犹胜,曹操虽胜犹败的感觉。罗贯中就是用他那生花之笔表现了他的拥刘贬曹倾向性。

作者还颇具匠心的把刘备集团中常立于不败之地的英雄人物关羽、诸葛亮安排离开,让他俩先后远去江夏求援,免受这场战败之辱。让这场不可避免的失败缘由由刘备这个一贯遭受失败的人物一人承担,这就更耐人寻味了。看来,关羽往江夏求援还很自然,为后来阻截曹操打击汉津设下埋伏,不仅在艺术上有它的作用,而且还有历史的影子。《三国志·关羽》《三国志·先主》等传,有刘备派遣关羽携百余舟始还江陵的记载。而诸葛亮去江夏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了。而《三国志.先主传》明明写着“曹公将兵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板,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十骑走”等。可《三国演义》的作者却偏偏不让诸葛亮与刘备一齐逃跑,让诸葛亮在刘备的委托下也远去江夏了,替他找到的理由是:“云长往江夏去了,绝无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烦军师亲自走一遭。刘琦感公昔日之救,今若见公亲至,事必谐矣。”就这样轻轻地将孔明也打发到当阳之战以外了。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安排作者是有他一番艺术用意的。诸葛亮在作者或读者心目中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胜利的象征,不能让他轻易掉到失败的泥坑里去,况且他下山还没有多久,由他指挥在博望、新野刚打了两个漂亮仗,才树立起军师的威信,刘备部下的将领关羽、张飞等才刚刚服他,如果让他束手无策的与刘备一起逃跑,神机妙算哪儿去了?这就多少有损他的尊严和性格的光辉。作者之所以这样处理,我们涉求虽不能过欲,但至少是不留痕迹的成全了这位用兵如神的军事家的威望,自然也就节省了在失败场合为作者所称颂的中心人物作必要的开拓打圆场的文字,从而减少了不少创作中的麻烦。因此我们就不能不肯定这种手法的经营得体。

最后一点,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作者在简单的历史题材的基础上,充分施展了他丰富的想象和大胆地虚构的才能,紧紧地掌握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威风的原则,又不肆意的颠倒历史事实,采取了从败中写胜,从大败中突出小胜的手法,生动地描述了这次战争的全景,表现了他尊贬抑扬的思想和爱憎喜怒的感情。作为尊刘贬曹的作者,当然他在主观上并不愿意他所尊敬的人物失败。可刘备兵败当阳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罗贯中,他又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隐讳颠倒这一事实。在当阳之战的一段描写里,他的确是创造性地整理了历史题材。在这次败退中,赵云誓死保护甘夫人,结果免难。张飞喝断桥梁,瞠目横矛,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这些也都有记载可考。败,故然是事实;胜,也是事属有因,只是败乃大败,胜乃小利也;败是全面逃生的亡命败,胜则是自卫脱险的局部胜。

《三国演义》又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不能硬行捏造历史,可任何一个作家,不管他采用何种题材,从历史传说中提供出来的,还是从现实生活中提供出来的,他总是要表现他的立场、观点、爱憎和意愿的,他的笔总是有所倾向的。在既有的素材不利于他所要赞颂的人物进行歌颂的条件下,依然要极尽歌颂之能事,这就到了考验艺术家本领的紧要关头。尽管历史题材对作家有一定的约束性,但一个有作为的艺术家是绝不会跟在史学家的身后亦步亦趋的。

从历史题材成为艺术成品,其间必须经过一道历史概括的工序,使人物和情节典型化,使作品凌驾在史实的基础上。因为文学作品总是要通过艺术形象自身的生活真实性显示他的思想艺术力量的。

罗贯中关于当阳之战的一段艺术处理,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足以能借鉴的艺术经验。他既没拘泥于史实,也不任意捏造史实,而把史实的真实性和作者的倾向性二者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艺术中虚写与实写结合起来,把全面叙述与重点描绘结合起来。他全面概括勾勒笼罩似的叙述了刘备走新野、弃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的大败,交代了历史面貌;而又突出重点,生动具体,极近夸张地描绘了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大闹长板桥的大败中的小胜。当然所谓“小胜”是与“大败”相对而言的,实际上赵云、张飞的战果是辉煌惊人的。作者以高度同情的笔调写了大败,又以热烈激动的心情写了小胜;意到笔随地写了大败,精雕细刻地写了小胜;虚写了大败,实写了小胜。虚实相生,构成了一幅淡抹浓描总相宜的彩色风云图。同时,大败不仅仅是贴在小胜后面的背景,而且是一种烘托,让大败的形势造成的氛围将小胜烘托的更为色彩绚丽,耀人心目。把战斗中刘备部下的虎胆英雄张飞、赵云的形象烘托的更加神勇无敌,光芒四射,把大败淹没在小胜之中,在读者心目中好像最后胜利的还是在刘备一方。这样,小说既有历史事实的清晰脉络,又达到了作者尊刘抑曹的目的。荀子曾说:“不全不萃不足以称之为美”。当阳之战的艺术处理,既全面地表述了战役的经过,又集中而精萃地描绘了典型事件和情节,既全又萃足以为之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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