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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赵毅衡

报告人:赵毅衡
  主持人:王晓路


  王晓路主持:各位代表,各位专家,根据大会的安排,我今天下午来做一个友情客串,很高兴也很荣幸。赵毅衡老师是南京大学英文系统本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博士,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现在也是我们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教授。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一个理论的关照,理论简言之就是对经验的解释,20世纪以来中国的解释的系统出现了很多的困惑,中国比较文学学界也一直想努力寻求一种解决、解释的方式。每个时代文本的边界都会发生变化,如何对变化中的文本做出解释?新的解释系统是哪儿来的呢?20世纪以来我们借鉴了大量的西方理论,包括我自己的研究,我每天也必须进行大量的阅读,才能充斥到我们的教学和研究中去,这是一种重要的,不可回避的研究。首先它又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一种理论在一个文化区域里发生,我们如何通过汉语的转换让它历时的还原,把它超越时空的借鉴到中国,它又是否有效?赵毅衡教授对这些问题有相当多的体会,我相信他的报告一定会非常的精彩,现在有请赵毅衡先生作报告。

  赵毅衡:王晓路教授是文化理论的专家,刚出了一本《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文选》,是中国人编西文的第一本,所以我特地介绍大家去读。今天我讲的是西方文论,西方文论是个大头疼,不光比较文学界头疼,文艺学,美学,现先当代文学甚至古代文学,文化学、传媒等等都碰到,简直象曹孟德的头疼,怎么治也治不了,华佗也治不了。我今天就讲一下头疼,不讲病本身,只讲西方文论造成的难题。
  1. 关于“文论”这个词
  1989年春天,在深圳,我和乐黛云先生,叶朗先生,郭宏安先生等讨论《文论词典》的编辑工作,叶朗坚决反对“文论”一词,说是古典或现代汉语中,都没有这个双声词。应当称“文学理论”。所以此辞书标题后来定为《文学理论词典》。词典的行文,都用“文学理论”一词。叶朗当时是正确的。
  近二十年过去,“文论”这个不规范词自己坚持了下来,一方面是中国人的语言实践不由学者控制,连学术界的语言实践也不由学术领袖控制;另一方面,文论本身的发展,让中国人赚了“文论”这个词大便宜。因为,近二十年,文论发展迅速,讨论的重点已经从文学,转向文化。“文化转向”已经使文论面目全非。正当西方学界为定名大伤脑筋时,中文却以一个模糊双音词,走在潮流前面。
  但是,“文论”这个词,依然不能永远保鲜。因为所谓“文论”目前又在溢出“文化”那么大的范围。
  在西方,这一批学人,基本上是文学系,艺术系,传媒系,尤其是比较文学系,教师中从事理论工作的一大批学者,无法为自己的工作正确命名。
  “Literary Theory”这个词已经不适用,不仅是批评文学的角度,已经多半是“文化进路”,研究对象,早已包括泛文化。
  “Cultural Theory”文化研究, (以前有一度有人想使用“Culturology”文化学,听起来颇为戏剧化,未被学界广泛接受),此词也开始不太合用,是因为研究对象,已经越出文化之外,进入政治经济等等。
  “Critical Theory”(批判理论)一词,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称呼自己理论的专用词,近年的书,例如1990年出版的《Critical Theory Today》,是一批学者的文集,标榜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九十年代,这个词才开始一般化,成为替代Cultural Theory 的新词。看来已经成为定势,因为的确最为宽大合体。

  这个用词变化,大体从90年代开始。90年代初时取名还比较犹豫,不知如何处理这个转折,如1997年Michael Payne的 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 Critical Theory. 叠用两者,似乎为求保险。
  但是本世纪初,这个命名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例如,从7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重印,并且四次重版的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1998年出最后一版;此后2000年,新标题新书取而代之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1999年Lois Tyson的书《Critical Theory Today》(今年2006年重版),是用各派理论分析同一本书《大亨小传》(Great Gatsby)的绝妙教科书,与1990年那本法兰克福学派的书同名,却不必再避讳。
  2001年出版的2500页巨编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 Criticism,1750页的巨编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以及Roman Seldon编的The Theory of Criticism都号称“从柏拉图至今”,从西方思想史上认辩出“批评理论”这个概念的线索,实际上把西方的整个文学,人文与社会理论全部包括在内。
  这样就给中文取巧至今的“文论”一词,带来困难。到不是必须跟踪西方“最新时髦理论”,而是这个理论体系,及其应用范围,的确已经开始超出传统的文学理论或文化理论之外。
甚至,翻译也难。“批判理论”,很不错的翻译,很有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可是目前很多后现代理论家认为应当放弃批判。那么,译成“批评理论”?又似乎失去了尖锐性。西语Critical一词的意义模糊,这次占了便宜。
  名称困惑,是最近二十年出现的。先前至少界限比较清楚: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社会批评理论,因对象而分清界限。
  应当说,比较文学在全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跨学科研究的推崇,对这种界限模糊化,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另外两个因素起的是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当代文化的急剧演变,以及这个理论体系本身的急剧演变。

  2. 批评理论的组成――目标学科扩大:

  那么,我们暂时同意:这个理论体系,西文称Critical Theory比较合适。中文在没有新词之前,也暂且叫“批评理论”。
  这个理论现在是一个大拼盘。
  就目标学科而言:文学基本上全部进入,但是过于技术化专业门化的,例如诗歌节奏,就可能不算;在世界个大学的中文系,英文系等,文本源流,考据训诂,等等的传统学术,依然是语文学科核心。至今没有动摇。这些不属于批评理论的范围。但是也有相当技术性的理论,例如叙述学,符号学,几乎是批评理论的核心部分。
  美术,戏剧,电影,电视,歌曲,传媒,广告,流行音乐,各种语言现象――文化的各种门类,是批评理论目前最热衷的对象。这些门类过于专门化的技术讨论,不是批评理论。恐怕只有批判性的论述,才会进入。因此,像行为艺术,摇滚音乐这样本身富于挑战性的门类研究,哪怕很技术性,也会进入典型的批评理论杂志。例如《Boundary2》,《Third Text》或是《天涯》《读书》《书城》。
  “类文化”的文化门类,例如体育,足球,娱乐,建筑,科学伦理(克隆,爱滋等)时尚,城市规划,环境规划――显然,专业性的讨论,评论文字,不能纳入。所以大部分不会进入“文论”,只有对它们当作文化现象进行批判的文字,才会进入批评理论的视野。
  而文化领域之外,政治,尤其政治经济学领域,却越来越成为“文论”的关注点。全球化问题,第三世界经济受制宰问题,“文明冲突”,意识形态,世界体系,反恐战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第三条道路问题。贫富分化,穷国富国分化,东西方分化,少数民族权力,性别歧视,司法执法,所有这些的大政治问题,都是批评理论的注意目标。无怪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两大精神领袖――乔姆斯基,和宋塔格――都是著名“文论家“。批评理论不仅直接讨论政治题目,批评理论讨论文学与文化时,也往往归结到政治。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当代文论越来越“泛政治化”。本来“文化政治”就是学术上的政治,现在政治本身成了批评理论的目标。
  在Adams上述大型文集中,122思想家的大约180篇文字,我大致点了一下,文学,文化,哲学,大致各占三分之一。
  我们还可以随便翻一下某些刊物,例如《读书》这本80年代率先从文学跨入文化的刊物,大部分文字虽然还是围绕文化(尤其是电影),但是纯粹的国际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几乎占到一半,文学几乎消失。
  既如此,如何还能继续用“文论”这个词?


  3.批评理论四个基本理论体系

  在方法上,当代文论更是一个万花筒。
  当代文论的第一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繁荣,主要是由于从葛兰西,卢卡其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完成的文化转向。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福柯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知识必然控制”,是沿着“资本必然剥削”方向的推衍。可以说,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反过来,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的是批评理论。
当代文论的第二大思想体系,是精神分析。这一支的发展,一直不被看好(例如鲁迅的讥评,巴赫金的嘲笑,新批评派的“意图谬见“,Terry Eagleton近年的讽刺),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我想一个基本原因,是当代社会明显的闲适化。”饱暖思淫“,(“快乐原则”渐渐超出“现实原则”),让弗洛伊德理论不再显得那么怪异奇特。
  形式文论/符号学/叙述学,这一体系,是第三支最重要的方法论。这一支,似乎是“语言转向”的产物。但是语言转向并没有结束,“文化转向”只是其延续。作为基本方法,形式文论/符号学/叙述学,从结构主义进入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保持了形式分析的基本方法,符号学还特别适合于泛文化研究。
  第四个方法论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这条线,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虽然他们一再声称的是结束形而上学。因为这个传统顽强,所以需要努力才可能结束。这个典型的欧陆思辨,与批评理论的结合点,主要在阐释学,与其它几个体系结合的可能性比较少。伽德玛与德里达在八十年代的著名论争,显示了严谨的方法论,与解放的方法论之间的差别。
  当代文论结合四者几乎成惯例,作出重大贡献者无不脱胎于三体系,只不过侧重点各有不同,目标有所区别。八十年代前,似乎满足于两结合,例如巴赫金学派,被称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拉康的出发点,是语言分析的弗洛伊德主义。自从三十年代初William Empson 等人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此后成了几乎所有文论家的两门看家本领。Herbert Marcuse, Eric Fromme等人,从法兰克福学派独立出来,主要就是结合精神分析。但是八十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用三结合:Julia Kristeva,是女性主义,加符号学,加精神分析;Judith Butler是后结构主义,加性别研究,加符号学;Slavoj Zizek的俗文化研究,是精神分析,加意识形态研究,加新马克思主义;Jean Bauderillard的研究是文化研究,加符号学,加社会学。
  为什么建议称为方法论,而不是称作学科?因为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心理学,被心理学家看成“非专业”;符号学作为学科,几乎是语言学的推演,重叠过多;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革命理论,与“文论马克思主义”(Marxism as a Critical Theory),不是一回事。这在Adorno与他的学生打官司事件中早就可以看出。实际上批评理论的大师,往往在“本行”受同行诟病,历史学界批评福柯,认为他不是合格的历史学者,哲学界批评德里,认为他不是严格的哲学家。
  科学哲学,几乎是文论最希望拥抱的学科,福柯理论的要点,是把所有的知识意识形态化。显然,号称最客观的知识,科学知识,是对答的诱惑。虽然这种努力至今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成果。但是生态问题,至少把较技术的部分纳入文论。
  这样实际上是把许多专业人士拉进批评理论之中。而能不能加入批评理论阵营,几乎成为“知识分子”一词的新定义。


  4.文论的倾向 ――激进批判

  批评是批评理论大规模扩大的核心问题,任何学科的人,开始进行社会批判了,就加入了批评理论队伍。批评理论也欢迎他们加入。
  困难之处,在于专业还是专业,在专业中进行批评,依然需要专业知识,而批评本身不能代替专业知识。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文本》杂志上Sokel当的原因。
  另一个困难是很多专业,往往要求价值中立,要求不偏不倚,要求专业人士不预先采取立场。这恰恰是批评理论反对的。专业界往往不赞同同行进入批评理论队伍。例如关于非洲爱滋,或河南爱滋的讨论,医学界(传染病学界)往往与批评理论人士,观点不一致。
  早在新批评横扫美国大学的50年代,批评者就讽刺当代文论是“师范事业”(pedagogical business),因为,“没有一个固定标准,给学生文章打分就让教师头疼。有了一套理论,打分几乎与批改数学作业一样标准化”。
  这个讽刺,实际上是击中要害的,因为当代文论,的确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大规模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后果。
  批评理论是当代高等教育――主要是文科――的产物,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当代社会是实用的,受经济利益驱动,学生毕业后,不得不认同社会价值观,不然无法生存。但是至少在毕业之前,学生可以保持一点走入污泥之前的清白,保持超功利的批判精神。这样做是必要的思想训练,很可能是此生唯一的机会。
  从教师方面说,学院是批判理论的根据地,是学院知识分子对抗体制的唯一堡垒。知识分子不愿意人云亦云,就只能躲入学院里。知识分子不愿意同污合流,就只能走向边缘,退出社会主流。但是边缘化不是放弃批判。在边缘地位,在学院中,他们的批判言论可以更加犀利。
  所以批评理论往往是矫枉过正的。不仅可以矫枉过正,往往必须矫枉过正,为什么?因为主流社会通常不太在乎批评理论。拿电影为例,社会消费性影评,完全不同于批评理论的义正辞严。但是不管说得怎样,制片人及导演本人一点不在乎,因为电影产业已经充分体制化了。
  这不是知识分子“失语”,相反,我认为是价值观平衡的必要,在中国终于通过“文论”,找到一个方式。知识分子通过文化批评,提出体制奉行的某种价值,不能失去制衡。他们起的实际上是文化反对派的作用。
  所以批评理论家多半是左派,新左派。这里当然会有困惑。我曾经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Perry Anderson 指出,新左派在学院占绝对优势,会让学生,尤其是要争夺奖学金的外国学生,以及年轻教师,自觉不自觉地走新左派立场,这样造成“不诚实批评”。他认为我指出的隐患,有道理。
  另一个隐患是,批评理论多半有立场:阶级(穷人,富人,穷国,富国),种族(白人,非白人,西方,东方),性别(男人,女人),切开三次,使得当今的西方文论,分成八大“立场”,互相指责对方偏见。最明显的就是“白人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互相指责。例如,讨论“后殖民主义”时,引述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共同体”理论,是会引起争议的,因为他是白人(爱尔兰裔)。
  我说“隐患”,是因为身份前定。由此造成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对象规定”。女作家,可用女性主义讨论;第三世界作家,用后殖民主义讨论;俗文学,用后现代主义讨论。这样一来,许多论文很公式化,读起来像新八股,看题目就知道结论。我认为,这将会是是批评理论最大的危机。

  5.“西方”文论

  至此,本文讨论的只是这个术语的后半部分, 对于“西方”两个字,讨论更加困难。
  首先,这个体系是不是“西方”文论?应当说,是的。第一,从主要参与者来说,四个体系的创始人和主要发展者,甚至今日的主角人物,都是西方人。
  在英语世界,常常把批评理论称为“欧洲大陆理论”(Continental European Theory)。的确,德语(德国,奥国)和法语(法国,瑞士,比利时)思想家占了一大半,英语(英美加澳),斯拉夫语(东欧,俄国),以及南欧的思想家起得作用比较少,与幅员版图,高校数量相比,不相对应。其中原因,与文化根基有关--德国与法国,是对欧洲古典哲学传统承继最多的民族。英美,受深厚的经验主义传统之累,高校再发达,也只能起鼓风作浪的传播作用,东欧俄国与南欧,则明显受制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不够快。
  因此,欧洲大陆理论”,是相当正确的说法。
  欧美之外的人,对批评理论中扮演重大作用的,主要是“后殖民主义者”。这一派的几个领军人物都是在英美受教育,并且在英美大学执教的阿拉伯人和印巴人。这与所谓“身份问题”有关。东亚(中日韩)在西方的研究者,只在地区问题研究中起很大作用,没有能把自己的理论一般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文化传统,没有与西方直接对峙达千年之久。对峙,也是一种交流。
  甚至,后殖民主义阵营中,也没有留在东方国家任教的思想家。个中原因,不完全是英语水平,而是他们面对完全不同的体制。批评理论批评的阵营在欧美,批评的对象――后殖民社会文化体制――也是西方体制。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既然是西方体制。依然是一种西方理论。
  第二,从理论体系的思想根源上说,西方文论,是希腊-希伯来-罗马思想传统的延续。实际上,许多基本的思考,出发点在西方语言之中。例如所谓“本体论”(ontology),原是讨论存在的本初方式,实际上来自对系词To be,的思考。所以海德格尔最后在Das Sein 与 Dasein 做那么反复的甄别讨论,西方人觉得具有非常革命性的启示,非西方人读来,很难不觉得繁琐。
  同样,西方思想家着迷于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他者,主体的分解,与西方语言的名词与代词主格宾格明显区别,有非常大的关系。弗洛伊德是第一个分解主体的人,他的用词(ego, id),就表明了他思考的起始点。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对主体与主体间性思考最复杂的思想,他一再强调他回到欧洲哲学的源头考虑问题。
  对于方法论,目的论,等等的辨明与关注,业余西方语言的工具格,目的格之存在,有重大关系。因此,英语世界对批评理论做得起源性贡献较少,或许源自英语抛弃动词变位,名词变格,变成一种简便语言,这方面,我还没有读到过专家讨论,这是我的猜测。
  阐释学直接源于《圣经》的解经史,神职人员的讲经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修辞理论,直接引向现代符号学。Eco最近的书,在序言当中就开始辨明,中世纪的某些修辞学用词,应当如何理解。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用“呼应”建构虚假主体的理论,直接来自基督教神学对信徒主体形成的讨论。
  6.用“批评理论当代化”代替“西方文论中国化“

  我们面临的尴尬,是这个“西方文论“现在迫使我们作为“现代文论”来接受。
  这个尴尬,在西方不存在,大学讲课不需要辨明这一层关系。中国人对什么西方理论都能客观评价,在总体接受的前提下,做有选择的变通。贫富差几尼系数,无罪推定,罪犯人权;最低工资线;宜居城市标准,甚至台风命名。
  但是文学理论不行,文化理论不行。
  这个问题,已经一百多年。在此无法讨论此种情结。我只说一下可能的解决办法,最后提出我的一个方案。
  第一, 有没有可能把“西方文论"东方化?中国化?
  一旦化了,当然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问题不在于能不能中国化,从王国维到钱钟书,几代中国学者卓有成效的努力,证明绝对是能的。
  但是问题是整个体系有没有可能中国化。如果不能将整个体系中国化,变成中国文论,那么最后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体系讲起,用先秦名学说明符号学,用陆王心学阐发本体论,用禅宗解释精神分析,用小说点评支持叙述学。这种局部“中国化”常被人指责为“比附高攀”。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此指责。最切实的成果,依然来自这样点点滴滴的研究累积。
  甚至,整个体系中国化了,也不能解决这个新体系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开了多年的“比较文学”课程,就是讲这些理论,分成二十讲。不少人提出来,应当加进“东方理论“。我欣然同意,加了“禅宗美学”一课。但是有些学生和老师就提出来,为什么不讲阿拉伯苏菲神秘主义?为什么不讲撒哈拉之南部族精神?这样一来,就没有体系可言,拼盘变成小吃。最后我只能放弃这种做法。
  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为我所用”?就是说:如果这个理论的某些部分,不适用于中国,与我们当今的“精神需要”相当隔膜,就不必弄通,中国化也就不必要。
  我个人认为,这个指导思想虽然好,恐怕实行起来不容易,反而造成困惑。原因倒是简单:要切实弄懂了,认真应用了,才知道是否合适,而我们学界对哪个理论,可以声称弄透了?
  这方面最有教训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至今中国思想界没有仔细想通精神分析,也就无法说适合与否:中国人有没有娶母弑父情结?有没有嫁父弑母情结?有没有阳具妒?有没有“兄妹妒”(Sibling Envy)。如果说,这些东西实在过分,不符合中国人最基本的家族伦理,不可能存在。那样,弗洛伊德主义就不适用与中国,也就没有中国化的必要。我们只能跳过弗洛伊德,直接用荣格,用拉康。但是,我上面谈了,不可能想象没有弗洛伊德主义的批评理论。拉康理论,最近在中国开始得到重视,但是其晦涩不明,其自我矛盾之多,妨碍了在学术界的普及。
  因此,我再次提出另一种思考方式:我们面对的这个体系,叫做“西方文论”十足有道理,但是称作“现代文论”可能更合适。这样一考察,可能问题就清楚一些。
  这个体系的源头,是西方的,这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西方文论,是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产物,是一种“现代思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欧美的许多部分,几乎独立的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不了解马克思,胡塞尔不了解索绪尔,雅克布森根本不知道瑞恰慈,艾略特也不知道什克洛夫斯基,这的确是欧洲文化土壤上自动长出来的东西,原因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出现了这个气候――现代性思维。而那个时候,在世界其它地方,尚未出现这种气候。  

   这个体系的当代转折(就是从“文论”转成批评理论),是随着所谓后现代来到的。我在前年一篇文章中问:“为什么,风再次从西方来?”
  从六十年代起,整个当代思潮,借用了大量“东方价值”,用来批评西方现代性。上面提到的Adams,另编了一本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这个时间点选得很好。
近三十年,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渐渐认同的一套价值观。例如女性主义,环境保护意识,动物保护意识,少数民族权利,多元文化,反无限制科技等等。很多新价值提倡者声称他们是在回向东方智慧:对生态主义的西方信徒,道家经典是他们的圣经,道法自然是他们的响亮口号;反对“科技无禁区”的人,一再重提老子关于过分智巧的警告;动物保护主义,与佛教的众生有灵力戒杀生有显然的相应;对残废人,智弱者的关怀,更是佛教式的悲悯;至于老年人权利,当然与中国儒家传统一致。至少,因为本是我们的固有思想,东方人应当对这些新价值并不感到陌生,甚至应当有自然的亲和。
  为什么七八十年代没有形成“中国式批评理论“?现在一看,很简单:七八十年代在中国没有这个气候。
  结论是什么呢?“中国化“,不仅可以与传统中国文论对接,也完全可以与现代中国对接(毕竟现代汉语,与古汉语相去甚远),更可以与当代中国对接。当代中国的文化气候,已经开始召唤这样一种对接。
  也就是说,“批评理论当代化”,与“西方文论中国化“,或许能同时进行――实际上也在同时进行。
  可能不久,我们就可用前一个命题,代替后一个命题。

  王晓路:好,赵教授先从文学理论、文论或者批判理论的头疼问题展开他今天的报告,对如何治头疼了提了一些方案。我每年也给博士研究生开当代西方文论的平台课,所以每年也有这样的头疼问题。我大概的思路是,西方的文学理论也好,批判理论也好,首先它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理论传统,是否适应于不同区域的文学乃至文化的文本,如果可以适用,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移植,改写,还是把一个单数的理论变成复数呢?我最近的头疼开始加剧,美国的两个学校我要去担任教学,课程的要求是东西方传统中的批判理论,我要通过什么角度去讲清楚这么庞大的研究生平台课程?我自己的体会是中国目前存在消化不良的问题,从知识学的角度是如何构成了这一知识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原有的结构,我们是从学术时尚的角度跟风,还是在译介的基础下充分消化以后提出中国当代研究的可能性。我们往往关注新的说法,比如某个术语的出现就马上跟风,又缺乏相关的研究。后殖民我们马上就后殖民,生态马上就生态,女权,女的就研究女的,也有部分男的研究。研究了西方女性主义,我们往往采取的是转换式的方式,把西文材料转化成中文的材料这种研究是否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学者研究一种理论,或理论的分支有着和法国学者、德国学者、日本学者同步的要求,然而它是什么,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学者你要提出了它是什么才算得上研究,否则就是个迁移,转换,是无效,消化不良的,而且国内研究缺乏相关性研究,拉康的理论也好,斯皮瓦克的理论也好,应该从知识学角度看它是怎么样的又是如何变化的。所以刚才赵教授讲的问题很有趣,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The Theory of Criticism,它分两卷,一卷是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一卷是1965年以来的批评理论。这个分期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点在哪呢?60年代美国生发了一系列文化运动,实际上政治文化,文化政治,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才根本上完成了从以大生产的方式来带动社会发展到掌握文化领导权。当时资产阶级有比如伏特主义,流水线的方式来带动社会发展,可他们的那套文化是被鄙视的,人们认为金钱是丑恶的,金钱新的历史作用还没有被看到,所崇尚的是原有贵族似的,乡绅的,宫廷的,精英的,交响乐的文化。而60年代美国以民权为标志的运动,展开了性别意识、阶级意识、种族这一切都使差异成了为了非常关键的关键词,既然世界是由不同的差异性元素构成的,理论本身就受到很大挑战。差异性的文化运动,文化形态、乃至表现,文化重心从乡村转移到都市,从少数精英的宫廷到大规模参与的造星运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才完成了它的文化领导,就是说符合大生产的文化方式。比如包括英国Beatles 以及美国公司制造的众多歌星。至此,亚文化的开始与反抗的形式,被生产阶级置换成一种时尚文化,比如牛仔裤喜欢穿有洞,就先生产好了等你消费。我们以为60年代是一个造反的年代,大家可以看程巍的《中产阶级的孩子》,里面专门写了60年代的运动实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么,我们把产生在西方的理论话语迁移到中国以后,我们该做些什么,是否只停留在切割,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加上某个地区区域性的话语形态让它变成一个复数?我们接受的前提是什么?这个理论如何可能在中国的境遇下成为一个有效的资源这是我们值得考虑的。比较文学应该是一个跨越不同学科边际的东西,如果我们现在反而强调它本身是否可以体制化的存在这就构成一个悖论。第二,关于我们的比较文学课,上课的语言和我们选用的文本,以及高校教师用什么样的开启和启发的方式让学生进入这个领域,是把这种知识形态推进,还是固有的积累,所以西方文论的确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我对我课的安排一般是这样,首先我很同意赵老师讲的四个体系,但我还认为它是在四个领域展开的,第一、从知识学形态展开,从模仿层面。第二、认识论;第三、语言;第四、文学性。实际上文学性也是我们比较文学每次都在讨论的问题。既然它可以在这么多层面展开,那我们为什么还非常困惑呢?还要讨论泛文化现象呢?实际上文本的概念是一个无比宽泛的开放的系统,比如我们今天的会场把实际意义抽去了以后就成为一个文本,文学文本实际上是社会文本不断把实际意义抽去以后的隐喻性展开,而解释系统也就有了无限的变化。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讨论网络文学是不是文学,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去讨论购物中心。因为社会形态事实发生了剧变,事实左右我们观察事实的观念形态,观念是我们在前理解基础上形成的系统,这一系列构成一个三角关系使我们今天的学者非常的头疼。好,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提问。
  学员:刚才您说“文论”这个事情很让你头疼,那如果提“批评理论当代化”你的头疼就会减轻吗?
  赵毅衡:当然,我说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减轻,阿司匹林。因为西方理论不是整体一块,是20世纪初分别从不同地方冒出来的,大家知道是互相不认识的。那么当今全世界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就有这个“气候”从各个地方重新冒出来,这时何又必再叫什么西方理论呢?西方文论是不是比中国文论优秀这个不见得,但它是成体系的,我们无法否认,这个体系会演变,中国会加入,这是肯定的。中国加入好,这就解决了倒霉的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问题,因为它就不再是西方理论了而是当代理论。
  王晓路:我们不能把西方学者想象成帝国主义学者。西方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重点,是非常个性化的。我911那年在美国,因为很多事情都停下来了,我就读了刚才毅衡教授介绍的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 Criticism这是个非常非常全的选本,2001年出现的这个选本也是文学研究非常重大的事件,和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相比,这个选本的选材已有很大的变化,在它导论当中,它反复论证两个问题。一、什么是文学?二、什么是解释?你看到有非常多的东西被选进去了,但它的立足点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学员:西方的生态批评认为中国的《道德经》是绿色圣经,你认为西方对老子的吸纳是否有效?
  赵毅衡:完全有效,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这就是西方人自己把自己的文论中国化了,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别认为这个体系全是西方的东西。首先西方不是铁板一块,它转向批评理论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中国智慧进入了。他们把西方理论中国化了,嗨,我们还来讨论什么西方理论中国化的问题呢?!
  王晓路:美国高校的人文科学教材,其中有一套书是建议美国学文科的本科生要读的。它把它编得很精致,就是《中国思想精髓》,相当于一个读本。它有插图,有书法,有非常好的印刷,老子、庄子一线下来。它非常好带,和女朋友相亲、约会都可以带。这套书很惊人的,首先它非常宽容,倡导不同资源的相互利用。第二我想建议大家读两个选本,一本是哥伦比亚编的《中国文学选集》,另一本是Stephen Owen,宇文所安根据自己的翻译和注释的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中国学者看到这些著作非常汗颜,一个外国人可以把中国的东西做得这么好,而我们对西方的东西了解又如何,我们又该怎样去了解西方?所以我经常要求同学们去读原文和相关的东西。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也看到很多中国的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存在很多误读。

原载:国家文学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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