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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再审视

代晓冬
内容提要 整部《围城》,从头到尾,主人公方鸿渐的身边始终围绕着一群女性。钱钟书先生用幽默、讽刺的笔调塑造一批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 本文旨在从女性的历史角色、社会地位和处身的社会环境着眼,剥离作者的富于暗示的语词、语气和充满幽默、讽刺的语言外壳,将人物的思想内核展露,从而完成对这些女性形象的重新诠释和再认识。
关键词 《围城》;女性形象;审视

从古到今,女性一直是文学作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然而,一直以来,女性形象的塑造大都出自男性作家之手。这样的现状存在很大的弊端。因为尽管男性作家笔下所表现的女性形象,固然是对现实女性状况的某种反映,但这种反映经过作家自身心灵的折射后,就自然而然带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迹。因此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像[1]90。例如潘金莲、阎婆惜、孙二娘是施耐庵对女性的艺术想像;蘩漪、四凤、鲁妈是曹禺对女性的艺术想像。我们关注的问题是:这样的艺术想像是否真实地切入了女性的历史角色、社会地位和处身的社会环境?针对既定的文本,阅读者必须考察作者对女性的艺术想像是否合理,必须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再审视。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描绘了一群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以苏文纨、孙柔嘉、唐晓芙、鲍小姐为代表。这些女性形象也毫不例外地打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迹和艺术想像,媸妍美丑,喜爱或憎恶,都在小说的叙事中得以展示。本文试图从女性的历史角色、社会地位和处身的社会环境着眼,抛开作家的主观喜好,重新对这部文学经典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剖析和再认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213。恩格斯也曾说过:“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是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2]216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本质和性格,也就是说一定的人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塑造的。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性格,还是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都是如此。人物性格不能不依赖于社会环境,没有不为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性格。无论是个人的性格,还是某一民族中某一阶级、阶层的性格都必然受制于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是什么样,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286 人只要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就必然摆脱不了它的制约和影响,人总是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要求。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是无可奈何地向社会妥协。为了生存,人总是将自己的个性掩埋,而融入共性之中。而女性,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角色和社会地位,在她们的身上这样的状况体现得更为突出。正如西蒙?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生成的。”[4]125 即是说女人是后天的社会文化诸因素塑造而成的。社会的历史传统、道德观念、婚姻制度等等因素,都现实地参与到女性形象和特征的建构之中。这种建构,自然而然的通过现实力量和作家的艺术想象,共同体现在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之中。一方面,自父系社会开始,女性就始终未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孔夫子就曾言“唯小人和女子难养也!”将女子与小人列为一等,女子的地位可见一斑。俗语也有“红颜祸水”的说法。人们不就是把商朝和东周的灭亡归结到苏妲和褒姒这两个弱小女子身上吗?她们何其无辜!并非所愿地成为帝王的禁脔,到最后还得背负亡国的骂名。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十分严重,女人毫无地位,毫无尊严,贫困人家的女儿更是如此。女人只有将自己的自尊踩在脚下才能赢得生存的权利。作者借葡萄牙谚语“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来说这种现实,也就是说:女孩长大后,可以打杂,看护弟弟妹妹,在未嫁之前,可以为父母省下一个女佣的工钱。鲍小姐的处境正是这样,她从小被父母差唤惯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至于刘小姐的处境就更为艰难了,她父母早逝,跟哥嫂一家住,为了帮助家庭而大学辍学。哥嫂却嫌她嫁不掉,怕一辈子累赘,希望胡乱给她找个人家嫁了了事,甚至想到“真是年纪大了,嫁给人做填房也好。”[5]225

另一方面,中国的婚姻制度也深深地束缚着女人。从古到今,历来都有“门当户对”的传统。女人历来被视为男人的附属物,女子结婚后便要冠上夫姓。虽然早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的文化思想便逐渐传入中国,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却依旧没有改变人们陈旧的思想模式。攀龙附凤依旧是大多数男男女女对婚姻的要求,对男人而言,攀上一门好亲事,就等于增加了自己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法码。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促使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俗。苏文纨虽然相貌姣好,还拥有洋博士的头衔,但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并没有获得期待的理想,在学术事业上更是无所成就。苏文纨看上方鸿渐是因为“对他家世略有所知……似乎钱也充足”[5]12。曹元朗会坐上“战时物资委员会处长”的职位,全仰仗他和苏小姐结婚后老丈人的提拔。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女性要有生存的权利,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天生丽质,肯放弃做人的自尊,甘愿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如鲍小姐、汪太太之流;二是家世好,能给男人的事业带来帮助,如苏小姐。然而,更多的女性却是游离于这两种之外的,比如:不算漂亮、家世也不太好的孙柔嘉,不漂亮、家世也不好的范小姐、刘小姐。在那样的社会,对于那些不漂亮,又没有什么家世可言的女人,其命运可想而知。而还算漂亮、家世也较好的唐晓芙,加上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在爱情和婚姻上的自立自主就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唯其如此,她才成为整部《围城》中唯一的亮色人物,也成为作者钟爱的角色。正如汤溢泽所言:“除了一个唐晓芙外,《围城》中的所有女性都无一例外的遭到作者的冷嘲热讽。”[6]141在对女性的历史角色、社会地位和处身的社会环境作了简要分析之后,再来重新审视《围城》中各式各样的女人形象就显得必要和更为必需了。整部《围城》,从头到尾,主人公方鸿渐的身边始终围绕着一群女性。据统据,《围城》中有六十多个女性形象,她们或有名有姓,或有姓无名,或无名无姓。《围城》中的女性展现出如此纷繁复杂的性格和面貌,除了其个体因素外,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传统、道德观念、婚姻制度等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分析的便利,这里将她们分为五类,各择其重点人物分析。以尊严和情爱换取机会——鲍小姐鲍小姐是小说中第一个明确受作家批判的角色。她作为方鸿渐情欲的引诱者,可算着方鸿渐情爱生活的开端。作者对鲍小姐有这样的刻画:“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可是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又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鲍小姐毕竟是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5]5-6“鲍小姐纤胸一束,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5]12 她有未婚夫,但在法国留学时却不忘寻找快乐,在回返香港的旅途中又和偶遇的男主角方鸿渐纠缠在一起。为了引诱方鸿渐,鲍小姐在和方攀谈时说:“方先生,你教我想起我的未婚夫,你和他的相貌像极了”。 [5]13 可见作者将她刻画成一个放荡情欲、天生耐不住寂寞的女人。鲍小姐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的道德观念中是放荡和不检的代表,自然成了遭受抨击、批判的对象。同船的孙太太惊讶鲍小姐这个又黑又粗的又没有什么美感的女人居然引诱得了方先生,苏文纨认为在大众目光睽睽之下与方鸿渐调情的鲍小姐不要脸。苏小姐与孙太太闲聊时,苏小姐也说她“行为太不像女学生,打扮也够丢人――”[5]4 不仅她们看不起鲍小姐,作者对鲍小姐也持否定的态度。鲍小姐在小说中,有姓无名。“小姐一称,虽扬实抑- - 作者不曾给她‘赐名’,如丧家之犬,虽有实身实体,却无归宿之窝。杨绛先生不能守口如瓶,揭示了‘谜底’:‘小说中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鲍鱼之肆’与‘熟肉铺子’相映成趣,不能不使人对鲍小姐敬而远之”。[7]56鲍小姐成为作者设置的欲望化女性形象,是道德上不检点,放荡情欲、卖弄风情的女性类型。作者对她的讽刺也是明显的,最为辛辣的莫过于一句:“她自信极能引诱人,所以极快,极容易给人引诱了。”[5]12 人人都说她淫荡,不知羞耻;但是,如果将她的人生抉择加以审视,这种看法就变得可疑了。为获得一个更好生存的可能性,鲍小姐交出作为女性的自尊自爱,与和比她大十二岁的黑胖子订婚来获得出洋的机会。在那个年代,对一个贫家女来说这是唯一的机会。当一个女人将自己的一生卖给一个男人时,她便失去了享受爱情、享受快乐的权利。作者借方鸿渐的猜测把鲍小姐定位在“没有心和灵魂”。或许可以这么理解:没有心和灵魂,也就不会有心灵的痛苦和折磨,与一个比自己年龄长十二岁的半秃顶的黑胖子订婚,以此来获得出洋的机会,反叫人觉得心酸。在《围城》中,作者借汪太太的心思,道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是男人的世界,女权那样发达的国家像英美,还只请男人去当上帝,只说 He,不说 She。女人出来做事,无论地位怎么高,还是给男人利用,只有不出面躲在幕后,可以利用太太或情妇的资格来指使和摆布男人。”[5]219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女人没有自由追寻生活的权利。“真正的女孩”—— 唐晓芙唐晓芙是《围城》中唯一亮色的女性形象。她是有独立意识的新知识女性代表。她是书中男主人公心目中的理想异性,她也是作者女性美的化身。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围城》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将她嫁给方鸿渐。”[8]246 的确,在《围城》中可以梳理出的六十多位有姓有名、有姓无名或无姓无名的女性第 21 卷第 3 期 代晓冬:《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再审视 99之中,作者唯一没有调侃、讥讽的就是这位唐小姐了。涉及唐晓芙的笔调都如同言情小说般温柔可人、情意绵绵。作者是这样描绘唐小姐:“唐小姐妩媚端庄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5]47唐晓芙的性格是丰富的,她并不是完美无缺,而是自然、天真、率性、聪明、有立场、有主见的综合体,这些都可以从小说叙事中见出端倪。对待爱情她能主动争取,不愿受人摆布。唐晓芙之所以和方鸿渐交往缘于“方鸿渐又不是她的,要她这样看管着?表姐这样干预,自己偏要让他亲近”[5]67。这样,她和表姐苏文纨有着潜在的对抗。她聪明,因此她很快就感觉出方鸿渐在初次见面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她接受了大学教育,吸取了新思想,有自己的立场和主见,不为外在之物交换内心追求。在爱情和婚姻这等大事上,更是不轻易动摇。同时,唐晓芙的性格又是理想主义的,这也表露出她的天真性格。这一性格可以从两人最后冲突的一段看出来。唐小姐指责方鸿渐道:“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的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着我”[5]101 这样极端的想法,完全是出于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一个人要与社会有联系就必然会在人生轨迹上留下印记,就不可能空白一片;况且唐小姐在认识方鸿渐以前也有一群自己的朋友。然而这样的唐小姐显得更真实、更自然、更天真和更率直,也许这就是作者最钟爱这个人物的原因吧。孤芳自赏——苏文纨苏文纨虽未与主人公方鸿渐共进“围城”,但是她在《围城》中的分量绝不亚于女主角孙柔嘉,她的影响贯穿了整部书。她是大家闺秀,受过高等教育,但摆脱不了传统文化束缚,在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好盛,最终却没有好的出路。依照今天的观念来看,苏是一个家世好、学问好、相貌好的“精品女子”,可是年龄偏大。正如书中所说:“在大学同学的时候,她眼睛里未必有方鸿渐这小子。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件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5]12 苏小姐十分孤傲,而这位在爱河里畅游的迟到者为了弥补自己在爱情上的损失,千方百计抓住方鸿渐,因为“她对方的家世略有所知,见他也不讨厌,似乎钱也充足,颇有意利用这航行期间,给他一个亲近的机会。”[5]16 有了这样的打算,当船行到香港时,两人开始了接触。苏文纨是认真的,方鸿渐却是逢场作戏,这就注定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悲剧。苏文纨是一个倍受男性蔑视和反感的角色,其实她也是一个可怜的人,只不过一直以来都受着人们的偏见罢了。她漂亮、高傲、家世好,又是留学法国的女博士,这么一个俏佳人却独独对方鸿渐情有独钟。对于方鸿渐并非最佳人选,他不是真博士,家世亦不如赵辛楣,更重要的是他对苏小姐并非真感情。正如方鸿渐所说的“女人傻起来是没底的。”苏小姐如飞蛾扑火般爱上方鸿渐,可得到的却是背后的嘲笑和眼前的虚应。两人的爱情纠葛磕磕碰碰,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与方鸿渐虚假、怯懦的性格分不开的。明知道苏小姐对自己有意,不加避讳,反去招惹;明明不是真心喜欢苏,却又狠不下心来拒绝;且经常还说些惹人误会的话,让苏在这场爱情游戏中愈陷愈深。像苏小姐这般的高层知识女性,任她空有苏小妹的才名及法国博士帽,一旦失落理想丈夫,竟如失业,急急下嫁不避污浊。苏文纨最后下嫁给曹元朗应该是带着恨意和绝望的,到最后竟逐渐庸俗化,穿着不伦不类,学业上早已荒废,一心只钻在钱眼中,来往于香港、重庆两地搞走私活动。苏文纨富于戏剧性的人生历程,正反映出传统的婚姻观念是多么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里,而女性的历史角色又如此顽强地塑造着女性的形象,左右着女性的命运,纵是如苏文纨这样的高层知识女性也动摇不了它的根基。世俗的挣扎和妥协者——孙柔嘉孙柔嘉的出场,十分简陋,作者只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而已。不同于先前几个女性浓墨重彩的描绘,足见孙不受作者的宠爱。再加上一开头赵辛楣便对方鸿渐这样议论孙柔嘉:“……唉!这女孩儿人滑得很,我带她来,上了大当——孙小姐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的那条船。”[5]135 让读者对孙小姐的第一印象就不怎么好。在小说的叙事中,从一开始乘船再到抵达三闾大学后,方和孙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关系。真正促进两人更快走在一起的是赵辛楣的临行托付,以及孙小姐所谓的陆子萧写匿名信告状。最后孙柔嘉果断地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棋,闪电般抓住李梅亭、陆子萧激怒方鸿渐的当口,迫使鸿渐当众订下了与自己的婚约。当时海吹无忌的方鸿渐真成了那条船,半自觉不自觉地驶向鲸鱼大嘴,现在是切切实实被齿缝给嵌住了[9]157。在男性的视角里,孙柔嘉是个丑角,很有心计,千方百计让方鸿渐娶自己,这也导致了他们噩梦般的婚姻生活。其实孙也挺让人同情的,杨绛先生曾这样评价孙柔嘉:“孙受过的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恶;没有什么兴趣,却有自已的主张。她享受的自由有限,能从城外挤到城里,又从城里挤到城外。孙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个方鸿渐。”[8]246 的确,孙柔嘉悲哀的爱着一个不爱她的人,在她与方组成的家庭中,事事由她操心,她不得不赚比男人100(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 6 月多的钱以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然而她的能干反造成了她与鸿渐之间的隔阂。鸿渐要的是柔顺、幼稚、以夫为尊的妻子。而婚后她所展现的能干和委曲求全反被认为是深藏的心计全都暴露了,让方鸿渐大有上当之感。“柔嘉也发现对丈夫不必像对父母那样有顾忌。但她比鸿渐有涵养。每逢鸿渐动了真气,她就不再开口。她仿佛跟鸿渐抢一条绳子……绳子绷直欲断的时候她就凑上几步,这绳子松软下来。”[5]429 由此可看出柔嘉并不任性,反而识大体,很想维持这个家。柔嘉是爱鸿渐的,不然她不会千方百计让方娶自己,只是她并未想到心灵上不能契合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孙柔嘉的富于心计是和她的成长背景分不开的。对于一个在家庭中不被重视,没有地位,独身在外的青年女性来讲,婚姻是围城也好,不是围城也罢,她一定要进去,否则就意味着失去依靠。孙柔嘉是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善于审时度势,因父母重男轻女的缘故,在家毫无地位可言,但她同鲍小姐一样深深的明白机会要自己找,方鸿渐便是她给自己寻到的一个摆脱命运的机会。婚姻是一个保证她活下去的契约,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在作者的讽刺口吻中,孙柔嘉的行为和心理显得荒唐可笑。作者说形容她争取方鸿渐,好像是在抢一块肥肉。的确,在那个年代,婚姻就是一个可以合法出卖自己的许可证,鲍小姐如此,孙柔嘉亦如此。《围城》中的女性渴望冲进城,却没有也不敢有冲出来的愿望,因为城外对女性来说是无所依靠和可怕的孤寂。总而言之,孙柔嘉不过是一个在世俗生活中苦苦挣扎,又不得不牢牢抓住婚姻的稻草不放的悲剧角色罢了。类型化不强的女性此外,《围城》中还有一些类型化不强的女性形象,如范小姐、刘小姐。范懿,这位“三闾大学的女生指导”,受到了作者犀利的讽刺。在书中,作者写她性格古怪,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总爱在背后攻击女性同事。总之,作者笔下的范小姐极不可爱,甚至可以说有些丑陋。其实,范小姐的性格也是社会现状造成的。三闾大学僻处山谷,在这里根本没有条件给她追寻爱情,再加上她不漂亮,没家世,就更无人问津了。青春岁月就这么一天天无情的流逝,知识分子的自尊又使她不甘心下嫁条件逊于她的人。她是孤独、寂寞的,她渴望爱情,可爱情却总是离她很远。这样看来,她也是个值得人们同情和怜悯的可怜人。与之相比,刘小姐这个人物就更让人同情了。她被哥嫂欺负,任岁月蹉跎,年华一年一年老去。却没有机会,或是有了机会也没有抓住,只能一个人在深夜哭泣。生为不漂亮女人,她的悲哀是深切;可是作者却依然无情地对她们进行嘲笑、讽刺,她们就更加可怜了。男权中心思想自人类脱离母系社会以来,深深蚀刻在男人甚至女人的心底,大师级的作品亦不能免俗。而同时,女性的历史角色、社会地位和处身的社会环境更是造就女性性格和心理特征的更为关键的因素。这便需要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充分考察这诸多的因素,革除片面的、孤立的眼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或者说接近人物形象社会的、历史的、性别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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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1 No.3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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