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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思虑

陈骏涛

就文艺方面的情况来说,本世纪以来,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到如今的57年间,文艺发展得比较繁荣、比较向上的时期,是经过几代人的奋求、拼搏甚至牺牲,换来的生机勃发的时期,也是文学艺术的真正春天的时期。50年代曾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一个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再一个就是本世纪。

一、文艺、文学的基本走向尚好,但问题很多,矛盾很多,悖论很多,难以解开的结子很多

当前的文坛所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精品和垃圾并存,鲜花和杂草共生,生机和危机同在……比如,一年有1000多部长篇小说(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网络长篇),有人认为大概只有50部左右属于上乘之作,杨义先生说能够有10部给历史留下记忆就很不错了。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又如,根据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的资料,在上传到原创网络文学网站的网络作品中,大概每3部就有一部含有色情、暴力、迷信等内容,此外还有大量内容无聊、格调低下的“灰色”作品。再如,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最新发布的“第四次(2006)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走低,首次低于50%,而网络阅读率却大幅上涨,读者认同“读书越来越重要”的比例5年来持续下跌。这些恐怕都是事实。但你能据此认定,现在的文艺、文学就一团糟吗?大局就不好了吗?我认为不能,文艺、文学的基本走向还是好的,大局还是好的。在这样一个多元共存、众说纷纭的年代,一个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平等竞争的年代,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才是怪事呢!

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完全用行政命令、行政干预的手段,甚至用粗暴压制、侵犯人身的手段,都不可取。以往曾经发生过的不该发生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禁锢、一言堂、舆论一律、强力政治、斗争哲学……这些我们过去惯用的手段,在现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当然,也不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宣传文化部门应该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必要的条规,注重于疏导和引导。一方面要坚持双百方针,另一方面也要旗帜鲜明地有所倡导、有所排拒。在这方面,传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是一个传媒爆炸,传媒引导生活,传媒引导文化生产的时代,传媒的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人们的眼球,传媒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处不在。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因此,传媒的责任重大,传媒提倡什么,排拒什么,将直接影响人们的视听取向、阅读取向,传媒从业人员应该有一种宽阔而又健康的文化情怀和道德自律。

二、人文学者、评论家不能不分善恶美丑地一律唱赞歌

当然,我们这些人文学者、评论家,也有责任,至少我们不能不分善恶美丑地一律唱赞歌。过去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能沿用了,但应不应该有一个大体的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或尺度呢?中国小说学会在搞年度小说排行榜和三年一次评奖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魅力三结合的原则,我认为,一部优秀的小说,应该是这三个方面都比较突出的,或者是兼容的,当然不一定这三个方面都很完美。这个意见得到多数评委的认同。后来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大体就以这个三结合的标准来评定作品的高下优劣。现在我们有的评论家的确有一个“墙头草,两边倒”的问题,对什么作品都说好话,今天说这个好得很,明天说那个妙极了,实际上这两个东西可能都是不值得追捧的。这里有一个评价角度和审美取向的问题,也有一个人格修养的问题,因此不能说外界对评论界的批评就没有一点道理,除了那些恶意中伤和肆意诋毁者外。当然,多数评论家还是讲原则,坚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

三、文艺界、文学界要倡扬什么样的民族精神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这也是当下文艺界、文学界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倡扬我们民族的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毫无疑问,应该倡扬积极的、进取的、奋发向上的精神,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要培植一种健康的、健全的文化人格,这是包括我们这些人文学者、评论家,也包括作家、传媒从业者……共同的责任。我在本世纪初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这个问题。

如今我们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自然要充分尊重合理的个体利益,保护个体的合法权益,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个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对社会、对集体就没有任何承担,他至少应当遵守公共的规矩、秩序等等。知识分子比起一般平民百姓,更应该有这种承担,更应该多一点社会关怀。当淡漠时代,淡漠民瘼,张扬狭隘的自我,张扬浅层的人性欲望,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我们是跟着跑,还是另有选择?李泽厚先生80年代后期提出的“纵情破理”和“理融于情”的关系问题,很值得我们思索:当个性被压抑、被践踏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应该张扬个性,合理的个体利益和人性欲望应该得到尊重;但当群体被漠视,狭隘的个体利益和浅层的人性欲望被无限夸大,并一味地“纵情破理”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讲讲个体对社会的承担,讲讲道德自律和文化人格,提倡“理融于情”呢?

下面我讲一点对一部作品的看法,不一定对。这部作品是今年以来比较走红的、发行量相当大的小说———《兄弟》。据说初印10万册,现在已经飚升到50万册,还不包括可能不少于50万册的盗版书。对《兄弟》,分歧意见很大,大体是专家学者大部分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不是否定),而一般读者则肯定的居多,在网上的点击率很高,作家余华本人也加入了媒体的炒作。余华过去写的比如《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是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的好作品,他以大胆描写严酷苦难的生命名世,是一个具有草根意识、平民意识的作家,人气指数很高,是中国少数已经走出国门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数量不多,但却属于稳健、扎实的一个。《兄弟》还是写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的,写了“文革”年代两个小兄弟(宋刚和李光头)———两个被扭曲的灵魂,以及在改革开放年代他们的不同命运和走向。这部作品存在着语言粗糙化的问题,但最值得讨论的还是作品的精神取向的偏离。余华太热衷于写小人物的卑微、猥琐的一面,对这种卑微、猥琐的东西,反复渲染、津津乐道,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以一种玩赏的态度来写这些的。到了下半部,则不惜笔墨地渲染那个弟弟———暴发户李光头———“纵情破理”的种种劣迹:玩世不恭、下作、粗俗、丑陋。作家对此的态度很暧昧,是客观展示?还是玩味?这跟作家以往作品中的那种悲悯情怀,形成很大的反差。

写小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鲁迅笔下就出现了好多个不朽的小人物典型,像阿Q、闰土、孔乙己、祥林嫂,等等,但鲁迅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鲜明的情感色彩和批判立场,从中可以看出作家的一种很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但在余华的《兄弟》中,我却看不到这些。———也许是我看走了眼?是审美意识上的一种落伍?———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作家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取向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精神滑坡问题,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虑。

四、关于精神的滑坡

关于精神的滑坡,这个问题上个世纪末就提出来了。谢冕先生在《辉煌而悲壮的历程》一文中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一方面,我们为文学摆脱太过具体的世情的羁绊重获自身而庆幸;一方面,又为文学的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感到严重的缺失。”他为这种无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学感到某种匮乏。我在《百年中国文学悖论探议》这篇长文中,有一节“负重和失重”,谈的也是这个问题。我引述了现在在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执教的年轻女博士刘剑梅的文章———《预言的溃败》,文章分析了两个世纪末,即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的不同:同样面临着解不开的世纪末焦虑,19世纪末的文人有一种对家国、对民族的深深的眷恋,他们沉溺于民族的焦虑之中。而20世纪末文人却没有这种焦虑,有的只是生存的焦虑和文化的焦虑;或者连所谓的“焦虑”都谈不上,顶多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属于文字游戏的“姿态”。“这是一个预言溃败的时代,价值失落的时代,作家们蜷居在书写的家园中,极尽讽刺游戏的方式,自我消磨于文字的欢娱中”。最令我赞叹的是如下一段话:“如果下一个世纪(按:即本世纪),书写的世界被新生代的影视文化及电脑所取代,那么一切耽美、颓废的文字是否也就无声无息地随风而逝?”这段带问号的言说简直就是一个预言,它已为本世纪以来的那些“千变万化、金光璀璨却空无一物的衣架子”所应验。

不久以前,我曾有机会在美国与刘剑梅交换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说,你的评价的确过于苛刻了,也缺乏更具体的分析,不能说19世纪末的作家就一定比20世纪末的作家高明,20世纪末也有不少很优秀的具有忧患意识和深刻内涵、艺术上也很高超的作家作品,但你确实说出了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个要害问题———失重,特别是精神的失重。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患的一种贫血症,在繁华背后的贫乏。她表示认同我的意见。这种“失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五、鲁迅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有长久的生命力

一部伟大的作品一定要有一种比较深沉的思想和深邃的历史内容和人性内容来支撑,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应该如此。我们回望鲁迅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有长久的生命力?除了艺术修养和艺术技巧以外,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有一种深沉的思想和深邃的历史内容和人性内容,所以它能够超越时代,流传至今。从20世纪末至今的几个有影响的图书评选和排行榜来看,鲁迅的作品都位居榜首,而且不止一部作品入选,即是明证。“走近鲁迅”,把鲁迅从“圣人”的祭坛上请下来,将其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格的文化人来研究,对鲁迅也不搞“凡是派”,这是应当的,是鲁迅研究的正道;但倘若怀着偏见,刻意在鲁迅身上挑毛病,甚至泼脏水,以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就不可取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鲁迅不是圣人,有些偏激、有点尖刻、有些孤傲,连他自己都承认心底有些“阴暗”,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之类,作为个人的一种说法未尝不可,但在大庭广众津津乐道、反复渲染,就显得有些过头了。其实,我们这些过来人,哪一个不是从少年时候起就开始读鲁迅的?鲁迅给予我们的教益多多,何曾给过我们什么毒害?当那么多的“90后”,也包括一部分“80后”的青少年正热衷于网络、热衷于郭敬明、韩寒……的时候,提倡一下青少年也来读点鲁迅,辨识辨识什么叫做“深刻”,什么叫做“浅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怎么就要“少不读鲁迅”呢?

当今的文学的确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但真正能够达到像鲁迅作品那样具有深度的思想、深邃的历史内容和人性内容的,并不多见!如今文学作品的无深度几乎已成为一种时尚,是不是这些深度都被“后现代”削平了呢?或者压根儿就认为深度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把作品作为渲泄各种各样浅层的人性欲望的载体或工具,一种游戏的手段,满足人们茶余酒后休闲的、消费的需求,就满足了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文学作品过于负重当然有弊病,但过于失重也是很危险的,没有精神依托的作品毕竟是难以持久的。

六、所谓“下半身写作”

当然,文学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关于所谓“下半身写作”,“写性”,我就不完全认同有些同志的意见。“下半身写作”并不是简单地只是写性,写下部动作。写性也不应该视为一种禁忌,它实际上是文学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古今中外的那些经典作品,差不多没有不涉性的。食色乃人之大欲焉。小说既然是写人、写人性的艺术,不可避免地要涉性。不过,同样是写性,的确有个境界问题,有个高下雅俗美丑之分。我以前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讲到作家陈忠实关于写性的一个观点:不避讳,撕开写,但不做诱饵。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这与作家的思想境界有关,也与作家的写作理念以及具体的处理方式有关。我们比较一下《红楼梦》和《金瓶梅》就能比出它们的区别来,同样,比较一下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也能比出这种区别来。当然,我不是因此就否定《金瓶梅》和《废都》,但至少我能感觉得出一种境界之别,一种雅俗之分。

关于“下半身写作”,可能是源自于西方女性(女权)主义者的“身体写作”或“躯体写作”理论。法国第三代女性主义者艾伦娜·西苏,她就特别强调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女性欲望的关系,其本意是在于强调女性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以摆脱男性中心文化传统对女性的种种本质主义界定。西苏的一种比较激进的意见是认为,女性只有通过身体写作才能给自己找到颠覆“菲勒斯中心”的出路。对西苏的这一观点,向来就有不同的意见。除了肯定它的颠覆父权制的革命意义之外,也有人对它的危险性和乌托邦性质提出质疑。但在当下中国,经过某些批评家的追捧和媒体的误导,却把西苏的这一观点极端化了,使人们误以为身体写作就是简单的“下半身写作”,就是写性,而且是那种俗极了的浅表的性描写,而忽视了身体写作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方面,它的内核是对女性生命体验的张扬,以突破父权制加诸女性写作的种种限制。我们从这些年魏慧、绵绵,到九丹,再到木子美的写作中,的确可以找到不少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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