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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

张颐武


  所谓“纯文学”的讨论是20世纪80年代遗留的一个异常有趣的问题。“纯文学”在新世纪被反复提及其实是不同的欲望和文化想象的结果。“纯文学”所寻求的文学不受干预的“纯度”其实是所谓新时期文化的合法性的基本前提。它所要求的文学不受外在的社会制约而获得某种前所未有的独立性的想象。但时过境迁,当年力求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的制约,回到自身的文化精英今天却开始无情地批判和否定“纯文学”。这里的“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的战争的确引人注目。其实这似乎也是一个异常明确的征兆,说明“纯文学”的理想已经实现。但这种文学的“纯度”反而引起了不安和否定。但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文化精英认定“纯文学”是拯救文学的灵丹妙药,而这一理想在它实现的时候反而失掉了意义,变成了当年呼唤它快快到来的人的批判和否定之物,连当时曾经最受推重,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出路的“现代主义”,也成了“西方人”“评价过高”而“我们没有必要跟着跑”的东西。
  这里出现了一种叶公好龙的喜剧的场面,原先热烈呼唤的新潮,一旦真的出现,反而让它的呼唤者自己感到失落和不安。这里有关“纯文学”的话语其实不但是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新文学本身的一个持续的困扰。实际上,今天对于“纯文学”的讨论实际上不仅仅是所谓“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文学的整个话语面临危机和困局的征兆。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文学制度在当下的新世纪文化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已经走向了终点。我们从“五四”以来的一整套文学观念和文学运作方式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所谓“纯文学”的困境其实正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宏大话语的困境在当下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表征。这里出现的恰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悖论。
  应该指出,其实80年代对于“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唤自有其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对于“纯文学”的呼唤正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的超越性的理想。“纯文学”,正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一直在追求而一直没有机会实现的目标,是“五四”的现代性的一个不可缺少、却一再被边缘化的方向。新文学一方面有其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和传统的“载道”文学决裂,使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得以彰现的目标。前者作用于社会和公众,后者作用于文学本身。新文学一方面是“遵将令”,在启蒙和救亡的总体的目标之下活动,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性的文化制度的专业性的建制的一部分,是独立的艺术类型,自有其内部的要求。这就建立了一种和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不同的严格的“文学”意识。其实“纯文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的基础的。所以在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之外,仍然有一种“审美的现代性”在发挥作用(注:有关“审美现代性”的理论问题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联可参看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于是,追求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目标和“纯文学”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文学最复杂和最微妙的关系,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部的持续的紧张。在“五四”的先驱者那里,这两个目标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李大钊署名“守常”于1919年发表的名文《新文学的使命》中,他就列举了三个新文学的关键的方向:“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注:原载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社会问题号引文,引自《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16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版。)这些见解一方面强调了新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对于个人的作用,另一方面明确点出了非常类似80年代的“回到文学本身”的观点。这个“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显然具有“纯文学”的特征。至于创造社的早期文学主张更标举艺术的独立性,如成仿吾就指出:“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与美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注:原载1923年5月20日《创造月报》第2号引文,见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218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至于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将“言志”和“载道”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两种模式以阐释新文学的历史的延续性的时候,更是强调文学的“无用”(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4—16页,岳麓书社,1989年第1版。)。显然这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的传统。而新文学中的唯美主义的潮流也一直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注:周小仪对于这一思潮的发展曾经做过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可参见《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148—1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实际上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有所谓“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不同的道路和选择。根据周小仪的研究,新文学中的这种不同的选择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经验:生活的参与和艺术的体验。因此它们也是对中国现代性的两种不同形态的表述方式。它们的区别是建立在它们之间的联系之上的,它们的矛盾是建立在它们的同一性之上的。它们之间之所以可以转化或者位移,所依赖的就是这一共同的现代性基础”(注: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1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但倾向于“审美现代性”的“纯文学”的这一传统在中国的现代性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实现的机会,也一直在中国现代性的文学制度中受到压抑。其中的原因鲁迅的《呐喊·自序》中的表述其实最为透彻:“……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注:《鲁迅全集》,第1卷,419—4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的表达非常清楚地点明了由于中国的弱者的地位和中国的民族危机的紧迫性,唤醒国民的任务远远超越了对于“纯文学”的追求。新文学塑造中国人的自我想象和世界观的能力使得它一直在现实中具有中心的地位。于是,对于“纯文学”的追求并不是被新文学所抛弃,而是被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的话语所悬置和延宕。这意味着新文学为了更加紧迫的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的使命,不得不将所谓“纯文学”的实现放置到了未来的社会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放弃了“纯文学”的追求,而是说认为在这种民族危亡和现代性未完成的状态中,还没有追求“纯文学”的可能。所以鲁迅对于自己的小说与艺术“距离之远”时的自谦式的自信正是这种历史要求的表征。在新文学的几乎所有时期,我们一再看到这种“纯文学”的追求被压抑和“审美现代性”的被否定。这恰恰是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弱者的状态所决定的。中国的“纯文学”和“审美现代性”由于中国的启蒙和救亡的紧迫性而不可能像西方现代性中那样得到充分的展开。对于“象牙之塔”的谴责和批判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方面。因此,“纯文学”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巨大的焦虑之中。在新文学制度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两个时期都没有充分的实现自身。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提出有关“纯文学”的问题,其实是试图延续“五四”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方向。通过当时的开放的潮流,将“现代主义”以“现代派”的流派概念再度引入新文学的制度之中加以合法化。这和当时关切现实,再度启蒙的思潮都是两种不同的现代性的表征。我进行这样简略的历史描述仅仅是为了强调其实“纯文学”正是中国现代性的新文学的内在的结构中的关键的选择之一。只是在新文学的感时忧国的传统中一直受到压抑。80年代的“纯文学”的呼唤恰恰是新文学的现代性另一面的展开。
      


  在这个新世纪,有关“纯文学”的问题的提出其实是对于90年代的“纯文学”开始充分实现的焦虑。这种实现在某些论者看来是有严重问题的。这里的问题在这些论者看来,乃是“纯文学”压倒了“启蒙”和“救亡”,从而导致了无法“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的社会变革进行干预”。这一指责其实有两个困难和盲点。首先,它忽略了“纯文学”恰恰也是新文学的内在逻辑的展开。其实90年代以来所谓“纯文学”的兴盛正是新文学未完成的方向的令人惊异的展开。其发展自有其历史性的依据,而根本不是由于作家的个人盲目的主观选择的结果。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这一指责其实忽略了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一系列和“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形态。中国的所谓“后现代性”问题完全超越了新文学原来的制度性的框架。这里的状况其实一目了然,不是文学抛弃了它的大众,而是大众在新的语境中发现并不需要新文学的启蒙。新文学运用“五四”以来的“阐释中国”的框架难以面对今天的中国的现实的变化。新文学中最为强大的“为人生”的想象其实已经难以面对今天的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下的人生。
  这里我们时代的新的表征值得我们面对。90年代以来全球和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到新世纪已经由朦胧而日渐清晰。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和资本投入的中心的崛起是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日益成形几乎是同步的过程。中国开始告别现代以来的弱者形象,逐渐成为强者的一员。新的秩序目前并没有使中国面临灾难和痛苦,而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机遇。这里中国内部当然还有许多问题,但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的两个进程已经完全进入了实现的阶段:首先,中国的告别贫困,以高速的成长“脱贫困化”正是今天中国的全球形象的焦点。其次,中国开始在全球发挥的历史作用已经能够和全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划开界限,中国的“脱第三世界化”也日见明显。这两个进程正在改变整个世界。但“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的话语已经无法阐释这样的新的中国的历史进程。
  于是,一种在“五四”现代性对于中国的想象之外的状态已经显示了自身的存在。在这里,有两个方向值得关注。一方面消费主义是这种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低端”的方面。由于它特别具体易感,特别具有具体而微的操作性,而容易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的普遍价值。消费变成人生活的理由,在消费中个人才能够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获得某种自我想象。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乃是当下日常生活的基础。在现代性的宏伟叙事中被忽略和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变成了想象的中心,赋予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消费主义的话语在中国也已经变成了一种相当具支配力的话语。另一方面,在“高端”上,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依靠消费主义,而是凸显了一种“帝国”式的绝对正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90年代中叶到90年代末的科索沃及南斯拉夫战争,直到9·11之后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在目前的集中表现乃是全球反恐,这里绝对正义和恐怖之间的冲突,正义的无限性和永恒性和所谓“自然权力”的话语都标志了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道义上的绝对合法性的确立。全球资本主义在此找到了自己的道德上的正当性。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完全确立。在“高端”,中国由整个现代性时期的弱者的屈辱的历史地位向新的全球秩序中的强者的转变也已经明显的呈现出来了。中国不再是世界秩序的受害者和反抗者,而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在其中承担责任,分享利益。中国已经告别了百年的民族悲情和屈辱感。中国的世界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和资本流入的中心。是新的世纪秩序的关键部分之一。对于中国的巨大焦虑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减轻。
  中国的这些新的变化其实远远地超越了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话语的阐释框架。于是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取代精英主义的新文学而变成了“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的新的文化空间。这种大众文化在文学内部是一种“鸳鸯蝴蝶派”的复活,在文学之外则是各种影像艺术的崛起。它们都提供了对于当下的更为生动和富有活力的解释。在“低端”,大量的这类大众文化产品提供了对于消费社会的微妙的理解(注:有关当下大众文化对于消费主义时代的描述和想象的复杂性可参阅拙作《论“新世纪文化”的电视文化表征》,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在“高端”上,像《英雄》和《天地英雄》这样的文本在提供着有关新的世界和中国的想象性的阐释,给予我们一个有关新世纪世界的新的理解。尽管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存在严重的问题和矛盾,也必须受到批判和反思。但它们毕竟保持了某种接触新事物的灵活性和敏感性。而新文学的话语既无力提供对于当下日常生活的新的视点和探究,也无力提供新的对于世界和中国的整体性的新的想象。
  于是,新文学在启蒙和救亡的现实的现代性方面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抑制。文学和现实的联系当然一直存在。论者所期望的“对社会发言,对百姓发言”的文学其实仍然大量存在。如近年来高度流行的“反腐”、“言情”、“社群”小说等。而且许多这类作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纯文学”的作家。但对于论者来说,这些文学显然不能划入新文学的范围。但其实这里的讽刺在于,按照他的想象得到的在启蒙和救亡的话语中的文学是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而根据他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学只有类似“反腐”、“言情”和“社群”这样的新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他所看到的文学景观中,新文学的感时忧国传统似乎就被淡化,而新文学只有在一个“纯文学”理想中完成自己在整个中国现代性时期未完成的规划。其实不是新文学不想对现实发言,而是现实突破了新文学的范围,它已经不需要新文学向它发言了。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已经和中国的现实脱节了。于是,退向“纯文学”之中变成了几乎唯一的选择。这不是作家的主观努力不够,而是时过境迁,社会已经不再给新文学提供进入现实的孔道。而前卫的“纯文学”则变成了后现代的“高端”的文化消费的炫目的一部分,存在于正在崛起的“中等收入者”的文化之中。
  这些“纯文学”并不趋时,而是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我们看到文化的其他部分的变化已经非常大,而“纯文学”则仍然保持着80年代以来的传统。这种“纯文学”几乎在无意间投射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各种不同的路向,因而也投射当下的文化与纯文学间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纯文学”划定了自己的界限的同时也被时代划定了界限。“纯文学”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般作家的写作已经完全专业化了,而这种写作几乎明确地受到“纯文学”的话语的作用,但同时这种话语被限制在“纯文学”之内,与剧烈变化的当下并不发生关系。我们好像处于“五四”以来建立的文学制度的最高点上,但却也发现这一最高点却与当下是脱节的。在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理想竟然仅仅在文化的边缘悄然无声地自我展现。这似乎也标明了一种文学的现实。就像有人高度赞赏的,“纯文学”的确并不趋时,因此也就完成了坚守,但却并没有人攻打这一被我们坚守的阵地。这坚守的好处是“纯文学”的延续性被保持了,写作仍然以高度自我的方式展现自身,但写作却高度地疏离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因此也就超越了时代的压力。文学不需要向时代发言而是在自己的传统内部延展,这的确是“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时刻。“五四”以来,我们对于文学的“纯度”的追求一直是一个崇高的、却一直被悬置的理想,文学一直被动地对时代作出反应。“文学性”一直被时代的重压所冲击,现代中国许多严肃的问题显然是大众文化根本无法承载的,而现代性文化的“高端”的文学被迫将这些问题变成了自己的内在要求。从鲁迅开始,“遵将令”的命运一直是文学的内在的要求,文学不得不对苦难和悲情中的“中国”提出自己的无限的社会关切,文学被动地将“中国”的寓言性加以强化,直到90年代的“后寓言写作”,寓言仍然是笼罩文学的中心。我们一直期望有完美的“纯文学”,无奈焦虑的时代永远牵动着文学提供见证。今天文学终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纯度”,它的社会功能被电视剧和流行书刊等大众文化所取代。“纯文学”终于变成了一个安静的领域,让人在其中进行探索。它不再是社会的焦点,也不复承载巨大的使命。这正是一个新世纪文化的表征。新文学原来承载的沉重的使命已经被悄然消解,“纯文学”似乎有了发展自己的独立性的客观的基础。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同时也越来越真正回归自身。这当然不是说文学有一种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身”,而是说我们对于文学的想象和要求有了根本的改变,而这改变恰恰是文学并不随时代而改变的新形态,大众文化开始变成塑造社会想象的关键,而文学反而变成了一种高级的、边缘的、人性的话语。
  这个变化其实正是提出了有关新文学的终结的问题。“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启蒙和救亡的话语已经和现实脱节而失掉了发展的动力;另外一个方面,所谓“纯文学”的追求也变成了一种超验而唯美的话语。这不是文学的过错,而是新世纪文化的新的语境已经超越了“五四”开始的文学话语和文学制度。我们所遇到的所谓“纯文学”的讨论其实正是对于“新文学”的终结的巨大的焦虑。人们发现了“新文学”的能量已经开始耗尽,于是希望它能够再度辉煌,于是将问题归结为“纯文学”脱离现实。这其实不是“纯文学”的问题,而是在新世纪新文学的终结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新的思考。

原载:《南方文坛》200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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