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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控制与文学救赎——“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峰

“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主席台
徐中玉 钱中文
童庆炳 党圣元
白烨 李衍柱
王纪人 夏中义
陈晓明 蒋述卓
陶东风 南帆
朱立元

2006年12月15日-17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八届年会“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文学评论》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中文系协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香港岭南学院等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部分学术期刊、出版社的两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丽娃河畔,讨论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状况和文学命运。会前,华东师范大学书记张济顺,校长俞立中亲切会见与会学者。俞立中校长致开幕词,祝贺大会胜利召开。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徐中玉先生做了激情洋溢的讲话。12月16日下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进行换届选举。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帆先生当选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方克强教授、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等当选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当选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王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建平教授等当选副秘书长。

会议共收到118篇论文,开会前就已印出厚厚一大册,内容涵盖广阔,围绕着大众文化与传媒的复杂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会议讨论中,与会学者各抒己见,踊跃发言,充分分析了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力量,并对大众传媒上新出现的文学形态进行了个案研究和理论探索,起到了深入沟通、互相启发的作用。

自从电视、电影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图像就成为越来越与我们亲熟的东西,我们每天都与图像亲密接触,图像无所不在,有意识无意识间我们不断被告知,图像易于理解,便于传播,提高我们的审美品味。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从客观分析的角度指出,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在文化上已经进入或者正在进入图像时代。这样一个图像文化的时代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论表述,譬如视觉文化、图像文化、读图文化等,不过都是言说的同样的现象,即图像已经成为文化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也认为,图像在当今时代的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视觉文化研究必然是以图像为重心。图像以其动态性、连续性和直观性等特征使审美主体的视觉审美能力得到了大大提高,而作为审美客体,也呈现着与以往的造型艺术形象颇为不同的特征。同时,他也注意到,在大众文化中,图像的泛溢也造成了审美过程中意义的弱化和审美判断的缺乏。

我们已经看到诸多“读图时代”的讨论,与之形成密切关联的话题是互联网与大众文化的互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建平教授认为,网上空间只是真实空间的延长而已。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个去除其神秘化的过程。互联网只是一个联结人与人的通讯网,在其中存在着的是人的世界,而不是离开人的另一个世界。网上文化的特征只是现实生活中文化特征的表现。只要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文化的多样性,网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就必然会产生和发展。

中南民族大学彭修银教授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网络文学的意义,他认为网络时代的审美意识当中,最值得平民大众欢呼的,莫过于文艺作品的创作、传播、阅读、观赏、评论乃至于评奖行为或活动的平民化特征了。平民化审美意识的形成,是大众进入网络时代之后的民主意识的启蒙和提升的一种体现。现在关于网络文学的争论,有时双方都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争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谁优谁劣,或谁征服吞并谁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行为。由平民大众创作的网络文学或文本的大量涌现,它的意义在于平民大众在网络中找到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空间。

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到活跃在网络上的主要是青少年,有些青少年并不具备成熟的理性,他们还不具备与他人进行研究性讨论的必备能力,比如2006年的韩寒与白烨之争就突显出来这方面的问题,由此,如何对网络上的青少年进行引导也成为学者们关心的话题。

是的,电视、电影和网络是目前大众文化中对文学最有冲击力的形式,它们几乎构成当前大众文化的主体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媒一方面给普遍民众带来无法言喻的自由快感,大众文化通过解放欲望曲折地达到文化政治的解放,这可能是通往民主的一个入口。比如,四川大学吴兴明教授认为,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市场体制的建立,就不存在中国现代的大众文化,但是市场体制背后还有一种民主性诉求,大众文化本身就带有这样的诉求。

但另一方面,电视对大众低俗趣味的迎合和网络上的随口乱说、众声喧哗的现状又给这一自由感打上了不祥的印记,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低俗化、平庸化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又作为范本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给更多的人,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

学者们看到大众文化存在的问题,浙江大学徐岱教授主张应该宽容地看待中国的大众文化,重要的是分析隐含在其中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比较主流的是激进的知识分子立场,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发现大众文化事实上建立了一种意识形态——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国的大众文化部分地去除意识形态因素,比如,《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里还有善恶之分,到了《武林外传》,已经完全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是否可以允许这些嘻嘻哈哈的大众文化存在?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这里只是把它提出来,也许我们抛弃知识分子立场,对大众文化抱这样一种宽容的态度会更好些。

《社会科学报》的许明教授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现代的大众文化能否在真正意义上摆脱中国的现代性焦虑。比如超女,它的背后反映的民主,反映的大众,是真正的大众的么?他认为当代中国提倡大众文化的学者,实际上具有非常明确的理论诉求。那些现在提倡大众文化的学者,甚至比80年代的学者们具有更强烈的政治诉求。他要问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所谓的纯之又纯,完全脱离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是否存在?现代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具有新的特质的文化运动吗?还是中国历来的政治性诉求的一种延伸?

上海大学王鸿生教授尖锐地指出,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具有一种多面性,功能非常复杂,根本无法套用西方模式来研究的,而目前我们该如何切入研究,还没有答案。我们并没有一种理论方法,来应对自身那丰富复杂的经验。我们还没有学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学科本身的文章存在“抽象不上去,具体不下来”的状态,我们学科中的一些学者是生活在一种虚假的概念里的。他对文学艺术观察的经验,不能进入他的写作,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里。也许只有一些完全我们不注意的写作,才能够真正与大众时代的文学生产拉开距离。

南京大学赵宪章教授总结出文学研究者面对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生产的四种立场,:一是坚守,坚守经典,坚守精英,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这是比较艰难的,甚至会有力不从心之感;二是借力,利用电视、网站特别是博客扩大自己的声誉,如余秋雨、易中天等,少数人这样做是可以的;三是转向,转向文化研究,这在方法论上启示很大,但这种研究令人眼花缭乱,相当多的研究是非学术的;四是面对,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直面研究,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更注意个案分析,甚至细节分析。这四种立场的总结颇有启发。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帆先生做了一个饶有趣味的个案分析,通过这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时下大众文化的特性与出路。无厘头是近十年来流行的是青年文化形式,《大话西游》把无厘头发挥到极致。南帆教授认为无厘头只能放在历史文化中来理解,它是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喜剧美学,只追求哄堂大笑的喜剧效果,不追求任何深刻的东西。《大话西游》如此深入人心,又如此无动于衷,没有人可能摹仿主人公做些什么。但如果仅仅是后现代文化的表象摹仿和复制,如果仅仅将后现代文化视为声嘶力竭的嬉闹,那么,这种新型的话语不可能与本土的政治经济学产生密切的联系。这时,语言游戏的意义不会溢出语言之外。《大话西游》无比机智地扩张了语言的喜剧性张力,同时又如此深刻地显示了语言的无能为力。哄堂大笑既是开始,也是结束。某种意义上,这很可能象征了中国版后现代文化的真实命运。

的确,这是一个大众话语占据霸权地位的时代,无论这是不是真的,至少我们表面上都保持着和大众的一致,虚以委蛇,这是立场正确,但不一定是实情。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就指出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大众文化,我们就会注意到三个关键词:“操纵”、“政治”、“媒体”,我们本来以为媒体能够操纵大众文化,实际上媒体和大众文化背后也暗藏着主流支配力量。政治、经济、媒体只能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中去思考出路。只有超出在黑格尔、尼采所说的主奴关系,寻找另一种基本关系模式,建立新的公民道德,使公民摆脱媒体操控,才能产生新的公众心理,协调政治性因素,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些问题。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认为,社会观念形态随着历史发展而改变,以审美文化形态为例,其在古代的形态是一种政治活动,审美、政治、意识形态集于“贵族审美”一体。先秦之后出现了“精神贵族审美”,政治与审美开始分裂,文人的身份也开始脱离政治因素,到现代社会,大众审美文化的出现推翻了旧有的审美文化范式,尽管其目前发展还未完善,但其最终将形成能够一套价值规范,这种文化形态的未来必然会形成新的社会文化主导。

一个实际情况是,大众文化已经侵蚀了文学自身的力量,图像使人们失去了对文学的兴趣,网络语言也损害了纯洁的汉语,文学创作也变得日益浅薄和低俗。河北师范大学郭宝亮教授认为,“猎奇化”现象,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艺术写作中的痼疾。也是我们时代普遍的精神症候,甚至成为我们这个大众传媒时代的普遍的社会心理结构,渗透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猎奇成为我们时代最有吸引力的方式,它的深层动因是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价值观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表现形式就是技术主义与享乐主义的联姻。猎奇化使文学成为无根的写作。温州大学马大康教授抱相近的看法,他指出,当前文学写作存在着“欲望化”倾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众传媒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颠覆了文化立法权,解构了传统文化秩序,提前制造了消费社会的假象,强力推动了文学的消费化,特别是现代电子传媒对理性主体的重构以及所造成的自我认同危机,这些都共同促成欲望化写作的兴盛。大众传媒具有“妖魔化”的力量,它把文学和欲望以至作家重新包装,一并推入了消费文化的洪流。大众传媒为文学生产提供了广阔前景又潜伏着深刻危机,如何维护文学的健康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问题。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更进一步指出当前文学界的一些“恶习”:当下的文学生产常常是先有媒体炒作,其后才有理性批评,这只能带来文学创作虚假的繁荣,它掩盖了文学创作的失误,或者说是粗糙。比如,小说刚出来,就开新闻招待会推介作品。这样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阻挠和误导了文学的阅读。另外,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文学的影响,这种放大很可能形成批判暴力、语言暴力、网络暴力,借打名人来出名,一些批评家遭遇不公正待遇。

可以说,大众传媒时代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学地位的下降。文学现在已经变为大众文化中的玩偶,文学没落,消费上升,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消费社会逐渐成熟,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消费商品。众多学者都注意到文学地位的变化,有的学者站在客观分析的角度上对文学生产进行解读,有的的学者则对高雅文学的消费化倾向感到痛心疾首,有的的学者则力图论证文学依然具有伟大意义。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也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是否巳死,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是否终结。

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2001年的《文学评论》上被翻译发表后,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米勒的观点被国内学者解读为“文学终结论”,虽然米勒自己并不一定持这么强烈的观点。

针对文学终结论,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那么只要人类的情感还需要表现、舒泄,那么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就仍然能够生存下去。文学不会终结的理由就在文学自身中,特别在文学所独有的语言文字中。在审美文化中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场域。这种审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的。主张文学终结论的解构主义者力图打破西方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冲击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他们把文学和文学研究也当作某种教条来消解。但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他们在冲击逻格斯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时候,还是要用逻格斯中心甚至教条主义所濡染过的概念和范畴。同样,他们试图消解文学和文学研究,但困难的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仍然举文学作品做例子,仍然要用文学研究的术语说明问题。这就像鲁迅讽刺过的那样,他们站在地球上,却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他们离不开,他们苦恼着,但是最终仍然站在地球上面。

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认为,大众文化研究是提醒我们要突破以前的纯文学视角,突破以前主流的、单一的视角,将之当作文化现象,从文化视角去研究它。有些大众文化也是可以当作艺术来批评的,如《大明宫词》和《走向共和》。对大众文化要宽容,对之进行合理地评价,当然有些东西也是很糟糕的,当然要批判。文学有她自己的生命,不是你判她死亡她就会死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子林博士也指出,大家关心文学死亡这一问题是因为大家热爱文学。但热爱文学不是一种责任和美德,而是一种力量的考验,文学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打开。

还有的学者从宏观的文学发展角度为文学辩护。北京师范大学赵勇博士认为,当下的文学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死去活来”的文学——那种传统的、富有“灵韵”的文学正在死去,一种也许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文学正在获得新生。米勒以危言耸听的方式仿佛是在宣告文学的终结,但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却是提醒人们注意,文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将发生更大的变化。湖州师范学院颜翔林教授指出大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重新制造神话,是对古代神话的一种当代复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并没有消亡。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认为,文学是不会死亡的,死亡的只会是文学的某种形式,如唐诗,今天所谓的文学的死亡,其实只是文学遇到了某种挑战。文学自古以来就只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对文学应有一个发展的眼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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