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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

王明章

(初中篇)

我的中学时代开始于1952年秋季,1958年暑假结束。初、高中都在潍坊一中就读,我在这所学校整整住了六年。

六年,在人的短暂一生中,差不多占去了十分之一,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在小学,我由儿童变成少年;在中学,我又由少年变成了青年。完成前一个变化时,虽在上学,却一直住家里,是笼罩在母亲的照拂呵护中完成的;离开了家乡,到城里上学,学校就接替了母亲的职责,像母亲一样抚育我完成了后一个变化。所以我说,“母校”这个词,太贴切了,创造这个词的人真值得佩服!

照理说,有“母”就应该有子女,无子女何从言“母”?可惜,发明“母校”这词的人没有同时发明出一个相应的词来。没有专用词,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凡称一所学校为“母校”的人,都应该是这所学校的“子女”,我正是我母校——潍坊一中的儿子。

在我进入以怀旧为精神生活内容的年龄段后,对在母校的那段时光的回忆,竟然成了我常有的功课。每当想起那段生活,心里就觉得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熨帖,还真有点儿子思念母亲的感觉。

我要用我的一支拙笔,把对那段生活回忆的片断定格在这里。

考学

秋季始业,是从1952年开始的。这一年,我提前半年在石沟河小学毕业,很顺利地考取了很难考的潍坊一中。当时考学的情景,至今还依稀记得不少。

报名

是如何报名的,我已记不很清,只记得在一中校本部那座作了学校图书馆的孔庙大殿的后面,设了一长排桌子,那就是报名处。可报的学校有一中、二中、三中,还有一所合作干校。合作干校我是不想报的,在一、二、三中之间,我没怎么考虑就报了一中。当时光想一中定然会比二中三中好,却没有考虑学校越好越难考的问题。

当时报名,是拿着小学毕业文凭自己去报的,原来的学校好像不管这些事。考试也是这样,连个带队的老师也没有。

考试

印象很清晰的是考试那天的情景。准考证好像是报名时就拿到了,上面有考试时间和地点。到了考试的那一天,早早吃了饭,背上小书包,约上本村的伙伴,就向潍县城进发了。书包里有钢笔、墨水之类,还有父亲特为给买的一个带“翅”的“杠子头”火烧。三十华里路,在开考前就早早地就到了。

到了潍县城一看,只见满城是我这样的考学的小学生。见过雨后的蚂蚁阵吗?黑黑的一片,全是忙碌着的蚂蚁,那天的潍县城就和蚂蚁阵差不多。一群群如蚁的学生穿行在大街小巷间,步履匆匆地寻找着自己考试的地方。参加考试的学生,不光是潍坊当地的,潍坊周围各县,连广饶、沂水很远地方的都来了,所以人才那么多。考场分散在全城的各个角落,学校的教室不用说,礼堂、戏院、电影院、教堂,凡是能利用的场所都成了考场。

我是在胡家牌坊街西首路北的中苏友协礼堂里考的。所谓考场,并不像现在的考场,没有桌子凳子,礼堂里只有一排排排椅。那排椅,椅面还不是板的,是木条条的那种,人蹲在椅旁,卷子放在木条条上答题,得不时移动着卷子,让正答的题落在一条木条的面上才行。好像是考三门,有语文、算术、常识,上午考两门,中午喝着给准备的开水,吃了那个“杠子头”。下午又考完了一门,完事大吉,就把考试的事撂在脑后,一路上和同伴说说笑笑背着书包回家了。

看榜

当时的心理很怪,考完了就没事了,并不怎么想考上考不上的问题,也不怎么盼着发榜。没怎么盼,发榜的日子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那时不像现在下录取通知书,而是自己去看榜。

那一天,我又和本村的伙伴去了潍县城。我报的是一中,自然要到一中看榜。进了一中本部的大门,大门里偏东是一个南北长几十米的狭长的广场,广场东边是一面几十米长的墙,榜就贴在那面长墙上。这一年一中共招收了八个初中班,两个高中班,高中班的榜不在这里,这里贴着的是初中生的录取名单。八个班,四百来个名字,长长地排了二三十米长,高高地贴在那里。一进校门,老远就看见那长长的白纸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了。

我来到的时候,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人。人们站在那榜的下面,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目光在那榜上扫描着。有的突然把目光收回,脸上绽放出得意的笑容;有的来回阅读着榜上的名字,表情越来越严肃,渐渐显出绝望的神色,但不甘心,又从头再慢慢看一遍,最后竟然不顾场合地哭将起来。

我从榜的开头看,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数了数,是在第四十名上。看到自己榜上有名,这才有闲心观看内容那么丰富生动的“考生看榜图”。

这一年是解放后教育大发展的一年,各县都成立了中学,但那是那年秋天的事,我考中学时好像(只是好像,很不确切)全昌潍地区就只有潍坊一、二、三中招生,所以特别难考。我印象中是十六个人取一个,最近听葛伟堂老同学说,是二十二三个人取一个。在小学毕业前,我小学的老师曾议论谁能考上中学,有的老师说到我的名字,另外的老师摇着头说:“他不行,光耍,考不上!”结果我们小学就考上了我自己,以后扩招,才又考上了俩。

开学

开学的情景也至今历历在目。记得那天我带着上学用的东西,来到校本部,把东西放下,然后到看榜的那个小广场集合。几百人被一位老师整成了长长的一个横队,齐刷刷地面向东站在广场的西边。一位老师手拿册子点名,点到谁谁答一声“到”,然后出列到队前的空地上站着,点够了一个班的人数,就由一位老师(这老师是班主任)把这个班的人整队带到别处,然后再点下一班。依次点下去,直到把全部学生点完。点名的顺序就是班次的顺序,依次为一班、二班、三班……

我们鸦雀无声地站在那里,屏住呼吸等待点名。

“王明章!”

“——到!”

我竟然是停了一会儿才答那声“到”的。太没有思想准备了!谁会想到第一个就叫到我的名字?我至今也不知我是怎么走到众人前边的,只记得在几百双目光的攒射下,我很害羞,无端地觉得自己是个被捉住了的小偷在当街示众似的。

我们那一届是潍坊一中的初十二级,于是我就成了初十二级一班的一名学生。

遍布城里的校舍

老潍县城坐落在白浪河西岸,四关中的东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膨胀成了与县城不相上下的一座城池,于是就形成了两城夹一河的格局:东岸一城叫“东关”,河西岸的县城叫“城里”。我的母校就散落在城里的大街小巷间。

之所以用“散落”一词,是因为校舍太分散了。当时的城里东西大街叫“邓发街”,即现在的“东风大街”西段的一部分;南北大街叫“博古街”,就是今之“向阳路”。194648日中共部分参加重庆谈判的人员飞回延安,在山西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牺牲,其中要员有邓发、博古、叶挺、王若飞等。当时潍坊为纪念“四八烈士”就用了这四人的名字来命名潍坊的几个地名。除上述邓发街、博古街外,东关大街命名为“叶挺街”,现在的东风桥叫“若飞桥”。我在潍坊的六年一直这样叫,以后何时易为今名,我就不知道了。我初中时的母校就散落在邓发街和博古街的两侧。好像大街是我们校内的甬路,整座城里就是我们的校园,当时还有的城墙就是我们学校的围墙,只不过有太多的外单位插进了我们的校园中。

校本部

校本部在城里东门里路北潍县文庙的旧址上。1952年我入学时,文庙前部临大街应是“下马碑”、“泮池”、“棂星门”的地方已拆除建成了“新华影剧院”,影院东墙外有条宽不过十米、长不到百米的巷子,站在城里大街上顺巷子向北望,就能看见很简陋的校门立在巷子的北端,我们的校本部就藏在影剧院的背后。

进了校门,东旁是前边提到的那个兼作操场的广场,西旁是改作学校图书馆的文庙大成殿。大殿正北的一座大房子大概原是文庙的“寝殿”,孔老夫子住宿的地方,现在成了学校的教导处和教师办公室。“寝殿”西旁一座偏殿是校长室,里边有沙发等比较考究的陈设,黄道源校长在里面办公。校长室南面一座旧建筑,是教室,其前是一个院落,向南伸到了影剧院的西面,院落的南屋又是教室。教导处后面还有座文庙旧屋,是总务处用房。西北部有两三排新盖的教室。前院最西边是一排南北向的西厢房,门上挂着团委、学生会的牌子,好像卫生室也在那排厢房里。

我未在校本部上过课,不过去的趟数不少,全校师生大会在那儿开,学生干部开会也在校本部,尤其是每天的“两操”要到那里上,所以对校本部还是熟悉的。

分校

我入学时,我们初十二级全部在“大十字口”西旁路北的一座旧宅第里,那里叫“校分部”,通常称作“分校”。

那座宅第不知原是哪个官宦人家的私宅,规模不是很大,建筑却很讲究。房舍一色的都是水磨大青砖墙面,砖缝细而直。进了临街的广亮式大门,迎面是一座大照壁,上面有精美的砖雕图案。从照壁前面向西进一门,又是一照壁,转过照壁就到了方砖铺地的四合院里。从正厅东山外的夹道向北,就进入了第二重小院,有东西两厢和正屋,南临前院正厅的后墙,是个三合院。这座老宅的原格局大略就是这样。从后院东厢屋东首向北,又有两重院落,有两三排新房,那显然是新开辟的地方。这些房子除很少的教师办公用房和第二重院的西厢屋是两位单身老师宿舍外,其他都用作教室,这样教室还不够。我们初十二级原招八个班,后又扩招了两个班。教室不够用的,只得实行“三二制”,也就是三个班用两个教室,像大学里那样,没有固定的教室。所以我记得我们一班在前院的南屋、东厢屋、正屋东头和最后面新盖房里都上过课。

伙房餐厅

“大十字口”的东北角一片房舍,是学校的伙房和餐厅。那地方原是老潍县举行科举考试的地方,叫“考院”。原来的“考棚”“号舍”已不见,前边的房子是生活管理室,西边是伙房,后边是师生的两个餐厅,全体住校的师生都在这里就餐。从家里带来玉米面或白面,在管理室换成粗细饭票凭票买饭到学生餐厅围桌用餐,那情景至今还有印象,也还记得某节日从窗外看到黄道源校长在教师餐厅里大宴老师们的情景,寒假学生干部集训在学生餐厅里跳交际舞的场面也还没忘。还记得工人师傅们的宿舍里墙上挂着刀枪剑戟各种兵器,原来母校伙房工人喜武,工作之余他们常常拉开架式练上一通,这传统一直保持到我上高中的时候。

宿舍

我们的宿舍在西门里街北的一所老宅里。临街的宅门高大气派,高高的青石台阶,雕刻精美的抱鼓石,门垛上玲珑的砖雕,门楣上斑驳的油彩,这一切都说明着这宅第昔日主人的威势。第一重院子想不清样子了,第二重院落到现在还记得很清。那是一个四合院,北面是建筑在高高的“拔台子”上的正屋,高大宽敞,气宇轩昂。南面是“倒座房”,也建在台子上。另外还有东西两厢房。第二重院后面还有院,记不清是什么样子了。自入学到初二结束学校搬迁,我一直住在那座“倒座房”里。这所宅第留下了我太多的少年时代的梦,也留下了一个当时没弄清的问题,直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算把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弄清楚了。

当时我们就听说这是“张宅”,有人说是张之洞的宅第。那时光知道有个“张之洞”,不太清楚是何许人,也就信了。以后知识渐增,这才知道人家张之洞是河北南皮县人,和潍县不搭边,这不可能是这位名人的宅子。究竟是哪个“张”的宅子,以后不住那里了,再以后就离开家乡对桑梓历史一直缺如,再不去追究了。最近写这篇文章,才又想起这个问题来,询诸老潍坊葛伟堂同学,这才知道果真不是“张之洞”,而是“张兆栋”,音有点相近。查《清史稿》,有传。张兆栋,字友山,潍县人,光绪二十五年进士。任凤翔知府时,亲冒矢石,抗击贼寇围城达十六个月而取胜;任广东布政使时,尽心筹划为左宗棠解决过燃眉之急;又成功地禁住了广东的赌风,擢升为广东总督。总之是一个很有政绩的历史人物,应该说有这样的人物,是潍坊的骄傲。那么,住过这样人物的宅第,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小小的骄傲呢!据《潍坊市志》说,张兆栋回乡丁母忧时曾捐资修葺文庙。他的宅第做过一中的宿舍,他整修过的文庙又是一中的校本部。在潍坊一中的发展史上,此人可说是在客观上颇有贡献之人了。

除了上述这些地方,在“大十字口”以北博古街北端路西还有母校的学生宿舍。那也是座老宅第,里面住着初十级学生,记得我去过那里,有事去找初十的团委干部。另外,1954年秋,母校迁到东关东门外现校址后,我还在城里棋盘街南首的郭宅街上的一所老宅第里住过。新校舍刚建起来只有教室可以上课,还无宿舍可以住宿,要是我们再住在城里西门里,到东关东门外去上课,路程太远了,学校就在城里东门里郭宅街上找了这个临时的住处。可一“临时”就“临时”了一年,记得1955年我初中毕业时还住在那里。

以庙为校和以宅为校

大概当时的一中校舍还有若干处我不知道。我入校时除我们初十二级以外,还有初九级,初十级,高六、高七、高八级,那些年级住在哪里?还有女生宿舍,在哪里?那就“只在西城中,街巷不知处”了。我虽在一中上了六年学,可对母校校史一无所知,也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听曾在母校担任过副校长的高中同学曹允范说,母校在解放前,曾在潍北固堤、张氏一带驻过,可能是城里并无自己的校舍;或者是校舍就是文庙,解放后搬回城里一扩班,校舍已大大不够用了。好在潍县城有的是大地主留下的空宅可作校舍,于是就形成校舍分散,星盘棋布于满城的局面。

解放初期,好些乡村学校都是以庙为校的,没有校舍,就把庙里已失去威信的神像泥偶请出去,拿神殿做了教室。堂堂的潍坊一中,竟然也没有脱掉“以庙为校”的规律,以文庙做了校舍。好在孔老夫子原本就是个教师,春秋时他作校长兼教授的流动学校被后人以庙宇的形式定居在县级以上的各城市里,这就是“文庙”。我的母校办在文庙里,也算是文脉相承了。

在城市里和大村镇上,地主的庄园宅第也是安排学校的好去处。我在张友家完小上学时,我们的学校就是在那个村的大地主唐伯恩家的房子里。潍坊三中就占了布政司街上的陈宅,至今还在那里。“大花翎”陈官俊时的遗迹已不可寻,大收藏家陈介琪存过毛公鼎的“十钟山房”至今犹在。我的母校也占了几处地主宅第,只不过没有像三中那么幸运地和一位文化名人搭上界罢了。

初中轶事

从乡下一步登天似地来到城里上学,所进的又是这样一所规模宏大的老校,刚入学时曾下决心好好度过这难得的中学时光。开始上课后,在自己面前展现开的又是那样丰富多彩的知识的海洋,于是就认真地学起来。但不久自己那种“耍着玩着学”的积习又抬头了。好在初中课程简单一些,也还能学个说得过去的水平。学习是天天有的事,却又是平平淡淡的事,现在回忆那段生活,有关学习的事可写的并不多,倒是学习以外的事,还能记得不少。

马路学生

我上初中那段时间,电影院里正上映三四十年代的那几部旧片,《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天涯歌女》、《夜半歌声》,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周璇那妙不可言的歌声飘荡在大街小巷上。一天,我们正走在新华影剧院前的大街上,耳畔又飘来了《马路天使》里的歌声,一个同学说:

“马路天使?我看咱们就是马路天使。”

“不,咱是‘马路学生’!”另一个同学说。

“马路”就是大街,对!我们一天到晚走在马路上,不正是“马路学生”吗?

清晨一早,我们就整队从西门里宿舍跑过整条邓发街到东门里校本部做早操,做完操再跑过半条邓发街到“大十字口”西旁的校分部上早自习。早、午、晚三顿饭都要过大街到食堂就餐,课间操、课外活动都要到校本部,下了晚自习再经过邓发街西段回宿舍就寝。每天每天,我们都要穿梭似地在那条邓发街上走七八个来回,把走在马路上的时间加起来,大约不少于两节课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生活,差不多有两成是在马路上度过的。

“马路学生”,自有走在马路上的乐趣。

每天几次经过新华影剧院门前,影院门楣上那大幅的电影海报画,及时告诉你正在演什么电影,所以那几年虽然不是每片必看,却是每片都知。那些年电影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看电影、谈电影、欣赏电影海报、阅读《大众电影》,成了我们的精神大餐。

还有那些戏报,穷学生虽看不起戏,却从那上面知道了很多戏名、角名。

从“新华影剧院”那斗大的名家手笔,到各老字号那不俗的招牌,还有每天更新的毛笔手书戏报,天天都向我进行着书法熏陶。

那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每天犒劳着我们的眼睛,至今我还记得那特大个儿的月饼,只知其名未觌其物的鱼翅、海参,地理课上学过的“金华火腿”等等,都在这里见到了实物。

从校本部到分院那段街上,路南有个文化馆,经常有书画展;路北有个小小的阅览室。只要不是整队路过,一般走到那里要进去看一眼。

还有大街上那各色人等,从衣衫褴褛的乞丐,到衣冠楚楚的阔人,什么人也能看到。一个显然经过精心打扮仍脱不掉“庄户味”留一条长长的独辫的年轻女子,成了我们回到宿舍后的笑谈对象。

言而总之,马路不单是走路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课堂,我们每天流动着在这课堂里上课。

饥饿的夜晚

但这些马路学生是饥饿的。永远忘不了那下了晚自习往宿舍走那半条街的情景。

当时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寄宿生,家境都很困难,有限的一点粮食大都“统购”了去做伟大事业去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家里吃野菜树叶子,省出一点粮让我们背到学校换饭票。那一点点粮票省了又省,大家都不舍得放开肚皮吃饱。进食量不足,再加上饭菜质量差,不顶时候,到下晚自习时,早已饥肠辘辘了。

走出校门,门两旁有几家卖吃的的,有火烧铺,有粥铺,还有一家煮地瓜铺。意志坚强者,忍着饥饿,扬长而去;意志不那么坚强又囊中充实一点的天天晚上要吃上一点。

我意志不算不坚强,又加上囊中老是处于羞涩状态,很少吃,一出校门就放开大步赶快走,连往那发出香味的地方看一眼都不看,到了宿舍赶快钻被窝睡觉,睡着了就不知道饿了。可有一天晚上,特别饿,我照旧用“意志战胜法”放开大步向宿舍走去,走了几十步,意志的防线崩溃了,只好又返回来花五分钱买了个煮地瓜,一边走着一边吃,一会儿就全在肚里了。我偶尔买点吃,一般不买火烧,太贵,也不喝粥,那东西得坐在那里喝,又“心急喝不得热黏粥”,耽搁时间,我一般是买一个煮地瓜,便宜,还能边走边吃,吃、走两不误。那时邓发街西段路灯似有若无,黑影中在大街上吃东西,也不用考虑观瞻问题。

夜半哨声

在西门里“张宅”住了两年,其间有许多事还存留在记忆里,事虽意义不大,却很有趣,不妨择三二件写在这里。

当时学校雇了一位老者看门,兼司学生的晨起晚睡事宜。那时没有悬钟电铃,连手摇铃都没有,到了该起床或熄灯时,那老人就口吹一哨,前后院地转,“嘟——嘟——”声间隔着“起床了!起床了——”的吆喝声。那老人五六十岁,个儿不高,满脸胡子,对我们这些孩子很亲切,可能是姓李,我们很亲切地叫他“李大爷”。听到他的“哨令”,我们就赶快行动,不好意思烦他督促。

冬季昼短夜长,早晨六点钟起床时,还是满天星斗。那天,我们突然被李大爷的哨声和吆喝声惊醒,一个个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呵欠,赶忙穿衣裳。就在我们把衣裳穿好准备列队出操时,突然又听李大爷大声吆喝着向我们院跑来,“同学们!我吹差了哨了!再睡吧!对不起了,孩子们!再睡吧!接着睡吧!……”于是我们嘟囔着重又脱掉衣裳睡下,瞬时又满屋鼾声,我却是迟迟没有入睡,我在想李大爷为什么吹差了哨子。以后我见到他,问那天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把马蹄表的大针当成小针、小针当成大针了。他本来是给表定了时的,他一觉醒来,一看表已经过了起床时间,他以为是定时装置失灵了,就赶紧吹了哨子。吹完哨回去再看那表,原来才一点多钟……以后我读过一篇大概是契诃夫的小说,忘记小说名了,写一个扳道岔的老铁路工人,恍惚间把道岔扳错了,造成了重大事故。我印象中老把李大爷与契诃夫塑造的那个老工人重叠在一起。

有惊无险

前边说听到李大爷的哨音我们就起床,其实“起床”一词不确,我们没有“床”可“起”,应该说是“起铺”。我们住的那长条状的倒座大屋子里靠南墙是一溜地铺,我们就头顶南墙睡在这长长的通铺上。因为没有南门南窗,屋里阴暗潮湿。这一年秋天,阴雨连绵了多少日子,屋里更潮湿了。一天,我们回到宿舍,向铺上一看,南墙根堆积着一大摊泥皮,一片片大小不等的一面涂着白石灰的泥片,堆了老厚的一摊,那位置正是我睡觉放头的地方。抬头一看,那白墙上出现了一片大大的不规则形的黑墙,像某一个国家的地图。

“好险啊!这要是夜间……”

“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后福”遥不可知,先避免眼前之祸吧!要是夜间趁我们睡熟的时候再落下一些来呢!于是,大家纷纷倒过头来,头朝北脚朝南睡下——泥皮砸在脚上毕竟没有砸在头上那么严重。

这就是我刚上初中时的生活条件!

从天而降的绣花鞋

还有一次,我们回到宿舍一看,只见铺上散落着一大摊灰不溜秋的东西。我们捡起来拂掉灰尘一看,这才知道是一些身着旧时装束的青年男女的照片、几只尖尖的三寸金莲绣花鞋、一些旧式的信封,里面装着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好像还有手帕一类女子用品。向上一看,纸糊的花天棚已经大面积脱落,那天棚纸像一块幕布一样斜挂在露出来的苇条龙骨上。这也是天阴潮湿作的孽,那发潮的天棚纸已经承受不住百年的重量了。

我们住的“张宅”留下了许多类似旧言情小说那样的故事,当时知道一些,现在大都忘却了,只记得张大人已死多年,小辈几房为一件事争执不下。家务事无人能断,相持日久之下,突然想起在哪个被遗忘了的角落里还住着大人的一个小妾,最后请那平日无人理睬的“小娘”发了话,事情这才了断。

不过,我们住的房子显然不是那个小妾的“角落”。我们的寝室是四五间相通的大房子,原有隔断墙隔成一个个套间,这些套间很可能原是小姐少妇们的“闺阁”、“绣房”。现在隔断墙打掉了,南北墙上还留着痕迹,在最靠里的一间天棚还在,那些从天而降物原先就在那上面。当年那些少艾在把相片、书信、绣花鞋暗藏在天棚上时,该有多少幽怨凄惋的故事也同时藏在了上面!她们如何能想到尘封的秘事多少年后会暴露在一群少男的面前!可惜当时年少的我们缺乏研究的兴趣,那个物落其铺的同学更是觉得晦气,褥单兜着那些秽物——其实是些很有价值的“文物”,一股脑儿抖到垃圾箱里去了。

听取鼾声一片

在郭宅街宿舍住时,还有件近乎恶作剧的事至今不忘。在那所古宅里,大概有七八个寝室,每室都有三两个打鼾太响的同学。到了初三年级,人们的神经变得脆弱起来,尤其是那些已有了神经衰弱征兆的同学不堪其扰,彻夜难眠。实在不行了,就去动一动那打鼾者,鼾声暂歇,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时间太短,还不等你入睡,就又鼾声大作了。就又起来,把打鼾者彻底弄醒,惹得打鼾人大怒,致有为此打起来的。

一天,几个舍长找到我,叫我想办法。打鼾是各人的生理现象,无法用思想工作解决,我有什么办法?有一个舍长提出一法:把打鼾人集中到一间寝室里。正好有一间稍小一点的寝室可以利用,我说可以作作动员,看行不行。没想到那些“雷公”竟然通情达理,工作作成了,他们集中到那间小屋里去了,从此各室天下太平。有趣的是,那小屋在去厕所的路边,我们夜间起来小便,走到那里,闻见里面比夏天的池塘还热闹,隔窗可“听取鼾声一片”了。

“你上厕所没看看那屋子还有没有上盖?”

此举不但解决了睡觉问题,还为生活平添了一种笑料。

人人跳舞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是可着劲儿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时候,连一些生活方式,也大有“苏化”的倾向,譬如人人跳舞,就是这样。

中国孩子,原本都不知舞蹈为何物,突然间却人人成了舞者。课间操时间、课外活动时间、午晚饭后,甚至课间十分钟,都要跳舞,谁不跳,被视为“表现不积极”“落后”,甚至是“不守纪律”。有的同学实在不愿跳那舞,一到时候就钻进厕所里不出来,宁愿在那里面闻臭味。

这些年从电视上看到一些东欧国家歌舞团来我国演出,他们跳的那些民间舞,基本上就是我们当年跳的那些,只不过人家更舞台化、更艺术罢了。记得有两人互相以一手贴在对方后腰,另一手向斜上方高举,跳着转圈圈的一种;有许多人拉手围成一个圆圈,跳着向前使圈缩小,再跳着后退使圈变大的一种,当时我不怀好意地给这种舞起了个名字叫“热胀冷缩舞”。还有别的,大概共有五六种,轮换着跳。没有乐器伴奏,都是一齐唱着跳。共有五六首舞曲,跳什么舞唱什么曲是一定的。到现在我还会哼那几支曲子。

看苏联电影

说起学习苏联,凡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还不会忘记那时的一些情景。当时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胸前都有个小牌牌儿,有点像团徽,比团徽小点,那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徽,人人未经过任何仪式,集体自动成了会员,都戴上了那牌儿。那时潍坊市的中苏友协总部在胡家牌坊街一个有广场有礼堂的大院里,那正是我考学当考场的地方。当时有个话儿叫“一党二团三工会儿,中苏友协没有事儿”。别看“没有事儿”,它的普及性、活动的经常性并不次,上面说的人人跳舞,大概就是中苏友协倡导的。除了跳舞,还有大看苏联电影、大唱苏联歌曲。

那舞,咱中国人跳着别扭;苏联电影,大家却都爱看。十月革命后,由于列宁的提倡,苏联的电影事业发展得早,发展得快,艺术水平相当高。而当时中国人还没来得及拍出足够数量的影片,西方国家的影片又不往国内介绍,所以还把电影当新鲜儿的中国人就看了大量的苏联片子,学生当然看的更多。除到电影院看,学校自己购置有16寸的放映机,有专职的放映员,到了星期六晚上就在操场里挂起银幕放起来,只要不回家,就准时去看电影,而看的片子十有八块是苏联影片。

到现在还有印象的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苏联功勋演员史楚金塑造的列宁既形似又神似,十分成功,到现在片中的台词“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还活跃在人们的语言中。另外印象深刻的是《夏伯阳》、《青年近卫军》、《乡村女教师》、《区委书记》等。苏联的优秀影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雁南飞》等等是以后看的,上初中时还没有这些好影片。苏联根据俄罗斯名著拍的片子,当时好像只看过《复活》、《底层》,像《苦难的历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静静的顿河》等等那时还没有,倒是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根据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作品拍的《牛虻》在那时上映过,尤其是《牛虻》,可说是轰动一时。

唱苏联歌曲

苏联歌曲的影响面并不小于苏联电影。当时差不多人人都会唱几支苏联歌,即便五音不那么全的人,嘴里也在哼哼着那些旋律。苏联歌的风格有点像中国歌却又不同于中国歌,旋律开张明丽,韵味绵软而悠扬,又仿佛蒙着一层略带忧郁的薄雾,既明快又略有点儿苍凉。那风格极能触动青年学生的心弦。那很合口味的曲调,再加上轻松优美的歌词,所以大家都喜欢,都爱唱。像《卡秋莎》、《红莓花儿开》、《小路》、《山楂树》、《共青团之歌》等等,是大家唱的最多的几首。以后流行起来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当时似乎还没流行开。

当时我们唱的苏联歌,大部分是根据苏联诗人伊萨柯夫斯基的诗作谱成的。于是,我们几个同学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我到书店买了本《伊萨柯夫斯基诗选》读起来。那洗练清新的语言,那浓浓的抒情味,深深地吸引着我,可说是爱不释手。我对新诗的爱好,就是以读伊萨柯夫斯基为起点的。为更好地理解他的诗,我连他的《论写诗的技巧》也买了来读。

读苏俄文学作品

初中时读苏俄文学作品成了风气,往往是谁借到了一本苏联或俄罗斯小说读着好,还没读完,就有人约好读完了去还书时跟着去借,有时一本书后面会排一长串人。一本特好的书往往在一个班里转一学期出不了班。一本书几个同学读完了,很自然地就会形成不拘形式的讨论会,或就人物或就情节随时随地地讨论起来,有时还会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的。

当时看的苏俄小说,大都至今还有印象,因为那些书写得太棒了。我十分崇拜俄罗斯这个民族,崇拜她能异峰突起的勃发力,崇敬她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十九世纪之前,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可言,进入十九世纪出了个普希金之后,突然俄罗斯的天空群星璀璨,一下子蜂拥出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等一大批作家,而且都是世界级大作家。尔后苏联时期又出现了萧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等,同样是世界一流的大作家。他们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使全人类世世代代歆享不尽。

我们当时虽然不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紧张,可我们毕竟是学生,课得上,作业得作,集体活动得参加,拿出可以看小说的时间不是很多,读书的时间全凭“挤”和“偷”。所谓“挤”,譬如挤午睡,我曾用三个午睡时间读完了《上尉的女儿》;所谓“偷”,一是晚上吹熄灯哨后偷偷跑出来到路灯底下读,二是课堂上用课本掩着小说,把课内当成课外阅读时间了。有时读得入了迷,老师走到跟前了,还未察觉,少不得要把书“没收”了去。好歹把书要回后,又故态复萌,在课堂上偷偷接着上面的茬读。

尽管又是挤又是偷的,但读书时间还是有限,觉着读的苏俄作品不老少,实际上并不是太多。果戈里的两部代表作《死魂灵》、《钦差大臣》算是读了,普希金也就只读了他的《上尉的女儿》《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一些抒情诗,其它的就没读。三个托尔斯泰,只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和阿·尼·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明知道是名著,可部头太大,没敢读。三个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就只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萧洛霍夫只读了他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也只看了看电影知道了大体情节就算了。高尔基,有那么些名著,就只认真读了一下《母亲》和《底层》。

一些不朽的伟大作品没读,倒是一些二三流乃至末流的苏联作品读了一些,时间用得有点可惜。像《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大学生》、《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茹尔宾一家》等等虽算不上是一流作品,却也不错,读了也就读了;像《卓娅和舒拉》、《古丽娅的道路》、《海鸥》,意思好,但浅薄,读读也可以;而如《金星英雄》这种粉饰太平内容一般写作技巧又很低劣之作,却花去了我一个暑假的时间,实在疼人。当时母校规定,寒暑假准许学生多借几本书,这一年暑假我把巴巴耶夫的《金星英雄》上中下三大册借到手,在家看起来。好歹读完了,没读出怎么好来,若不从“开卷有益”的角度说,可说是白浪费了时间。把宝贵的时间这样浪费在这上面了,也是许多名著未读的一个原因。

当时读得最有味我们几个同学议论最多的,倒还不是《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是阿札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和微拉∙凯特玲斯卡娅的《勇敢》。前者写苏德战争开始后为支援前线在西伯利亚修输油管道的故事,后者写青年人在远东建共青城的故事,两部作品都洋溢着一股青春的话力,写作技巧也属上乘,很招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喜欢。

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好些人不喜欢,我却喜欢上了。短诗《开会迷》不用说读了,他的长诗《好!》、《列宁》我也读得津津有味。我喜欢“楼梯诗”的跌宕起伏,喜欢那种诗所表达的激情。由于读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上了这种诗歌形式,以后贺敬之用这种形式写出的《放声歌唱》等“中国楼梯”我也爱爬。

“曙光社”

数学上有“合并同类项”这个概念,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个概念。时间一久,志趣相同的同学就慢慢“合并”到一起了。爱好美术的参加了美术小组,爱好音乐的,没有什么小组可参加,却老有那么几个人凑在一起或唱歌或弄乐器。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读书,随时随地地讨论读过的书,渐渐地就成了一个小团体。这小团体的边缘并不清晰,成员不是很固定,有的同学时而是时而不是,有的似是似不是,核心是齐国恩、葛伟堂和我三个人。

忘了是谁提议的了,“我们何不出个刊物?”于是我们仨就出了本手抄的小刊物。“发刊辞”好像是我写的,齐国恩写的是个小说《铁路上的死尸》,较长,第一期先刊出一部分,后边再连载,葛好像写的是一篇散文,我是一篇关于一本书的评论文章,还有我们写的诗歌等等。同时参加了美术小组的我担任了“美编”,画了封面和插图。刊物编好了,就缺个刊名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统一起意见来,最后我们决定去请语文老师起名并题写刊名。几位老师议论了一下,可能是受封面画上有初升太阳的启发,一位老师说;“就叫‘曙光’吧!”由最长于书法的一位老师在封面上提写了两个正楷字。当时我们三人对刊名和那两个正楷字都不是很满意,但也只好这样了。

那时,我们渐渐有一些现代文学史知识了,知道了有“创造社”、“太阳社”等等文学社团,于是原先没有名字的我们这个小团体就有了“曙光社”的名堂,我好像还荣任了“社长”,齐、葛分任了正副“总编”。整个过程我们自己知道是小孩子“过家家”,却又一本正经地去做。刊物只出了两期,“创刊号”紧跟着就是“终刊号”。出这刊物又得撰稿,又得编辑,又得抄写,太费时间。主要是凭兴趣观点干这件事,一旦兴趣得到了满足,也就渐渐淡下来,于是就停刊了。办这小刊物虽然是闹着玩的事,却对我有着长远的影响。1994年我内退后应朋友之邀,到北京参与了建设部为迎接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举行而办的大型画报《中华锦绣》的创刊和编辑,担任了编辑部主任的角色,这显然与在初中时编那两期《曙光》有种内在的联系。可惜“曙光”微露之后,接下来就只是晚霞一抹了。

追悼会上的笑声

在我上初中的那几年里,中苏还没度完“蜜月”,远未到交恶的时候,那时的斯大林不光苏联人如赫鲁晓夫者称之为“父亲”,连咱中国人也把他当成了“老的”。初中时我还没读那本精心涂抹成的《联共(布)党史》,对斯大林还缺乏理性上的认识,只以那幅身着戎装怀抱扎蝴蝶结的小女孩儿的画儿做建立对斯大林感情的基础,这基础未免有点过于柔弱。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死了,噩耗传来,人们震悼不已。3月8日,在潍坊体育场举行大型的追悼会。当时的体育场在东关南门外,遇有大型的活动都在那里举行,我曾作为运动会团体操表演者的一分子,在那个场子里随着我校教体育的巩显斌老师特别洪亮的口令做过广播体操。斯大林追悼会也在这里举行,满满的一体育场,大概有几万人。参加的有社会各界,好像主要是几个中学的学生。

我们以比做广播操稍密的队列站在那里。追悼会开始了,主席台上发出了“默哀三分钟”“默哀起——”的口令。那时人太死板,三分钟就三分钟,不会偷工减料,时间一长,难免出事。果然,离我不太远的地方突然“嘣”的一声发出一个巨大的屁响,在人们都在垂首默哀万籁俱寂的时刻格外显得响亮。一声屁响,引出一片笑声。开始是“嗤—嗤—嗤—”,接着是“哈—哈—哈—”,继而是“嗬—嗬—嗬—”,笑跟流行性感冒一样,是会传染的,笑的人越来越多,笑声越来越大,终于笑成了一大片。我站在场子的西南面,离主席台较远,我向周围看了看,见整个西南部的人都在笑。这种笑跟演员“笑场”一样,越想憋住不笑,越憋不住,笑声一直在会场一隅持续到默哀结束、致悼词致了有个时候了,才由带队的老师好容易制止住。

这时,距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揭露斯大林杀人罪恶的秘密报告还有整整三年时间,追悼会上的笑声绝不是因死了个君主而笑逐颜开,更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而纯粹是一种“生理现象”,是一种不能自我控制的面部肌肉运动。当然,如果那时有如丧考妣之痛,再响的屁也不至于引发笑声,关键是对斯大林并无感情。是啊,遥远的异国他乡死了个外国老头儿,与我何干?对这些十多岁的孩子来说,虽不像鲁迅诗曰“默哀三分钟,心里想拳经”,却也并不在想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死者,闻屁响而失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门窗密闭的洋房

潍坊二中是美国人建的一所学校,上世纪五十年代,校内还是一色的洋房洋楼。1954年春的一天,突然叫我们当学生团干部的到二中的一座洋房子里去开会。记得那洋房在学校深处,其南墙是半圆形的,窗是落地的大窗,窗上有落地窗帘,窗帘都拉得严严的。窗外和门口站了好几个不是学生的人,他们的眼在巡察着什么。我进去时里边已站满了人,人们在互相小声询问着开什么会,谁也不知道,那气氛十分神秘,大家预感到有什么严重事情要发生,心里有种不祥的感觉。

会开始了,先有人宣布了几条纪律,一、不准记录,二、不得外传,三、……气氛更加神秘,我们的心在怦怦地跳了!

接着有人向我们宣布中央关于高、饶事件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高岗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在搞反党活动,被揪住了,高岗自杀了,那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云云。

“中国的贝利亚!”我心中暗暗说。

几个月前,刚听到了苏联的二号人物、内务部长贝利亚反党叛国被处决的消息,这不,中国也出了个这样的大官!令人震惊!

贝利亚有叛国一条该死的罪状,高岗为什么该死,没听明白。反正是毛主席给他定的罪,不会错的,屈不了他。

对那次“洋房会议”我还有点今天说说谅无大碍的疑问:就这样一件当不了人人皆知的事,何必搞得那么神秘兮兮的呢?记得1959年彭德怀坏了事,这么神秘了一次;1973年林彪摔死又是弄神弄鬼地大搞神秘化,以至林彪死了一两月了,开会时人们还在“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我觉得我们的一些人不把事情搞神秘一点,就不够劲似的。也许是凡事不光明正大惯了的原因才这样。

三批材料

如果把我们国家比喻成一个大池塘,那作为一名初中学生的我,就是池塘边角上露在水面上的一茎细弱的水草,每当池塘里掀起波浪,波浪层层扩展开去变成圈圈涟漪,总能波及到水边,使我这细草微微晃动一番,对风浪略略有所感知。

在我上初中的三年中,我们国家的“水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但也有“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批判《红楼梦研究》”、“反胡风运动”等事件像巨石投到水面上一样,激起过轩然大波。这些政治风浪,我这棵水边的小草,都通过传来的波纹有所知觉,特别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感触更深一些。当时全国掀起了反胡风、抓胡风分子声势浩大的运动,报纸上铺天盖地满是反胡风的文章。那时我们几个同学都早已培养起了读报习惯,对报纸上批判胡风和胡风分子的文章都很爱读,尤其是那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我们最感兴趣,读了又读,越读越生气,以至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义愤填膺了。

反胡风运动,实际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向知识分子使出的第一路杀手锏,是随后而来的“反右”“文革”的预演,对咱们的国家的危害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分的。但就这样一场国家民族的大灾难,当时我们却热烈拥护、坚决支持。原因是:这是伟大领袖发动的,不会有错。那三批材料,都是胡风的私人信件,伟大领袖无限上纲地加上了按语,立时变成了“反革命”罪证。这三批材料,成了以私人信件定罪的先例;而材料的按语,则开了无限上纲定人以罪的先河。这一切,我们当然不会知道,只一味欣赏那些按语的犀利深刻,以胡风那些信件来满足好奇心。

对“三批材料”我们几个人不光欣赏,还如法炮制,“效”起“尤”来。

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给我们提供了效尤的机会。这时,已到了1955年暑期,老师的那点破事终于东窗事发,弄到哪里挨整去了。我们几个突然心血来潮,咱何不也整出三批材料来?于是由老齐执笔,我们把老师课堂上平日说话中有“问题”的只言片语搜寻出来,学着胡风材料的样子,一条条列出来,也学着加了一条条按语,无非是些上纲上线危言耸听的空话。三批材料整理好了,由我通过团委交上去了。不知这所谓的“材料”是不是给老师挨整雪上加霜了,不管加没加霜,我们这实际上是在落井下石,尽管我们有闹着玩的成分,但人掉到井里去了,能往井里扔石头玩吗?看来,在那种以整人为能事的时代,人很容易变成些落井下石的人,往井里扔了石头,还自认为是革命行动。

我的“干部”生涯

“干部”一词来源于日语,在我国,通常指担任公职者,又指担任一定领导工作的人。学生干部显然不是前者,与后者庶几近之,但也没有多少领导权,只能说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头儿。

没想到一生为民的我,“干部”身份却差不多如影随形地陪伴了我的整个中小学时代。

火爆的竞选

从我开蒙上学的第一天,我就当上了班长。1948年春家乡解放,我的母校石沟河小学解散,我失学在家,就在这期间,我们村开始发展团员,成立团支部(当时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成了我们村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不久又成了乡总支副书记。1950年我复学进入张友家完小,一年后转入石沟河完小,我一直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当时全校只有一个团支部,连老师中的团员都属于这个支部。在张友家上高小时,我还被选为县团代会代表、县人大代表,到当时潍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望留”参加过几次团代会和人代会,人代会上我是全体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分班点名第一个就点着我的原因了。那天在校本部小广场上,我们十二级一班的同学点齐后,就由班主任杜老师整队把我们带到分院我们的教室里,然后宣布我为班长,进入中学的第一天,我又当上了“干部”。

开学不久的一天课外活动时间,我正在教室里割纸钉本子(当时本子都是自己买纸钉),突然来了高年级的几个男生和女生,他们拿着纸笔,来问我小学时的情况。我当时不知道这叫“采访”,也不知他们问这些干什么,就有问必答地把我以前担任什么,如何带领青年人参加镇反、土改、动参等运动跟他们说了,看来他们对我的回答是满意的。以后又来过几拨,也是问的那些内容。

又过了几天,全校的团员四五百人,集合到校本部南院,就是伸到新华影剧院西边的那个院子,举行团总支改选竞选大会。不知道别的年级的候选人是怎样竞选的,这一次集会是专为我们初十二级的候选人竞选。我一进那个院子,就见屋檐上、墙上挂了许多横幅,上边用大字赫然写着我和另一个姓曹的同学的名字,“请选王××!”“请选曹××!”“×××是最佳人选!”这样的字样十分戗眼。大会开始了,先叫我和曹同学到前面台上自报了一下家门。前面说过,那一排隔出了一个南院的房子是老屋,有“拔台子”,正好做了“主席台”。在我俩“登台亮相”之后,分别有人对我俩做了介绍,然后就开始竞选辩论。“拥王派”和“拥曹派”纷纷登台发言,言辞越来越激烈,声调越来越高昂,有的竟然是声嘶力竭了,气氛异常火爆。

我到现在记得两个人的发言:一个是这之前到我们教室采访过我的那个高年级的女生,她没有像别的同学说我的“辉煌历史”,而是讲的“采访记”。她说那天去采访我,我一边割纸钉本,一边大大方方地回答他们的询问,小小年纪,竟然那样稳沉从容云云。我坐在下面听着,回想那天,我确实没怎么害怕,也没有扭捏之态,这可能与我打小当“孩子头”有一定锻炼有关,在我没觉着有什么特别之处,却让那位女同学当成了很能拉选票的一个发言内容。另一个发言者是个愣头愣脑的男生,他从台子的一边背着块板子上去,口吐唾沫星子地大声说了些应该选我的理由后,突然背转身来,大家这才看清他背的原来是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大大的三个字——王明章。他把一条胳臂从小黑板的一端弯转过来,一根指头指着我的名字,把头别转过来,大声地说:“就选这个!就选这个!大家看清了,就选这个!”

那激烈火爆的竞选场面,我第一次看到,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使我联想到美国的选举、台湾的“选战”,我不敢说是好是歹,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通过这么一呼隆,选举人就对候选人有所了解了。1949年我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其实不是“选”而是“定”,连过场也没走,不知什么人定了我是代表我就是代表。1993年我又当了市(县级市)人大代表,这一次倒是走了过场,煞有介事地进行了差额选举,我当候选人,可是我连面都没露,选民大多不知我是何许人,就选上了,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另外,通过那次竞选活动,我还想到,建国初期人们的思想是活跃的,自由的,西方的一些作法还是可以拿来用用的,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

通过这么一竞选,我被选为团总支委员,分工担任组织委员,同时兼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不久,总支升格为团委,我改任团委宣传委员兼班团支书,从初一一直干到高三。

我的“作为”

现在常在一些公文中看到“不作为”这个字眼,意思是一个人,主要是负有责任的官员,该干的事不干,该起的作用不起,“占着茅坑不拉屎”,这就是“不作为”。回想我在中学时担任团干部,还不是只蹲在茅坑上“不作为”,而是有所“作为”的。但那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印象已经模糊,尚残存在记忆中的几件,写在下面。

当总支组织委员,主要负责发展团员的工作,自然要作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作了些什么,全忘了。近与初中同班老同学葛伟堂叙旧,他说到齐国恩、毛国杰两同学入团的事,说再没见过那么正规、隆重的入团仪式,至今他印象清晰。他这一说,我也约略记起来了。那是有别班团干部列席的我班团支部的一次活动,好像是该有的能想得到的步骤都有了,的确在学校里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新颖。拒绝平淡俗套,让平常的事也带上一点声色,喜欢给内容找到一种合适的形式,这好像是我这个人当时就有以后也并未全无的一个特点。

团总支升格为团委后,我改任团委宣传委员,似乎这更适合我。我的一项具体工作是办《学声报》。在我入学之前母校就有很像样的黑板报,各班的都叫《生活报》,校园里的大黑板上办的则是全校性的壁报,一直名《学声报》,名字很好听,办的水平也不低,每一期我都是带着赞赏、佩服的目光予以关注的。没想到不久办报的任务落到了我肩上。开始,我有些打怵。我们是一所完中,从初一到高三,各个年级都有,我才个初一学生,能行吗?在这位置上,不行也得行,不能说“草鸡”话了。生性不服输的我,和学生会的宣传委员一起,重组了编委会,认真地办起来了。办了几期,没想到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叫好声,都说《学声报》有了新面貌。报上刊登了不少好文章,尤其是我们班擅长美术的李述之同学画了不少讽刺学校里不良现象的漫画,反响很好,校领导讲话都引用漫画内容作例子。我参加工作当了老师后很长时间负责辅导学生办黑板报、油印报,好像都是当时那项工作的延续,不过我们那时却没有老师辅导,完全是学生自己办。

大概是初二的一天,班里的一个女生突然找到我,说她要退学,我大吃一惊。我一直兼着班团支书,同学们对我似乎有一种有了什么难事愿找我谈谈的信赖。这女生品行很好,学习也不错,为什么要不念了?我问她原因,怎么也不说,只说不想念书了。我当时想,你不念走就是了,为何找我说?找我说就说明你不想退学,肯定是有难处想取得我的帮助。再说,为什么不找班主任老师说呢?我被她对我的信任感动了,决心以一个团支部书记的身份帮助她。第二天我找到她,耐心地打消她女孩子羞于出口的心理,她终于说了原因。原来她家是很贫的城市贫民,家里只有母亲,靠母亲给人家浆洗缝补衣服生活,家境的困难已经让她无力念书了,却又在给学校老师送洗好的衣服时,发生了一件让她无法再念下去的事,实在无法了,才求助于我。我主要从眼前挫折与远大前途这方面开导于她,对支部里的同学只说了她家庭困难无力上学的事,大家凑了些钱,在保护她自尊心的情况下给予了一些帮助。并向班主任很机巧地汇报了这个同学家里困难想退学大家给予帮助的事。从此那同学像变了个人似的,有精神了,学习成绩步步上升。到毕业时,以很不错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

像这样我自己努力并以团组织的力量帮助同学的事,还有一些。我后来读了王蒙的《青春万岁》,看了根据那小说拍的电影以后,觉得他有点像在写我们。我们班也有特贫困的同学,也有信基督教的同学,作品中那几个类型的同学我们差不多都有。王蒙写的正是刚解放的一所城市中学里同学们的事,同一类学校,同一个时代,必然有大同小异的生活,只不过在王蒙笔下是经过提炼加工的生活,我记忆里的情景是原生态的生活,或说只是些生活的素材罢了。我多少有点像那小说中的主人公,只不过我是男生。

教室里,把课桌凳拉向四周,中间留出空场。一会儿,一双农村老大爷和老大娘来到空场中间,坐在小板凳上念叨起在外上学的儿子来。正念叨着,儿子作推门状来到老人面前。老大爷问:

“你怎么回来了?今日是礼拜啊,还是星期天?”

一片笑声。……

这是我们班在演自编的小剧。

当时农村在实行粮食“统购”政策,我们同学大都来自农村,每次回家看到父母那满脸菜色,自己却要带粮上学,于心不忍,有点人心浮动,有的甚至想辍学回家。针对这种情况,团支部和班主任老师商量着要作同学们这方面的思想工作。思想问题起因是家中父母,还得从父母的角度解决问题,于是我们决定编演这出小剧。那剧情接下去是儿子向父母提出要辍学,父母一听大怒,说比起旧社会逃荒要饭来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把儿子批评了一顿,硬是撵回了学校。编剧是齐国恩、葛伟堂和我,饰演老头儿的是我,另两个角色是谁演的,忘了。剧本水平一般,演技更在一般水平以下,但反响却很热烈,小剧成了同学们谈论的话题。同学们情绪越来越稳定,没有一个辍学的,不知是不是这自编自演的小剧起了作用。

自那之后,演剧成了我们班同学们喜爱的一种寓教于乐、自娱自乐、丰富生活的形式。记得曾排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印象最深的是于新英和张玉芹演的那出朝鲜族小舞剧。细高俊秀的张玉芹上穿白褂蓝坎肩,下穿白裤,打扮成一个朝鲜族翩翩少年。于新英身穿自胸上部开始下垂的朝鲜长裙,在庞洪科的二胡伴奏下,两人蹁跹起舞,演绎出一段典雅的故事,优美极了!张玉芹同学初中毕业后在东关一所小学当了老师,我高中时为一项社会调查去见过她,一见她就想起那个朝鲜少年来。于新英好像是考取了一所中专,再未谋面。庞洪科是自寿光来的同学,多才多艺,晚饭后那段闲散时间常听到他那悦耳的二胡声,他的大幅铅笔素描《马克思与恩格斯》至今清晰在目。不知以后他干什么去了,多半是成了有名气的文艺人才。我则通过编演小剧,有了对这门艺术的爱好。到高中时为配合“反右”,我们自编自演过《六教授会议》,我担任主角章伯钧。为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我们班排演了当时的名剧《新局长到来之前》,我饰主角牛科长,至今老同学见了面,还少不了要提起当年我塑造的那个笑料百出的舞台形象。

大概是在我刚进入初三的时候,团中央召开了“三中全会”,是第几届的三中全会,我忘了。从团地委、团市委到学校团委,都必须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那精神,主要是要青年人敢想、敢说、敢干,要有远大的理想,不平凡的抱负。我们班团支部一伙人,本来就不想成为平平常常的人,都在不自量力地设计着自己的未来,一贯彻敢想敢干的精神,觉得“正中下怀”,于是我们为配合全会精神的贯彻,想了说了干了许多事情,现在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四十年后来相会”的主题班会。

在新校理化实验室东头那个大房间里,我们班的同学都坐在那里,还有各年级各班的团支书及学校团委的同学。当班长杨会堂宣布班会开始,时光已是四十年后,十几个两鬓染霜的学者、教授、作家、画家、工程师、劳动英雄、政府官员等等次第登场,每来一个,会议主持人就介绍一下他的身份,然后是阔别多年的“老同学”重聚首后的握手寒暄,接下来就是各人介绍自己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并且把自己的“著作”、“勋章”、“奖状”一类足能代表自己成就的东西作了展示……最后又回到现实中来,由我讲“这是我们的理想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经过不懈的努力,未必不会变成现实”这些意思。主题班会的大体开法就是这样。之后,各班同学对我们的班会可说是毁誉参半,誉之者说设想大胆,符合三中全会精神,形式也新颖;毁之者一是说“这哪像班会!这不是演戏吗?”,二是说“敢想,也太敢想了!别是作梦吧!”

这班会的形式和内容是我和齐国恩想出来的,并向团委作了汇报,取得了团委的支持,所以才开成了个“现场会”(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堂)。过了若干年后,出现了一首由谷建芬谱曲的很有名的歌曲《二十年后来相会》,这歌曲的意思,连同名字都与我们的班会相同,真是“所见略同”了。这就是我!“班会”也好,“演戏”也罢,这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的性格的外在表现。遗憾的是“四十年”早已过去了,也还没有“来相会”,即便相会,头上也没有那么些当年虚拟的光环,真叫别班的同学说着了,那只是“作梦”罢了。

我的“作为”得到了肯定

由于我作团干部不是应应付付地去作,再是我把我的性格熔铸到了我的工作中,让作的事情有一点声色,所以我得到了一些肯定。大概还没上初二,我就被选为市团代会代表,到破败的潍县城隍庙那儿参加过几次团代会。每次会都要开好几天,和一些高年级的代表在一起大长见识,至今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中有好几人被选为留苏学生,成了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修瑞娟的同学。

一天,团委张老师通知我,叫我几点到邓发街中段的一所房子去见一个人。那人叫岳征谋,忘了是市里还是地区里的一个不小的干部,那大领导要召见我。见大官,尤其是让我自己去,我有点怵头。又一想,他和我一样都是个人,他能吃了我!我就去了。到那里,那位大官又是叫我坐下,又是给我倒水,很亲切,我也就不紧张了。他问我都作了些什么工作,什么工作是怎样作的,我就像回答老师提问似的,一一做了回答,他频频地点着头,偶尔在本子上记一点什么,最后说我干得不错,要再接再厉,就叫我回来了。以后听说,接见我的这位岳征谋,后来当了德州地委书记,最后官至何位,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大街上快步走着,边走边寻思:这是要干什么?平白地误了我两节课!

不久,团地委少儿学生部部长王培江同志找我了。培江同志是我校团委负责老师高丽娟老师的爱人,极朴实亲切的一个人。他找我是叫我把我们团支部的工作写成一份材料,说团地委的一个什么会要用。他那些日子好像是“蹲”在我们分校,帮我起草、修改、定稿,一连多少天,每到课外活动时间就叫我去一间西厢屋里,他和我俩,对付那稿子,直到他觉得满意了才算完。

又过了一些日子,叫我去开会了。那会是在和平路南端靠火车站不远的路西一个废旧的工厂里开的。那会不是什么代表会,好像是个全地区团的工作会议。我到了那里,并不叫我参加会听报告,只叫我在一间房子里修改我写的那稿子,说要叫我照那稿子在大会上发言。我写的那文章,照今天的叫法就是“材料”,当时还没有这名堂。自文革后我为县里和学校里写过大量材料,成了小有名气的“材料手”,没想到我初中时写的那东西,竟是我写的第一份“材料”。记得团地委的一个叫于方红的领导看了我的稿子,提出几个地方叫我照他的意思改。见那于方红随身带着一本《浮士德》,令我肃然起敬。

大概是第三天,叫我到大会上发言了。发言的有两人,除我,还有益都师范的陈洪文同学。那人个儿不高,黑黑的脸上有挤破的粉刺疙瘩子,口才很好,发言到最后,说他学校已决定保送他去师范学院,说他不愿意当中学教师,“当小学老师可以摸弄着孩子的头,当中学老师就不能摸弄了”,一边说,一边手做摸孩子头状,引得全场一片笑声。我就不行了,只是照本宣科地把我费好多天写的那稿子念完了。也有掌声,但反响不那么热烈,我第一次对着麦克风发言,紧张,始终没放开。记得没有发言稿只在会上露了露面简单说了几句的还有一个大个子女生,叫康桂欣,也是一中学生,刚在全省运动会上拿了女子跳高、铁饼、标枪三项冠军。

那个会上,既没有表彰,也没有奖励,我和陈洪文还有那个为潍坊争来了荣誉的康桂欣,什么名堂也没给,只发了发言算了,好像当时还不兴以后兴起的那一套。要放在现在,还不得捧回个大奖状,高考还要降多少分录取!在那场合发发言,我也就觉得是对我作了那么些工作的肯定了。

印象深刻的几位初中老师

我上初中时,正当建国伊始,还没有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教师,教师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建国前中学教师留用。这一部分教师一般水平较高, 能胜任教学任务,但由于建国前中学本来就少,许多当时的教师因社会大变动而不愿留任或不能留任,所以人数较少;二,到1952年随着中学教育的大发展,教师不够用的,就层层拔高,高中教师拔到大学里去,初中教师教了高中,小学教师来教我们这些初中生。这些老师在小学里是好手,可到中学里就未必胜任愉快。三是来自旧社会各行各业的旧职人员,有的是旧警宪人员,有的是旧银税人员,有的是旧社会的幕僚和师爷,尤其是旧法律界人员,解放后没了他们对应的职业,就干了教师。这部分改行的教师人数较多,且大都来自南方。他们虽不是师范出身,也没有教学经验,但一般文化修养较高,经过一段学习适应后成为了满不错的老师。

我初中时候的老师这三个类型都有。印象深的有这些老师:

和我一同进一中的张泽云老师

张老师是我们入初中后第一位语文老师,他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就离开了一中,不知哪里去了。教的时间这么短,为什么还印象深?因为他原是我小学时的校长,我升学到了一中,他也调来一中,而且又成了我的老师。在张友家完小时,他是校长,我是校团支部书记,常有接触,而且我们俩都是县人大代表,一块到县里开过几次会,所以印象很深。这位老师大高个儿,仪表堂堂,口齿清晰,我们觉得是一位不错的老师,不知他为什么没在母校留住,也许是他嫌教中学累,又回去当他的小学校长去了。

杜祖良老师和冼星海

杜祖良老师是我们班的第一任班主任,他给我们当班主任虽然只有一学期,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是他为我们班打下了基础,是他领我们走上了正道。他是音乐老师,不给我们当班主任了,仍给我们任课。他教我们的音乐课,给我的印象更深。当时杜老师二十多一点的岁数,衣着整洁,言谈儒雅,仪态不俗,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老师,无形中成了我们这些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学生就是这样:对哪位老师崇拜,就格外爱学他教的那门课程。我做为农村来的孩子,本来对音乐没有什么爱好,在他的教授下,渐渐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格外爱上音乐课。以后我当了中学教师,发现非中等师范毕业的教师鲜有识简谱者,我不是中师毕业,可我识简谱,甚至我还作过曲,带过宣传队,这些能力都是当年杜老师教会我的。

杜老师不但教会了我们唱歌识谱,还以音乐家的故事教导我们怎样立志,怎样发奋。他讲贝多芬,讲莫扎特,讲柴柯夫斯基和巴赫,尤其他讲冼星海只身去法国考巴黎音乐学院的故事我印象特深。冼星海站在阁楼里身子探出天窗练小提琴的琴声好像一直响在我的耳畔;考取音乐学院老师问他缺什么,他说“缺饭票”,这真实的笑话至今记得。今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播放《冼星海》电视连续剧,那情节跟杜老师当年给我们讲的完全一样。还有个“一样”:当年杜老师给我们看过冼星海的照片,我老觉得杜老师跟冼星海一个模样,都是胖胖的长脸型,几十年了,我老把杜老师跟冼星海两个人的形象混在一起。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我觉得演员马晓伟演得很好,但只神似而不形似,一边看着我一边想:冼星海让我初中时的杜老师演就好了。

汪振邦老师的游戏人生

我们的第二任班主任是汪振邦老师,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到初中毕业,都是汪老师执掌我们这个班。

汪老师四十左右岁年纪,高个儿,宽阔的额头,长脸孔,每天刮一次的下巴在白皙的面皮上显得青森森的,衣着讲究,边幅整饰,很有风度。

汪老师是某法律大学毕业,旧社会作法律工作,听说他曾审过陈独秀。单凭这一传闻,就令我们对他肃然起敬了。他是上海人,以一种南方味很浓的普通话教我们语文课。他虽不是科班出身的语文老师,但由于他学养深厚,知识丰富,课教得还是不错的。我本来对语文就有兴趣,是他把我进一步调教成一个文学爱好者了,以后我当了语文教师,与汪老师是不无关系的。

我们分院第二重小院的西厢屋,那就是我们汪老师的宿舍。和他同住一室的是位姓赵的老师,赵老师家是本地乡下,到了星期六就骑自行车回家,那小厢屋就光剩下汪老师自己了。他的家属在上海,儿子留苏回来在西安工作,他只身在山东。这种条件,就使他犯了生活作风错误。他本来就历史复杂,再加上这问题,于是他就成了1955年“审干”时的被审对象。“审干”结束,他被“发配”到昌潍地区东部边陲平度县且又是平度的东部边陲平度二中继续当老师。以后我也到平度当中学教师,“文革”后期在平度城举行全县高中语文观摩课,是在一个礼堂里,我走进去,向坐在排椅上的一片人一望,老远就看见汪老师坐在那里,我赶忙过去与他说话,“执弟子之礼甚恭”,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以后听说他退休时给他把户口关系办到西安去了,应该说平度对我老师还是不错的。

郭京玉老师的绝活

但凡母校老同学在一起回忆当年的老师,总要怀念起我们的郭京玉老师。郭老师教我们时,就已经是一位五十余岁的老教师了。人虽有了年纪,却极精神,而且和蔼可亲,同学们见了他,就有种如见自家老人的感觉。他人不高,脸色白白的,慈眉善目上架一副平、近两用的眼镜,走起来总是踽踽而行。

同学们对郭老师印象深,倒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上课时有一手绝活。

郭老师任地理课。初中学的是自然地理,主要是学政区都市、山川地形、物产矿藏等等,每节课都需要照着地图讲。郭老师上课一般不带地图,他走上讲台,什么也不说,第一件事就是在黑板上画地图。他画中国地图,不是一般人那种画法,他先画河北省,再画山东、山西,一个省区一个省区地往上对,像小学生玩地图拼图板一样,一步步拼成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雄鸡形的中国版图看上去不差毫分。省区画完整了,再用蓝粉笔画上长江与黄河,也是准确无误。这过程不过两分钟,一瞬间黑板上便有了一幅标准的中国地图,然后他开讲,讲到什么就用彩色粉笔随手往上添什么,清晰而醒目。他这快速拼图的功夫,同学们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真可说是郭老师的一手绝活。一个老师上课,一般没有什么绝活,譬如有的数学老师在黑板上画圆不用圆规,一笔就能画出一个很圆的圆,也算一绝,但与郭京玉老师拼地图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所以凡受教于他的学生,终生忘不了这位有一手绝活的郭老师。

郭老师上课还有个特点让人难忘:他讲起课来总把目光低下去,几乎不看学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从年轻时教女子中学教的,他在那么些女子目光的攒射中羞得抬不起眼来,日久天长,形成了他这低眉顺目的特点,以后不教女子中学了,也改不过来了。也有人说是因为郭老师的眼镜是两用的,他多半要用镜片下部那块弧形的地方,所以才这样目光向下。我对此说表示怀疑,照他老低目的特点说,那眼镜不就是一用的了,还两用什么?若照前者的解释,可以看到郭老师中学执教历时之久,又可窥见他的为人。

画家老师侯卓如

教我们美术的侯卓如老师,是个瘦干老头儿,有点像演过《渡江侦察记》的演员陈述。他经常拿我画的作业当范例,调动起了我对美术的浓厚兴趣,以至这兴趣变成了我的终生爱好。据说侯老师是一位正而八经的画家,擅花鸟虫草,不过我从未见过他的作品,也未见他在课堂上展示他之所长,也许是因为美术课按要求只能教学生些透视知识,练习些素描、铅笔淡彩及图案设计之类,不教国画的缘故。

你别说,侯老师教我的绘画基础知识,对我来说还真派上了用场。“文革”前我所任教的学校,突然没了美术老师,而这门课不开又不行,教导主任看我能画画黑板报插图什么的,就动员我兼一下美术课。当时这门课一无教材,二无参考书,连教学大纲也没有。我直推辞,没推得了,就被当鸭子赶上了架。这时,侯老师教我的知识发挥作用了,我也给学生讲起了“透视”、“视平线”、“三原色”等等,也学着侯老师的样摆个杯子篮球什么的教他们写起生来。

改了行的刘士献老师

刘士献老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他除教我们课本知识外,还喜欢教我们一些生活常识,诸如怎样刷牙、如何保护眼睛等等,很受学生欢迎。以后不知什么原因他离开了一中,不知哪里去了。有一天我顺着和平路往火车站走,快到火车站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西旁有一个算命摊,一位卖卜者坐在摊后,脸前守着“八卦图”之类卜具。我朝那人一看,大吃一惊,那不是我们的刘老师吗!刘老师一只耳朵缺了一块儿,外号叫“没耳朵”,好认,我一看那耳朵,就知定然是他了。这时我已到了他跟前,一声“刘老师”差一点脱口而出,急忙打住,心想:他干这种职业,一定是怕见自己的学生的,我要叫他老师,他一定会不好意思。我于是把脸转向别处,快步走过去了。幸好他教生物,教的班数多,未必认得我这个学生。

先后负责团的工作的高丽娟、张虹、庄会凤老师

因我当团干部和先后负责团的工作的三位老师接触多,他们对我的影响和帮助都很大,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高丽娟老师,我入初中被选为团总支委员的时候,是她负责团的工作。她中等个儿,腰板微有点不是很直,一副极慈祥的面孔,说话声不大,特别亲切。我刚在这么大的学校里当团干部,有点胆虚,工作起来也不怎么得要领,是高老师耐心的鼓励和指导,我才放开了手脚。前边说过,她先生是团地委的少儿学生部部长王培江同志,曾到我们班“蹲点”帮我总结那份到地区团的工作会议上发言的材料。团地委怎么会知道我们班团支部,知道我?还不是高老师反映上去的?

大约是初二时,张虹老师来了。张老师很年轻,就和高年级那些同学差不多。他个儿不高,脸白白的,一笑,嘴里一颗白色的义齿若隐若现。他刚来不久,就写了一份团委年度工作计划,还附着一张纸,上面列着我们这些团委委员的名字,传着看,谁看了谁就在自己名字后面打个勾儿,都看过了,再开团委会讨论通过。——这一切,包括制定计划本身,我们觉得前所未有的新鲜。

计划的内容是一点印象没有了,留有印象的倒是张老师那笔字。字很小,很清秀,细看,差不多每一个字都笔划不全,却又每一个字都认识。字如其人,说不出原因,总觉得他这个人和他的字是同一风格。

我初中还没毕业,张老师就考到山师上学去了。到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还从山师给我寄来过他编印的小报,上边净是帮助党整风的内容。不久,就听说他打成了“右派”。

张虹老师走后,来了个庄会凤老师主持团委工作。这庄老师从潍北的乡下调来,带来了一股“土味”,和前两任老师风格迥然不同,我们这些委员对他很不适应,暗地里有点瞧他不起。他一直干到我高中毕业以后,不知是他变了,还是我们慢慢适应于他了,以后倒也觉得不错。

“母城”给我的熏陶

把自己曾就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这很好,但是,自己曾生活过的城市为什么不能称为“母城”呢?当然,一般地住过几年是不能有这称谓的,像潍坊之于我,那就不是一般地住过几年的地方,而是在我十几二十来岁可塑性最强的时段在那里生活学习了六年的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民俗风情、有形的和无形的一切,无时不在浸染着熏陶着自己,潜移默化中熔铸成了自己的志趣、爱好,乃至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等。这样的一座城市,不也有如母亲吗?不知别的同学如何,我反正在心理上,在感情上,是一直把潍坊当作是自己的“母城”的,虽然词典上没有这个词汇,但我心里有。

我到潍坊上学的时候,潍坊还是座只有一二十万人口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小城,但却又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昌盛、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古州名城。有清以来山东仅有六名状元,潍县城一条胡同就出了两名。明崇祯间著名学者、篆刻家周亮工曾知潍县,清康熙间鼎鼎大名的郑板桥任潍县知县达七年之久。潍坊周围县邑更有欧阳修、范仲淹、苏轼、李清照等留下过政绩、足迹。潍县城及郊县出的文化名人同样璨若群星。且不说古代的晏婴、郑玄、徐干、管宁、王猛、贾思勰、张择端、冯维敏、刘墉、陈介祺,单近现代就有王统照、郭味蕖、于希宁等大作家、大画家。这样一些杰出人物,他们影响一地,教化一方,在潍坊这方土地上逐渐积聚成深厚的文化氛围,文学艺术的浓厚空气氤氲于这座城市。

潍坊地处交通要冲,是物资集散之地,自古经济发展,是一座著名的手工业名城,以“二百支红炉、三千砸铜匠、九千绣花女、十万织布机”而闻名省内外。郑板桥有诗曰:“若论五都兼百货,自然潍县甲青齐”。当时有“南苏州,北潍县”之称。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在雄厚经济基础上开出的文化之花格外艳丽,何况潍县的许多手工业产品本身就是艺术品。杨家埠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年画齐名,并称全国三大木版年画。潍坊是全国四大风筝产地之一,早已有世界风筝都之誉。还有,潍坊独有的嵌银工艺品用发丝细的银线在漆器上作画,仿古铜器让夏商周三代的艺术复活,不足方寸却意趣万千的铸铜印、桃核雕,体现着民间艺术朴拙美的布老虎、泥娃娃……

我中学时代就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就如只会爬行的“知了鬼儿”沐着湿润的朝晖变成能唱会飞的蝉一样,我浸染着“母城”浓郁的艺术雰霭由少年变成了青年,直到老年还能从身上寻到当年所受浸润的痕迹,譬如我对京剧的爱好,再譬如我对美术的浓厚兴趣,等等。

“母城”的京剧气氛把我熏染成了京剧爱好者

潍县城人爱看京剧、会看京剧、喜欢谈论京剧,整座城市弥漫着浓厚的京剧气氛。1948年4月27日潍县城解放,5月10日,仅过了13天,硝烟还没有散尽,永乐戏院就锣鼓喧天,人们的耳中还鸣响着炮弹的炸裂声,惊魂未定,就坐在戏院子里欣赏京剧了,可见潍县人对京剧痴迷到了什么程度。说潍坊人“会看戏”,是说潍坊的京剧观众是会“看门道”的“内行”,演得好,能看出好,掌声叫好声从不吝啬;但又极为挑剔,演得稍有瑕疵,立即送上“倒好”,从不客气。据说有一名气不小的“角儿”来潍城演《乌龙院》,宋江上楼走了八步,杀了阎婆惜下楼走了七步,少走了一步,立时一片“倒好”声,那“角儿”第二天就卷铺盖走了人。

正因为潍县人是懂行的水平极高的京剧鉴赏者,所以全国的名角都愿到潍坊一试身手。据说当时的名角除梅兰芳外,其他都来潍坊演出过,抗战初期裘盛戎还曾困在潍县城,演出达数月之久。每当来了名角,在城里大十字口墙上都要贴上大红报子,一张对联纸一个擘窠大字,字比人都高,其视觉冲击力和角色的诱惑力极强。当时我们这些“马路学生”每天要从那里走几个来回,老远就能看见那些大字,所以我当时说起京剧名角的名字真可说如数家珍,再加上一路看那些戏报子,也知道了许许多多戏名。不过,也就仅止记住些角名戏名而已,至于看这些名角的戏,说来惭愧,穷学生买不起戏票,倒没有看多少。

记得这一年一个“明来京剧团”来了。街上贴的报子是“南北驰名余派老生徐东明”、“梅兰芳弟子著名青衣兼演花衫徐东来”。当时上点档次的剧团来潍坊演出,一般都要租用我们校本部前面的“新华影剧院”做演出场所。我们的图书馆文庙大成殿有前门与戏院相通。一天,我到图书馆借书,见大殿供学生阅览的地方把桌子拉开,那个剧团的人借学校的地方正在那里走场排戏。一个个子不算很高,留着短发的中年妇女在指指点点,这就是名角女老生徐东明。另一个细高挑漂亮女子在走场,这就是梅兰芳的女弟子徐东来。她们姊妹俩领着这剧团,所以才以“明来”命名。以后知道,她们曾在“内蒙古京剧团”,后来进了北京,又称“新华京剧团”,不知这时为什么改叫这名字。

见了这名角本人了,实在想看看她们演的戏,但票价不菲,看不起,只好算了。一天晚上我到校本部开团委会,散了会往回走,经过影剧院大门前,正巧赶上散戏,大门洞开,有的观众已往外走开了,这时把门的已不站在门两旁。我一看有机可乘,就逆着观众钻了进去。那天唱的是《柳荫记》,徐东来饰祝英台,她的丈夫有名的小生管韵华饰梁山伯。我钻进去时正演“化蝶”,梁祝在翩翩起舞,大幕拉上,戏戛然而止。接着是谢幕,饰梁父的徐东明也见到了。虽然只看了个戏尾,却也算看了名角的戏了。

我私下叫这种看戏法为“看戏屁股”。到了初三我们迁校到东关东门外后,看戏屁股的机会多了。我们是1954年秋搬到新校的,1954年拓宽和平路,把在南坝崖的“大同戏院”拆除了,于东关大街(当时叫叶挺街,现在的东风大街之一段)东首路北建起新戏院子,易名为“人民剧院”。我们当时在新校上课,每晚下了晚自习后要经过叶挺街到城里的郭宅街的宿舍住宿,正从人民剧院门前过,而且走到那里正是散戏的时候。晚上回宿舍是不排队走的,比较自由,我就利用这种自由多次去看“戏屁股”。

但“屁股”毕竟不是全身,看“屁股”更调动起了我要看“全身”的欲望。我下决心要看一个名角的演出。决心下了以后,我吃饭更节约了。当时的菜有一角一份的,有五分一份的,最便宜的三分钱。要是不吃菜吃咸菜,只一分钱就够了。那段时间我大部分是吃咸菜,有时吃菜,也只吃三分的。终于腰里有块儿八毛的闲钱了,我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时机终于来了,全国四大须生奚派创始人奚啸伯来人民剧院演出了。街上贴着报子,橱窗里挂着他的剧照,实在诱人。那天,我义无反顾地花8角钱买了一张二十多排的票。最贵的票我忘了是三元还是五元了,我买的是倒数第二档的,幸亏我当时还是1.5的眼,人看着小点,却能看清。

那天唱的戏是《将相和》,奚啸伯饰蔺相如,那个饰廉颇的好像是景庆荣。以后我看到介绍奚啸伯的文章,说他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在历史、文学、书法诸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腹有诗书气自华,表演气质脱俗,清新典雅,文静深沉,唱腔委婉细腻,韵味醇厚,有“洞箫之美”。而他开创的“奚派”,总的艺术风格是“委婉细腻,清新雅致”。这么些特点,我那时当然说不上来,今天对照文章上说的,再回想当年的看戏的印象,觉得的确是那么回事。

过了一两天,课外活动时间,奚啸伯领着他剧团的人来我们学校与我们教职工篮球队赛球来了。奚是1910年出生,那年45岁,他一身运动服上了场。他这年纪唱戏是正当年,打球就不行了,只打了一会儿就下来了。他那些队员却都是跟头一翻老高的小伙子,我校球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到跟前看了看这位名角,见他脸色黑黑的,面皮还有点高洼不平,全没有在舞台上那么清秀俊逸。

当时潍坊有条很繁华的商业小街叫“坝崖”,出了城里东门,顺“若飞桥”西头向南倾斜的路向下走,就来到了这条小街上。街西侧紧临高大的城墙,倚城而建的是一溜店铺,南头稍宽的地方是“大同戏院”;街东侧是临河而建一个挨一个的门头。我在城里上学时,每次回家都要经过这街,到新校后回家若走西路也得走这里。在我印象中,这条街好像不卖别的,光卖与唱戏有关的东西。好多橱窗里张挂着蟒袍玉带、凤冠霞帔,金线银丝,闪闪发光。有的挂着各种髯口:张飞戴的黑扎、蒋干戴的吊搭、窦尔敦戴的红髯、孙权戴的紫髯,各种样式、各种颜色都有。有的橱窗摆放着刀、枪、剑、戟,斧、锤、鞭、锏,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有。有的店铺则专卖文场武场各种乐器,京胡、二胡、月琴、中阮,锣、鼓、铙、钹,件件不少。我每次走到那里,都要在橱窗前驻足观看,我看到的不是挂在那里摆在那里的东西,而是穿戴着这些东西的舞台上的人物,耳朵里响着那些乐器,像坐在戏院子里看戏似的。

有一个店铺专卖京剧唱片,门口摆着那种有个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在奚啸伯来潍坊唱戏的那几天,我走到那里,留声机里正在放奚啸伯的一个段子。那几个喝着茶水抽着烟斗的老者坐在那里以手击节摇头晃脑地听着。

“你听听!这口儿二黄原板和夜来后晌奚老板唱的一个味。”

“不如他唱的那段西皮慢三眼,听着真过瘾!”

“今后晌是《白帝城》,那可是奚啸伯的拿手!”

这么些年了,这些“道听途说”的话不可能记得这样清楚,大意是这样。“夜来后晌”是家乡土话,“夜来”指昨天,“后晌”是晚上的意思。

潍坊最早的戏院子是1929年建起的“永乐戏院”,在东关的下河街上,1953年因院子早过了保险期成了危房而拆掉到南关建了“和平剧院”,随后又在东关叶挺街南紧靠城墙的地方支起了一座简易剧院,也以“永乐”名之。这剧院不光简易,而且十分简陋,屋顶片瓦无有,是以苇席覆顶,大家都叫它“席棚子剧院”。正因为简陋,所以租金低,一般的剧团愿在里面演出,倒也好戏连台。租金低,剧团档次低,票价也就低,正是我这穷学生过戏瘾的好去处。记得我曾在里面看过潍坊“底包”名角徐韵声的戏,徐是位女老生,眼微有点斜,都叫她“斜眼生”,扮相、唱功都不错。另外还看过青岛、烟台、莱阳的戏,什么角什么戏都忘了,倒是在席棚子里面看的一场并非京剧的演出,至今印象清晰。

有一天齐国恩说,有个“北京实验话剧团”在“席棚子”里演出曹禺的三个名剧《雷雨》、《日出》、《北京人》,话剧是世界通行的戏剧形式,咱得去看看。于是我们几个人就去了。看的是《日出》,那上海永安大厦逼真的布景,那陈白露的精彩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那演员名字忘了,倒是从戏报子上知道有个演员叫“王刚”,不知道是不是当今在影视圈里大红大紫的那个王刚。

我们去买门票的时候,老齐说:不用买贵票就有好座,我还不信,入场后一看,全场子里就二三百人,一小撮都集中在甲等座的位置上。我们花两毛钱买的最差的票,却坐在了最好的位子上。这么点人聚在前排,偌大一个场子显得冷冷清清,可演员演起来还是一丝不苟,很卖力的,我们这些捏着差票坐好座的人,心里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这次看演出我有两个第一、一点感慨:第一次看话剧、第一次接触曹禺的作品。一点感慨是,潍坊人光认得京戏,名角来了不用说,就是县级京剧团来了,戏院子里也是座无虚席,而这么好的话剧、这么好的剧团、这么好的剧目、这么便宜的票价,还是看的人了了无几。钟爱传统艺术无可厚非,而且是一种文化档次高的表现,可一到了只认京剧别的一概排斥的

程度,就未必不是一种阿Q式的偏执了。

说当年潍坊的京剧盛况,一个没看几场戏的穷学生当然说不出多少史实史料,我只是说我初中时对潍坊京剧氛围的感受,说那几年“母城”潍坊是如何把我熏陶成了一个京剧爱好者。爱好是有了,但以后这种爱好就进入了“潜伏期”,再无法给这种爱好寻找到落脚地了。进入高中,新校建起了宿舍,再不用下了晚自习到郭宅街住宿了,就很少进城,再不能每天看到戏报,连看“戏屁股”的机会也没有了,兴趣就渐趋淡化。以后到外面上了几年学,也没有接触京剧的机会。参加工作之后,先是在乡下近20年,后进一座县城工作,更远离了京剧的环境。幸好,文革期间兴起了京剧“样板戏”,我这才让自己的爱好借尸还魂式地有了个释放口。《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中的大小唱段我差不多都会唱,我还指导学生宣传队排过“赴宴斗鸠山”“小常宝痛诉家仇”、“盼水妈盼水”等片断,学校晚会上我还登台清唱过《海港》、《沙家浜》上的一些段子。样板戏虽是京剧,但始终觉得不地道,对我的兴趣来说,聊胜于无罢了。改革开放后,在县城里倒是看过李丽芳的《法门寺》、迟小秋的《锁麟囊》,算是看到了正经的京剧,也算看到了名角,着实滋润了一下我久渴的兴趣。但像给小孩子吃好东西又只给一点点一样,没把“馋虫”打下去,反而把“馋虫”勾出来了,以后就任凭这虫子抓挠自己,再没有把它打下去的机会了。直到退休以后来北京,才有机会在长安大戏院里看了于魁智、邓沫伟、杨赤的《打金砖》,孟广禄、赵葆秀的《遇皇后》,李胜素、郑岩的《女起解》,谭孝曾、闫桂祥、谭正岩的《四郎探母》,这才差强人意地使当年在“母城”培养起的京剧爱好有了一点着落。

“母城”把我熏陶成了美术爱好者

潍坊自古以来书画气氛就非常浓厚,是个出产书画家养育书画家的地方。

书画的爱好,一方面来自母校给我的教育,一方面也来自“母城”对我的熏陶。

前边说过,我们的美术老师侯卓如先生是位画家。画家可以是美术老师,但美术老师并不一定是画家,而且绝大多数不是画家。画家自有画家的素养,画家的风范。我们学校美术氛围浓厚,与有位画家老师是绝对有关系的。而我直接受教于一位画家,形成美术爱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初中生还具备一些儿童的心理。一是“老师崇拜效应”,对哪位老师崇拜,就格外爱学他教的课;二是“爱好与进步的互动循环”,因为画了一张好一点的画受到老师表扬,就对画画更加爱好了;因为兴趣更浓,就会画出更好的画来——这就是个循环,一个良性循环。我就在这循环中对画画兴趣愈来愈浓,画也就画得越来越好了。记得在一次学校举行的画展上,我画的水彩画《苏联姑娘》得了二等奖。那时我正借了苏联小说《海鸥》来读,那书封面上画着一个苏联女子,色彩协调,形象可爱,我就随手画了下来。征集展品了,来不及现画,就把它交上去了,没想到居然得了奖。记得当时我还画过斯大林抱着个扎蝴蝶结的小女孩的那张画,也是临摹。当时都是临摹,还达不到搞创作的水平。

学校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学校浓厚的美术气氛与整个城市的美术氛围是分不开的。好像“母城”比母校给我的美术熏陶更重一些。当时虽还没有展览馆,可经常在多处地方举行书画展,我是只要有机会看展是绝不错过的。记得在邓发街东段路南我看过一个美展,至今还留在记忆里的是潍坊老画家徐培基的国画《云门献寿》,把青州云门山画得很有气势,过了多少年去青州看云门山的时候,还想起当年看的徐培基那幅画,在实景与艺术作品的结合中更好地领略了那山的美。徐培基是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的高才生,是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一位画家。他的儿子徐金堤和我是一时的同学,不过他在二中就读。有一次我到二中去玩,见他正在作画,当时就知道他是要继承其父衣钵的未来画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应朋友之邀去编一本名《齐鲁英才》的画报,其中有一篇介绍徐金堤的专稿,收有他的三四幅山水画作,那画已有相当的水平,那稿子也说他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山水画家。我一边编着那稿,一边回想着当年见他画画的情景以及他父亲那幅《云门献寿》,有种阔别多年重又见面的感觉。近在老同学葛伟堂家叙旧,谈起徐氏画家父子,葛拿出徐金堤给他画的山水画,我俩展玩良久,面对旧人旧物,给忆旧的话题平添了许多兴味。

我还在一个画展上观赏过郭兰村的《水浒一百单八将绣像》。郭兰村也是潍坊的一位很有知名度的老画家。

记得是在博古街南首城里南门那地方,我看过一个画展,在那批展品中我看到了潍坊画家郭味蕖和于希宁的作品。郭味蕖时任中央美术学院花鸟系主任,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大画家。以后我买了一本《郭味蕖画集》,当年看的展品都收在画集里,的确是一些花鸟精品。那画集中还有一些画小麦谷子、铁锨粪杈一类东西的作品,那是文革期间把大画家撵来老家逼他学习工农留下的作品。于希宁是山东美院的教授,也是国家水平的大画家。他的代表作有《咬住青山不放松》,画一棵老松树,虬枝盘扭,苍翠遒劲,树根如扭曲的蟠龙,倔强地抓住山岩,伟岸地挺立在山巅上,画面与画题作到了巧妙的结合,有一种看一眼终生不忘的效果。

在这种美术气氛中,我渐渐成了个画迷,爱看画,也爱画画,居然在我们同学中还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在母校的教学资料档案中,我估计至今还能找到我的一幅画。

你道是何作品?说来可笑,是幅画不错,却不是什么美术作品,而是一幅生物教学挂图。当时还在分院里上课。一天,班主任老师叫我课外活动时间到前院西厢老师办公室去一趟,说动物老师找我有事。我们那时不叫“生物”课,叫“动物”、“植物”课,教“植物”课的老师我们称作“植物老师”,这还好听点;教“动物”的称“动物老师”,太难听了,可也没有别的叫法。我去了,见“动物老师”在那里等我。不是前面说到的刘士献老师,刘老师改行算卦去了,这位老师大概是姓李,教我们初十二级,但不给我们班上课。原来这位老师是叫我画一幅动物教学挂图。他大概是问了班主任们,谁班里有画画画得好的,结果找到了我。

李老师从一本书上翻出来一幅河蚌内部结构图,叫我照着画在一张对开的大板纸上。“蚌”就是“鹬蚌相争”的“蚌”,别看那东西外壳硬硬的,却是“软体动物”,蚌壳里边是它的柔软的身体,有肉足、外套、鳃等器官。记得我用淡粉加一点豆青把各部分画得准确而又有点质感,自己看了,觉得尚可。李老师给我布置了任务,就出去了,到第二节课外活动刚上一会儿,老师回来,一看我画完了,说:

“这么快啊!”他端详了一下,又说,“不错!等写上名字。”

我急忙说:“不用写名字!不用……”

老师一愣,接着脸上显出一点尴尬的颜色,无语。

我话刚出口,顿悟,更是大尴其尬,无语。

原来老师是说要写上各个部位的名字,我领会成要写上画此画者的名字了。

彼此也没有解释,我就说了声“老师再见”,匆匆走了。

那画我们动物课上用过,无人知是我画的。

前面说过,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居然还兼任过美术课,这得益于当年在母校、“母城”受到的美术熏陶是很明显的。有“书画同源”这种说法,书法和绘画是不分家的,但在初中时主要是培养起了画画的兴趣,对书法还没形成爱好。参加工作后,才由对美术的爱好派生出了对书法的兴趣,以至超过了对美术的兴趣。到文革时期,我的书画爱好派上了用场,写了许多“语录板”,办了不少展览。文革后,又由书法派生出了对篆刻的爱好,为许多书画界的朋友刻过章……现在想,这一切,都是在潍坊上学时受的熏陶为我打下了这方面的底子。

迁 校

记不清是1953年秋还是1954年春,我们的学校从城里迁到东关东门外现在的校址去了。当时我正上初二,从一个学生角度亲历了迁校的过程,那情景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至今十分清晰。

蚂蚁搬家

城里大街——邓发街,东关大街——叶挺街,连接两城的白浪河大桥——若飞桥,整个这一线满是抬着桌子凳子缓缓前行的学生。大街两旁站满了驻足的行人,街两旁楼房的窗口上也挤满了脑袋,都在观看这道从未见过的流动的风景线。你一定见过口衔蚁卵或食物排成一线奔向蚁穴的蚂蚁吧,我们就是那样的蚂蚁,如果当时有人从高处拍下照片,那照片就可以命名为《蚂蚁大搬家图》了。

迁校的时候,别的校产用汽车拉到新校,课桌凳一是太多,拉不胜拉;二是装装卸卸费工费时,耽误学生上课。于是学校想出一法:让学生自己抬自己的课桌凳,这样连人加物就毕其功于一役地到新校了。幸亏当时我们不像现在的学生人人桌子上有一座书山,那时除了几本课本,几个作业本,再就没有多少东西了。有限的那点东西往桌洞里一塞,两个凳子往桌面上一放,同桌二人一前一后,轻轻松松就抬去了。到了新校,往自己分到的新教室里按在老校自己的位置一放,立时就可开始上课,十分便捷省事。而且,我们还体验了那种抬桌游行赢得路人观瞻的乐趣,所以那情景至今不忘。

坟场里的校舍

到了新校一看,满眼是一种见所未见的异样景象:一座大办公室和几排教室,摆放在一片坟场上,屋与屋之间,是一座座坟墓,有的已经掘墓扬尸,在坟坑里可见朽烂的棺材板子;有的还是土馒头,坟头上晃动着丛丛衰草。大办公室后的理化实验室,刚掘开了地槽,那地基的东头正落在一座特大的“抱砂坟”上,三宫三合土卷棚雕花大坟十分坚固,无法挖去,就以那坟做了墙基盖上了实验室。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在里面做实验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下面正有几个死灵魂在窥视着你的实验吧!

直到一年之后,校院里才不见了坟墓的痕迹。这片坟场规模相当大,一年后我们的宿舍盖起来了,我班同学住最北边的一排。当时学校还没有围墙,我们宿舍后边几米外就是坟茔。一天,我们正在宿舍里,忽然听到后窗外响起了女人的哭声。我们开窗向外一看,见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中年妇女坐在一座坟前,地上摆着几样祭品,刚焚化的纸钱还在冒着青烟,那妇女以手拍着坟土在拉着长声哭号。谁听过我们家乡旧时的妇女哭自己的男人吗?那简直是一首凄婉的乐曲,曲调婉转而悠扬,极富音乐感。那唱词也已程式化了,一般是以“我的天来——”开头,下边缕数男人撇她而去是多么狠心、留下孤儿寡母日子是多么艰难等等。不知道采风者注意过这种“哭歌”了没有,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音乐矿藏,属于“原声态唱法”之一种。

窗口上听哭的同学越来越多,边听边毫无同情心地笑论着。那妇女背对着我们,又沉浸于哀痛中不能自拔,所以对我们饶有趣味的“观哭活动”毫无察觉,兀自歌哭不已。

“老庞,快拿你的二胡给她伴奏着!”

有同学突发奇想,对善拉二胡的庞洪科说。

老庞可能是要显示一下他的即兴伴奏才能,还真就从墙上摘下了二胡,坐在窗台上,刚“转轴拨弦三两声”,那妇女听到了异样的声音受到了惊动,回头望了我们一眼,擦了擦眼泪,扬长去了。

手拿碗儿敲起来

当时流行一首民歌:“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我们刚搬到新校的时候,就经常“手拿碟儿敲起来”,不过我们手拿的是“碗儿”而不是“碟儿”。

那时,人是到了新校了,一切生活设施,包括伙房,都还在城里老地方。早晨,我们从城里郭宅街宿舍跑步来到新校上早自习。下早自习吃早饭,那饭要在城里大十字口伙房做好,由工人师傅用小推车推来。那时,城里、东关大街都是土路,尤其是从东关东门到新校那一里多路是刚开的土路,天好还好,要是碰到下雨下雪,路上泥泞不堪,车轮陷在泥窝里,可说寸步难行。有时天东南晌了,早饭还没来到。我们那个年纪,正是消化能力特强的时候,容易害饿。一下早自习,就拿着碗筷来到在建的实验室前那片空地上,小车推来了,就在那里分饭。手拿碗筷的饥者站在那里,翘首以待,目光都攒射在由校门通向东关东门的路上,一旦望见小车的车队,立时会爆发出一片“乌拉”声。有时小车迟迟不出现,饥肠辘辘的人们就穷极无聊地以筷击碗,手拿碗儿敲起来。那时刚看了一块有这一民歌的电影,有的同学一边敲着,一边就唱起这歌来,越敲越唱肚里越饿。

“别敲啦!”

一天,我们正伴着饥肠的咕咕叫声起劲地敲着,突然听到一声断喝,叮当之声戛然而止。大家回头一望,见黄道源校长站在实验室挖地槽挖出的土堆上,用恼怒又带有体谅的目光扫视着大家。黄校长以列宁向大家讲“面包会有的”那样的口吻讲:

“你们饿得慌我知道,你们没看到后面的伙房正在加紧盖吗?同学们再忍耐几天,好吗?”

“好!”

大家齐声回答。黄道源校长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举止儒雅,待人亲和,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和很高的领导能力,在师生中有崇高的威望。自打这以后,我们再不敲碗了,小车来得再晚,我们也待在教室里忍着饥饿。不久,我们的新伙房就盖好启用了,从此,那“难忍饥肠手敲碗,翘首齐望小车来”就成为校史中一段十分特殊的插曲了。

“远看像仓库,近看像监狱”

到我1955年初中毕业前,新校的一切校舍设施就都齐备了。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当年的学校了。

很简单的一座校门朝南,进校门是一条宽阔的甬路,把校园分成东西两半。西半,前边是四排教室,教室后面是两排教师寝室,最后是两排学生宿舍。东半,最前边是大办公室,其后是理化实验室,实验室后边是操场,操场的北面是伙房。到我1958年高中毕业时,校舍的基本格局就是这样。东边的大操场,是我高中毕业后才开辟的,操场后的家属楼,盖得更晚一些。去年我回了趟母校,见我当年就读的学校全变了样,据老同学说,现在只有一棵树是当年的旧物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迎来了教育大发展的时候,各县市都盖起了一批新学校,而校舍所使用的图纸,都是从苏联剥来的样子。都有那么一个特大的大办室,我的母校潍坊一中,我所工作的平度四中、一中,还有到过的几处中学,都有那么一个庞然大物。1957年鸣放时,平度一中有一位老师看不惯那又难看又不实用的大家伙,作了一首打油诗,诗曰:

远看像仓库,近看像监狱。

中间是走廊,南北差五度。

这首诗后两句记得不确了,前两句的确出自那位老师之口,其实,不用后两句了,只前两句,就足能使他倒霉二十年了。当时有辨别“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一条是“反苏”,凡有对苏联不礼貌的言论,都要判定为“毒草”,都要划为“右派分子”。这大办公室是根据苏联图纸盖的,你说它又是像仓厍,又是像监狱的,那还不是反苏?反苏还不得打成“右派”?

母校的大办公室略有不同,“中间是走廊”,但走廊没有通到西屋山,最西头是一间大屋,有向北开的门,门上挂块牌,上写“准备室”三字。里边有面盆、毛巾、肥皂等物,老师下了课可以洗掉手上的粉笔末,书架上有工具书,供老师们查阅,有坐具供老师们课间休息。以后再没见过哪所学校有这样体现着对老师们人性关怀的“准备室”,如果这也是学苏联学来的,这倒是学对了。

但学苏联建的那教室,却是学错了。我在母校新校四年,我们用的教室都是北面几乎没有墙,全是窗,而南面几乎没有窗只在高处有几个小窗,据说这是为了采光柔和,其实这很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到文革后我去母校,发现那些小窗都变成了大窗,不知哪年,用锯顺着小窗割下来,像给一个畸形人动了整容大手术一样,变得正常了。

我的母校当年的样子大体就是这样,以后随着学校的发展,陆续把当年的那些“新校舍”拆掉,换成一片大楼了,只有当年那棵树在孤零零地代表着昔日面貌。

新近听说,母校又在潍坊市东郊盖了更加宽敞漂亮的校舍,并已迁校到那里。我记忆中的母校已经易主,那承载着我太多太多美好记忆的我所说的“新校”,已经成为母校发展史上的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

(2006年2月 于北京万科星园)

(编者按:本网刊发时略有删节,特向作者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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