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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物形象:世纪之初的文学关怀

——来自“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研讨会”的理论思考

张恒学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新走向,形成了新特点,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当新世纪来临之际,在反观过去十年文学发展历程的时候,文学人物形象问题引起了岳阳师范学院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从对反贪小说的研究中发现,20世纪90年代虽然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反贪作品,但是逐一检视起来就会看到,还没有哪部作品塑造出血肉生动、富有典型意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贪官形象,更多的则是些侧面、表层描写的单薄、肤浅的形象,或者过于漫画化的形象,因此研究者指出,缺少鲜活的贪官形象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不足(参见余三定《当代文学缺少鲜活的贪官典型》,《文艺报》2001 年3月10日第二版)。对此专家学者们进一步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仅缺乏鲜活的贪官形象,而且同80年代相比较,鲜明深刻、具有巨大社会生活含量和独特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普遍缺失,即是说文学人物形象出现了整体弱化的趋势。
  问题的提出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2001年5月中旬, 《文艺报·作家论坛周刊》和岳阳师范学院在岳阳联合举办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研讨会”。来自北京、湖南、湖北、浙江等地的众多学者、作家与会,围绕近十年来中国文学人物形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是世纪之初的一次很有现实意义的文学关怀。呼唤鲜活深刻的文学人物形象,呼唤新时代的文学精神是这一文学关怀的主旋律;在这一主旋律中,留下了学者作家们关于“世纪之交中国人物形象”问题的理论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经过20世纪80年代狂飙突进式的发展和嬗递,到90年代出现了新的景观。无主潮,无模式,众语喧哗,就是这种景观的基本概括。追求“时尚文化”,热衷“私人化”写作,“新”与“后”被奉为“神圣”,是其鲜明的趋向。在这方面,小说创作表现尤为突出,更具代表性。即使进行一下简单粗糙的梳理,我们也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是何等的“色彩缤纷”!
  90年代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是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小说创作。这包括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时评论如潮,以河北“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还包括从反贪或官场角度表现社会改革进程,社会影响也比较大的一批小说,主要是张平、陆天明、周梅森、蒋子龙、王跃文等作家的创作;还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被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陈忠实、贾平凹、梁晓声、张承志、张炜等作家的作品,其中陈忠实、贾平凹的创作更令人瞩目;最后,以唐浩明、二月河、凌力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的创作在这一小说走向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在90年代小说的“众语喧哗”中最具“时尚文化”倾向的是标榜“现代”和“后现代”的种种创作,而“后现代”创作在这一时段中更具有“主流”地位,“颠覆”和“解构”是这种创作的文学观念。在这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兴起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形成创作潮流的“新写实小说”:既具有现实主义外观,更具有后现代的艺术本色;消解理想,追求世俗生活的“原生态”则是它的显著的思想内容特征。其次,以怀疑和颠覆传统人文精神为基本倾向的“后新潮小说”更具有后现代性。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和70年代出生的“晚生代”作家(女性作家是其主体)在这一小说流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由于文学观念、作家队伍结构的变化,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反映在小说创作上就出现了以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新女性小说,以王小波、史铁生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小说,以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的“怀旧”小说,以及市民小说、商情小说、家族小说、新乡土小说、纪实小说,等等。
  从总的发展态势上说,90年代小说创作形成了如下特征。其一,作家队伍空前庞大,作品数量尤为惊人。就作品数量来说,以1995年为例,据《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的不完全统计,该年发表或出版的长篇小说790部,中篇小说约1,580篇,短篇小说约144,000篇,此后每年的作品数量基本不下于此,世纪末长篇的数量每年则近千部左右。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却是文学(尤其小说)的边缘化,读者对小说关注热情的锐减。其二,长篇小说的影响逐渐超过中短篇小说,尤其经过1993年的“陕军东征”以后,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相对的“热”,大部分小说作家开始把长篇小说作为自己的创作目标。其三,从题材上来看,乡村题材作品逐渐萎缩,而都市题材,尤其都市商业化题材空前崛起。其四,从小说的内涵上看,走向世俗化是一个显著的趋势,这在“后现代”的小说流向中更为鲜明;从近距离表现生活逐渐退向远距离审视生活是一种创作新动向,这在长篇创作中更为突出。
  当然,上述“基本特征”还是属于很“外在”的东西,更重要的则是其“内在”的东西,这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价值”问题,二是“背景”问题。
  关于“价值”,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我们至少可以提出这些问题:文学要不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作家为什么而写和怎样去写的问题还要不要去认真思考和解决?作家还需要不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作家的艺术关怀应该在那里?文学,首先是小说,还要不要塑造鲜明深刻的人物形象?要不要塑造时代的英雄典型?等等。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相当一些作家还是关注现实,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发展进程,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并奉献出了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作品;另一方面,小说创作缺乏真正的“精品”和“大家”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且文学人物形象严重弱化,英雄形象匮乏,艺术审美力大大退化,也是小说的普遍性症结。去年初雷达在《小说进入新世纪》(《文学报》2000年1月 20日)一文中指出,“思想涵量的稀薄和缺乏新鲜动人的思想刺激力,是今天许多小说的又一普遍弱点”,“毫不客气地说,创作出现了‘贫血症’——精神资源的贫血,思想穿透力的贫血,生活占有上的贫血”。“就小说的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小说诗意的失落也许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的确点到了世纪末小说创作的要害,也是今天文学界有识之士的一种普遍共识。
  其次是关于“背景”。很显然,中国20世纪90年代文学发展的态势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就国内背景来说,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对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首要意义的。一方面,它导致了整个社会时代价值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理想、精神也出现了大面积失落。就国际背景而言,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思潮在90年代对我国的渗透和影响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入,这也是9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后现代潮流更加充分发展,更加理论化的非常直接的“外部”动因。
  中国文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进入21世纪的。清醒地认识和分析新时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的文学形势,很好地把握文学动向,科学地总结其成败得失,正确引导文学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是世纪之初中国文学界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研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研讨会上,学者作有们一致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人物形象弱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我们很难看到鲜活深刻、既具有丰富社会内涵又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文学形象,尤其是时代英雄人物的形象。也许我们可以为90年代的文学人物形象编制一个庞大的人物谱系,但是在这个谱系中有多少人物形象可以留在未来的文学史中?有多少人物形象可以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视野中?相反,更多的文学人物形象则是过眼烟云,阅读过程结束,它也就被迅速淡忘了,无论如何这都是文学的悲哀。毫无疑义,文学人物形象的弱化意味着当代文坛在喧嚣与骚动中的苍白与贫困,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处于低谷徘徊阶段一个标志;鲜活深刻的文学人物形象的缺失,具有丰富而深刻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的缺失,是当代文学最严重的缺失。面向新世纪,我们应该认识文学人物形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科学地分析造成文学人物形象弱化的原因。
  专家学者们首先指出,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状况,既表明文学对时代生活、时代精神把握的准确程度和成熟的程度,也表现一个时代文学审美价值的高度。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文学人物形象是进入文学、观照文学的独特视角。当前的文学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如何解读这些文学现象,文学人物形象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研究文学人物形象问题离不开社会时代,离不开文学对丰富、复杂、严峻的现实生活的把握。我们今天研究文学人物形象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新世纪文学的发展。
  透视20世纪90年代文学人物形象弱化的原因是研讨会的重点话题。与会专家学者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的所有文学动态都是与大的社会经济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人物形象的弱化与当代社会商品化大潮更有直接的关系。社会的浮躁必然带来文学的浮躁,经济的泡沫产生文学的泡沫。社会的转型伴随着审美文化的转型,市场经济浪潮推动了消费文化的发展。消费文化性质的文学作品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以消费为目的,以批量的类型化生产为特征,由此,必然放弃文学应该承担的东西,放弃直面现实人生,放弃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弃时代精神的弘扬。反过来,这种创作倾向又不断地加大了文学与现实的距离,加速了文学精神的失落。与此同时,创作“私人化”成为一种“时髦”,这直接导致了文学人物形象的弱化和缺失。这类创作深受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影响,追求时尚另类,写作完全从“私人”视角出发,暗淡乃至失落了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不可能关注社会时代,不可能关注现实生活,更不可能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下工夫。这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病态现象。20世纪90年代文学“经典”的缺席和文学人物审美价值的消解与创作的私人化、商品化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有的学者从文学精神上对问题进行了论证。学者指出,文学人物形象的弱化从根本意义上说,是文学精神的弱化。真正的文学精神是蕴涵于作品中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直面生活和历史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为此,学者指出,面向新世纪,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可能是中国文学唯一值得提倡的东西。我们的文学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倡刻画显示我们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鲜活深刻的人物形象,刻画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形象,把弘扬主旋律,塑造时代英雄形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联系起来。
  文学精神在艺术上还表现为现实主义精神。有的专家指出,20世纪90年代文学人物形象弱化也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趋于淡化的一个结果。与80年代相比较,90年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明显趋于淡化,这既表现为商业化的喜剧意识和喜剧精神逐渐取代了现实主义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更表现为对社会深层现实关心的缺乏和对社会主体(工农)关怀热情的减退,还表现为近距离反映现实的创作日趋稀薄。我们在近十年的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底层“小人物”活生生的、个性化的、具有较强艺术生命力的人物形象。
  有的学者还从“典型”的视角剖析了弱化的根源。论者认为,“典型人物”、“典型形象”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概念。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典型形象的消解成为一种时尚,90年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无典型”的时代。因此,我们可以说,20世纪文学典型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文学创作中理想的缺失,批判性的缺失和艺术审美价值的缺失。
  创作和批评两个层面是与会学者、作家们关注文学人物形象的重要角度。有的学者、作家指出,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文坛出现了相当一批优秀之作,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很多作家的创作还缺乏对所表现的人物的长期观察、分析和研究,缺乏对生活的深度把握,深入的思考和理解,对作品不再精雕细刻;有的作家甚至远离现实生活,漠视时代的风云变幻,从商业利益出发成为泡沫文学的制造商,在他们的笔下是不会找到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人物形象的。因此,作家创作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仍然是文艺界不容忽视的、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针对文学批评,学者们认为,文学人物形象的弱化,文学的低靡,与批评的病态不无关系。人们对批评界指责已经不少,批评的“失语”、“缺席”之类的议论早已不绝于耳,但情况并没有改观。批评与创作实践已经产生了不小的距离和“隔膜”。“圈子”批评已司空见惯,批评的空洞和炒作无法正确阐释文学事实,却常常歪曲或掩盖了许多东西。有的批评甚至在为文学病态,包括文学人物形象弱化制造“合理”的理论依据。文艺批评标准的变化,文艺理论的探索和突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是如果当有的东西成为文学人物形象弱化的理论根源的时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了。今天,我们应当提倡健康向上、新鲜活泼、科学求实、具有中国风格的批评,我们尤其应该提倡政治经济学/美学的批评,否则我们的文学就无法摆脱粗糙、浮躁的状态。
  


  参加研讨会的学者和作家们一致指出,上个世纪末开始的社会转型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社会进步的同时必然带来种种社会问题,这些也必然在文学领域中反映出来。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会更加迅猛,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会更加剧烈,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借助其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把西方的文化包括腐朽的文化推广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西方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对中国文化—文学的侵袭和渗透必然在我们的文学观念、文学形态、文学的价值取向以及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上表现出来,对此,我们的文学必须有清醒的认识。21世纪的中国文学同中国社会时代一起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面对,必须消化来自一切方面的挑战。我们的文学应该同人民的命运,同时代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的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品格和民族精神,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应该坚持和弘扬我们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只有如此我们的民族才能在新的世纪真正走向振兴发展之路。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应当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认识时代,表现时代,应当有一系列时代的英雄人物出现在文学人物形象的画廊中,以显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这是我们的文学生机所在,希望所在。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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