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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汪曾祺创作风格比较

邰 宇
内容提要 沈从文和汪曾祺都具有貌似冲淡实则深情的风格,但他们的风格又是同中有异。这与内因和外因都有关系。他们的风格显示了继承与突破的创新,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
关键词 沈从文;  汪曾祺;  创作风格

风格特征———子规啼血

1922 年,20 岁的沈从文受五四运动的感召,孑然一身离开湘西到北京谋生。从此“便始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从文自传》) 他饱尝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生活搓磨,却奇迹般地步入了作家的行列。
他描摹着家乡,那是在颠沛流离中思忆故土。他记得沅水岸边临溪而立的巨大水车,碾房里终日不停转动的碾石。他忘不了那大片的、总生死轮回着和10 年前一样的村庄,“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的农人,他诉说纯净质朴的爱和无爱的孤独与悲凉。
沈从文真挚而深情地爱家乡,爱这块土地上生息的人们。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流贯着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和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他们的生计,他们的命运无时无刻不缠绕在沈从文心间,使他痛苦,使他忧伤,使他不平。忧于中而泻于外,这使他的作品在浓郁的抒情诗意中总是笼罩着一种忧伤而不甘寂寞的基调。这种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创作中起着主宰和支配的作用。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过多少象《边城》、《长河》这样不拘格式和章法的小说? 他对乡土的思念是那样深切,对生活的品味是那样细腻,情意悲凉,好像写不尽似的,人物迟迟不登场,情节也迟迟不展开,他从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应、高潮的设置安排、人物的来龙去脉,而是以感情去牵动读者去注意那些使人伤心动情的事情。由于沈从文作品这种主情的特点,所以读者阅读时总是体味着他的感情忧思,时时感到作者的存在。
帮助他表达这种特殊思想感情的,是他作品中那种歌的节奏,诗的韵律,画的色彩。它们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天然溶合,在语言、句式、场景、意蕴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略带忧郁的偏冷色的美。随便挑一段读读吧。那首歌声音既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唱完了这歌,翠翠觉得心上有一丝儿凄凉。她想起秋末酬神还愿时田坪中的火燎同鼓角。远处鼓声起来了,她知道绘有朱红长线的龙船这时节已下河了,细雨还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上一片烟(《边城》)读后,我们所得的远比字面、画面多得多的东西。沈从文简直不是在写,而是在唱,长歌当哭地唱。诗韵不经意出现在字里行间,复唱也常常出现在似乎是淡淡的述说里。
沈从文善于节制自己的感情,从不采取剧烈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但他也没有关死情感的闸门,他让情感的细流在平静的叙述里缓缓流动。他不象鲁迅那样,把火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里;也不像巴金前期那样,是爆发的、倾泻式的情感洋溢。而是在微笑里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忧郁,形成自己独有的抒情风格。
综上所述,沈从文风格的主要特点:不拘格式,不受约束,在笼罩着淡淡哀愁的诗意美中表现对现实生活的思索,对人民的深情。
当我们为沈从文构筑的那个迷人的湘西世界所陶醉的时候,那个与湘西一样迷人的里下河水乡也出现在当代文坛;当我们要对沈从文“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 1] (P. 288) 进行再思考的时候,有人也正在叙写我们生活中的“尴尬”,思考我们生活中的“寂寞与温暖”,这人便是汪曾祺。
如果按主题分,汪曾祺相当多的一部分作品属于人性关系和人类感情探索的,象《受戒》、《小姨娘》、《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兽医》等。这种人性的同情与温暖在沈从文和汪曾祺心目中同样重要,因为他们都对下层人民“怀有不可言说的温爱”。由于汪曾祺在作品中着力表现他对生活的思考、对理想的苦苦追寻、对现实中尚未消退的阴影的忧心,他总是随着这些感情的流泻组织素材、结构文章,而传统的篇章布局却在他那里遭到了蔑视。汪氏说他要“冲绝”小说的概念,要做到“生活”而不是编故事,要“随便”。《职业》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王四海的黄昏》高潮在哪里?《幽冥钟》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 但是,我们在其每篇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组织文章的脉络———感情。这种感情除了细腻、清新、温婉外,如同沈从文一样,还略带感伤,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他作品主人翁的性格都带有这种略带忧郁而美好的诗情,象那个圣洁而宽容的虞芳、颇有清玩雅趣的靳彝甫、仙风道骨的王淡人⋯⋯一幅幅幽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感伤构成的朦胧烟雾之中,就在这些忧郁的诗情中表现出作者对真、善、美的执着。
汪曾祺成名于40 年代,深厚的艺术素养使他善于用音乐美和绘画美的效果来表达思想感情。如《复仇》写道:
人看远处如烟。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一城灯!
这表现的是一个复仇者浪迹天涯的感觉。这样的境界、这样的情调,是作者特有的,至少在当前中国文学领域中,我们还很难读到类似的作品,难怪当年沈从文就颇为推崇自己这位学生的才华。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两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都被视为独异的作家,风格中有几点相同的特征:
1. 他们的作品都是着力表现对贫困、愚昧、落后而近于麻木的生活的不满与思考,对封建主义旧道德旧传统的鞭鞑,对美好人性和理想的追求。
2. 他们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其中回旋着一种感伤而有力量的主旋律。文章不拘格式,受感情波动的支配,在淡淡的哀愁中有一种痛楚、深沉而又不甘寂寞甚至倔强的调子。
3. 字里行间蕴含着歌的节奏、诗的韵律、画的色彩,它们与思想感情有机融合而表现为偏于冷色的艺术美。他们这种不尚威武,不擂鼙鼓,但却是把心掏出来在磨盘里磨,把自己的胆汁吐出来,蘸着去写,貌似冲淡实则深情的风格,诚可称之为子规啼血。

风格渊源———人、环境、时代

艺术风格不是象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作家可以随意挑选的时装。他是民族、历史、时代环境和作家的经历、个性、气质、情操及感知生活的方式等多种聚合物的结晶。
首先,作家创作风格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民族和时代。“苦难使群众伤心,也使艺术家伤心,艺术家既是集体的一分子,就不能不分担集体的命运。[ 2] (P. 80) 沈从文生于1902 ,其祖母是一位苗民,当时对少数民族歧视,凡与苗民所生子女不能参加文武科举,因此沈从文祖母便被远远嫁去,却在乡下为他立下了假坟。当沈从文20 岁离开湘西时,才从父亲口里知道这悲惨的故事。应该说苗族的血统、民族压迫的悲剧对沈从文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象朱光潜所说,沈从文“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忧隐痛”。[3] (P. 217) 沈从文小说的悲剧色彩正源于此。
汪曾祺是汉族,那一种少数民族的内心伤痛汪曾祺没有,但汪曾祺出生于1920 年。30 、40 年代正是我国内忧外患生灵涂炭的时代。动荡不安的时代,坎坷的经历所产生的不平之气、忧愤之思注入作品,自然带来了其创作风格中那些痛苦忧伤而极为深刻的情感。
其次,作家风格与本人联系紧密。黑格尔非常有见地地指出:“形象的表现方式正是作家的感受和知觉方式”,而形成和影响作家感受和知觉方式的则有众多的因素。
15 岁的沈从文就加入了旧军队。在沅水岸边结识了各种军阀、山大王。没有这一段光怪陆离的生活经历,他那充满异族情调的作品就不可能产生。1922 年,刚满20 岁的沈从文带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对浑噩军队生活的厌恶只身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然而身居异地,可怕的贫困与寂寞的生活以及求学无门的打击严峻地向他袭来。冷酷的现实使他把温情的梦幻遥寄给他的故乡湘西,用热情迷醉的歌喉成功地唱出了对已成过去生活的回忆。
15 岁的沈从文离开故乡去土著部队当兵,而汪曾祺15 岁时才考入江阴南菁中学求学。陆建华先生在汪曾祺年谱里说汪曾祺喜爱抄写宋词,“与少年人每每易有的无端的伤感情绪相吻合,以至后来汪曾祺的小说里常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4] (P. 343) 汪曾祺19 岁时冲着沈从文等著名学者考入西南联大,在沈先生的指导下发表诗歌小说,颇有才名。建国以后,做过编辑,38 岁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41 岁调回北京京剧团做编辑。文革期间因江青要把京剧《芦荡火种》继续加以修改,汪先生才得以“解放”,也曾因此于1970 年被邀请登上天安门,1977 年又被审查。
比较沈汪二位生活经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沈从文家境中衰,少年就走上了行伍生涯,亲睹了旧军阀的种种罪恶、湘西人民的不幸和苦难,只身一人闯荡京城,其悲惨的遭遇如郁达夫《致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所说。而汪曾祺出生在苏北水乡高邮的一个殷实之家,过着一种惯宝宝的生活,几乎没有遭受到生活的摔打和折磨,可恰恰是文革前后这段经历给他补了一课,使他们一生都在追求一种人性的温暖,而现实中的虚伪和冷漠又在他们心里激起比别人更尖锐、敏感的痛苦,感到更深重的压抑。他们倾泻在作品中的深厚感情,那种有些寂寞的淡淡的哀愁情调,就被打上了这种精神创伤的印记。
沈从文和汪曾祺各有自己的具体而又相当复杂的个性与气质,但在多情、爱思索、恋旧、自尊、要强,内心不时有一种孤独、寂寞感等这些方面,是很相似的。柯原在《湘西,清清的溪水》一文中引黄永玉话说沈从文“湘西人的性格,坚忍、执着、勤奋、乐观、幽默。有自己的见地,默默工作;这有如湘西的水;看似随和,一望见底,但又是十分坚忍的,有一股无形的力,可以水滴石穿嘛!”[5] (P. 77) 沈从文自己也说:“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的‘乡巴老’的性情”。至于汪曾祺,我们也看看他自己的话吧:“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泰山片石》)“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提醒人们注意小说的《天鹅之死》后面两行附注。
分析一下这两组材料,我们或许会觉得两位作家太认真、太执着、太多愁善感了。但艺术家与众不同,在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取得平衡要比别人困难得多,他们个性越强,感受越敏锐,对周围的印象也越深刻。这些印象,他们总是缠绕于心,不能轻易忘却。他们太易动情了,做不到像左拉、巴尔扎克那样纯客观的描绘、冷静的剖析,但他们却以感情力量打动人,使小说形成一种“主情”的特征。当我们为他们势单力薄的孤独感感到有些惋惜、同情的时候,不能不为他们的自尊,倔强、认真而肃然起敬;当我们为他们有些恋旧的脆弱而感到遗憾的时候,不能不为他们反抗现实中的丑恶,追求真、善、美的英勇而顶礼。这,也许是矛盾的,但矛盾的统一体就是他们的风格。然而,不管怎样的矛盾,不平与反抗是沈从文性格的主骨。他挣扎奋斗了一生,解放后一度被赶出文坛,不让写进文学史,作品限制出版,甚至在台湾,沈从文的书只有在台大对面的书摊可以找到,那时是大家偷偷地看,这个打击对于热爱文学并以此终身相许的人来说是致命的,而沈从文竟能从容处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整日在万千种丝绸中辗转,终于在中国古代服饰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而在汪曾祺那儿则表现为另一种斗争哲学:随遇而安,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的作品在优美中仍然露出一种内在的力量。
沈汪二人在美学观上有许多相似点,沈从文认为“美在生命,美在自然”汪曾祺虽没有做过类似的表述,可确实是沈从文美学主张的实践者。《受戒》发表后,就连汪曾祺本人也承认有点儿像《边城》。但师生二人在审美观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力”是沈从文美学系统的重要范畴,他崇尚湘西水手士兵顽强、剽悍的性格。而汪曾祺却没有这种审美观。个中原因恐怕与地域、民族、生活经历都有关。其次,“独断”和“回忆”是沈汪二人在创作观上的共同点。加之创作的年龄、家庭教育的一些差异,他们风格中的同中有异仍清晰可见。
1. 从思想内容看,二人都着力表现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与追求,但沈从文更多地对不平等的物质生活加以鞭笞,更多地要求人生存的基本权利。汪曾祺则是在生存温饱基础上求发展,是对人生存状态的文化反思。
2. 从二人作品中所显现的感伤色彩和成分来看,沈从文更忧郁些、压抑些,他追求的前景有时不够明确,呈现在作品中的力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命的顽强和民族品德的重造。汪曾祺则有所不同,他追求的理想的前景是比较清晰的,所呈现的力度是一种为理想斗争的顽强精神。
3. 从表现手法来看,沈从文节奏迂缓,如泣如诉的叙说中写实成份较多,而汪曾祺迂缓中夹杂着跳荡,有一些心理探索,还会有—点为当代人所喜爱的哲理性议论。
简言之,沈从文和汪曾祺这种子规啼血的风格是中国20 世纪不同时期的一种特定产物。由于某些条件的相似,他们的风格表现了基本相同的风貌,但他们二人又同中有异。

风格得失———价值分析

人们对沈从文、汪曾祺独特的感觉基调———淡淡的哀愁与感伤一直有不少争议。田仲济认为看过沈从文作品后“什么东西都仅仅得到一个模糊轮廓,好象雾中的花,云中的月”,“不免给人空虚浮泛之感”。王瑶说:“沈从文一方面固然表示他不满于现实,但不自觉地其实是对过去的时代寄予了一些怀恋”。也有论者认为汪曾祺的世界有一种纯粹之美,太合于理想化了(沉风) ,“有些作品不够厚重深刻”(周荷初) 。屠格涅夫说过:“在文学天才身上,重要的东西是我想称之为自己声音的东西。”如果去掉“淡淡的哀愁”,我想沈从文将不是沈从文,汪曾祺也非汪曾祺了,他们也就无从被称为独具个性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痛苦和忧伤不必忌讳。人生和社会本来就不是那天边的彩虹。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生活中有丑恶,有痛苦,自然也就有忧伤。这正如革命中有污秽和血,抹杀这一点是伪君子,连正视都不敢则是懦夫。
当然,痛苦和忧伤也有种种———沈从文和汪曾祺这种感伤,并非是没落阶级对失去天堂的挽歌,而是一种饱含时代社会内容的复合情绪———即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在他们带有个性特征的情绪中的表现。我们中华民族是将先天下之忧而忧视为自己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直到龚自珍的“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和汪曾祺,强烈体验着时代和人民的痛苦,在他们的作品中装满自己民族的思想感情,对其作品中那淡淡的哀愁,是不能用教条主义方式简单加以否定的。下面,我们具体说说这种风格的得失:
这种貌似冲淡,实则深沉的感伤,着力于对现实的思考与捕捉,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应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丑恶东西的鲜明憎恨,充满新的道德力量———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两位作家落笔总是普通事件中的平凡人,湘西的童养媳、沅水上的水手、撑渡船的老人,打钟的、卖水果的、和尚、锡匠;以及从们对一切麻木、习惯的态度。作家为此揪心,为这些“小事”伤肝动气。为什么? 作家敏锐的眼光使他首先看到了那些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本性,看到了这样的环境对新生力量及美的吞噬,看到了现象后面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产生鲜明的憎恨与深深的忧虑。当作者将其所忧所感的一切端到读者面前时,读者不禁产生强烈的疑问:难道这是应有的生活么? 难道还允许再重复这样的现象么? 作者就这样在对现实阴影的否定和忧思之中达到了对真理的高度肯定。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作品,如卡夫卡所比喻的,是那种“挥舞着对付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子”使人从僵冻、木然中震惊、清醒,“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鸟激则能翔青云之际”, (刘昼语) 读者在这种启发与激励之中增加了致力于改革现实的愿望。
在这种貌似冲淡,实则深情的感伤里,体现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鞭策作用。在沈、汪二人的作品中,我们总是看到,这使作家悲悯不忍那使作家操心伤神,他们活得一点也不轻松。沈从文的《丈夫》写了一男子探望在河船上为娼的女人的过程中所引起的混合了原始主义的人性醒悟,第一次想到业已丧失的做丈夫的权利,具体感受到地位低下的痛楚。他们的隐忍态度,促成作者对其坚韧生活能力的赞美和人的命运不可知的深重哀叹。汪曾祺的小说《虐猫》更象一篇寓言,描绘了文革给下一代的影响,其情其景,触目惊心。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净化读者心灵的作用。
这种貌似冲淡,实则深情的感伤,是人面对环境所产生的孤独感的反映。精神上有较高追求的人,境界较高的人不肯随俗,常常产生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他们呼唤呐喊,也许暂时得不到回应甚至受到习惯势力的指责和摧残。很长时间沈从文不被理解,甚至受到斥骂,他曾痛心地说:“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 人物言语上, 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 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么容易!”[6] (P. 122) 可这种徒有血泪的文学并不是真正的文学,他说:“神圣伟大的悲哀并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的痛苦或许用微笑来表现的”这是何等的深刻。
总之,淡淡的哀愁与感伤实际上是读者在阅读作品之后的一种审美体验,它隐约、深沉、内在、难以捉摸而又随时使人感觉到。正如史达尔夫人所说;“忧郁的诗歌是和哲学最为调和的诗歌,和人心的其它任何气质比起来,忧伤对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响要深刻的多。”它能引起一种轻微压抑而后舒张的审美情绪,造成一唱三叹,萦回不散的艺术魁力,同时还能使审美主体从作品表现的真善美被摧残的忧虑中引起同情和哀怜,激起人们对假丑恶的愤怒,使人的精神得到净化和升华。也许是从这一点出发,韩愈才有“和平之声淡薄,忧思之声要妙”之说吧。
正因为这种貌似冲淡,实则深情的感伤是一种饱含忧意识而又带有二作家特征的复合情绪,我们才认为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这种风格中,失落与希望,恋旧与创新,清醒与迷惘,惆怅与进取是有交织的。他们不甘于现状而一时无从把握未来,在坎坷而艰苦的探索中,一时难以马上找到他们所寻求的完美。作家不甘颓废,在有时迷惘的悲哀中,不由得去淘捞记忆的金沙来作为一种感情上的慰藉,精神上的寄托,于是,他们都不免有点儿恋旧,喜欢回顾过去,那怕他们的童年是不幸的。在创伤累累的情况下,有时难免把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当作精神的慰藉所。汪曾祺说过:“《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过去纯真美好童年的迷恋,是与现实中丑恶虚伪作对比。所以有论者说:“它有文化批判的倾向,是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的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的堕落处”,[1] (P. 279) 那个黑暗年代的苦难太深重了,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沈从文,但我们在汪曾祺作品中可以看到更多的温暖,毕竟时代不同了。一种温馨,一种向往更多地取代了叹息和感慨。作品展示的社会生活画面更加广阔了,力度也加强了。
最后还要提及一点,就是随着这种感伤所带来了的艺术的突破。作品表述这种文化忧思,在20 、30 年代必然冲突了才子佳人、团圆主义的公式。在新时期必然不落“伤痕”与“歌德”时髦文学的俗套。作者抒发郁积之情,不囿于结构,不安设复线,任感情流泻,情节自然出之,带来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作者崇尚理想、重感情、不拘格式,这似乎有些浪漫主义特征,然而作者落笔之处都是现实生活精确的图画,无上天入地的神奇幻想,描写的都是普通人,无叱咤风云的英雄,所反映的是民族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生活图画和心理素质。能给他们界定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是纯粹的中国传统或外国风格移植么? 不能。而恰恰是这种“不象”和“不是”显现了一种继承与突破的创新,一种独特的艺术个性,一种难得的新鲜的美。


[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等) .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8.
[2 ]丹纳. 艺术哲学[M] . 傅雷(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3 ]朱光潜. 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A] . 邵华强(编) . 沈从文研究资料[ Z] . 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1.
[4 ]陆建华. 汪曾祺传[ Z]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5 ]凌宇(编) . 湘西秀士[ Z] . 北京:东方出版社中心,1998
[6 ]沈从文. 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Z] . 从文自传[ Z]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原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5 月
发言者:??发表时间:2008-9-16 21:09:00??IP地址:117.1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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