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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家族与文学【第五章】

——以澶州晁氏为中心

张剑

第五章 晁氏文人个案研究之一:晁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晚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省)人。早岁随父宦游,弱冠之年即作《七述》备述钱塘山川风物秀丽,使苏轼叹息:“吾可以搁笔矣。”[1]父逝后奉母归耕,衣食困窘。元丰二年(1079)举进士,冬,调澶州司户参军,改充北京国子监教授。元丰八年(1085)除太学正。元祐元年(1086)试学士院,除秘书省正字。元祐五年(1090)迁校书郎,因俸薄难以养亲乞外任,岁末,得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元祐八年(1093),回京师任著作佐郎,再迁秘书丞。绍圣元年(1094)六月,出知齐州。绍圣二年(1095)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降应天府通判,又改通判亳州。绍圣四年(1097),党论起,贬处州(今浙江丽水)监盐酒税,赴任途中丁母忧,服丧家居,迁居金乡城东。元符二年(1099)服除,改监信州(今江西上饶)盐酒税。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还朝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哲宗实录院检讨官,复改神宗国史编修官,又除吏部郎中,八月,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崇宁元年(1102)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九月入元祐党籍。崇宁二年(1103)免官回金乡闲居。大观四年(1110)知泗州(今安徽泗县),以疾卒。

在“苏门四学士”中,晁补之最早受知于苏轼,受其影响最深,亦兼擅诗、词、文、赋、绘画及文艺理论,文艺诸方面发展均衡,这点很像苏轼,但他在各方面都没有跻身大家行列。反而不如黄庭坚的诗、秦观的词能够卓然成一大家。虽然如此,晁补之作为“苏门四学士”中的一员,本身就值得人们关注,他的词论和对楚辞的研究,在文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何况他只是与苏轼这样的天才相比份量见轻,与时人比较,他在文艺各方面的成就其实相当出色。

由于宋代文人普遍崇文重学,博识多能,因此研究宋代文学,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作为基础,否则难以对研究对象作出全面的把握。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晁补之的研究投入力量并不均衡,在他的家世、生平、著述、词作、词论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于足以代表其文学成就的诗、文却乏人问津。本文对他人所言已多而自己又无新见的部分以“研究述论”方式作一总体鸟瞰,而对于他人所涉不多的五古及散文则分列单节予以论述。

一 晁补之研究述论

(一)


一般而言,研究一个文学家及其文学成就,“知人论世”是很重要的,只有对他身处的时代大环境和家族小环境,以及他个人成长的经历和心理发展、性格变化有较全面细致的把握,作为这个人的独特形象才能从历史材料中跃然而起,栩栩而出。

晁补之所处的时代,是北宋的中后期,这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党争也日益激烈的时代。士大夫由政见相左逐渐演化为意气用事,新旧党之间互相倾轧,新旧党各自的内部也矛盾重重,党祸文祸,此伏彼起,看似繁华的盛世下有种种可见和不可见的危机。文人处于斯世,大体都有放逐与回归的交替生活经验,心态上也有着主体意识高扬和压抑的不同表现,这一点,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有较详细的论述。

晁补之的家世和交游,颇具代表性。晁家是宋代典型的一个官僚家族,与吕氏家族并称中原两大世家。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有据可考者绵延十代之久,至晁补之时家族成员已达五百余人[2],以至外人很难准确理清他们的世系传承。晁补之的高叔祖晁迥曾官翰林学士承旨,以太子少傅致仕,在真宗一朝声名极盛,以至补之的好友张耒和《宋史》都将晁迥误认为是补之的高祖。这个错误清人多有考辨,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宋史》条即有辨正,考出补之乃晁迪之后。清代劳格《读书杂识》卷九更列出宋代晁氏九代世系共118人,且列出资料出处,纲目清晰,晁氏世系大体得以呈现。二十世纪以来,对晁氏家族世系考辨最力者当推王德毅的《宋代澶州晁氏族系考》(文载《刘子健博士颂寿宋史研究论集》第21—28页,日本同朋舍1989年版),该文对晁氏姓源及宋代晁氏流变做了较为详实的考证,并附以晁佺一系十代世系表,让人一目了然。后来,美国汉学家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据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载有《晁氏家谱》及《南北宋时期的晁氏家族》,补充了王文的不足,并尽量列出家族成员的生卒年月和官品婚娶等。但王文重在说明思想文化传统对家族延续的重要性,包弼德之文则重在说明成为地方精英才是巩固家族地位的重要保证。罗凤珠的《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台湾乐学书局1998年)不仅载有“晁补之家族世表”,还对晁氏家族及其姻亲师友分别考辨和附表。第三章第四节“晁补之师友对晁补之的影响”详列了补之与师友之间的交往,使晁补之的家世交游情况变得更加清晰。近人对于晁补之世系及交游的研究,尚有刘焕阳《晁补之世系考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和《晁补之与苏轼交游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孔凡礼《晁补之的家世和早期事迹》(原载《文史》第47辑,后收入《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1月版),虽有讹误,亦有助益。二十世纪初期,晁氏世系的考辨有了进一步发展,笔者的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和何新所的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南京大学2004年)以及刘焕阳的《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分别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出晁氏人物200余位。笔者的《晁说之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根据《晁氏家乘》、《六安晁氏支谱》等,考述晁氏人物近400人。

另外,崔铭的《苏门研究——苏轼与苏门四学士前期交游》(复旦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和马东瑶的《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值得关注。前者论晁补之与苏轼交游时根据现代心理学观点,认为晁补之拜师苏轼时年仅20,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稳定,容易偏爱强权理论,没能分辨清楚当时各大学派间学术上的巨大分歧与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对苏轼的思想缺乏一种真正的理解和把握。晁补之初次上书苏轼,因主张王学的“一道德以同俗”,而未被苏轼接纳,但是,他很快再次上书,对苏轼文风作了恰切评价,凭着良好的文学素养与艺术感悟,终于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3]。后者通过苏轼与六君子之间的交游,重点分析体现“交流”特点的唱和诗词来探讨其文艺思想与创作特色的形成;通过还原当时情境,重现苏轼与六君子对于对方的印象,以探讨文章之美和君子之德是吸引他们走近对方的原因;通过文学家与理学家的同异,来探讨六君子的文学既在“平淡”的追求上体现出与理学家的共同性,又在戏谑之语与侧艳之辞的写作上体现出文学家的独特性;通过南宋统治阶级上层“最爱元祐”的文学倾向,洛蜀会同所带来的宽松的发展环境,探讨六君子的典范化过程,选取角度巧妙。两本论文都将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进而与时代氛围结合起来,其中关涉到晁补之的部分,给人不少启发。有关晁补之与苏门关系的论文,尚有杨胜宽的《宗骚与慕陶:苏门学士之一晁补之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他认为晁补之与苏轼交往的基础在于两人都将文学作为终身追求的事业,并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观念和政治理想,以及对楚骚文化和陶渊明诗歌的共同爱好。

晁补之生平的研究,也有不少论著,仅年谱就有四种,分别是:易朝志《晁补之年谱简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刘乃昌、杨庆存《晁补之年谱》(见《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乔力著《晁补之年谱简编》(见《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附录,齐鲁书社1992年3月版),刘少雄《晁补之年谱》(《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6年第6卷第2期),四谱得失,罗凤珠《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第二章曾作有“晁补之四家年谱比较表”,沈耀峰《晁补之研究综述》(《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也比较了前三种年谱的不同,此不赘述。另外,考辨晁补之生平的文章还有刘焕阳的《晁补之生平叙论》(《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乔力《晁补之三事考辨》(《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周小兵《苏轼书简中所论“晁君骚辞”之“晁君”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等文。刘文将晁补之一生分为“读书与漫游”(1053—1079)”、“仕宦生涯(1079—1102)”和“闲居田园(1102—1110)”三个时期,认为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带来晁补之心态的变化,即“读书与漫游”时期的交游经历形成了晁补之的豪迈气质,而艰辛的生活经历又使其豪迈中掺入凄苦悲凉;“仕宦生涯”的坎坷遭遇则形成了其幽怨孤愤的艺术风格;“闲居田园”虽然避免了“顛沛流转”,但却别具“一份酸楚绝望的滋味”。由于作者长期关注晁补之,发表过系列研究文章,对晁补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因此所论较为平允。乔文主要考辨补之的外任情况,考出补之曾知齐州、知河中府、知湖州、知泗州,辨清《宋史》记载补之知密州、果州、监泗州酒税等误传,其《年谱》亦持此说。周文根据《邵氏闻见后录》、《郡斋读书志》、《嘉州开州志》等文献,指出苏轼书简中所论“晁君骚辞”之“晁君”应为晁载之,而非补之。周义敢《苏门四学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引苏轼此论说补之“好奇务深”之弊,崔铭《苏门研究》亦沿其误,《宋文纪事》卷58亦认为苏轼“晁君骚辞”之说是论补之。周文这一辨误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正是借助这些论著,我们才确信晁补之高祖为晁迪,曾祖为晁宗简,祖父为晁仲偃,父亲为晁端友。才较为详细和准确地了解了晁补之生平的状况。才知道了他与苏门文人、同文馆诸公以及诸多亲友诗酒唱和的具体情形。因此从总体上说,虽然以上研究还多属于传统成果的提高,并非突破和创新,但其价值意义仍然不容否认。

(二)

弄清了一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成长经历,还只是完成了对其文学成就外围条件的考察,接下来的一步,还要对他传世作品进行文献学的整理,为研究其文学提供一个可信的根据。

晁补之生前“著述甚富”(晁谦之《鸡肋集》后跋),但因党争、文禁和时代变迁,散失严重。刘焕阳《晁补之著述考略》(《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考订补之著作有《鸡肋集》、《晁补之集》、《济北文粹》、《无咎题跋》、《缗城集》、《四学士集》、《苏门六君子集》、《苏门六君子文粹》、《左氏春秋传杂论》、《广象戏图》、《洪范五行说》、《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晁无咎词》(琴趣外篇)、《骳骫说》等十六种著作。而今日所常见者,仅有其族弟谦之所编诗文集《鸡肋集》七十卷和明人吴昌绶影宋刊本《琴趣外篇》六卷。

《鸡肋集》在《宋史·艺文志》中著录为“一百卷”,该本已不可考,现存七十卷本系补之族弟谦之于绍兴七年十一月编次付梓,收录古赋、骚辞二十三篇,古律六百三十五首[4],表、启、杂文、史评六百九十三篇。晁补之的全集尚无点校整理本公开问世,但并不是说学界没人从事这项工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关立勋(北京语言大学)和吴炜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两位先生就点校整理出了晁补之的诗、词、文合集,并附以佚诗、佚词和佚文,命名为《晁补之集》[5]。

此本为晁补之作品全集,全书编辑顺序和校勘版本分别为:

保存《鸡肋集》,作为一至七十卷,以明崇祯八年顾凝远诗瘦阁刻本为底本,校以明光泽堂抄本、涵芬楼藏明抄本和《苏门文君子文粹·济北集》。参校本有四:(1)《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魏齐贤、叶棻辑,宋刻本,107卷,中收晁文三十一篇;(2)《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南宋庆元三年书隐斋刻本,二百卷(今存197卷),中收晁文二十九篇;(3)《左传》、《汉书》、《旧唐书》、《新五代史》等(晁书共引而议论各书计224条);(4)《同文馆唱和诗》、《坡门酬唱集》。

以《琴趣外篇》续其后,为七十一至七十六卷,底本用吴昌绶双照楼影刊本(1981年中国书店合刊本《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收晁词157首),校本三种:《乐府雅词》,南宋曾悎编,涵芬楼影印旧钞本,收晁词三十六首;《宋六十名家词》,明毛晋辑,上海中华书局据汲古阁本刊印,收晁词六卷154首;《全宋词》,今人唐圭璋编,收晁词一百六十七首[6]。

以所辑佚文及佚词、佚诗附后,分别为七十七、七十八卷。佚文共得十三篇,《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所载十二篇皆为祝寿疏,孤本无校;《论词》一文原载《复斋漫录》,关、吴本辑自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校之。佚词辑得十九首。其中八首辑自《乐府雅词》(四部丛刊本),四首辑自陈景圻《全芳备祖》(四库全书本)。十九首中,有六首同载二书,均作校勘。佚诗共四首。三首辑自《同文馆唱和诗》,一首辑自张耒《柯山集》。《同文馆唱和诗》为北宋邓忠臣所编哲宗元祐时期同文馆同舍共十一人的唱和之作,包括邓忠臣、张耒、蔡肇、孔武仲、晁补之等,共十卷,内收晁诗二十三首,其中三首《鸡肋集》未收。此三首又见宋邵浩《坡门酬唱集》与张耒《柯山集》,均已做校勘[7]。

全书最后附录有关碑传铭文及序跋提要共八篇。作者《前言》称:“经辑佚,本《晁补之集》共收晁文五十一卷,计七百二十三篇;诗二十卷,计六百三十六首;词七卷,计一百七十六首。”当为晁补之集整理的集大成者,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

另外,刘尚荣先生亦据《复斋漫录》和《诗话总龟》等宋人诗话、笔记、别集,辑得《词论》和《续离骚序》凡十篇佚文。

晁补之词的校勘整理,自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晁氏琴趣外篇》时始断句,在原六卷157首的基础上又补遗一卷,增补了《调笑》、《洞仙歌》凡15首词作,书后附以校记,开补之词校点先河。龙榆生点校《晁氏琴趣外篇·附柯山词》(中华书局1957年版)亦用六卷本,更重史料整理。他经过考辨,增补10首词作,后附“参考资料辑”,包括“传记”、“词话”、“序跋”三部分。刘乃昌、杨庆存《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补遗词作13首,并附存疑词9首,每首词后有“校”、“笺注”、“汇评”,附录有“晁补之词总评”、“晁补之年谱”,史料更加详实。乔力《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书社1992年3月版)以时间为序对122首晁词作了编年,另外45首未编年词附后,每首词后有“校记”、“笺注”和赏析指要,并附历代词评。作者将词作与作家生平活动联系起来观照考察,实际上已由单纯的文献学整理上升到了对晁词思想和艺术进行系统研究的阶段。

全面对晁补之文学做文献学研究的,是中国台湾罗凤珠的《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罗氏长期以来,从事文学研究与电子计算机的结合研究,充分利用电脑文献检索系统,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对“晁补之与晁氏家族及姻亲师友”(包括仕宦、年谱、著述、家族交游圈等)、“晁补之的学术环境背景”(包括家族学术成就、家族姻亲的学术成就及对晁家的影响、晁氏师友的学术成就及对晁家的影响等)、“晁补之的文艺思想”(包括诗论、词论、文论、画论及其他艺术理论等)及“晁补之的诗词文探讨”等都做了详细的整理和分析归类,网罗丰富,对深入研究晁补之文学极有帮助。但罗著多用平面排列方式,理论分析薄弱,各章节间缺乏有机和纵深的联系,如补之的家世交游、文艺思想、文学创作之间有何内在关联,诗、词、文的艺术技巧和特征如何,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怎样等,还需进一步探讨。再如她谈晁文只诠释了四篇“记”,谈诗只按题材胪列“对仕宦的豁达”、“对归隐的向往”、“对亲族的护持”的诗例,缺乏从生命整体和艺术角度去观照晁补之文学,因此罗著的价值仍在文献梳理[8]。

(三)

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站在理论高度上去把握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的思想及艺术品格深入分析,透彻了解。文献的整理和训诂,虽然并不是文学研究的目的,但却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它使理论研究立足实地,有着更深广和长久的生命力,不至空中楼阁,昙花一现。晁补之词集文献整理成果较为丰硕,因此对于晁补之文学的艺术揭橥和突破,首先就是从他的词作开始的。

宋代苏籀《书三学士长短句新集后》云:“晁南宫平处言近文绥,高处新规胜致,朱弦三叹,斐丽音旨,自成一种姿致。”(《双溪集》卷十一)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张炎《词源》卷下云:“晁无咎词名冠柳,琢语平贴,此柳之所以易冠也。”清代《四库总目提要》更将晁词许为“其词神姿高秀,与(苏)轼实可肩随。”刘熙载认为:“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之波澜也。”(《艺概》卷四)冯煦则认为“晁无咎为苏门四士之一,所为诗余,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蒿庵论词》)这些论断指出了晁补之词学苏启辛的过渡特色,还指出了苏、晁词的不同在于晁词的沉咽,同时还注意到晁词风格的多样性,既有“言近文绥”的平易,又有“新规胜致”的清豪。限于时代条件,前人没有能够对此问题详细探讨,给后人留下不少研究空间。

杨海明的《晁补之词浅论》(《临沂师专学报》1983年第3期),从“词论在其创作中的践履情况”,“对苏轼的师法、继承”及“对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启发和影响”三个方面论述了晁词和苏、辛词的关系,认为晁词继承了苏词的“豪放”和“以诗为词”,而晁补之的“闲居词”与辛词的“隐居题材”又有共通之处。乔力的《晁补之词风叙论》(《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结合补之生平遭遇、思想观念等考察了晁词“豪放沉咽”的风格是如何师法苏轼的“清旷豪放”而又有所创造的。徐博文、何尊沛《论晁补之词中的沉咽悲凉之音》(《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既指出了晁词上承苏轼,下启稼轩的桥梁作用,又分析了晁词沉咽悲凉之音的形成过程和表现特点,但融裁众说,似无新见。刘永泰的《论晁补之词》(《学术月刊》1987年第4期),针对不同题材,分析了晁词豪放雄健,沉咽悲凉,质实自然的多样风格。刘乃昌、杨庆存《晁氏琴趣外篇 晁叔用词》之前言和乔力《晁补之词编年笺注》之前言都结合晁补之生平对晁词做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刘银光《晁补之的闲居词》(《济宁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和萧庆伟《崇陶与晁补之绍圣以来的词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则发现了晁词与陶渊明的关系,是对传统晁词观的发展。刘文认为晁补之的闲居词既抒写了恬淡悠然的情怀,同时因失去了赖以施展“加泽于民”理想的用武之地,又有着投老赋闲的愤懑与怨艾、希冀与愁苦等多重情感。揭示出补之仰慕陶渊明的绝世高蹈,又缺乏陶氏的达观妙悟的矛盾。萧文认为晁词晚期主体风格体现为旷放与沉郁的结合原因是既想学陶的冲淡闲远,又不能忘情仕进,大体呈现为“旷(壮)语——哀情”的结构模式,而旷放中寓有沉郁的词风也因此体现了出来。

周小兵《晁补之词用语现象及其历史语境》(《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1期),通过细读方式来解读晁词多用“归”、“东皋”所表达的文化心态。在作者看来,“归”是一种精神的再生,一种身心的安顿;“归”既是隐逸者的风姿,又源于老境衰年所催生的生命意识;“归”表现为归复自我、回归自然两个情感层面,在补之中期迁谪词与晚年闲居词中,体现为不适求归与归而求适的心理历程。“东皋”则将被迫的闲居生活转换为基于任逸之情的自觉选择,其深层隐有与世周旋,无论用舍行藏都能保持一种不为名缰利锁所囿的逍遥姿态。它们体现了苏门这一政治与文学群体共同的思想情绪。该文有些论述虽有求曲求深之嫌,但在诸多将观点与例证做简单直线对应的晁词论文中,却显示出一定的突破与创新意义。

以上论文多重在研究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对于晁词本身的艺术往往着力不够。乔力《略谈晁补之词的艺术特色》(《光明日报》1984年6月19日)和刘焕阳的《晁补之词的风格特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对晁词艺术做了较有价值的探讨。乔文指出晁补之词的艺术手法:“在情、景、事的紧密契合中,善于用情来领契使驭,让景为情用,就景中见意,多从正面铺写描摹,并不仅凭比兴寄托之法于景外见意。所以,他不讲求以韵致的蕴藉涵永和刻画的精丽深曲称长,无幽隐微约之笔,而是酣畅奔放,用墨敷尽,别具清朗透详的风貌。”刘文不仅论述了晁补之独特的个性气质与其“沉咽”词风的关系,而且重点从荒凉之景、阴暗之色、凄苦之声三个方面对构成这种风格特质的重要因素做了分析,认为诗人失衡的心态正与这种艺术氛围相对应,有力表现了其沉郁悲咽的风格特质。但刘文只论析了晁词沉咽风格形成的艺术因素,对于晁词清豪与平易风格的艺术成因没有涉及,似可进一步开掘。

词评起源于北宋,然北宋词词论极少,晁补之著有词论专书《骫骳说》[9],意义非同寻常,可惜该书已佚。今传晁氏词论片断见于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无法断定是否出自《骫骳说》。它以精炼的语言评论了北宋词坛的七位词家,广为宋代以来的词论家所引用,其影响不在李清照《词论》之下。刘乃昌的《谈晁补之对宋词的评论》(《柳泉》1983年第6期), 就是较早一篇对晁补之词论进行系统客观评价的论文,对于了解晁补之的词学观很有助益。另外,李大明的《晁补之〈重编楚辞〉三种目录论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论述了晁补之主于文辞、又兼重其讽谕寄托之义的楚辞学史观。郭建勋、杨赛的《晁补之的辞赋学论略》(《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指出晁补之是宋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辞赋学和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他的研究涉及楚辞篇次、屈子精神、文体辨析、本事考述等方面,首开宋代辞赋学风气,对朱熹、祝尧等人的辞赋观产生了直接影响[10]。罗凤珠在其《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第四章“晁补之的文艺思想”中,全面叙述了晁补之的诗论、词论、文论、画论和其他艺术理论。

晁补之的诗歌在当时颇有名气,时人称他“作诗文极有声”[11],胡仔评:“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12]然而由于其诗,特别是古体诗大多用语艰涩、典故丛生、意绪晦暗,难以吸引研究者过多的目光,如雷旭华的《踵武东坡,自成一家——“苏门学士”晁补之》(《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3期),向读者简要介绍了晁补之的事迹和创作,但重在介绍其文和词,留给诗的篇幅只有短短百余字。诸葛忆兵的《才气飘逸的苏门学士晁补之》(《文史知识》2000年第5期)重在介绍晁补之生平事迹,于其诗文则一语带过。因此,王锡九先生在其《宋代的七言古诗·北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以三千余字的篇幅论述了晁补之七古的“才气壮逸”,实是对晁诗第一次有深度的开掘。许总先生在其《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中论述了晁补之诗歌的雄健豪迈和对适度、中和审美境界的追摹,也予人一定启发。沈耀峰的硕士论文《晁补之诗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2003年)分“家世生平及诗歌创作概述”、“诗、画艺术的融通与开拓”、“忧患时代的生活悲歌”、“在钟情事功与向往东皋之间”四章对晁补之的诗歌作了定点扫瞄,其中对晁补之28首题画诗的研究较为新颖,所概括的“用连续性动词来描写画中的静态情景已成为晁补之鸟类题画诗的一大特色”也较为准确。但沈文总体仍停留在诗歌题材的简单论述上,未能站在更高处把握补之诗歌的艺术。陶文鹏先生的《论晁补之的七言绝句》[13]指出晁补之的七绝数量最多,艺术质量也最高,主要抒写山水行旅和田园闲居生活。诗人表现山水田园之美,兼擅营造雄奇飞动与清幽秀丽之境,既有画中态又有画外意。在诗的语言锤炼上有独到造诣。晁氏的七绝显示其壮逸才气与凌丽奇卓的诗风,兼得其师苏东坡诗清雄恣肆与其父晁端友诗温厚静深之长,与其七古一起代表其诗的最高成就。公开发表的研究晁诗的论文至今惟见此一篇,其意义不言自明。

晁补之的散文研究与诗歌相似,因多种原因备受冷落,七百余篇晁文常为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只是三、四篇游记,这与晁文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地位极不相称。刘焕阳的《论晁补之的散文创作》(《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初步从艺术结构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晁补之的散文创作。文章认为,晁补之的世家出身使他自幼受到了文学的薰陶,而苏轼的精心指导成就了补之散文的声名。补之的写景记游散文具有“引物连类,能究情状”、“善用比喻,化静为动”、“叙议结合,主客辩难”的特点,议论文具有“议论纵横,条分缕析”、“宗经征史,博辨无碍”、“前议后叙,相互映照”的特点,而这一切,都与所受苏轼的影响密不可分。这是唯一一篇从艺术角度探讨晁文的论文,在晁补之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晁补之另有古赋九篇,辞十一篇,马积高先生《赋史》中所论虽简[14],但开拓之功,不容湮没。

应该说,对于晁补之较为全面的研究始于周义敢先生的《苏门四学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对晁补之的论述分为四部分,即“少负才名与宦海升沉”,“豪放沉郁的词”,“温润典缛的诗文”,“为文缘饰而行事业”,分析了晁补之的生平、词、诗文和文论,约一万一千余字,虽然概括粗略,究有筚路蓝缕之功。周著之后,刘乃昌《晁补之》[15]一文虽也全面评价了晁补之的诗、文、词,然篇幅更短,论述更为简略。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上卷以二十余页的篇幅全面论述晁补之的文学成就,虽有新见,仍乏详实。刘焕阳的《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第四章“晁补之生平思想及其文学创作”,收集了自己历年来研究晁补之的成果,分生平述论、思想平议、词的风格特质、词的艺术表现、散文创作五方面综论晁补之文学成就,颇具深度,遗憾的是对晁诗未能着笔。总之,晁补之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词的研究成果还相当丰富,但诗、文的研究却被相对忽略,有的甚至对其诗歌和大部分文章持否定排斥态度,这一方面给晁补之研究带来了不少遗憾,一方面也给后来研究者留下了许多机遇。

二 晁补之的五言古诗 ——兼论苏门文人的诗体选择

晁补之诗现存古律绝各体共642首(不含联句、残句)[16],其中七绝最多,共204首。五古次之,共136首;其他七古132首,七律109首,五律40首(含排律3首),五绝15首,六言6首。

后人对于晁补之诗歌论述不多,一方面因为北宋诗坛大家、名家太多,与他们相比,晁诗显得逊色;一方面因为晁诗的成就不如词和文,容易为人忽略。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一中曾说:“余纂集《丛话》,历览群贤诗说,并无评议无咎诗者。” 于是他在同卷中对晁补之诗做了评价:“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如《行路难》……。” 王锡九先生认为所谓“古乐府”,主要指补之的七古而言,不过,补之七古多即事名篇的歌行体,称之乐府尚可,称之古乐府恐怕失之勉强。从胡仔的诗例看,他引的《行路难》是古乐府诗题,补之的拟古乐府不论是五言还是七言,确实称得上是俊逸流丽,而他的新题乐府歌行,则多奇壮雄丽之气,与胡仔所言的“俊逸”有相当距离。但王先生认为补之诗歌擅长七古,并认为七古代表了补之诗歌的最高成就的观点从读者接受角度看是符合实际的。

胡仔之后,胡应麟认为晁补之在苏门中“虽不以诗名,而诗特工”[17];吴之振认为晁补之诗与秦观诗并称“秦晁”,“晁以气胜,则灏衍而新崛,秦以韵胜,则追琢而渟泓,要其体格在伯仲,而晁为雄大矣。”[18]陈衍认为“晁、张得苏之隽爽,而不得其雄骏。”[19]都不同程度触及到了晁补之诗歌的特色,但还缺乏对晁补之各体诗的细致分析。今人对晁诗的研究,七古部分已见王锡九先生《宋代的七言古诗》有关章节,七绝部分陶文鹏先生有《论晁补之的七言绝句》一文,笔者不为添足之笔。晁补之的律诗,虽然也有一些佳作,但总体上来讲情景未能水乳交融,缺少鲜明的风格特色,成就不高。其五绝数量太少,不足为论。而五古则苦涩古奥又顿挫奇瑰,风格颇独别,值得人们深入探讨。

(一)

从题材上看,补之五古所写不够深广丰富,甚至很少关注现实。不过,细心寻绎,还是可以找出一些线索。如《豆叶黄》:“豆叶黄,穰穰何膴膴。腰镰独健妇,大男往何许。官家教弓刀,要汝杀贼去。”讽刺了当时的保甲法令农田荒芜的弊端。《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真实写出了农村土地的贫瘠和耕种艰难,“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其三),还透露出北宋地主与佃户之间在交租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北京水后往棣州试进士》:“秋瓜抱子母,荞麦亦已华。赖兹野物登,尔辈生有涯。”描写了诗人对农作物的敏感和对农民的关怀。《送吕承奉至山从吕龙图晋伯辟秦州机宜》:“平叔不斗羌,事正今日须。”借西汉邓训之事,曲折表达了对于西夏以和为贵的政治观。

补之的五古题材,表现最多的是文人书斋生活的雅趣和自己独特的个性。文人书斋生活,无非是一些彼此之间的题赠酬唱、宴饮闲坐、谈书论画、感兴咏怀等。这从他诗题中大量的“和”、“答”、“题”、“赠”、“次韵”字样即可看出,无须多论。值得注意的是五古里展现出的补之独特的个性及思想。如《次韵李成季感事》开篇两句:“吾庐无余地,文字散堆案。”就生动勾勒出一个坐拥书城的学者形象。《北京学直舍对客》更是一幅诗人心游八荒、颓然自放的自画像:“有时遗坐客,十问不一对。尚因呼乃觉,笑自谢顽昧。”可以看出青年补之已有着“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兀傲,这和他任京官期间只与同志往来,不交权贵、恬淡怡静的行止是一致的。再看他给弟弟无斁的两首五古:

平生殚千金,术似刘累僻。春风九轨道,无我迷阳迹。呼来著冠紞,野貌不改昔。易衣怜介弟,犹有布一尺。身惭崔浩短,胸次俨列戟。中天翥鸾凤,我自无六翮。何曾客权贵,见谓贫盗璧。堂堂涑水翁,我在此人籍。不诋曲江贤,宁羞九年谪。艰难累吾母,鬓发白一夕。独此负吾心,敢言忠抱石。方时半千运,异昔阳九厄。譬驰羊肠坂,双任臣子责。帝王所张弛,乾坤有阖辟。君敷皇极言,人咏《蓼萧》泽。鸢鱼竞飞跃,风俗凛移易。已开公府閤,又置四郊驿。搜求逮田野,欣喜到僮役。虽微携手上,颇似破笯释。川涂见吾弟,薪木询我宅。怜君如我固,不叹玄尚白。薄饮尽余醅,凝尘振粗席。我醉易成狂,欲起须君掖。(《用无斁八弟永城相迎韵寄怀》)

坐狂得世捐,作官故不了。十年未弛负,半世不黔灶。居然颜玉雪,及是鬓蓬葆。碧山已焚鱼,白水初种稻。瓜区可深隐,圭窦便却埽。之子怀世资,行修名誉好。避人本愉恬,坐我亦枯槁(自注:无斁以余故,得监庙)。顷求田野处,政以城郭扰。常时啜仳别,幸尔晏言笑。如兰岂异臭,覆瓿本均好(自注:去声)。不惩范釜尘,尚作韩编盗。斲轮元戒疾,纻絮非病少。莞尔劝之休,怡然守而嫪。翻思南迁久,只幸北归早。三已令奚愠,四至卿诚巧。所欣颠木蘗,莫羡姣人瞭。同气靡间言,它人阙忠告。贫居无酒肉,穷巷有探讨。葵作饱蓬蓬,茗浇忧悄悄。长闲味更永,竞进念已剿。目鸿天苍苍,梦蝶日杲杲。蘅皋美新雨,藜杖邈高蹈。营斋直新径,创槛俯幽沼。架以我园檀,茨之子官草(自注:无斁月给刍也)。优游聊卒岁,邂逅可同调。佩玉子终翔,菟裘我方老。囊中餐玉法,枥上追风骠。能知面不腼,未用心如搅。平生夔契慕,晚岁瞿聃妙。但欲入林深,子来应问道。(《郊居与八弟无斁读书》)

元符三年(1100),补之由监信州(江西上饶)盐酒税被赦北归,弟弟无斁至永城相迎,《用无斁八弟永城相迎韵寄怀》即作于其间。另一首《郊居与八弟无斁读书》则作于补之晚年隐居金乡时期。《用无斁八弟永城相迎韵寄怀》诗意大致是说他费尽心力学得的古道(刘累的豢龙术)在当世成为“僻”术,以致仕宦(春风)之门广大,佯狂(迷阳)的我却未登门。就是后来进入仕途(著冠紞)也狂傲(野貌)难改。家境虽贫弟弟却个性刚介,兄弟两人尚能知心相守。非常惭愧没有崔浩胸罗万象的才能,这在当世就像缺少了翅膀一样不能翱翔(无六翮),但我不愿因此向权贵屈服(何曾客权贵),宁愿被人看作司马光的朋党(堂堂涑水翁,我在此人籍)而被贬谪多年。惟一抱恨的是连累了我的母亲,不变的是忠心一片(敢言忠抱石)。运道无常,也许晦运已过(异昔阳九厄),如今圣恩泽及万物,言路大开,我们虽然职位卑微,也须像破笼的鸟奋飞而起(虽微携手上,颇似破笯释)。《郊居与八弟无斁读书》诗意大致是说自己因迂狂总被罢官,半生奔波不定,鬓发雪白,但不以范冉釜中生尘为戒,仍以学习韩愈之文为乐,如今能够平安归来已是庆幸(只幸北归早),隐居生活虽不富裕但却能优游适意,以致消尽竞进之心(竞进念已剿)。弟弟无斁年轻才高终将高飞,自己却愿于此终老。虽然平生很想以舜时的贤臣夔和契为榜样,但多年的失败只能让自己在佛经道书(瞿聃)中逍遥。

从这两首诗不难看出补之的个性和思想转变的过程[20]。补之早年有用世之心,“学经傥无用,诗礼发含琲”(《感寓十首次韵和黄著作鲁直,以“将穷山海迹,胜绝赏心晤”为韵》),中间虽屡遭打击,但矢志未改,屈原抱石沉江的忧国精神一直是补之绍法对象。“吾侪为国谋,私爱不足恃”(《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其十九),更直接喊出了他的淑世志向。元符三年宋廷曾下诏鼓励直言,虽平民亦可上书,补之倍感鼓舞,这就是《用无斁八弟永城相迎韵寄怀》中所说的“搜求逮田野,欣喜到僮役。”可惜这只是一种假象,建中靖国元年,党论再起,补之为言官管师仁论,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宋廷也开始大规模地秋后算帐,上书之人纷纷落入邪籍。如果说此前补之对政局还有信心,对刚继位的徽宗还抱有希望,仕途之念未息,那么此后便基本上断绝了仕进之念,遁入佛老世界,即《郊居与八弟无斁读书》所云:“长闲味更永,竞进念已剿”;“平生夔契慕,晚岁瞿聃妙。”吟咏玩味两首五古,补之坚守古道、不逐流俗的狂傲形象便从诗中清晰浮现出来。这种狂傲使补之懒事权贵,仕途坎坷,而仕途的坎坷更强烈地激起了他的狂傲,宁可遁世自好,也不愿曲学媚世。

有意思的是,补之遁世的心态并非老大始有,他的五古很早就不断出现归隐的指向,如“富贵怀隐忧,无宁归故山”(《感寓十首次韵和黄著作鲁直以将穷山海迹胜绝赏心晤为韵》其三)、“干世宁可期,归耕良近名”(《感兴五首次韵和李希孝》其五)、“归休但如此,便足了平生”(《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其七),这些诗句都作于他仕途较为平坦的前期,但畏忧怀归之情非常明显。他流传下来的160多首词作中,用“归”字更多达50余次,这似乎与他早岁的用世精神有所矛盾。其实,补之的频呼归去,除了宋代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遗产让宋人心灵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使怀归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指向外[21],仍然不过是其个性的折射。

补之豪迈英爽,性刚果敢(见张耒《晁无咎墓志铭》),但却是一个思虑周密、理性稳重的人。他知齐州时境内盗贼猖狂,补之默得其姓名行踪,于酒席间召捕吏授以方略,酒宴未完,盗已悉获。其稳健周全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理性感强的人通常会对自我有着较为客观的分析,补之鉴于自己崇古尚奇、不合时俗而又不愿改变的性格特点,是很容易做出仕途不会顺利的判断的。“复古志尚奇,众竞方独暇”、“而我独迂疏,通人所讥骂”(《即事一首次韵祝朝奉十一丈》)、“一从学聱牙,世事百色废”(《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其四),可见他对此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断虚拟着一旦世与志违,自己的应对措施:“洁腹不受污,昔人因食薇”;“悠悠天地宇,万物各有聚。閟我冰雪姿,幽居从可住。”(《西归七首次韵和泗州十五叔父》其一、其二)“但忧久聱牙,尚喜无蒂芥。平生所驱使,诗酒俱好在。”(《游信州南岩》)“宁怀小山感,不为桂枝留。”(《桂浆》)就像一个做事非常小心的人,他会事先不断在精神上想像着挫折的来临和自己的反应,将那种抑郁和不安用这种方式分期分批地消散出去,这样,当真正的挫折发生时,失败感便不会那么强烈。

正因为补之为人不属于那种得意高歌、失意悲鸣的情绪型,而属于那种即使在顺利时也想着防患于未然的沉稳型,他的情绪不是忧欢两极的简单对流,而是像一只风筝,飞得再高,也有着可以控制的高度。因此补之的诗里读不出李白的飞天气势和苏轼的忘我潇洒。这就是为什么补之在党祸中所受的冲击比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要轻,但作品中的忧虑和怀归精神却伴随终生,也是为什么补之词虽然学习了苏轼的清雄旷达,却在旷达里总透着沉咽悲凉的重要原因。

(二)

汉魏六朝五古,体尚委婉,多用比兴笔法抒情写景。发展至唐代杜甫、韩愈,叙事、摹景、议论,无不敷陈充畅;至北宋苏、黄,更是议论风生,骋才使气。补之为数不少的五古,尤其是长篇五古,就发扬了杜甫和苏、黄五古的特点,既有才气纵横、穷搜天地的铺排,又有章法的开阖动荡、顿挫委曲。同时,补之又不像杜、苏、黄等人的五古多有向外的关注,而是重在内心的开掘和思想的推衍,形式上善于使用汉大赋敷陈扬厉、主客问答等手法,又改变了汉大赋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模式,将风雅之思与屈骚之情贯注其中,叙中有议,显得梗咽多气、情致深婉。“赋笔骚心,夹叙夹议”,可说是补之五古最为鲜明的艺术手法。我们看他集中最长的五古《谒岱祠即事》:

泽南三百里,极望横天云。云端色凝黛,谛视初可分。峥嵘介丘像,澒洞元气屯。顷刻有变化,惨淡殊明昏。天行帝出震,其位生物元。不周偾西北,川乃东南奔。宁知六鳌死,竟使二山沦。不有是难倾,孰维大块根。尝闻周官说,实惟天帝孙。神灵所镇守,民物斯芘存。幽明脗一理,有道惟常尊。不觉下马拜,僮奴亦蹲循。乃知正直理,足使冥顽敦。三王有损益,商人所尊神。明法或不惧,夜行安得逡。以此辅世教,庶几驱骜民。暮宿太平驿,不眠虑丝棼。明朝好天色,万象开胚浑。势横恒碣尽,支压齐鲁蹲。五色冒日观,一握通帝阍。恢拓下嶊嶉,青苍上氤氲。泉石竞沮洳,烟岚互纷纶。高举躐风海,深蹯跆火轮。涛波卷堆阜,一一溟渤吞。棋枰视井邑,匕箸藏松椿。碧瓦峙双阙,红墙缭长闉。愿瞻岩閟客,内涤邪垢魂。赐臣登绝顶,一览神秀原。万壑射窈窕,三坛矗嶙峋。莽不睹项领,何能穷䏶跟。稍稍指凫绎,依依数亭云。松列大夫爵,骡识将军坟。琐屑涧花丽,霏微崖药熏。广大良有以,奇险安足论。瑰诡有形上,颓然德弥惇。得无希夷子,傲(原作仿,据光本、涵本改)世逃深蓁。亦有黄冠士,相对如麖麏。此曹啮草木,语道良未闻。解榻坐中观,洗心驰大钧。形气要得一,不然随物泯。是事亦姑置,幽寻聊可勤。初疑无字碑,莹洁谁敢文。又怪玉女井,高绝何由奫。俯穿斗仙岩,鸟下天壁垠。侧度五贤堂,熊经背逡巡。剑石危数履,女萝柔屡扪。挥斥八极远,风来袂轩轩。寥廓自无梯,犹疑天可宾。阴谷不敢视,恐落魑魅群。安得遂独往,身如黄鹄翻。周流遍五岳,采掇芝英繁。即欲憩圆峤,或当止昆仑。众真迎我语,一笑颜玉温。是中差可乐,子胡恋尘樊。答此太遗物,身闲犹事君。重华迹已远,秦汉事方烦。成功属吾宋,五礼垂后昆。皇帝二载春,臣备太史员。紬绎自帝典,颇识康哉言。泥金白玉字,愿颂无前勋。有志类韩愈,无书愧文园。臣发将雪素,臣心犹日暾。今此在林薮,跳身同玃猿。徒观众山小,愁绝下天门。

在这首长达128句的五古里,补之详细描述了自己拜谒泰山之祠的过程和感想。诗先写远古大水,夹杂了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然后写多亏泰山挺立,正天庇民,于是不觉下马而拜,浮想联翩:“乃知正直理,足使冥顽敦。三王有损益,商人所尊神。明法或不惧,夜行安得逡。以此辅世教,庶几驱骜民。”其次写夜宿驿馆,辗转难眠,朝登泰山,奇景迭现。山势连绵,似乎直通西岳恒山;山势高峻,似乎将齐鲁大地压得蹲了下去。日观山峰上五色交映,太阳喷薄欲出,山峰极处又似可上通天门。低头望山谷中,林木高耸,烟雾蒸腾,泉石互激,流水淙淙。衣袂高举,若处身于风的海洋,日如火轮被踏在脚下,云如溟海渤海吞吐着山峰,山下田地如棋坪,大树若匕箸。站在碧瓦红墙的山顶寺观里,觉得凡思浊念一扫而空。以下又细写周围景物,凫山、绎山、大夫松、将军坟、玉女井、斗仙岩,细碎的涧花,迷蒙的崖草,如剑的危石,柔软的女萝,如麖麏般难以接近的道士,好像有无数鬼魅出没的阴谷,似乎飞翔在天宫墙壁下的鸟儿……共同营造了一个奇绝幽绝的空间,让人不由联想起他的散文名篇《新城游北山记》。诗人在这里心驰大钧、形气归一,想象着能够身如黄鹄,周流五岳,众仙劝他长住不返,诗人却说正逢盛世,心系君王,不能遗物忘世,愿有韩愈继圣之志,惜无司马相如之才,现在白发虽似雪,忠心如日明。只是远离天子,身在林薮,徒有孔子小天下之志,却报国无门,空怀愁绝。整首诗夹叙夹议,情绪迭荡起伏,议论正直广大,先由敬畏泰山之情,引发以“正直理”来“辅世教”的议论,再由登泰山闻见的奇景,生发出洗心遁世之情和“广大良有以,奇险安足论”的感慨,最后通过想象中与仙人的问答进行议论,表达自己“身闲犹事君”的忠贞和效力无路的苦闷。诗歌后半部分的结构明显摹仿了屈原的《离骚》和汉大赋中的主客问答方式,但情绪上既不像屈原那样激烈,又不像汉大赋那样浮掠,而是顿挫含蓄。整首诗进行了多层次的赋笔铺写,空间场景奇姿横生,并且夹叙夹议,叙述曲折而议论中正,读之有一种古奥之美。

再如五古长篇《即事一首次韵朝奉十一丈》以“平生交游情,独处不可乍”自我评价起笔,铺写“知者寡”、“抱幽璞”、“坐令青蝇繁,暂出刑两踝。儒冠成自误,归去无片瓦”。然后转笔叙写祝十一丈与自己“樽酒得同把”的交往以及自己放逐乡里后“嘲笑坐穷辰,无肉饱伏假”的生活窘态。接着专写祝十一丈的诗工志洁,“复古志尚奇,众竞方独暇”,又顺承写出自己引祝十一丈为同调:“而我独迂疏,通人所讥骂。正赖觞咏中,得意自陶写。留连接清晤,欲起不能罢。”叙事至此,转入写景:“是时春雨余,桑密鸠鸣野。城隅园圃近,款段亦时跨。”由景生情,最后以大段叙议收结:

便恐百卉阑,晼晚侵朱夏。人生形骸累,未免俗情诈。此理岂外求,犹烦詹尹卦。清风穆然在,如渴啖甘蔗。况我自散材,谷口躬耕者。去年秋不在,匏瓠缘庭架。低回迫荣利,妻子怜王霸。横经亦强颜,己取或人舍。但虑宰我愚,松柏谈三社。翛然一室内,黄卷开佳话。尺璧竞寸阴,宁复当论价。吟哦愁肝肾,蟋蟀吊长夜。鄙俚颇近情,持用自悲诧。功名与道义,熊掌偕鱼炙。二事良难兼,夫子贤点也。

人生有限,时不我待,免不了建功立业的俗情,但个性使然,“己取人舍”,只能吟哦悲愁,与草木虫鱼为伴,在功名与道义发生矛盾时,坚持道义,固守高洁,并以孔子赞同曾点的选择来自我安慰。依然使用了赋笔铺排,表达的诸如疾竞进、恐迟暮、守高洁等情感,也都体现了《离骚》精神。其他像《游信州南岩》、《次韵太学舒博士尧文示同志》、《桂浆》、《送舅氏杨通直令阳谷》、《赠王推官允中》、《同毕公叔饮城东》、《郊居与八弟无斁读书》等在表达手法和思想情感上都具有这种赋笔骚心、夹叙夹议的古奥特点。

补之五古篇幅较长者约有三分之一弱,更多的五古,是以短篇的组诗面目出现的。如《感寓十首次韵黄著作鲁直以“将穷山海迹,胜绝赏心晤”为韵》、《西归七首次韵和泗州十五叔父》、《感兴五首次韵和李希孝》、《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次韵阎甥伯温池上八首》等。

补之的五古组诗,虽然单独看来篇幅较短,铺写不够,但由于组诗具有共同的主题,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一个整体,从而使组诗的赋笔更广,情感更丰富,叙和议的形式也更为灵活多样。如《感寓十首次韵黄著作鲁直以“将穷山海迹,胜绝赏心晤”为韵》,其一言寒士不得志而“激烈气弥刚”;其二言值此“物或似而非”之时,为了避祸,欲向口不臧否人物的阮籍学习;其三言与其“富贵怀隐忧,无宁归故山”;其四言英才难得,而多诗礼发冢之徒;其五言“百计等画蛇,老大悲故国”之感慨;其六言只要文采高妙,自能流传后世,何必假功名而立;其七言虽遭挫折,雄心未泯;其八言友情可怀和“念当及时节”之心理;其九言今日党祸文网太密,人难为用;其十言统治者故示求贤之怀,其实不能真正用贤,所举贤者皆无能之辈,“相者竞举肥,终然驹遁去”。十首合观,真实再现了补之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和感慨,身处斯世既不甘心就此埋没,又不愿同流合污的矛盾心理。

再如《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

河流之所濡,一斛泥数斗。我庄当水穷,乃比石田瘦。尚无东陵瓜,况有南山豆。天雨不可期,且复鞭牛后。

苏秦不愿印,乃在二顷田。东皋五十亩,力薄荆杞填。择高种苜蓿,不湿牛口涎。拙计安足为,朝往而暮旋。

薄游废家务,待子营糗粮。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凌矜马到门,硉兀牛卧场。立苗苍耳根,此策殊未长。

家世不为农,长安有大第。官粮弗充口,万里聊自庇。一从学聱牙,世事百色废。卖牛姑补屋,岁晚霜雪至。

居贫废文字,铫鎒学苦耕。怪子独伶俜,久与地力争。苦耕又不时,狐虺日纵横。高原一释耒,叹息心怦怦。

这首组诗大约作于补之丁父忧后,晁家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身为长兄的补之必须负担起维持这个家庭的重担,于是他不得不结束了浪漫的游历,亲事农耕。在此之前,是弟弟将之在家管理田地,但本非农家出身的他们依然遭遇了许多困难。这组诗即是当时的写实。第一首诗写田地地势低洼,常遭水灾,收入比不可耕的“石田”还低,瓜还未成熟,又要种豆,天气难期,能做到的只有辛勤劳动。第二首写自己之所以未像苏秦那样去求取功名,就在于要种田糊口,但耕田东皋,地多荒草,虽然择高种上了容易成活的苜蓿,却并不茂盛,不能使牛流涎欲吃,自己朝往暮还,艰难耕种。第三首写自己因游历而荒废了家务,反而让弟弟为自己操心,现在亲历农事才知艰难,虽然庄奴因田荒而未交租,但官差骑马催租不误,嶙峋的老牛无力卧在场上,田里的麦苗被苍耳覆盖,这绝非久远之计。第四首写自己本非农人,在京城有显赫的家世宅地,但如今已经沦落,荫补所得的俸禄不足果腹,只好宦游四方想要自立,但是性格不逐流俗又使他未获成功,现在只好将牛卖掉修缮房屋,因为冬天马上就要来临。第五首写因穷而废弃文字,拿起农具,可怜弟弟身体单薄却要在地里劳作,辛苦万分但天时并不照应,田里野兽乱窜,一片荒芜,不禁放下锄头深深叹息。这组诗作于补之早年,他还没有后来对时局宦海的深切体验,但由于补之曾亲身体验了农事的艰辛,因此他的田园农事诗要比同时代其他诗人写得真切动人。五诗相连,农村耕稼的艰辛就多侧面地反映出来。

应该注意,由于人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人性本身很复杂,其诗风会随社会阅历的不同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也会随内心复杂的需要显现出多样性特点。我们所说的“赋笔骚心,夹叙夹议”的古奥只是就其人生成熟期的总体风格而言,并不意味着补之诗风的模式化和单一化。如从时间上看,他早期的五古屈骚精神并不突出(从上引的《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即知),反而是好奇创新显现得更明显;晚期的屈骚精神也有所淡化,逐渐回归于陶渊明的平淡(如《郊居与八弟无斁读书》的“贫居无酒肉”至“邂逅可同调”一段,即颇得渊明淡而有味之意)。从诗体上看,补之不仅有古雅奇崛的五言叙事或抒情体古诗,也有拟乐府或深具乐府风味的诗歌,呈现出汉魏六朝乐府的某些特点,显示出补之审美观的丰富性。如《拟古六首上鲜于大夫子骏》、《夏季》、《秋竹》、《送君》、《上马》、《豆叶黄》、《渔家傲》、《御街行》等,就极得汉魏六朝乐府神髓,以《拟古六首上鲜于大夫子骏》其三《庭前有奇树》、其四《冉冉孤竹生》为例:

庭前有奇树,好鸟鸣喈喈。朱荣被紫萼,采掇以忘怀。弃置而不省,秋风凄以摧。不惜朝华暮,君行殊未来。

冉冉孤生竹,托根中谷卑。结发事君子,江蓠近华池。江蓠荣有时,迨此春冰期。玉盘有嘉餐,思君以忘饥。枣下何纂纂,朱实亦离离。秋风一披拂,菀其为枯枝。愿垂太阳惠,照妾葵藿微。

深婉的比兴中,将君子不用于世的哀怨、铅刀贵一割的期待、葵藿逐日的忠贞迂回托出,直承古诗十九首以及曹植、阮籍、陈子昂、张九龄的咏怀感遇诗而下。再如《夏季》:

夏季百果繁,兔葵亦成实。独有野石榴,幽花时熠熠。熠熠非独好,芳荣赖午日。翩翩彼白蝶,彷佛粗采挹。睡余起对此,嘉兴亦萧瑟。良非阡陌丽,敢竞阳春出。无言以成蹊,上愧桃李质。幸当饱霜余,万颗富君室。

诗借野石榴自喻,先言夏季万木生长,百果繁茂,从中突出“独有野石榴,幽花时熠熠”,“野”、“幽”二字隐含无人赏取的寂寞。接着笔锋一转,写只有受到太阳的照耀才算得上真正的“独好”,现在惟有那翩翩的白蝴蝶仿佛才对这棵幽处的野石榴有兴趣。诗人见此不由心情由晴转阴,因为美丽的野石榴没有生长在通衢大道,又怎能引起人的注意?如果借“无言”亦能“成蹊”来自勉,可惜又比不过桃李。现在只希望能够在危难时候,能够为君王奉献自己的心力。诗写得怨而不怒,溢彩流丽,深得比兴风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一中所云:“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大约指此类诗歌而言。

(三)

补之古文广涉前人典籍,其五古与古文暗通消息,同样善于熔裁古书、驱遣典实,语言上有着古雅苦奥的特点。但补之五古虽然泛览经史、旁搜子集,却较少使用唐代的事典语象(韩愈、柳宗元除外),而是多引先秦两汉年代较为久远的古籍,既有五光十色的事典,又有光怪陆离的语典,使经史子集的语言文字如百花错杂,缀满诗篇,形成了古奥奇丽的视觉冲击力量。《谒岱祠即事》中所使用的“澒洞”、“不周”、“大块”、“恢拓”、“嶊嶉”,“蹯跆”,“溟渤”、“三坛”、“项领”、“凫绎”、“熊经”、“重华”诸多词语,源自于《尚书》、《诗经》、《楚辞》、《淮南子》、《庄子》、《史记》、《汉书》等先秦两汉典籍。由于这些词语在唐诗中很少出现,读起来自然有一种生涩甚至刺耳戟口之感,是一种审美习惯的断裂和转换。看惯风神俊秀、情景如画的唐诗,转头来看补之的五古,就像韩愈所说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虽感新奇,亦觉涩苦,欲会其意,如陆地行舟,必力强始能之。再如《送吕承奉至山从吕龙图晋伯辟秦州机宜》:

去日剧奔骥,新交非曩图。怜君事业长,蔚若颐生须。表东海者谁,君世有显儒。端委论百揆,鞭弭雄千夫。二陈诗礼伯,八荀纨绮雏。尝闻达大家,可以济八区。功名望圣世,忠孝自吾徒。我昔拜秦州,词林炳于菟。见谓可与言,锄荒而破觚。刳中不宿秽,味道因有腴。斯文望若人,颠沛一手扶。白头远绥边,狐兔安足驱。汲黯在朝廷,永绝淮南觎。平叔不斗羌,事正今日须。今君撰杖屦,还向府中趋。问讯不弃捐,寄声亦疏迂。何当质疑义,卖剑老樵苏。

诗中的吕晋伯即蓝田吕大中之字,哲宗时知陕州、秦州,坚决主张对西夏用兵。蓝田吕氏是关中著名的世族之家,以诗书礼义知名,大中祖父通曾为太常博士,父蕡曾为比部郎中,大中弟兄六人,五人得获进士出身,其中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宋史》有传,时人称为“吕氏四贤”。而大忠、大钧、大临曾师从张载,又称“蓝田三吕。”吕至山不详,应系大中晚辈。此诗当作于大中知秦州时。首四句写与吕至山交往,羡慕对方前途光明,若脸上胡须不断生长。次十句是赞颂对方家世和人材之美。“表东海”用《左传》典,谓吕家像姜尚显于东海一样在当地富有声望。“百揆”出《尚书》,“鞭弭”出《左传》,谓吕氏论起各种政务头头是道,实际政治才能也远超凡夫。“二陈”出《世说新语》、“八荀”出《后汉书》,谓对方家族人材济济。次十四句称颂大中才干并表达自己的期望。“于菟”出《左传》,谓大中词采高妙。“破觚”出《史记》,谓大中政尚简易。“刳中不宿秽”化自柳宗元《东海若》一文,谓大中能远众恶、得要道。“斯文”语出《论语·子罕》,“狐兔”语出扬雄《长杨赋》,谓大中文武双全,靖边无难。“汲黯”事见《史记》、《汉书》,言黯好直谏守节死义,淮南王谋反时独忌黯,此谓大中在朝能震奸佞。“平叔”事见《后汉书》卷四十六邓训传。训字平叔,为护羌校尉,以诚信仁义待诸羌,边塞大治。引此是希望大中能以德靖边,不起兵戈。最后六句照应诗题,言至山赴秦州府,声讯难通,希望边事平定后,至山能与自己隐于山林,互相研习经书学问。

由于对方是诗礼世家,故补之本诗中用典特多,文字典雅。又由于对方是理学家,因此典故多出自儒家典籍。如果没有深厚的学识才力,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的。典故的铺排造成了阅读的重重障碍,若无足够的才力与耐心,将涩而不通,深为之苦,很难领略苦涩的真正妙味。

补之使用古书中的语典、事典,往往并不直接挪用,而多袭其意而化其语,对之予以隐括改造,有时还增添了新的意义,使即便为人熟知的典故也出现生涩怪异之感。上述《送吕承奉至山从吕龙图晋伯辟秦州机宜》的“八荀”就化自《后汉书》的“荀氏八龙”。再如《次韵阎秀才汉臣食兔》:

兔诚中山族,中古稍分裂。唐虞用大牲,虽有目未瞥。䨲孙能飞仙,飘忽天汉决。不逢易牙试,厥胄几泯灭。羿弧殒阳乌,曾不弋在穴。王良马慢忌,扑握几奔掣。初遭赳赳子,鼎饪饫毛血。中逢宋鹊窘,饥吻啄原雪。叔世削格多,星迸失行列。蹄穷不得逸,如鼠限高闑。应怜蚌潜水,暴腹想江月。唇亡欲谁语,竟死犹结舌。肩尻弱易解,狼藉腥尺铁。抽毫置筠管,复苦蠹鱼啮。论功在册府,微物推尔杰。剡藤光夺缣,抄记良琐屑。北邻阎夫子,尚忍资杯啜。得诸韩卢口,实以强暴劣。作诗夸芳美,此誉宁所悦。不如狐膏臊,质贱甘弃绝。冢妖老通数,藤索夜空设。尔曾不及彼,就获徒内热。聆声无耸耳,当学缩颈鳖。吾君阜万物,沛若泽未竭。谁能复古初,此味傥可缺。

全诗从韩愈《毛颖传》谈起,联翩引出易牙知味、后羿射日、王良策马、宋鹊、韩卢、竭泽而渔等历史典故,并隐括入诗。如《淮南子》中关于后羿射日的故事,被补之化为一句“羿弧殒阳乌”,并掺入了后羿当时未射穴兔的推测。然后捕风捉影地想象出兔族的发展变化,由兔族开始飞仙遨游的自在,到易牙发现其美味,导致兔族被人与田犬追逐,最终“蹄穷不得逸”。接着又写兔族死后的悲惨,全身上下都被支解利用,连毛发也被制成毛笔。即便如此,还要遭到蠹虫的咬啮。兔族虽与人功莫大焉,甚至书不胜书。然而阎秀才还要拿它的肉做下酒菜。他不但从猎犬韩卢那里坐享其成,还作诗炫耀兔的美味。但从兔族着想,它宁愿将味美的声名让与狐唇,而自承质贱,以图被人放弃。然而狐老通灵,不易获得,因此兔族仍难逃脱被人们捕食的命运。最后四句是诗人的感慨,希望人类能像古人那样富有仁心,不竭泽而渔,不尽物而取,则兔族也许就会摆脱这种凄惨命运。全篇事典、语典满纸飞舞,很像一篇铺采摛文的食兔大赋的缩写。

补之不仅善于采撷古籍语言入诗,还善于锻造新语。看一首他的《次韵答秦觏见赠》:

修身贵日新,如草陈叶换。请看弦上矢,岁月不可玩。文章得蛙釜,虎以皮遘难。兹事从古然,吾党奚独惋。秦君好学勇,决胜百马汗。宵行委明月,屡得按剑盼。鄙夫晚更事,前猛窘新愞。怜君亦自喭,意满怀不散。谁为倾国媒,尚此琼英粲。期君似椓罝,无以无人慢。

秦觏字少章,哲宗元祐六年(1091)进士,与其兄秦观皆有才名,补之曾称赞他们兄弟为“机云共一时,未信来者多”(《次韵范翰林淳夫送秦主簿觏》)。这首诗首四句从《大学》的修身维新之道讲起,指出岁月如矢,须抓紧时间修德谨身。次四句含蓄地点出“文章憎命达”的观点,像虎因皮致难一样,人往往也因文章好而处境如釜中蛙,此事自古而然,似在劝慰对方又似在自慰。以下四句又赞秦觏好学精进,才思敏捷胜于百匹汗血宝马,然而却像《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所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秦觏空有高才却无人赏识。次四句言自己老来更事,变得懦弱,有愧于以前的猛志,而秦觏现在却自怜自叹,难以释怀。最后四句写希望有人能重用秦觏,也希望秦觏最终能够破网而出,不要因为暂时的无人赏识而自我放松。诗篇喻象新奇,结构多变,情感曲折,惟用典过多,不易索解,有些用语虽化自古语,组合却很新颖,如“蛙釜”化自“釜鱼”,“前猛”的“猛”化自陶渊明的“猛志固常在”,“椓罝”并列亦补之首用。这可以说是补之五古的一个较为鲜明的语言特色。如《次韵阎秀才汉臣食兔》中的“冢妖”、“狐膏”等词,前人诗歌未曾用过。《感寓十首次韵黄著作鲁直以“将穷山海迹,胜绝赏心晤”为韵》其四“诗礼发含琲”之句,源自《庄子·外物》“诗礼发冢”之语,补之将其中最为精彩的大儒小儒撬死者口中含珠的片断融入诗中,未见他人用之。《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其二“择高种苜蓿,不湿牛口涎”中的“牛口涎”之语也是新鲜的组合。读之皆有生新之感。

张耒在《赠李德载二首》其二中这样说:“晁论峥嵘走金玉。”[22]他又在《祭晁无咎文》中云:“公之文章,瑰琦卓荦,割裂锦绣,挥磨矛槊。”[23]这几句话的意思既指出了晁氏善于议论,又指出了晁氏用词熔裁古书,多用典实,风格古硬奥涩的特点。虽然这是就晁补之的文章总体风格而做出的评价,但细读《鸡肋集》不难发现,在他的各体诗里,五古最切合这个评价。在《鲁直恵洮河緑石研冰壶次韵》(《柯山集》卷十一)一诗里,张耒又说:“晁侯碧海为文词,盘薄万顷澄清漪。新篇来如彻札箭,劲笔更似划沙锥。”指出了补之七古的清俊与古硬,就古硬而言,补之的五古与七古是相通的。虽然古硬奥涩能够有效避免了熟语带来的软滑感,但过于古硬则食古不化,过于奥涩则诘屈难解,补之的不少诗作中也出现过使用不当带来的负效果。像“哪为一马饮,浊水喷百马”(《即事一首次韵朝奉十一丈》)、“期君似椓罝,无以无人慢”(《次韵答秦觏见赠》)等就令人感到生硬难解。有些五古读之更是“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钱钟书先生言读《宛陵集》有“榛芜弥望之叹”[24],这句话同样可以用于补之的五古,这也限制着补之不能跻身诗歌大家的行列,留给后人不少启迪。

(四)

补之曾经自我评价自己的诗歌,除了那些形容诗不如人的自谦比喻,如“嗟予竞何为,十驾晞后尘”(《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之二十),“譬如黄钟陈,我尚瓦釜吼”(《试院次韵文潜欲知归期近呈天启慎思》),其自评集中在以下两首五古里:

吾人伯仲间,一语可物色。气自寡所谐,穷乃足所历。家风藐五世,不肯适人适。意行无险易,又跣不着屐。文词如苦李,惨腹人莫食。犹矜不传妙,坐恐儿曹得。学怜新又新,老奈日复日。伯以最恬愉,何由采之出。无斁能寡言,犹堪谢前识。叔与气尚豪,搘颐视屋极。斯文恶表襮,枯鱼戒所忽。应如鲁宫籀,藏壁俟其坼。(《次韵四弟以道十二弟叔与法王唱和兼示无斁弟二首》其二)

虚斋闭疏窗,竹日光耿耿。更无司业酒,但有广文冷。人怜出入独,自喜往还省。时作苦语诗,幽泉汲修绠。(《虚斋》)

第一首诗是写给他的族弟晁说之(以道)、晁咏之(叔予)和亲弟晁将之(无斁)的。前四句写晁氏兄弟今日的艰难处境,接两句写晁氏不随人后的家法承传,次四句写自己豪率的性格和苦涩的诗风,接下四句先以幽默手法说自己不愿将这种性格和文风传与后代,又感叹学无止境而老之将至。接着分别写三位弟弟的个性,说之恬愉,将之寡言,咏之豪气。末四句引《枯鱼过河泣》的典故,告诫众兄弟在这党祸文狱接踵不断之时,要韬光养晦,静待后人的发现,不要露才扬己,落得像“枯鱼”那样的下场。诗歌当作于绍圣之后,既反映出晁氏家族在哲、徽二帝期间的消落,又反映出当时政治气候的严酷。

那么,是否是因为党祸而导致诗人故意晦涩其语呢?我们看第二首诗《虚斋》即可发现并非如此,这首诗作于元祐他任职太学之时,可以说是仕途比较顺利的时期,但他依然表现出自甘寂寞孤苦之意,“时作苦语诗,幽泉汲修绠”,不仅苦涩,还有一种古幽奥深的意味在里面,可见,在诗歌中追求令人难以卒读的苦涩,追求无人赏会的古奥,乃是晁补之的个性使然。但是我们读晁补之的诗,其绝句清新爽口,律诗也较为温润典丽,七古虽然有排比用典、充塞古语的嗜好,整体的气势却比较流畅飞扬。这种苦涩古奥的诗风,只有在他的五古里才表现得最为典型。“文词如苦李,惨腹人莫食”,应该说是对其五古诗风的形象概括。而我们以上分析的“赋笔骚心,夹叙夹议”、“熔裁古书,驱遣典实”也正是构成这种诗风的有效手段。

在所有的诗体里,五古相对而言节奏最为安详舒缓,语言上有着崇尚质实的传统,有利于理性的着意经营和知识才学的展览,而七古“以才气为主,纵横变化,雄奇浑颢,亦由天授,不可强能”[25]。如果说七古呈现出一个豪迈奇卓的率性补之,五古呈现的则是一个深思理性的坚忍补之,那么,对补之着力甚重的五古进行艺术的分析,该是不无意义的吧?

另外,苏门人物普遍擅长五古而拙于五律。这里不妨将《全宋诗》中五古与五律所占总诗数的大致比例与苏轼、苏门六君子的五古、五律占各自诗歌的大致比例绘表如下[26]:

可以看出,苏门人物的五古比例大都高于《全宋诗》的平均值,而五律比例则大大低于《全宋诗》的平均值,由于五古在各种诗体中最接近于散文化的表达,尚才气学问、说理议论的诗人往往喜爱使用此种诗体,而尚意象锤炼、情景韵味的诗人则多重五律,苏门多学深养厚之士,爱用五古为意料中事,这个比例表明苏门人物在构成宋诗说理化、议论化、才学化特点的重要性和典型性。似乎陈师道是个例外,他的五律比例接近于杜诗五律的比例(杜诗五律约占其诗总量的32·5%),从而为其五律学杜提供了一个旁证,而宋代学唐的诗人中一般也都以五律所占比例为高,四灵更高达50%以上。图表还显示出,上述诸人,五古、五律比例都与苏、黄较接近的是晁补之,说明三人对这两种诗体的选择具有一致性,研究晁补之的五古,有利于对苏、黄五古的全面了解。当然,苏门诸人在具体的风格和艺术手法上又各有不同,这正是活泼自由的苏门风气的体现。

三 晁补之的散文创作

(一)


晁补之的散文创作数量丰富,成就也较为突出。现存70卷《鸡肋集》,表、笺、杂文、史评等各类文体就有47卷687篇[27]。除去公文性质的奏、状、表、笺和宗教性质的释氏赞、疏外,其他文体不乏粲然可观之作。其中又以议论文最为时人看重,苏轼说他“博辩俊伟,绝人远甚”(《东坡全集》卷三十四《晁君成诗集叙》),黄庭坚赞他“文章落落映晁董”(《山谷集》外集卷一《次韵无咎阎子常携琴入村》),张耒说他“晁论峥嵘走金玉”(《赠李德载二首》其二),李昭玘说他“辨博俊敏,下笔辄数千言,纡余卓荦,驰肆揫敛,各尽其妙”(《乐静集》卷十《上眉阳先生》),吴曾也认为苏门四学士中“长于议论”的是晁补之与秦观(《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四客各有所长”条)。可见,精擅议论确实是晁补之散文的重要特点。

晁补之的议论文,涵盖了他散文创作的大部分体裁。他有政论58篇(含策问55篇),其中《上皇帝论北事书》以洋洋万余言的篇幅,畅言对辽方略,气势淋漓。《上皇帝安南罪言》详言征讨交趾之法,“议者以为通达世务”(《宋史》卷四百四十四)。黄庭坚称赞“《安南罪言》,天辩纵横”(《山谷集》外集卷九《书韦深道诸帖》)。《河议》旁征博引,阐述治河以疏为主、以塞为辅的观点。这三篇文章字数均超过五千言,是他政论文的代表作。55篇策问,虽然篇幅较短,但策问是一种政务的咨询,如何发问本身就反映出问者的识见水平,况且宋代策问一般都是以“论”带问,即先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论据,然后发问,因此策问可以看作一种短小的论文。补之的策问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学术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处理,反映出作者对政务的熟悉。其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时篇首即“问”,有时“问”在篇中,有时“问”在篇尾,有时还连续发问,相当灵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策问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甚至互相矛盾,如他一方面对完全复古不以为然,以为“论礼乐,则虽制作设施小不备,而中和之用在人者犹是也。革而化之,借使先王未之有者,便则为用,其谁曰不然?”(卷三十七策问第十三条)一方面又提倡严守古礼,以为“诵先王之言,而服今之服,用今之器,杂委巷之说相与次,且龃龉于其间,然且安之,不亦鄙而可怜哉?”(卷三十七策问第十九条)其中原因之一是作者前后思想和认识可能会发生变化,原因之二是这些策问可能只是作者的习作,并不一定代表他的真正思想。

补之另有《史评》十一卷,是他阅读《左传》、《汉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时的随感录,抉择各类问题224条,一一剖析,文字虽短,但确能抓住问题要害,辩答无碍,奇警动人。如他针对《旧唐书·李密传》赞中“不取伯当之言,遂及桃林之祸”两句话评曰:

初密归朝不得志,复谋叛,王伯当止之,不从,竟败死。密雄杰,虽无帝王度,然终非事人者也。项羽不肯渡乌江而王,密肯为光禄卿奉朝请而已哉?使密能忍志事唐,唐亦能终容之否乎?史臣之论非也。

李密本非屈人之下者,况且纵使他真心归唐,唐也必然会找借口除掉这个有威胁的枭雄,这从李密降唐后只“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旧唐书·李密传》),而旧部却多高官厚禄即可见唐廷对李密的分化防范之意。补之富于史才,对政治的反复无情看得很清楚,这段评语从主客观两方面冷静剖析了李密真正的致死之因,识见高卓,非为奇而奇的翻案文章可比。

晁补之不仅诗词文赋俱佳,还妙解音律,通晓书画,因此他的散文,有不少谈文论艺之作。如《捕鱼图序》论及诗画的互补作用,《跋董元画》提出学画贵在“师心而不蹈迹”,《跋化度寺碑后》指出“专心于是学”对研习书法的重要性,《离骚新序》、《续楚辞序》、《变离骚序》对楚辞的特点、流变、分类作了系统研究,《书鲁直题高求父扬清亭诗后》论及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海陵集序》论及文学的超功利性。《汴都赋序》论经、赋的不同风格,说六经之辞“始于详说而后终之以说约”,故贵要言不烦;文赋之辞“常欲人博闻而微解”,故贵侈丽闳衍。文章还对琐碎解经之士作了嘲讽:“补之窃怪比来进士,举有司者说五经,皆喜为华叶波澜,说一至百千语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笔法十分幽默。《石远叔集序》对影响创作风格的具体条件作了阐述:

文章视其一时风声气俗所为,而巧拙则存乎人,亦其所养有薄厚。故激扬沈抑,或侈或廉,秾纤不同,各有态度,常随其人性情;刚柔、静躁、辩讷,虽甚爱悦,其致不能以相传。

文章风格虽受时代风气影响,但更重要的取决于个性气质及其修养厚薄,风格的不同,虽然是知己好友,其精微处也难以相传。补之的这段话,道出了文艺创作个性的成因及特点。以上这些对文艺的精辟见解,在宋代文艺理论史上自当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政论、史评、文艺理论外,补之还有数量不少的题、跋、记、序、书、论、说、辨等,论及社会生活诸领域。《跋东坡所记漳守柯述异鹊事后》借漳州异鹊来集之事述“政以得民心为本”之理,并从反面着笔,认为“吏无爱物之诚,民心不附之,虽凤凰下、嘉禾生,诸难致之物毕至,非祥也。”议论深刻,发人深省。补之的28篇题、跋里,大多贯串着体道扶教的精神,如毛晋所云:“绝无轻浮之调。”[28]《学说》一文,先正面引《礼记》的“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和《孟子》的“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推出“天下岂有不习而能察者哉”的论点,然后举野人献芹、百工众技之例,指出纵然习之亦未必真知其味其道,而况于不习乎?这就比《礼记》、《孟子》所讲深化了一步。作者至此意犹未尽,笔锋一转,又云:

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而饮食人所甘,似不类。”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犹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难好,则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终犹是也,病弗学耳。学而入之,安知其淡乎?

针对无形无味的抽象之“道”与有形有色的具体之“饮食”是否可以类比的质疑,补之迂回进入,先站在对方立场上讲饮食之甘“弗食犹不知其旨”,“道又淡而难好”,不学就更无望知之。他没有正面回答“道”与“饮食”是否可以类比的问题,只是在强调实践学习的基础上以反问作结:“学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实际上是在又一次强调实践学习的同时否定了前面的质疑。整篇文章不足五百字,却从四个不同层面论证了学习的重要性,展现出补之善于议论的特点。《杜舆子师名字序》一文中的杜舆,字子师,从苏轼问学,苏轼以为:“能载而后可与言舆,能众而后可以言师,夫能载则能众矣,故舆有师义。”(《鸡肋集》卷三十五《杜舆子师名字序》)所以为杜取名舆字子师。补之根据苏轼寓意推阐发挥,纵横驰骋,苏轼看后十分满意,又专门写了《书晁无咎所作〈杜舆子师字说〉后》(《东坡全集》卷九十三),称自己所作“其文约,其义近,不足以发夫人之志;若无咎者,可谓富于言而妙于理者也”。《上吕相公书》是元祐初年补之写给右仆射门下侍郎吕公著的,说明为政当“大而有容、缓而不迫”的道理。文章引经据典,层层推进,正反论说,逻辑缜密,观点鲜明却劲气内敛,颇有说服力。

(二)


补之议论文虽然数量最多,也最获宋人赞誉,但在后代文学接受史上,却以《七述》、《新城游北山记》等少数几篇记述体写景散文影响最大。文学艺术毕竟要讲形象、讲美感才易感发人心。他的《七述》作于少年时代,虽非思精理深,却引物连类,穷究情状,将杭州山川人物之雄秀奇丽、夸靡饶阜尽展笔端。《新城游北山记》以峭刻峻洁的笔法层层渲染了浙江新城(今富阳县西南)北山的幽深景象,是传诵千古的名篇: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初犹骑行石齿间,旁皆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间有泉,沮洳伏见;堕石井,铿然而鸣。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鸟,黑如鸲鹆,赤冠长喙,俯而啄,磔然有声。稍西,一峰高绝,有溪介然,仅可步。系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筿仰不见日,如四五里,乃闻鸡声。有僧布袍蹑履来迎,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

顶有屋数十间,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既坐,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于时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窗间竹数十竿相摩戛,声切切不已。竹间梅棕[29],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迟明,皆去。

既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因追记之。后不复到,然往往想见其事也。

这是补之青年时代的作品,首段总叙沿路情景,“渐深”、“渐幽”两句中的“渐”字用得准确,符合登山所见。所写松、泉、藤、鸟、竹、僧,无不浸以“深”、“幽”色调,僧“如麋鹿不可接”,正说明此处隔绝人世已久。第二段写僧居结构及住宿闻见。僧居曲折幽暗,行如蜗鼠;风动殿铃,不知声来何处;山空月明,星斗近人,梅棕之影如鬼魅乱发,一片诡谲之气,竟不知身处何境。末段写归家后此景久难忘怀,突出感觉和刺激的强烈。全篇以“深”、“幽”为线索,用比喻乃至博喻与白描交织的手法描状人物景色,使其透出神秘幽冷气息,让人如临其境。

像《新城游北山记》这样以摹景为主体的散文在《鸡肋集》中极为罕见,补之的记述体散文大多表现为叙议结合,景理互摄。这也是宋代记体散文的一大特点,即由唐代的以写景状物为主,多作客观、静态的记述,“一变而为以人为主,将强烈的主观意识纳入其中。”[30]如《潜斋记》、《拱翠堂记》皆先景后议,借景表达自己志趣情怀。《清美堂记》通篇由溪神、柳子厚、王景亮、作者的辨答议论组成,王景亮的议论里虽然有大段景致出现,却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作者的观点:

(王景亮曰)汶之阳,卢泉之上,其南大泽,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悦。筑圃而居之,为堂,以临卢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谓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卢泉之上多杨柳茂木,可休而坐,钓鱼以忘老,杖而望北山,云气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冈阜陂隰,摧嗺而湠漫,青齐之往来者,岐路迤靡。牛羊麦禾,膏野极望,鸣鹳鹤而下凫雁也。余又种花其旁为锦堤,凿堂之东西为池,植柏其塘,以达于门。为径为台,为庵为亭,以出眺而入息,以与宾客坐而谈笑为乐。丛竹杂果,奇石异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悦者甚众也。独泉乎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处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来乎廛市者,朱墨伧攘之与居,米盐喧啾之与曹,虽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旷心意者,不暇一接,则物虽不以要地僻壤所处者改其度,而自人观之异矣。……补之曰:“嗟乎!昔之君子,进则急于功名,不暇择当否;退而怼不逢,则诬溪谷草木以自解脱,岂不过甚矣乎。若景亮,进不干时,退而处其常,斯可矣。”

景自是景,人自是人,景之清美在自然,不曾因人而改变本质。不同的人观览景物之所以会有差异,在于将景物作为心境的附庸,这是“诬溪谷草木以自解脱”的过分之举。只有不以得失进退萦怀,始能领略真实的清美境界。文章景中寓理,理以景出,避免了议论的枯燥。由于补之善写山川林木,尽管这些文章目的在于议论,但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的仍是其中的自然景物。如《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本意是赞美张大方能修先人之业,复先人之园,然而读后令人难以忘怀的却是对废园景致的描绘:

元符中,余南归,始自巨野迁此邑。并岭行沟上,秋稼离离,雉惊起马前,馆无遗址,桃李不复在,独两老桧离立榖垄间。风雨摧剥,苍皮白枝,龙虎躩拏而上数十尺,道衍隰而来未见也。下马半岭,北望南武、七星诸山,或断或续,屏列远陆如画。其南数百凫雁飞集,鸣唼声回。望白水明灭桑野间,意甚乐之。顺途而咏,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买田筑室,距百步,时时至其地,扪桧坐石,至于日入,怅然惜两公之迹将泯,而恨无逸之不复见也。

张氏园林约起于仁宗天圣前后,“佳木异卉,错置竹万竿,出郭门而望,蓊然秀色横野。”然而七十多年后,晁补之再经此园,却是秋稼离离,雉惊马前,馆无遗址,桃李不存,只有见证过昔日繁华的两棵老桧萧然立于荒芜之中,然而桧虽在而人已去,废园里藏着人世沧桑,“扪桧坐石”的诗人,心里涌起的是无悔的洒脱还是生命的悲情?废园形象竟有如此复杂的内蕴。再如《照碧堂记》先叙照碧堂的地理环境之胜,复叙建堂经过及照碧堂周围人文景观,引发作者忠愤之思,再写栏外清朗之景,生发哀乐随命的爽豁情怀。其中写栏外之景尤为出色:

拊槛极目,天垂野尽,意若遐骛太空者。花明草熏,百物媚妩,湖光弥漫,飞射堂栋。长夏畏日,坐见风雨自堤而来,水波纷纭,柳摇而荷靡,鸥鸟尽舞,客顾而嬉,翛然不能去,盖不独道都来者以为胜。虽餍于吴楚登览之乐者,度淮而北,则不复有,至此亦踌躇相羊而喜矣。

天高野阔,花明草熏,湖光水波,柳荷鸥鸟,远景近景,美不胜收。照碧堂位于河南商丘,曾肇修于元祐六年。补之于哲宗绍圣二年(1095)降应天府通判,曾游此堂,后两人同供职史馆,曾肇嘱补之为照碧堂作记,补之遂于建中靖国元年出知河中府时记之。补之写自然景色的文章及段落虽少,但偶一为之,绘声绘色,生动逼真,便有笔补造化之妙。

(三)


补之还有约60篇左右的人物传记,其中墓表、墓志占了52篇,另外几篇散见于传、行状、题跋中。人物传记发展到宋代,不仅描写对象更为灵活广泛,而且突出了文学性、伦理性和作者的主观色彩。补之的《通直郎充德清军使兼知澶州清丰县事魏君墓志铭》就综合展现了这一特点:

余顷为澶州司户参军,以事至德清,过军使魏君。相与语甚欢,饮辄醉不能起。方午,吏抱牍趍庑,闭户去。庭中虚无人,风至,叶翻然堕,有鸟集其庭。旁睨其几案,文字秩秩,私太息以为能。

后予教授北京国子监,去德清不远,书数至,余知其于余厚也。居无何,君感疾,卒。其孤深状君之行事,来告曰:“将葬,无以铭。”为之出涕,叙其语归之。

君讳通,字择之,族魏氏世家平原,曾祖象、祖超、考可法皆不仕。君生五岁,能诵书,日数千言。十四岁以《尚书》中第,为寿州寿春、沧州清池、石州离石尉,广安军恩州判官,擢大理丞、知武强县,迁太子中舍、充德清军使,兼知清丰县,改通直郎。盖初以阶易官也。其佐寿春,能察盗,盗不敢肆,得盗当赏,不自列,人以为廉。其在广安门,卒杀犯关者,或当之死,独争宜不死,比闻于朝,果不死,人以为平。于清池、离石,如寿春。于恩州,如广安,而滋有声。尝忤使者意,使者督过之,君不屈,乃更知君,人以为直。其在武强、德清,号难治,独从容不迫。其治,长于发奸而爱平民,故民乐之,当路者以为才。数言于上,且显矣,而君卒。元丰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二。

其为人短小鸢肩,面黧黑,目视有光,眉间骨隐起,异于人。喜宾客,稍有,则以买田赒族人。娶刘氏,平原县君。七男子,泳、洙、深,四[31]蚤卒。深以君卒之明年八月壬申,葬于安德县击壤乡之原。

铭曰: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如此,墓门有石慰其子。

墓志本是一种实用性文体,有着较为固定的格式。与史传的直书善恶相比,墓志却要顺应人情需要,择美隐恶,很容易导致“谀墓”现象的出现。为了表示并无虚美之言,补之此文先以自己亲身经历开篇,证实魏通才能。这段写得如诗如画,境象清幽。第二段记志铭缘由,是过渡笔法。第三段转为他者视角,从他人眼中,见出魏通的政治才干:“廉”、“平”、“直”、“才”。句法简炼,层次井然。第四段补写魏通外貌的奇特和为人的慷慨好义。整篇文章章法自由灵活,写得神完气足,将魏通这一平民出身的低级官员形象表现得形神兼备,生动丰满。

补之笔下的传主多为宋代中下级官员,难免以吏治政绩、伦理教化为文章描写的中心,但补之本人宁屈于身而不屈于志,不屑苟且富贵,因此特别留意人物的操行气节,他笔下人物常常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成为其传记文的一大特色。看《朝奉大夫常君墓志铭》中对常谔臣的描写:

君为人刚洁,乐善嫉恶,出于天性,然其归忠厚。尝读尚书张乖崖公《谈录》,抵卷曰:“是皆吾所力能者,吾不用耳。”遇人贵贱殊绝,无低昂亲疏意,然未尝一言求于人。元祐中丞相刘公挚、左丞梁公焘皆尝遣人致君、且用之,君闻命辄避去。后哲宗召对便殿曰:“卿何从识许将、黄履?”君方知为二公所荐也。徐进曰:“臣老,不足为陛下用矣!”因罢去。

虽然刘挚、梁焘、黄履、许将等宰执大臣先后荐举,帝王亲自召见,但常谔臣感觉不能真正实现抱负,还是放弃了飞黄腾达的机会,这种淡视功名富贵的襟怀令人肃然起敬。再如《夔州录事参军江君墓志铭》的墓主江朴深通礼学,很受王安石赏识,然而“以书论事不合,……君亦自绝去”,并不借机钻营。《苏门居士胡君墓志铭》的墓主胡戢因朝廷废词赋,而以新经义取士,遂曰:“此非吾所传于师而能者也。”结果终身不仕。《书陈洎事后》写陈洎任开封府功曹参军时有章献太后族人杖老卒死,陈洎奉命验尸,吏人惧太后威势,劝以病死闻,陈洎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申,尔曹依违惧祸,法不尔赦。”自实其状上奏。气节凛然,令人感奋。

补之笔下传主相当部分是其家族亲人,约占其传记文总量的四分之一强。这类文章由于作者与传主相对熟悉,且有血缘亲情,故而感情真挚深沉。如《寿安县太君公孙氏行状》中云:“补之于夫人实从孙,自始读书,夫人爱之,诸父曰:‘汝当状夫人之行。’补之涕泣……。”公孙氏是晁仲参妻,于补之为从祖母,她看到补之知道读书而“爱之”,怎么爱?补之没写,但由下句诸父曰:“汝当状夫人之行”的话就可推知公孙氏对补之恩情深厚,不然,公孙氏儿孙俱在,哪里轮到他这个从孙来写行状呢?简短几句话,就将长辈对儿孙读书的喜爱和期待,晚辈对长辈的追忆和感怀都写了出来。《晁夫人墓志铭》的墓主晁静是补之二姐,补之不仅写了她治家井井有条,还写出她相夫的具体行为:“司理君(叶助)豪迈不苟合,数举有司见抑,有不遇叹。夫人辄酌酒饮之,陈义甚高,则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可不愧。’故穷居十年,终不以不合于有司,变其业以求合,夫人助之也。”晁静的贤惠明达通过“酌酒饮之”、“陈义甚高”两个细节突出表现出来。《进士杜君墓志铭》的墓主杜宽伯是补之妻弟,年十九而夭,临终,“补之入视,挽补之衣泣曰:‘恨不与吾姊别。’补之悲之。”“挽”、“泣”二字,包含着多少对生命的渴望和对亲人的留恋,不仅补之悲之,稍有生离死别经验的人恐怕都会悲之。补之善写亲情的才能,在他的传记文里也表现出来。阅读这些传记,仿佛就是在阅读补之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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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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